目录

概论

廊坊文化名人谈

 

古代文化名人       1

西汉“韩诗学”的开创者·韩婴       2

西晋文坛领袖·张华    5

南北朝梁代湘州刺史·张缵       10

盛唐诗人文安县尉·王之涣       14

大事不糊涂的北宋贤相·吕端    17

北宋嘉佑年间文安主簿·苏洵    26

元初名儒“南国苏武” ·郝经  29

明代的边塞诗人·苏志皋    35

皇明正德辛巳科状元·杨维聪    40

明嘉靖朝文武兼备两京尚书·王遴    45

清代康熙年间的三河知县·彭鹏       50

清代康雍年间济世奇才·陈仪    54

清代编撰《唐诗三百首》的大城知县·孙洙    60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       62

清末诗书大家·杨靖    66

清末民初北方昆弋名角·郭蓬莱       69

 

近代文化名人       72

南开“校父”·严修     73

通臂太极第一人·张策       80

河北梆子一代名伶·大吉高       83

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学家·高步瀛    87

白派京韵大鼓创始人·白云鹏    93

清末民初画坛“盖京南”·崔子彬     98

民国年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邓毓怡    101

河北梆子元派宗师·魏连升       105

民国年间京东名儒·李广秀       111

燕北大侠·修剑痴       114

文武兼修的国术大师·阎道生    119

名震大江南北的“活包公”·李桂春  124

京剧大师一代名净·郝寿臣       129

精彩与寂聊参半的菊坛名伶·李兰亭       134

明史研究专家·张鸿翔       140

享誉菊坛“芙蓉草”·赵桐珊     143

 

现代文化名人       147

金嗓歌王·骆玉笙       148

名震菊坛的一代猴王·小盛春    152

将军书法家·孙毅       157

从文化人到革命家·张采真       163

中国抗战文艺的时代歌手·塞克       168

工笔重彩人物国画大师·刘凌沧       173

一代国学大师·张中行       180

曾经的话剧皇后·叶子       186

玉雕工艺大师·潘秉衡       190

现代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       193

现代著名京剧武生名家·张云溪       199

鲜派评剧创始人·鲜灵霞    204

快板书艺术名家·高凤山    209

国旗与国徽标准化制作美术师·贺嗣昌    216

“座山雕”的扮演者·贺永华    219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诗人·陈然       224

“写农民、给农民写”的作家·浩然       229

科学家中的散文大家·陈之藩    234

新中国早期的电影名家·印质明       240

著名革命题材长篇小说作家·张孟良       245

现代著名民间文学作家·张士杰       248

 

当代文化名人       254

当代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       255

荣宝斋木版水印工艺名家·张贵生    258

现代著名虫草画家·许鸿宾       261

“偷闲斋”里走出的艺术家·马德春       263

音乐界知名刊物《歌迷世界》主编、音乐家·王志远    269

当代河北诗坛著名新诗评论家·苗雨时    272

驴背吟诗亦风情·马南坡    274

丹青彩笔绘恬淡人生·雷金池    278

钟情写意花鸟的著名画家·赵思温    283

从普通工人到著名书法家·韩绍玉    285

“意在新罗传綮苦禅之间”的书画名家·韩文来    289

融诗书画为一体的当代文人画家·胡嘉梁       295

从农村走出的剧作家·赵德平    297

幽默风趣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阎月明       302

铁肩正义妙手文章·张成起       306

擅长战争题材连环画创作的画家·陈继荣       312

钟情于大自然的山水画家·唐凤岐    316

身在“番邦”的京剧艺术家·李宝春       318

舞美设计艺术家·段光杰    324

美丽呈现精彩廊坊的舞者·宫雅健    327

心兰质蕙的当代著名剧作家·兰万玲       331

丹青墨韵自清新的写意人物画家·崔建社       335

“大隐于市”的孔雀公主·李秀明    339

多才多艺的相声艺术家·李嘉存       344

用笛子演绎人生的音乐家·姚笛       348

著名民间秸秆扎刻工艺美术大师·徐艳丰       350

用生命体验写作的散文家·张立勤    352

入出佛门的艺术大师·史国良    355

高举水墨旗帜的当代画家·刘进安    364

鲁道斯眼中的“世界第四大男高音”·戴玉强  371

在寻常中发掘美的画家·张玉华       377

当代诗坛中绽放的“梨花”·赵丽华  383

当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家·贾广健       386

来自石油战线的歌唱家·辛爱萍       388

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玉清       391

用笔触及生活禅意的当代作家·雪小禅    394

“‘廊坊号’书法航母”上的书法名家     397

张纬东    398

王厚祥    399

高鸿源    400

刘以忠    401

尚林德    402

王增军    402

刘京闻    403

胡立民    404

刘朝辉    405

 

 

 

概论

廊坊·文化名人谈

周俊田  金胜利/文

（一）

　　廊坊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

　　文化之于廊坊这座城市来说,是根、是脉络、是灵魂。自“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至今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这片土地上出现过不少有历史影响的文化名人，其中有政治人物、有文学家、有艺术家，也有思想家或学者，他们同当地民众一起，创造出辉煌灿烂、色彩斑斓、丰富多彩的廊坊地域文化。

　　这些文化名人，毋庸置疑是廊坊一张别具一格的特色名片。

　　

（二）

　　廊坊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史学界、文化界公认中国古代文化最大特点是精英文化占有绝对支配地位。所谓精英就是指那些能读书识理、“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名人，这一点对于廊坊也不例外。

　　史书上最早有记载的廊坊文化名人是《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汉文帝、汉景帝年间的燕（今固安一带）人韩婴。韩婴是著名的西汉今文经学家，尤以诗经研究见长，世称“韩诗”。魏晋时期，范阳方城人（今固安）张华提出“先情后辞”文学本质论，倡导“尚泽悦”、“务为妍冶”诗学观念，为 “太康文学”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物之一。宋代的吕端是廊坊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其对待小事从不斤斤计较、处置大事英明果断，关键问题敢于坚持原则，被后世奉为为官处事的经典楷模，这也成为当代廊坊“大气、锐气、和气”人文精神的渊源之一。古代文化史上较为著名的廊坊籍文化名人还有南北朝时期梁代的湘州刺史张缵，元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郝经，明朝著名的边塞诗苏志皋，明朝正德辛巳科状元杨维聪，明朝代两京尚书王遴、清朝康雍年间济世奇才陈仪、清末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诗书大家杨靖等。

　　历史上还有一些文化名人曾经在廊坊一带为官任职，造福一方。他们在廊坊的人生经历和轶事典故，也为廊坊的名人文化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唐代著名大诗人王之涣曾任职文安县尉，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宋代大文豪苏洵曾在文安县任职主薄，苏桥镇因之以得名。清乾隆年间曾任大城县知县的孙洙潜心编选唐诗，其编辑的《唐诗三百首》家喻户晓，至今广为流传。

 

（三）

　　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发展阶段被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时期。此时廊坊籍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开始厌弃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转而研究“经济”之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修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他通经史、习数算，琴棋书画样样通晓，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著名学者、教育家高步瀛学问渊博、文章隽秀，在学术上擅长古文选注，有着突出的成绩。著名学者、教育家邓毓怡致力于西方宪政研究，他所译著的《欧战后各国新宪法》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欧战后各国宪法的译著。

　　与单纯的文学时期划分不同，在史学角度上中国近代史指的是1840年至建国前的这一时期。清道光年间产生的京剧在这一时期不断发展创新，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重要剧种。其间许多廊坊籍著名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李桂春演出的《狸猫换太子》等剧目在当时具有影响很大，特别是他塑造的包公艺术形象，享有“南派包公”的美誉。郝寿臣熔铜锤、架子花脸于一炉，唱念韵味浑厚，工架凝练，表演浑然一体，享誉大江南北。著名河北梆子元派创始人魏连升、河北梆子一代名伶大吉高、著名京剧武生演员李兰亭、著名京剧青衣花旦演员赵桐珊也都凭借自己独到的艺术风格享誉菊坛，名盛一时。

　　在列强横行、匪盗难禁的中国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国术文化再度展示迸发出耀眼的异彩，廊坊一带以张策、修剑痴等最为著名。著名武术家张策师承众家之长，把太极拳融于通臂之中，创编了“五行通臂拳”，被武术界誉为“臂圣”，被民间誉为“东方大侠”。著名武术家修剑痴时称“燕北大侠”，以太极通背拳、奇形剑和五行八卦刀驰名国内，当代武术大师沙国政、成传锐、薛仪衡、王子和等皆出自其门下。

　　

（四）

　　中国的现代文学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开端。“五四”以后，一批廊坊籍的革命作家自觉融入到现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翻译苏联塞蒙诺夫的著名小说《饥饿》等大量的国外进步文学作品闻名的张采真积极参加左翼文化工作，致力于左翼文艺的建设。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革命英烈陈然，以一首《我的自白书》的诗歌，昭示着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难使作家与人民有了共同命运，爱国主义成为文学的重大主题。著名作家塞克凭借他创作的著名的抗日救亡剧目《流民三千万》、《铁流》等和歌曲《救国军歌》、《抗日先锋队》等的歌词，成为中国抗战文艺中的一面旗帜。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叶子演出《前夜》、《放下你的鞭子》、《中国万岁》等剧目，被誉为抗战戏剧演出的“话剧皇后”。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文坛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文革文学”两个阶段。长期植根于廊坊三河农村从事文学创作的浩然创作出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大量的反映北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文学作品，被称之为成为“十七年文学最后的一个歌手”和“文革时期中国文坛上剩下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民间文学作家张士杰致力于义和团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创作，先后出版了《义和团故事》、《红缨大刀》等七十多万字的民间故事著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受到周扬、翦伯赞、吴晗等文学和史学学术权威的充分肯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书画艺术史上，也留下众多廊坊籍艺术家的身影。从廊坊固安农村走出的工笔重彩绘画艺术大师刘凌沧深研中国画技艺，同时广泛涉猎西方古典和现代绘画渊源，在民族绘画工笔中吸收西方绘画的浪漫主义风格，创作出《文姬归汉图》、《杨妃出浴图》、《孙中山先生奉安行列图》等艺术杰作，以其作品画面绚丽而不失典雅、鲜明而不失和谐的独特艺术风格独步现代中国画坛。其他著名的书画家还有将军书法家孙毅、参与国旗与国徽标准化制作的美术师贺嗣昌等，分别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享誉书画艺术界。

　　当时的演艺界也出现了大批的廊坊籍表演艺术家。戏剧界中的代表性人物有京剧大师李少春、张云溪、小盛春，著名现代京剧演员贺永华、著名评剧演员鲜灵霞等。曲艺界中，“骆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以字正腔圆、声音甜美、委婉抒情、韵味醇厚为特色，被誉为“金嗓歌王”。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高凤山表演动作准确，神态逼真，吐字清脆，节奏俏丽，语言流畅，世称“高派”快板艺术。

　　

（五）

　　改革开放以来，廊坊文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全市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呈现出突飞猛进、成绩斐然的大好局面。

　　在文学创作领域，从农村走出的农民剧作家赵德平扎根农村，从百姓生活中广泛寄去创作素材，创作了《嫁不出去的姑娘》、《男妇女主任》、《当家的女人》等一大批反映时代主旋律的艺术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曾担任廊坊市委书记长达七年的张成起则凭借“坦直、热忱，具备难得的平民情怀”的文风在当今文坛独领风骚，写出了《走进总督府》、《解读李真之死》等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引发了社会对于“官员写作”现象的关注和探讨。

　　在演艺领域，八十年代的著名电影演员李秀明曾主演《甜蜜的事业》、《孔雀公主》等影片，在银幕上塑造了一批美丽、贤淑、温柔、善良的青年女性形象，成为当时的青春偶像，也成为当时中国影坛上的一个标志性“时代人物”。京剧艺术家李宝春长期旅居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担纲台北新剧团团长，长期致力于推动台湾与大陆之间京剧艺术交流。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以“歌声甜美柔润，中低声区流畅舒展，高声区刚劲奔放而畅达华美，加之气息从容，强弱自如，分句完美”的演唱风格，成为国内外舞台上最活跃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在书法创作领域，廊坊市的书法队伍经过二十年的积累锻炼，规模不断壮大，水平迅速提升，一时间全国书法界内争说廊坊、众多媒体竞相进行报道，形成了耀眼的“廊坊书法现象”。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旭宇先生认为：近年来廊坊书法界队伍团结、面貌多元，艺术水平高，成就大是其显著的特点。他认为廊坊书法界依靠集体的智慧提升了每位书法家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全国书法界有较大影响的书法创作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刘以忠、尚林德、张纬东、王厚祥、刘京闻、王增军、胡立民等屡获全国展赛大奖；王厚祥、刘京闻进入全国书法展担任评委，胡立民、王厚祥、刘京闻分别跻身中国书协楷书、草书、行书专业委员会。由此，廊坊书法人已经拥有了全国的眼界。鉴于廊坊书法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2012年11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廊坊市“中国书法城”荣誉称号。

　　在绘画创作领域，廊坊画坛形成了以史国良为代表的写实画派、以刘进安为代表的学院画派和张玉华等为代表的民族传统画派三大艺术风格流派，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国良作为写实派人物画家，从新的角度看待东西方绘画艺术，以开放的襟怀接纳着世界文化，同时对本土文化认真地审视，经过千百次磨炼，有了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的《刻经》之作。作为中国当代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刘进安善于摆脱具体形象的束缚，以淋漓的大气充分发挥笔墨的表现力，探索新的画面结构和笔墨布局，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独步当今画坛。而在民族传统画派中，张玉华善于从寻常生活中发觉美术元素，用唯美的笔触表现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儿，自然洒脱、平凡流露中尽显朴拙求真、豁达脱俗的艺术境界。　

　

（六）

　　自古及今，诸多的文化名人在廊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历史足印。这些文化名人的身上凝聚了历代先贤的才情和智慧，这些既是一种博大精深、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又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更是一处廊坊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

　　本书撷英入目，让古往今来的廊坊文化名人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本书编撰者选择从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角度，广泛搜集这些文化名人生平事迹、典故轶事等素材，选取能够突出人物性格、身世经历和艺术成就或历史成就的内容，采用以记述为主、旁征博引、稍作议论的创作方法，粗犷而细腻地勾勒出他们在历史文化或当今文坛的身影，描绘出他们在廊坊这片沃土上，抑或从廊坊这片沃土上走出，走向文化名人殿堂的铿锵脚步。

　　希望这本书带给广大读者的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还应是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睿智的心灵交流，一段往事犹新的文化回眸，一种从没有过的阅读体验。

 古代文化名人

西汉“韩诗学”的开创者·韩婴

　　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燕人（今固安县一带）。《史记》和《汉书》记载韩婴在汉文帝时曾任博士，汉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后人又称他韩太傅。韩婴是著名的西汉今文经学家，尤以诗经研究见长，世称“韩诗”，与辕固生的“齐诗”、申培的“鲁诗”并称“三家诗”。其著作有《韩诗内传》、《韩诗外传》、《韩说》等。南宋后仅存《外传》。清赵怀玉辑有《内传》佚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

　　

    韩婴其人

　　韩婴是西汉初年著名的学者。《汉书·韩婴传》及其他一些典籍，记述他为燕人。韩婴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全国上下思想、文化方面空前窒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注重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儒家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以秦的速亡为借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大力宣扬，并屡屡向皇帝上书言治乱之道，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在汉初的博士官中，有很大一批是儒生，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汉文帝时韩婴为博士，在社会上很有名望，在思想上对皇帝有直接影响。汉景帝时，韩婴迁升为常山王太傅，故世人又称他为“韩太傅”。汉武帝时，几次召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世之道。《汉书·韩婴传》记载韩婴曾和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过一次辩论，结果“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

　　

    注释诗经

　　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对《诗经》注释。“作内外传数万言”，自创“韩诗”一家，与辕固生的“齐诗”，申培公的“鲁诗”并称为“三家诗”，同属今文诗学。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对韩婴注释、传授《诗经》的贡献有很高评价，认为自汉武帝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韩婴所注《韩诗》，主要是借“诗”发挥他的政治或思想主张，所以多述孔子轶闻、诸子杂说和春秋故事，引“诗”以证事，并非述事以明“诗”。在汉代,《韩诗》即以《内传》、《外传》著称。《史记·儒林传》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韩婴作《诗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褒贬不同,但都说明《韩诗》著力于传，用《诗经》的文字与古事相印证，从更深、更广的角度宣扬儒家思想。这一点，与“齐诗”、“鲁诗”有很大不同。

　　《韩诗》中记载的许多故事，许多至今仍被世人所津津乐道，如《韩诗外传·卷九》中记载的孟母教子：

　　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喧也，呼而问之：“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自是之后，孟子不复喧矣。

　　《韩诗》在西汉时期流传较广。韩婴传授淮南贲生、河内赵子；赵子传授同郡人蔡义；蔡传食子公、王吉；食子公传泰山栗丰；吉传淄川长孙顺。于是《韩诗》又有王，食、长孙之学。再以后，栗丰、长孙又分别传授山阴张就和东海发福。汉昭帝曾下诏书专门征求能传授《韩诗》的人。蔡义应召入宫向汉昭帝传授《韩诗》，后来官至丞相。因此，《韩诗》在当时“徒众犹盛”，及于淮南、河内、泰山、淄川、山阴、东海等郡国。

　　韩婴注释、传授《韩诗》写了很多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韩政》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可惜这些著作到魏晋之时，大都失传，只有《韩诗外传》留世。到清代，赵怀玉收集《韩诗内传》佚文，附于《韩诗外传》之后。陈乔枞也辑有《韩诗遗说考》，这些作品都成为今天研究汉代韵文诗学的重要资料。

　　

    韩氏易学

　　韩婴不仅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而且是一位易学家，对《易经》也很有研究，做过很多注释，易学流派中的韩氏易学派即为韩婴所创立。

　　韩婴曾传授《易经》于燕赵之地，并推求《易经》意旨作《韩氏易传》。然而燕赵地方的人喜好《诗经》，韩氏易学当时未能普及。汉宣帝时，韩婴的后人韩生以研习祖传《易传》闻名，当时的司隶校尉盖宽饶原向孟喜学《易经》，后改投韩生为师，学习韩氏易学。

　　韩氏易学派对《易经》经文有自己的见解。例如“谦”，韩氏易学派认为，德行宽容并能用谦恭的态度持守它，可以发达；土地广大并能用节俭的办法持守它，可以安宁；位尊禄富却能用卑下的态度持守它，可以更富贵；兵强势众却能用畏危的态度持守它，才能取胜；聪明智慧却能以大愚的态度持守它，方是真正的聪明；博闻强记却能以识冗浅陋的态度持守它，才是真正的有学问。这六项，都是“谦德”的表现，所以，《易经》说“谦亨，君子有终吉”。尊贵为天子，财富满四海，但是德行却不谦，终于因此身败国亡的人，如桀、纣便是。其中指出一项深刻的道理，从大处说，它完全可以治理天下；从中等程度说，它完全可以安宁家国；从小处说，它完全可以洁行修身，它就是“谦德”。

    西晋文坛领袖·张华'

　　张华（232年—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今河北省固安县）。西晋文学家、政治家。

　　张华幼年丧父，亲自牧羊。家贫勤学，“学业优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曹魏末期，在范阳太守鲜于嗣推荐下任太常博士，后迁佐著作郎等职。西晋取代曹魏后，又迁黄门侍郎。灭吴后，封广武县侯。后官至司空，封壮武郡公。晋惠帝时爆发的“八王之乱”中，遭赵王司马伦杀害。

　　张华诗今存三十二首，有《情诗》五首，描写夫妇离别思念的心情。编纂有《博物志》。《隋书·经籍志》录《张华集》十卷，已佚。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有《张茂先集》。《博物志》有今人范宁校本十卷。

　　

    放羊娃的入仕之路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张华为“汉三杰”之一的张良之后，张良十一世孙张皓为东汉司空，其子张宇为范阳太守，因此张宇举家迁往范阳定居，其后人也就成了范阳人，至张华已经是第五代，家道已经中落。其父张平为渔阳郡守，早逝。张华少孤贫，靠放羊养家。但是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张华丧失追求，他孜孜好学，天资聪颖，引起了两位同乡的重视，一位是当时司马氏政治集团中有一定的份量的卢钦，另一位是魏明帝重臣刘放。刘放久在中书，长期任职于皇帝侧近，在魏明帝病重期间，曾帮助司马懿抢到了顾命大臣的位置，对司马家的兴起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看好张华，对张华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后来，刘放将女儿嫁给了张华。

　　此时的张华，却没有很快出仕，而是尽心于学业，博览群书。史书称之为“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勤于学习使得张华成为了一个饱学之士，也为他后来步入仕途奠定了一个学识的基础。这时的张华“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他曾作《鹪鹩赋》以自喻，这篇赋文得到了一位当时的名士阮籍的高度评价，他看了此赋后感叹张华“王佐之才也！”张华也由此声名显著。

　　魏晋之际，在当时“九品中正”的选拔制度下，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身和得到名士青睐是比个人的能力更为重要的。而张华得到深受司马氏信赖的卢钦的赏识，又得到了名士阮籍的赞叹，同时他又是中书监刘放的女婿，这就为他在踏入仕途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司马昭的时代，张华在郡守鲜于嗣的推荐下成为了太常博士，后卢钦向司马昭推荐张华担任河南尹丞，不久又被任命为长史兼中书郎，长史是相府官职，成为司马昭的亲信。由于卢钦、刘放等人的大力提携和其自身过人的学识，张华早年仕途一路顺风顺水。

　　

    力谏伐吴功不可没

　　魏晋禅代，张华由魏臣变成了晋臣。晋武帝司马炎擢升张华担任黄门侍郎，拜关内侯，成为皇帝的侧近。张华博闻强记、学富五车的优势又再次得到发挥。武帝经常问起汉代的宫室制度，张华能够详细解释，而且还可以在地上画出草图，巨细无遗，使人听而忘倦。几年后他被擢升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掌管着宫禁文书机要，深得晋武帝的信任了。

　　在西晋初期，晋武帝一个重要的谋划就是平定东吴，一统全国。当时的朝臣中以贾充、荀勖、冯紞等人为首，都是反对伐吴的。而支持武帝伐吴谋划的，只有羊祜、杜预、张华这几个人。咸宁四年，伐吴计划的中坚力量羊祜病势沉重。眼看伐吴事业未成，武帝也感到了忧虑，他派张华前去问计于羊祜。羊祜认为孙皓残暴无道，现在伐吴必定不战而胜。倘若孙皓死后，吴人另立英主，恐怕纵有百万大军也难以攻破长江天险。羊祜当时对张华寄予厚望，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而张华也敏锐地发现，目前是平吴的最好时机。

　　咸宁五年夏，杜预再次上表，请求伐吴。杜预的章表送到武帝时，武帝正和张华对弈，武帝正聚精会神在棋盘上，让送奏章的黄门退下，而张华这时棋盘一推，站起来说：“我大晋国富民强而吴主荒淫无道，此时伐吴可不劳而胜，请陛下不要再犹豫了！”在张华的力谏下，武帝终于下定伐吴决心。

　　咸宁五年十一月，晋军二十余万六路齐发，开始伐吴。张华担任度支尚书，负责调度粮草，运输军需，在后方筹划，这时张华又展露出他对应急事务的处置能力，运筹帷幄，各方面工作做得是有条不紊。但在战役之初，晋军并没去取得大的胜利，贾充上表称“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好在武帝坚持伐吴，杜预再三上表请求坚持伐吴，张华也再三表示此役必胜。随着战事的发展，晋军渐渐势如破竹，吴军往往还未交战就已溃散殆尽，这些都和当年羊祜、杜预、张华等人的预料完全一致。太康元年三月，西晋的大军兵临建业，吴主孙皓举境而降，伐吴之役已经全胜告终了。

　　张华，曾在故太傅羊祜病榻前接受了重托，和杜预力排众议，冒着身首异处的危险，最终成就了伐吴的大功，其智勇不言自明。晋武帝下诏，封张华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其一子为亭侯，邑一千五百户。这时张华致位卿侯，深得武帝信任，参与军务机要，勘定典章制度，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股肱之臣死于非命

　　灭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但是后来因为张华向武帝推荐齐王司马攸，而武帝却司马攸有猜忌，遂“微为忤旨，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名义上是为了安抚胡夷。张华到职后，立刻派安北将军严询征讨鲜卑慕容涉归，并在昌黎大败敌军，于是“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后来，武帝任命张华为有职无权的太常卿。

　　武帝死后，晋惠帝即位，经过一系列朝廷内部火并，政权落到了楚王司马玮手中。张华献计惠帝杀死了司马玮。事后张华因首谋有功，被任命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并于元康六年（296年）官至司空。

　　楚王玮死后，名目上张华有重职，但实权掌握在皇后贾南风手中。张华很担忧，作《女史箴》来劝诫贾后，贾后很忌惮他。贾后打算废除不是自己所生的愍怀太子司马遹，以长期擅政。元康九年，贾后灌醉太子，使之书写谋乱之书，并遍示群臣。群臣看过后均附合贾皇后，要求赐太子死，唯张华反对。核对笔迹后，果然为太子所作，张华无言以对，但仍然坚持己见。最后从赐死改为废为庶人。后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皇后而复太子，遂与赵王司马伦密谋。对帝位虎视眈眈的赵王伦，一方面坐视贾皇后杀太子，另一方面策划政变，以废黜贾皇后。永康元年（300年）四月赵王伦遣司马雅联合张华政变，张华予以拒绝。但张华没有揭发赵王伦之谋，意欲借司马伦之手废贾皇后。次日赵王伦兵变，并以党附贾皇后罪名执华于殿前。被处死前他叹道：“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张华死时年六十九。

　　张华与陆机、陆云兄弟是好朋友，他们钦慕张华的品德风范，把张华当作老师看待。张华死后，陆机为他写了《咏德赋》的悼念文章。在齐王冏执政时，大臣挚虞曾上书为张华恢复名誉，他在奏疏中称“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当时的直臣阎缵就曾抚张华尸大哭：“早语公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乎？”耿直之臣尚书刘颂闻张华死讯也是哭之甚恸，又闻华子得逃，转而大喜，称“茂先，卿尚有种也！”。可见，朝中正直大臣们的表现也多是对张华蒙冤表示同情和哀悼。在太安二年，在群臣的再三奏请下，张华的名誉与爵职得以恢复。后来唐代的宰相韩瑗曾评价张华说，西晋初年的政局维持完全是依靠张华一手支撑的。

　　

    引领魏晋文坛风向

　　西晋统一以后，汉末三国时期的文化和诗学在新朝融成新品格。张华学习“古诗”、王粲、曹植而新变，以“先情后辞” 的文学本质论和“尚泽悦”、“务为妍冶”的诗学观念，使汉魏质实、刚健、多“风云气”的诗歌，向西晋“悦泽”、“绮靡”、重视文采和儿女“情多”的方向转变；把“汉风”、“魏制”，一步步变成“晋调”，代表了西晋与建安诗学的分野，成了三国归晋以后诗歌风气转变的标志。

　　《情诗》是张华诗歌的代表作，也是西晋初年诗歌新变的经典：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鸣琴。终晨抚管弦。日夕不成音。忧来结不解。我思存所钦。君子寻时役。幽妾怀苦心。初为三载别。於今久滞淫。昔耶生户牖。庭内自成阴。翔鸟鸣翠偶。草虫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俯仰泪流衿。愿托晨风翼。束带侍衣衾。

　　明月曜清景。昽光照玄墀。幽人守静夜。回身入空帷。束带俟将朝。廓落晨星稀。寐假交精爽。觌我佳人姿。巧笑媚欢靥。联娟眸与眉。寤言增长叹。凄然心独悲。

　　清风动帷帘。晨月叹幽房。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襟怀拥虚景。轻衾覆空床。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拊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

　　君居北海阳。妾在江南阴。悬邈修涂远。山川阻且深。承欢注隆爱。结分投所钦。衔恩笃守义。万里托微心。

　　游目四野外。逍遥独延伫。兰蕙缘情渠。繁华荫绿渚。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

　　

    旷世奇书《博物志》

　　张华编撰的《博物志》是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共十卷，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异境奇物 ﹑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内容多取材於古籍，是中国历史上继《山海经》后，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据《拾遗记》记载，此书原400卷，张华在写完这部书后，呈给晋武帝看，晋武帝看后说：“卿才十倍万代，博识无论，记事采言，多所浮妄，宜删剪无据，以见成文。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当时武帝“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毛笔），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于是张华对此书进一步修编精炼，删订为10卷。《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即为10卷。因原书已佚，今本《博物志》由后人搜辑而成。宋李石《续博物志》，明游潜的《博物志补》均可视为张华的续书。

 南北朝梁代湘州刺史·张缵

　　张缵(498年—548年)，字伯绪，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南北朝时期梁代的著名文学家、藏书家。

　　张缵于梁天监十三年开始从政，任秘书郎，后历任太子舍人、太尉咨议参军、尚书吏部郎、宁远华容公长史、南兰陵太守、吴兴太守等职。梁大同二年，任吏部尚书；大同九年出任湘州刺史，太清二年改任雍州刺史。同年，为岳阳王萧詧杀害，时年51岁。梁元帝时追赠张缵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简宪公。

　　张缵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鸿宝》一百卷、《文集》二十卷，代表作有《南征赋》、《大言应令》等；其晚年喜聚书，积书数万卷。

 

    张缵其人

　　《南史》记载，张缵虚岁十一时与梁武帝的第四女富阳公主成婚，当上了驸马，封利亭侯；17岁时任秘书郎，正式步入仕途；23岁时任尚书吏部郎、侍中，不久又当上了吏部尚书，手握朝中大权。其间，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一肚子的学问。

　　张缵在出任地方官时，有不少政绩为人称道。张缵当过吴兴太守，此间张缵坚持实行简政，采取便民措施，让大家到衙门办事都非常方便。后来，他当上了吏部尚书，凡是有寒门士子来求见，不论其出身如何低微，一概予以引荐，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543年，张缵受命为湘州刺史。到长沙后，他不辞劳苦，整理州务，访问乡老，抚恤黎民。当时，湘州有郡县“慰劳”上司的惯例，对此他宣布一律废止；衙门的病老吏役、关市巡戍人员，让其该回家的回家，该合并的合并，其政声很快传遍了湘州十郡。张缵最让人称道的政绩当属让少数民族“莫徭”“闻风归服”。

　　“莫徭”是今天瑶族的一部分，当时分布在湘州的零陵、衡阳等郡，过着在山头上刀耕火种，依靠罗网、猎犬、弓箭等工具狩猎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服饰，长期以来依山为险，不与外界来往，更不归属封建王朝的统治，被称为“莫徭蛮”。《梁书·张缵传》记载称，是张缵结束了“莫徭”封闭的生活状态。他采取的办法其实比较简单：减免徭役赋税，并向他们宣传说这是皇上的意思。于是，“莫徭”一听，纷纷归服。

 

    杯酒杀人

　　张缵在任职湘州刺史之时，曾于赴湘州述职的途中，写下了了著名的《南征赋》，描写了从梁都建康到潇湘的一路风景，其词曰：

　　岁次娵訾，月惟中吕。余谒帝於承明，将述职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顾，怀旧乡而延伫。……

　　溯金牛之迅渚，睹灵涛之雄壮。标素岭乎青壁，葺赪文於翠障。跳巨石以惊湍，批冲岩而骇浪。铲千寻之峭峰，潀万流之大壑。隐日月以蔽亏，抟风烟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腾光以倏烁。下流湍而洊险，上岑崟而将落。……

　　於是近睇赭峰，遥瞻鹊岸，岛屿苍茫，风霜萧散。值时雨之新晴，观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暗夕，山参差而辨旦。忽临睨於故乡，眇江天其无畔，独向风而舒情，搴芳洲而谁玩。……

　　於是千流共归，万岭分状，清江洗潮，平湖夷畅，翻光转彩，出没摇漾，岷山嶓冢，悠远寂寥，青湓赤岸，控汐引潮，界飞流於翠薄，耿长虹於青霄。若夫灌漭川涯，曾潭水府，游泳之所往还，喧鸣之所攒聚，聆寡鹤之偏叫，问孤鸿之慕侣，在客行而多思，独伤魂而凄楚……

　　在这次回京述职的途中，张缵途经江夏。当时邵陵王萧纶坐镇江夏，闻之张缵从湘镇来，路过江夏，便在南浦为他接风。邵陵王萧纶的门人宾客中，有一人叫做吴规，此人是吴兴人，博学多才，萧纶对他礼遇有加。接风宴席上吴规也在座。

　　吴规自恃清高，对张缵靠外戚身份出将入相很是不以为然。张缵平日素以言辞犀利、性格张扬著名，见吴规慢待自己，便站起来就向吴规敬酒，说：“来来来，这杯酒庆祝你终于有机会陪我吃饭了！”吴规一听就变了脸，立马拂袖而去。

　　吴规回家后，他的儿子吴翁孺发现父亲不高兴，一问才知事情原委。吴翁孺因为一时气结，当天晚上就气死了。吴规憎恨张缵，哀恸儿子，气愤和悲痛全都涌上心来，不一会儿也死了。吴规的妻子因为丈夫、儿子的死深深悲痛，第二天也死了。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就因为张缵敬的一杯酒，短短两天之内都成了黄泉路上的冤死鬼。这就是《南史·张缵传》记载的“杯酒杀人”的故事。

　　

    自负命丧

　　548年，张缵改任雍州刺史，湘州刺史之职由梁武帝的孙子河东王萧誉接任。论辈份，张缵长萧誉一辈，而且萧誉当时又实在很年轻，仅二十岁左右，更主要的是，自恃才望的张缵对于来长沙赴任的萧誉，既没有举行隆重并且恭敬的欢迎仪式，在生活上也没有让萧誉享受到够档次的招待，这在听惯奉迎阿谀之语的萧誉看来，张缵是公然向自己的皇室身份的挑衅。

　　于是萧誉决心要报复张缵！按当时的制度，前任刺史离任，必须待新任刺史到任后并办完交接，才能转赴新任。萧誉先是借口生病，没办法见张缵，也没办法办理交接，在其“病”好后，萧誉又绞尽脑汁搜括来州府的事物让张缵处理，使其不能到雍州就任。

　　正在萧誉与张缵的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侯景之乱爆发，梁都建康危在旦夕。梁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号召大家起兵勤王，萧誉于是也准备发兵。就在此时，张缵写信告诉萧绎：河东王萧誉和岳阳王萧詧密谋要攻打江陵，取萧绎的性命！

　　张缵的这封挑拨离间的书信引发了萧绎、萧誉叔侄间长达300天的长沙之战。萧誉战到最后是焦灼万分，史书上说他一人躲在室中“引镜照面”，竟“不见其头”，“又见白狗大如驴，从城而出，不知所在”，整个快变成了精神病。最终萧誉兵败被俘，张缵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不过，张缵在写离间信的时候没有料到，他的信干掉了萧誉，却也结果了自己。萧詧知道了是张缵把他们兄弟害成这样后，发誓要找他算账，后来使计生擒了张缵。于是张缵最终为自己的自负付出了人头落地的代价。

　　湘东王萧绎后来在江陵自立为帝，史称梁元帝。元帝知道张缵的死讯后，送其谥号“简宪公”，还写文章怀念他这位个性太强的老朋友。他在文章之前的序中感叹说：“张缵自负才高，非常任性，就算是见到王侯们也是依然故我，但对我却是一见如故。我真是怎么也忘不了他呀！”

 盛唐诗人文安县尉·王之涣

　　在我国有一首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唐代著名五言古诗，《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的作者，便是曾任文安县尉并逝于任上的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　　

　　王之涣，（688年—742年），字季凌，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至绛州（今山西新绛县），盛唐时期著名诗人。王之涣早年曾任冀州衡水主簿，因被人诬谤辞官，后复出担任文安县尉，在任内期间去世。其性格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

 

    其人其事

　　王之涣出身于太原王家，为当时望族。他的五世祖王隆之为后魏绛州刺史，因此而移家绛州。曾祖王信，隋朝请大夫、著作郎，入唐为安邑县令。祖王表，唐朝散大夫、文安县令。父王昱，鸿胪主簿、浚仪县令。

　　王之涣于武后垂拱四年出生在这个普通仕宦之家，是王昱的第四子。他自幼聪颖好学，十三岁考中秀才，唐人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中说他“不盈弱冠，则穷文章之精；未之壮年，已穷经籍之奥。”元代辛文房编撰的《唐才子传》中会所他“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洒”,后“折节攻文，十年名誉自振。”后来王之涣在科举考试中受挫，转而托付达官贵族为自己谋求官职。加之王之涣是“荫补”出身，因而在开元年间，谋得了冀州衡水县主簿的职务。

　　王之涣任衡水主簿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衡水县令李涤欣赏他的才华，将三女儿许配给他。王之涣与李氏于于开元十年结婚。当时王之涣已经三十五岁，并且已婚，已经有了孩子。当时李氏才十八岁，给王之涣后，两人恩爱。王之涣曾在家赋闲十五年，李氏安贫乐素，跟他过着清苦的生活。王之涣再入宦场，生活刚有了转机，却染病身亡，使李氏不到四十岁而守寡。

　　王之涣才高气盛，生性耿直，任职衡水主薄后，不愿向上级官吏趋炎附势、卑微折腰。后来因为有人诬陷攻击，他便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在家过了十五年闲散自由的生活。他的亲朋好友觉得他这样一直沉于下层，不是办法，便劝他入仕。后来补文安县尉，仍是一不起眼之小职。

　　王之涣在任职文安县尉期间已为官清白著、理民以公平著称，政绩突出，颇受当地百姓称道。在即将升任京官，王之涣竟染病不起，以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卒于官舍，其子王琰、王羽扶柩归葬洛阳北原，享年55岁。

    

    旗亭画壁

　　王之涣诗名不但后世景仰，他在世时，便已声震海内。他常与王昌龄、高适等名士交游，所作之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代河东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载“旗亭画壁”故事，便可说明当时人们对王之涣诗名的崇拜。其中记载：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开箧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下俚巴人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论矣。若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

　　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直上白云间……’。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身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大事不糊涂的北宋贤相·吕端

　　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看起来他是笨笨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的时候，遇到重要关键，他是决不马虎。

    ——南怀瑾《论语别裁》

 

　　吕端（935年—1000年），字易直，男，幽州安次（现廊坊安次区）人。

　　吕端出生于官宦家庭，后晋时以父荫补千牛备身，后任国子主簿、太仆寺丞、秘书郎等职。入宋后，历任太常丞、浚仪知县、定州同判、成都知府、开封府判官、蔡州知州、开封知县、户部郎中、大理少卿、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等职。宋太宗淳化四年任参知政事，至道元年继吕蒙正为宰相，宋真宗咸平元年，吕端身体有病，请求辞去官职，真宗不允，免去其进殿朝见的礼节。

　　咸平三年，吕端病卒，年66岁，赠司空、谥正惠。《宋史》中有《吕端传》，当代作家李铮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吕端全传》。

　　

    吕端的那些“糊涂事儿”

　　吕端出生于五代时期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吕兖，曾为后晋朝沧州判官；他的父亲吕琦，后晋时官至兵部侍郎。吕端20多岁以父荫补官，历任后晋的国子主薄、太仆寺丞秘书郎、直弘文馆等职。公元960年一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后，吕端历任成都知府、蔡州知州、开封知县、户部郎中、大理少卿、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公元955年，宋太宗皇帝赵光义想要选用吕端为相，此时当朝宰相为吕蒙正。宋太宗和吕蒙正商量，吕蒙正说，吕端为人糊涂，不能为相。宋太宗回答：“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让吕端为相。”吕端为相后果然为官持重，识大体，并屡屡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常常让宋太宗“犹恨任用之晚”。但吕蒙正说吕端为人糊涂、宋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也的确事出有因。

　　太平兴国五年，魏王赵廷美的家臣找到曾在魏王手下为官的吕端，希望他能利用关系帮助他们私贩些竹木以获取利益。吕端原本就与魏王不错，又曾为魏王的属下，碍于面子就答应了，给这些私自贩卖竹木的人开了一次方便之门。按当时的大宋律，私贩竹木为严重违法行为。此事不久东窗事发，遂牵扯到了吕端。吕端被贬到商州司马参军，继又移至汝州，复为太常丞、判寺事，不久，又让他出任蔡州知州。

　　胸怀大志的吕端，虽然被贬蔡州，却能痛定思痛，处处严以律己，勤政不辍。据称，他在此地一年四季穿粗布衣服，日日粗茶淡饭。无论官绅豪吏、贩夫走卒，一律同等相看，还常常解民纠纷于乡里，劝农耕种于田圃，甚至还以和农人在田边村头酌酒相谈为乐。至今在上蔡一带还流传着一种说法：“福源酒”（状元红的前身）就是吕端任知州时亲自配置秘方酿造的。又有传说讲吕蒙正之所以说吕端做事糊涂，是因为吕端在蔡州经常饮用“状元红”，因不胜酒力，常常伏案酣睡，鼾声不绝。

　　吕端为相前，曾任参知政事，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寇准随后也被任命参知政事，吕端请求让寇准排名在自己前面。吕端出任宰相后，寇准还是参知政事，吕端又想到寇准干练多才，但脾气耿直，万一内心不服气，合作不好，就误朝政大事了。于是请求太宗下诏，让寇准和他轮流掌印，领班奏事，一同处理国家大事。太宗采纳了吕端的意见，但下令凡大事都先由吕端斟酌再上奏，明确了吕端的最高权力，但吕端总是谦让，从不专断。吕端在相位上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他就主动的奏请圣上将相位让给了寇准，由寇准接任宰相。

　　真宗年间，李惟清由知枢密院事改任御史中丞后，认为这是宰相吕端压制他的结果，因此怀恨在心。吕端病重，被真宗特许免去朝见之礼后，李惟清乘机弹劾说，有的官员因病免朝，一年多却依旧享受俸禄。他又指使别人抨击政事堂下属官吏的过失，企图株连吕端。吕端毫不在意地说：“我恭行正道，问心无愧，诬陷之辞不值得担忧。”

　　吕端奉命监修《太宗实录》，由于政务繁忙，他没有承担具体的编写工作。但按照历朝修史的惯例，监修者只负名义上的责任，即使不参与其事，也应算作者。实际主持修撰的钱若水并没有署吕端的名字，吕端也从未过问。

　　在极为论资排辈的封建官场，一再忍让、迁就资历、地位都比自己低的同僚，在封建士大夫看来，这确实够“糊涂”的。

　　《宋史·吕端传》记载：“端不蓄赀产，藩兄弟（即吕端的儿子。编者注）贫匮，又迫婚嫁，因质其居第。真宗时，出内府钱五百万赎还之。又别赐金帛，俾偿宿负，遣使检校家事。”吕端辅佐了宋朝的三代皇帝，当了四十余年的官，官至宰相、位极人臣，却竟然不置家产，又轻财好施，常周济人。以至于他去世后，儿子们因官位不高，生活日益拮据，连办婚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好把住房抵押出去。难怪连真宗皇帝都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从皇宫内库支钱替他家赎回房子，还了旧债。宰相家的日子过成这样，足以印证吕端的“糊涂”。

　　有这样的事实，加之平时吕端临朝很少发表高谈阔论，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吕端是个糊涂人。

　　

    “糊涂宰相”大事不糊涂

　　吕蒙正眼里吕端的那些“糊涂事儿”之于宋太宗赵光义看来，只不过是“小事糊涂”罢了。遇有大事的关键之时，吕端是丝毫不糊涂的。

　　宋太宗年间，在大宋朝的西北部有一个叫做党项族的少数民族，他们的首领叫做李继迁，曾一度归顺北宋。后来李继迁自立为西夏王，背叛大宋，在西北部边境上屡次骚扰，宋出兵攻夏。宋保安军逮住了李继迁的母亲，太宗就想处死她，以惩戒那些与朝廷作对的人。当时寇准正担任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副使，太宗单独召见了寇准，跟他商量此事，准备在边境上大张旗鼓地把李继迁的母亲杀掉。当时寇准表示同意皇帝的想法。

　　在寇准退朝的时候，遇见了吕端。吕端猜得朝中一定是有重大事情在谋划当中，就让寇准留步问个究竟。他问寇准：“太宗是不是提到找我吕端商量事情的意思？”寇准说：“没有！”吕端对寇准说：“边境上的日常事务，我没必要知道。如果是军国大事，我位居宰相，你应该告诉我。”寇准听了吕端这番话，觉得这件事确实重大，就将方才太宗召见他是为了处置李继迁之母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吕端。吕端听到后对寇准说：“若是这么处置了，可不是什么好办法。请你暂缓处理这件事。”

　　接着吕端又亲自上朝奏本，向皇帝提出不要斩杀李继迁母亲的意见。为了说服太宗，他讲了楚汉争霸时的一段往事：“楚汉相争时，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母，想要把他们在阵前用锅煮了，可是刘邦说如果你一定要煮，那么分我一杯肉汤喝吧。做大事的人不会顾虑到他的父母。李继迁是个反叛之人，今天杀了他母亲，明天能逮住李继迁本人吗？如果不能的话，不就结下了更大的冤仇了，不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反抗之心了吗？”太宗听了吕端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问道：照你这么说，对李继迁的母亲该当如何处置呢？ 吕端见太宗有了活话，便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他说：“以本人想到的不算高明的办法，请圣上想想，是否把她放到延州那个地方去，派人好好护养着她，以此招睐李继迁回心转意，不再造反。这样的话，虽说李继迁不可能马上就降宋，但是，我们终究可以用他母亲在宋来拴住他的心。至于他母亲的生死大权，还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太宗听了吕端的这种深谋远虑的想法，心里想吕端真是聪明过人。想我朝中有这么多大臣，没有人提出过吕端这样的高明意见，差一点误了我的大事。于是，就采纳了吕端的意见，将李继迁的母亲放在延州，并派专人侍奉起来。后来李母病死在延州，而李继迁则在1004年攻打吐蕃的时候中箭身亡，他的儿子归顺宋朝。李继迁的儿子德明感念大宋对他祖母的不杀之情，归顺了宋朝。

　　还有更重大的事件，就是在拥立太子赵恒继位的问题上，发生的拥护和反对的斗争。那还是宋太宗在世的时候，太宗的身体有病，就安排了后事，立赵恒为太子，以备将来由他继位，执掌宋朝天下，并且让吕端负责太子的学习和生活起居等项事宜。太宗病情严重的时候，朝中有一些内侍和大臣，对太宗死后由谁来继位发生分歧。朝中有个内侍叫王继恩，他嫉妒太子过人，怕太子继位后对他不利。他就起了歹心邪意，联络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人图谋拥立楚王赵元佐继承皇位。

　　公元997年，宋太宗赵光义驾崩。皇后马上就派王继恩召见吕端，计划逼着吕端同意立楚王为君。其实在他们刚开始谋划的时候，吕端已经有所耳闻了，现在听到皇后召他入宫，知道局势可能有变，就果断地把王继恩锁在了自己家的书房中，派人严加看守，然后入宫晋见。果然，皇后对他提出了立楚王的问题。《宋史·吕端转》记载：“皇后曰：‘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乃奉太子至福宁庭中。”

　　太子赵恒登基，即真宗皇帝。登机之日，真宗赵恒坐在大殿上垂帘接受群臣的朝拜。吕端站在殿下不拜,奏请卷帘。 他上殿详查确是赵恒时,才返回殿下,率领群臣跪拜。接着真宗对阴谋另立太子的那几个奸侫，一一做了处置；贬李继勋为使臣，到浔州；贬李昌龄为忠司马；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在均州安置；一下子把这些人都从朝中除名流放，连带家眷同出京城。两年后王继恩就死在了贬所。真宗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真宗继位后，每次接见朝中大臣，都对吕端很恭敬，肃然拱揖，不呼其名；因为吕端长得体大肥胖，宫廷台阶稍高一点的，真宗都特别关照有人扶他上去。遇有奉召到殿中商讨军国大事时间长了议论不休的时候，吕端却能说出轻重缓急，并且条理分明，条条是道。吕端的意见每次都被真宗所采纳。

    名垂青史的典范

　　纵观吕端一生，他先后经历了后晋和北宋两个朝代，辅佐了北宋的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和真宗赵恒三代皇帝，在其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官场生涯中深的朝廷信任和重用，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中着实为罕见。这与其在大局、大节问题上毫不糊涂，但在事关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却能“糊涂”了事的行事方式是分不开的。正是吕端恰如其分的把握了“糊涂”与“不糊涂”之间的度，才成就了其标榜史册的千载美名。北宋元勋、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两朝的宰相赵普曾经评价吕端说：“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

　　宋朝以后，很多人都把吕端视为“持重识大体”的典范，“吕端大事不糊涂”也成为历代君王对朝中重臣表达褒奖之意的一种特殊方式。例如清代重臣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曾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保， 封三等伯，居官五十年。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其一人。张廷玉在其七十大寿时，乾隆皇帝御赐张廷玉一幅寿联，上联是“潞国晚年犹矍铄”，下联是“吕端大事不糊涂”。上联中的“潞国”，指的是宋潞国公文彦博。在里面借用文彦博与吕端来比喻张廷玉。

　　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也非常赞赏吕端的为人，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形容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军中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剑英元帅，称赞其每临大事有静气，能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明断是非，果敢抉择，且谋虑缜密，老成谋国。“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其中的诸葛指的是蜀汉名相诸葛亮，其《前出师表》有“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之语，毛泽东将吕端与诸葛亮并列。而对于许多普通的人来说，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这两句评价之语，知道了一代贤相吕端。

　　

    吕端轶事之一：难不倒的宰相

　　吕端为官四十余年，为相四年，不傲不贪，两袖清风，也不与贪官污吏们来往。深得百姓称道。因此，那些贪官污吏，屡屡想方设法算计他。

　　有一年春天的一日，风和日丽。宋太宗在御花园摆酒筵，宴请满朝群臣。在鼓乐声中文武百官，个个入席就座，把酒举盏。大家兴致一时浓烈，奸臣王继恩趁机在太宗面前捉弄吕端，想给他难堪，便说：“圣上，为助今日酒兴，何不出几个题，叫吕相爷答来？”

　　太宗一听，倒觉合乎本意，便唤过吕端道：“朕来问你，当今何处酒好？”

　　“杏花村酒最好。”吕端脱口而出从容笑答。

　　太宗又问：“何以见得呢？”

　　吕端笑答：“有唐诗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时酒价每升多少银两呢？”太宗追问到这个地方，众人都为吕端捏着一把汗，惟恐吕相爷答不出来。可王继恩却心中暗喜，他想，这回看吕端怎么回禀圣上。可是吕端却显得轻松坦然。他先是看了一下众人，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太宗沉吟道：“这酒价吗……”他故意顿住了以后的话。王继恩借机接过话茬说：“吕相爷因何不往下说了呢？”

　　吕端看了王继恩一眼，从容地说出：“唐时酒价每斗三百钱。”

　　王继恩听后又觉有缝可钻，就机说道：“启禀圣上，吕端他分明在欺骗圣上，相隔一百多年的酒价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太宗问道：“吕爱卿你且说来。”

　　吕端很坦然地说：“唐时酒价每升三百钱，绝无差错，臣记得杜甫有诗：‘速来相见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太宗大喜道：“杜甫诗真可称为一代史书也！吕爱卿，你呀，一代奇才呀!”

　　众人听得吕端如此熟读唐诗，又如此切题，个个翘起了大拇指。可是王继恩仍不死心，又出花招，想把吕端灌醉，让他酒后丢丑，好让圣上加罪于他，便请圣上为吕端换大酒杯饮酒。太宗依了王继恩，让吕端换大杯。吕端本来酒已差不多了，却唤道：“告官家换大杯饮酒！”

　　吕端话音刚落，王继恩又觉有缝可钻，乘机挑唆道：“万岁，吕端借酒气诬蔑圣上为官家，还不问罪？”

　　未等太宗问话，吕端对太宗道：“启禀圣上，为臣没有醉酒，也没有犯上，只是引经据典让圣上心悦一番罢了。”王继恩又添油加醋地追问吕端：“你称圣上为官家，还不是犯上？”

　　此时，吕端已是怒不可遏，指着王继恩说道：“你这个人，因何连称圣上为官家都不知道，还配在朝为官吗？”

　　太宗忙道：“吕爱卿，快给朕讲来！”

　　吕端便慢条斯理地说：“臣记得在三国时期的曹魏重臣蒋济的《万机论》里说过‘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连三皇五帝都称官家，我称圣上为官家，并无过错呀!”

　　太宗听后点头称是，众人也十分叹服。王继恩觉得事情不妙，便偷偷溜之乎也。太宗又举杯与吕端畅饮，众人也纷纷向吕端敬酒。都说：“真是难不倒的吕相爷呀！”

　　

    吕端轶事之二：宰相肚里能撑船

　　传说吕端在相位的时候，曾遭奸臣陷害，被削官还乡为民。吕端得旨后二话没说，便和书童背上行囊，挑上书籍，离开京城上路向家乡走去了。

　　吕端在路上行走数日，回到自家门口时，见家中正在设宴摆席大办喜事，原来是为老弟结婚设宴，有不少当地官吏和豪绅参加赴宴。这些人见吕相爷回来了，又是大礼参拜，又是重上厚礼，只弄得吕端哭笑不得。他见此情景只好当众言明真相：“我吕端现在已被革职还乡为民了！”谁曾想到，吕端的实言出口，竟使得那些势力眼的官吏和豪绅们个个百色突变，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斜眼相视，有的甚至拿起所送礼品离坐而走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候，村外传来了马蹄声声，鞭声脆震长空。原来是皇上派御史来给吕端下旨的。那御史骑马直到吕端家门口，下马便大声喊道：“吕端接旨！”只见吕端急率全家老细，跪在地上静听“旨意”。大家的心蹦蹦地跳着，有各种各样的猜想。唯有吕端本人心中有数，猜出十之八九。只听那御史宣旨道：“吕端回朝复任宰相，钦此！”

　　方才散去的那些和豪绅，闻听吕端又官复原职了，个个面红耳赤，张目结舌，心中着实难堪。只好重新相聚，拉下脸皮，回到吕府重新送礼贺喜，支吾其词，听不清说了何等言语。吕端对于这些势力眼们的行为表面上无动于衷，可心中暗笑。

　　在那些官吏当中，自然少不了当地的七品知县。那位县太爷坐着轿子走后复返，忙跪在吕端面前，一边像捣蒜棰子似的给吕端叩头，一边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相爷，我不是人，大人不怪小人过。”吕端的书童很是生气，上前揪住那知县说：“大胆狗官，竟敢戏弄我家相爷，摘去你的乌纱帽！”

　　书童此举，吓坏了那个知县，他便双手紧捂头上的乌纱帽。吕端这时才上前拉住书童道：“不要这样！”收童很生气地说：“相爷，像他这样的势力眼，不能饶恕！”

　　“童儿，此言差矣！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我们就应高兴，不必惩罚他了。我们何必强迫别人做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呢？”吕端说过这些话，感动得那位知县非常内疚，忙说：“相爷呀！您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哪！”

　　从此“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就传开了，一直传至千年后的当今。

 北宋嘉佑年间文安主簿·苏洵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官至霸州文安县主簿，宋英宗时追赠光禄寺丞，为北宋时期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一代名儒

　　苏洵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生于一个“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门第，他的父亲苏序“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先以子恩任大理评事，后累赠尚书职方员外郎；母亲史氏，知书达理，淑静贤惠。长兄苏澹、次兄苏涣皆以文学考中进士。而苏洵却小时候却不愿意学习。

　　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嘉佑元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和所作《权书》、《论衡》等文稿到益州（今成都市），请聪颖绝伦的好友益州知州张方平斧正。张方平看到苏洵的文章，大加赞扬道：“左丘明之《国语》，司马迁之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并建议他将文稿刊印成书请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指教。苏洵听从了张方平的建议，将自己所作的二十二篇文章刊印成书，携二子从几千里外的家乡奔赴汴京见欧阳修，奉上自己的所著之书。欧阳修一见，大为称叹，以为能与荀况、贾谊、刘向相媲美。便立即将此书荐于宰相韩琦。韩琦也对苏洵刮目相看，予以厚待，“尝与论天下事，亦以为贾谊不能过也。”于是欧阳修又特意撰写《荐布衣苏洵状》，与苏洵的著书一同献于朝廷。从此，苏洵的大名轰动朝野，其文章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

　　嘉佑三年，仁宗皇帝特意召他到紫微阁参加面试，本想破格委以官职，可苏洵却推托有病，不肯应诏。直到嘉佑五年，才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后又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从此，苏洵由布衣换成青衫。嘉佑六年农历七月，仁宗皇帝钦命苏洵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一书。 这是一部记叙大宋开国以来朝廷沿袭和革新旧礼法实施情况的历史著作。用苏洵自己的话说是“遇事而记，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治平三年《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奏而未报，苏洵便去世了。

　　苏洵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卤莽。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实亦有得而足恃。”由于他献身学术，著书立说，成就斐然，所以虽为九品小吏，却受到朝野的推崇敬仰。苏洵病逝后，“英宗闻而伤之，命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特追赠为光禄寺丞。治平四年十月壬申日，葬于眉州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朝野之士为诔者百一十有三人。”欧阳修为其撰写了《霸州文安主簿苏君墓志铭》，张方平、曾巩分别为其撰写《墓表》和《哀辞》。当朝忠臣韩琦、曾公亮等都含泪书写挽诗。这对于一个官居末流的县主簿来说，简直是空前绝后的礼遇。曾与与苏洵共事五年同修礼书的项城县令姚辟更是悲痛万分，他挥泪疾书挽诗二首，其一云：

    羁旅都门十载中，转头浮宦已成空。

    青衫暂寄文安籍，白社长留处土风。

    万里云山归故国，一帆江月照疏篷。

 

    文安主簿

　　明崇祯创修本《文安县志》中载：“苏洵，眉州人，仁宗嘉佑五年，宰相韩琦奏于朝，除校书郎。洵以本县主簿修纂礼书，教民礼让，劝课农桑，民受其福，卒赠光禄寺丞。”

　　传说当时文安县内水患成灾、民不聊生，县令曾委派苏洵去城北四十里大清河了解灾情。苏洵来到大清河边，见到一个很大的村镇被河水分成两块，周围都是淀水。他进了村，向人们打听，才知道这个村镇叫八姓庄。苏洵找到这村的里正，里正安排他在清河北岸几间官府收租的房子里住下。之后，他主动向老百姓请教，学习当地的语言，和老百姓交谈，了解当地的情况。苏洵看到八姓庄地势低洼，到处是水，便萌生了种植水稻的念头。他把这种想法告诉给里正，里正也很同意。于是给眉州家乡好友修书一封，让好友立即设法运送稻种来，并详细介绍了沿途的水陆情况。一个半月过去了，一船稻种终于运到了八姓庄。正是下种育秧的好时候，苏洵开始教大家开畦育秧，把稻种都种上。过了一段时间，稻秧长到半尺多高了，他又让这些热心百姓把稻秧拔下来，涮干净捆成把儿，然后分给各家各户，又言传身教，教给大家插秧。插完秧后，苏洵经常到田里察看，教给人们适时灌水、施肥，稻子长得绿茸茸的，分外喜人。这年七月，苏洵调回了京城。秋后，人们头一次吃上这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都打心里感激这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从此，水稻也在文安落了户。

　　苏洵看到大清河将八姓庄分成南北两块。在宋朝时此地没有桥，民众往来靠船只摆渡，十分不方便。苏洵老家的四川眉州山水丰富，桥梁彼多。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苏洵并称为“三苏”的苏轼、苏辙到文安看望父亲，苏洵便与二儿商量在此建桥，方便周边百姓往来，获得两兄弟的大力支持。在苏洵的组织带领下，当地的村民齐心协力建桥。很快，一架仿四川眉州地方样式的大桥便横跨于大清河上。人们就把这座桥叫“苏桥”，很快就在大清河上架起一座木桥。从此这里的人们结束了过摆渡的历史，农夫、商贾往来便利了许多。期间苏轼对文安当地民风印象颇深，称其“集劲勇而多沉静，自古号多豪杰”，后来他出任杭州太守，大兴水利，也是受苏洵治理大清河水患的影响。而当地人为了纪念苏洵这位关心人民疾苦的文化名人，人们把这座桥称为“苏家桥”，把清河两岸的八姓庄也更名为“苏桥”。人们还在清河北面的村中建起一座苏公祠，祠中塑有“三苏”父子像，这就是文安八景之一的“苏公胜迹”。

 元初名儒“南国苏武”·郝经

　　郝经（1223年—1275年）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生于临颖，幼年时随家人迁居到霸州信安定居。元初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理学家。

　　郝经年少博学，后受诏于忽必烈，被委以重用。1260年，赴南宋议和，被权臣贾似道秘密囚禁16年。1274年宋崩溃之际，郝经被释。郝经在政治上反对“华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主张天下一统；作为思想家，郝经推崇理学，以儒家思想来影响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使国家逐步走向大治。郝经一生著述颇丰，有文章数百卷，今存《陵川集》三十九卷。

　　郝经于1275年病逝，元朝为奖励其忠节，1305年追赠他为昭文馆大学士、资善大夫；1317年，又追赠其推诚保节功臣、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翼国公，谥号文忠。

　　

    少年博学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1232 年河南被蒙古军队占领，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定满城一代，后徙顺天，在霸州信安落户。

　　受家庭环境影响，郝经自幼喜好诗文、博览群书。1238 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1234 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其藏书均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忽必烈重臣

　　1252 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 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写了一篇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两月之后，忽必烈第二次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毅然整装北上，于1256 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会面后，忽必烈问其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

　　1258 年，蒙古大举征宋，蒙哥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出师伐宋，是蒙哥汗的命令，一旦事定，我一定派你为使臣与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时候统一天下的君主，均是凭借‘德’而不是凭借‘力’。宋现在还没有到败亡的程度，我们现在倾尽举国之力出兵征战，蒙古各路诸侯窥伺于朝内，我们的士兵在征战途中付出很大牺牲。我看到的只有危机，没有一点有好处。”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意见在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后来郝经得知蒙哥汗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指出蒙古军队的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他建议忽必烈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被忽必烈采用。八月，忽必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蒙哥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传至忽必烈军中，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郝经再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他上呈忽必烈的《班师议》中，明确指出忽必烈孤军深入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平定了内乱。

　　

    使宋被囚

　　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出使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中统元年四月，郝经带着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船至昭信，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九月，到达真州，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至元十一年六月，忽必烈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六年之久。

 

    文章等身

　　郝经之文丰蔚豪宕，长于议论，诗以奇崛为特色，一生留下数百卷著作，今存《陵川集》三十九卷，是流传较广的元人文集之一。

　　郝经作品中，诗最受评论家推重。他的代表做《幽思》是一组多达六十首的组诗，组诗力图承继阮籍《咏怀诗》及陈子昂《感遇》诗风的初衷，使人印象深刻，其七言律诗《秋兴五首》，则无论从题目到写作契机，都受到杜甫的影响。郝经之文长于议论，其《与阚彦举论诗书》对阚举提出尖锐批评，对时下粗豪的诗风痛下针砭，主张“熟读三百篇及汉魏诸人”、“唐宋以来只读李杜苏黄”，去除当时的风气。

　　即使是在使宋被囚的十六年中，郝经也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写于拘押在真州时斯的诗篇《冬至后在仪真馆赋诗以赠三伴使》更是内涵丰富，意境深远：

　　突兀天壤间，洞视及八轨。区宇入割裂，疆场更彼此。哄怒寻干戈，祸乱无期已。孰能著手援，下石往往是。予方闭关居，不忍安坐视。复有弓旌招，飈然为时起。仁义一万言，麻鞋见天子。天道本好生，天颜亦为喜。乃曰哀吾民，去杀兵当弭。今日践阼初，急务惟尔耳。三人奉书行，一信盈尺纸。诏下癃老泣，春风动田里。入境及淮壖，肺臆即开披。铲剃撤藩垣，罗列倒瑚簋。万变惟悃赤，一念无幸诡。白虹昼贯日，清江秋见底。行人不能行，在所辄顿止。一自入仪真，改馆七牢美。坐使庖丁劳，徒增鲁连耻。空庭重咨嗟，暗室还徙倚。蹉跎两朝事，惨澹一江水。堂上接玉帛，何如四郊垒。万众七奔命，何如一行李。新阳复生意，岁律已穷纪。节候中易感，挺特入骫骳。折梅愧皇华，对酒生颡泚。苍生苟能活，志士岂惜死。愿借君悬河，发我弦上矢。天下本一气，南北只一理。处置一何难，鸿毛扇糠粃。中原帝高光，遽可辽金比。君家祖宗法，亲仁载良史。可令富郑公，树立太平址。一若泰山安，一若九卵累。事几或一失，千载贻诟訾。中间乐祸徒，沮遏逞奸宄。以为富贵鎡，瞰鼎磨血齿。高天无风飈，侧伫羽翮俟。激怒起兵端，冯锋肆蛇豕。皇皇仁圣资，比复当谨始。发言谩盈庭，执咎谁敢尔。是非在目前，胡为眩红紫。政如道傍室，牵制终误己。区区谩多议，纸上何足恃。出门惧垂堂，何尝见边鄙。睽孤还自睽，见鬼急张弛。一断即遇雨，群疑皆披靡。天运属安治，何当合离仳。不能鹰脱韝，还成肉在几。盘飱宁忍食，欲断南八指。

 明代的边塞诗人 ·苏志皋

　　苏志皋（1488年－1569年），字德明，别号寒邨，固安县人。

　　苏志皋为嘉靖十年举人，嘉靖十一年成林大钦榜三甲进士，授湖广浏阳知县，调任江西进贤县。升刑部主事，历升员外郎、郎中，直隶庐凤兵备佥事，以修建闸坝之事升任分守宣府右参议，又升陜西潼关兵备副使，后因宣府督办粮饷不及，左迁河州知州。经过督抚两察院联合保奏，升泾邠兵备佥事。嘉靖二十九年，推升雁门等关兵备副使，历任陜西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左布政使。嘉靖三十三年，推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兼襄助军务。考绩期满，升右副都御史。其人才情富丽，博学广闻，著有《益智录》数百卷，有《兵机纂》数卷，著有《寒村集》四卷，《抱罕集》一卷，《四库总目》又有《巡抚奏议》十八卷，《译语》、《画跋》、《恒言》各一卷，已佚。

　　

    寻宗的诗

　　苏志皋的祖籍在隆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一带）。明朝初年迁入直隶，他的祖辈在直隶顺天府下辖的固安县安家，其族人也有在同属直隶顺天府管辖的昌平、三河一带安家的。

　　嘉靖二十二年，苏志皋出任分守口北道右参议，驻地就在隆庆州的新河口堡。当年夏天，苏志皋曾在隆庆州一带寻找祖宗的坟墓，漫不可得，于是作诗一首以寄拖对先人的哀思：

    家世相传在此州，

    不知何处是松楸？

    临风一掬澘然泪，

    洒向黄云万古愁。

　　

    戍边壮歌

　　新河口堡地处边关，戍守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将士们为了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安定，无怨无悔地坚守着，苏志皋在这里写下了一首《新河口》诗以记其事：

    羌笛连山起，寒声入汉疆。

    疮痍伤战斗，勋业重侯王。

    野草经霜白，胡云近塞黄。

    愁看青镜里，皓首似冯唐。

　　嘉靖二十三年，苏志皋升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二十六年任陕西潼关兵备副使，长期戍守在与北方少数民族鞑靼作战的边关前线，后因督办军饷不利，一度被降职。嘉靖二十九年，苏志皋被推升为雁门等关兵备副使，后历任陜西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左布政使。在此期间，苏志皋“畅晓夷情、谙练戎务”，将其所见所闻及当地文献记载编撰成《译语》一书，是明朝第一部全面记载蒙古情况的笔记体著述，因“经历其地而备尝其事”，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推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兼襄助军务。期间，他多次检阅边关防务，写下了许多记载戍边将士艰苦作战的诗篇，较著名的有《阅边至辽阳》、《雪夜袭虏》等：

    阅边至辽阳

    海国风掀冻雪残，

    惊沙凌乱拂征鞍。

    马毛如蝟须如戟，

    谁信边头猛士寒。

    雪夜袭虏

    朔风利似刀，朔雪密如织。

    四山号虎兕，万卒无生色。

    号令等风霆，直捣龙沙北。

    夜半缚呼韩，天明传蓐食。

　　

    雅致诗情

　　在苏志皋存世的诗中，不仅有戍边壮士的悲歌豪情，也有一些风流潇洒、清新雅致、温婉多情的诗词作品。明嘉靖二十三年，北方少数民族鞑靼出兵侵犯紫荆关，时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的苏志皋奉命赴蔚州（蔚县）征摧粮饷，并督促大军经蔚州飞狐峪进发广昌（涞源），增援紫荆。苏志皋在蔚州期间，忙里偷闲，乘月夜登上玉皇阁，环视周围群山，有如众位列仙骖鸾跨凤翱翔其间，乃作小词一阕，名曰《天仙子》。词中写道：

    青帝祠前赤帝祠，

    步虚声里梦回时，

    羽轮归去鹤书迟。

    山吐月，水平堤，

    冷冷玉露湿仙衣。

　　皇帝早朝召见，他即兴赋诗《早朝奉天殿接诏》：

    禁漏沉沉晓色迟，回廊华月隐参差。

    玉阶直接承明殿，银汉遥通太液池。

    咫尺云函颁圣诏，逶迤宫扇肃朝仪。

    微臣亦见天颜喜，未必长教近侍知。

　　朋友杨虚楼还任饶阳，他依依惜别，写诗相送：

    澹烟疏雨禁城秋，

    彰义门前古渡头。

    欲把相思付流水，

    芦沟日夜总悠悠。

　　《盱眙山馆》自然惬意：

    山馆雨初歇，

    村园菜正肥。

    摘花引寒蝶，

    冉冉过篱飞。

　　《初夏寄题隆兴寺禅房》禅意颇浓：

    蒲萄引蔓枣开花，

    台殿参差日影斜。

    一客不来双燕语，

    老僧闲欲晒驾裟。

　　

    轶事也诗情

　　苏志皋文采卓然，行事洒脱幽默，一生留有许多轶事。明代学者蒋一葵所著《尧山堂外纪·卷九十八》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城宣武门外有一座寺庙，叫做归义寺。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们常常在这里送别饮宴。有一天，苏志皋在这里摆酒送别好友，先到这里。朋友还没到，他便在寺里闲逛。

　　在一间偏僻的僧房内，他看到挂有当朝名士李震所画的《判官图》，上面的判官大概是喝多了，脱下一只靴子，教叫一个小鬼举着，玩儿起了投壶的游戏。另一个小鬼藏在判官的后面，偷偷的拿起判官的酒壶喝酒，很有意味。

　　苏志皋闲暇之于，在旁边的墙壁上戏题七言诗一首

    芭蕉秋影送婆娑，

    醉里觥筹射鬼魔。

    到底不知身后事，

    酆都城外更如何？

　　苏志皋的好友高东谷当时在朝中任光禄少卿，夜里梦到一位绿衣使者向他抱怨：“苏司寇的诗对我是极大地嘲讽，求你想办法把这件事解决掉吧。”第二天，高东谷把这件事告诉了苏志皋，苏志皋便向他讲了那天在归义寺的事，两人哈哈大笑。

　　夜里，高东谷有梦见了那个绿衣使者，他对高东谷说：“我觉得你与苏司寇交情好，才来这里求你解决这件事，你怎么不说呢？”高次日又专门来到苏志皋家中处，拉着苏志皋一起来到归义寺。苏志皋拿起笔，在那幅《判官图》的旁边又题了一首赞美判官的七言诗：

    蟠桃频窃酒频倾，

    总是区区儿女情。

    莫道不知身后事，

    目光如电照幽冥。

　　当天夜里，绿衣使者又来到高东谷的梦中，向高东谷表示感谢。

 皇明正德辛巳科状元·杨维聪

　　杨维聪，（1500年－1560年），字达甫，号方城，固安县人。正德十六年辛巳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右春坊右中允，嘉靖初年因“大礼议”事件被外放为官，后官至太仆寺卿。辑有《性理诸家解》三十四卷。

   

    状元及第

　　杨维聪是名成化二十二年丙午科举人杨和的次子。杨和官至国子监学正的正，平生不务积蓄，唯严于教子。

　　杨维聪年少聪慧，精通经史子集，博览群书。《明状元纪事》载，杨维聪幼年随父杨和在长史任上，在塾读书，每当饭时，杨维聪准时赶到，母亲张氏问其为何如此准确，回答说，每当此时总闻耳边有呼声，说状元可以吃饭了。长大后在京求学，梦中在崇文坊迎金字辛巳状元牌，问之，曰，送与固安杨秀才，觉而自喜。

　　明正德十四年杨维聪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及解元第。《玉堂丛话》载，正德十五年，固安县大水冲决永定河岸，断桥边出一石碑，题曰：“桥倾天子过，碑出状元来。”这一年武宗(正德)南巡，从永定河大桥通过。正是在这一年的二月，杨维聪会试连捷第十名贡士。礼部按例请于殿试，但是当时正德皇帝南巡未归，当朝内阁首付大臣杨廷和认为“临轩策问，必天子亲御”，因此当年殿试未能按期举行。明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年五月嘉靖帝在西角门赐策问贡士，中状元。当时参加殿试的贡士共有三百三十三人，次日放榜，杨维聪得中一甲第一名第一，高中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之职。

　　明朝状元共八十九人，河北籍仅两名，杨维聪为其一。

　　

    “大礼议”之事

　　嘉靖三年，皇帝欲尊生父为皇考，因不合礼节，遭到众大臣反对。大臣张璁、方献夫等因奉迎嘉靖帝心意而被提拔为学士，杨维聪及同官舒芬等人羞于与张璁、方献夫同列，上书乞求罢归，嘉靖帝不准。

　　七月二十日，嘉靖帝诏谕礼部，十六日为其父母上册文、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十五日，状元杨慎等召集群臣再向嘉靖帝进谏，共二百九十九人拜服于左顺门死谏，杨维聪、舒芬等人即在其中。嘉靖皇帝大怒，杖击四品以下官员若干人，编修王相等十八人俱被廷杖击毙，一百三十四人被投入监狱，何洪伊等六十五人“姑另待罪”。杨维聪亦遭廷杖并罚俸禄，之后贬出京城。这便是明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之事。

　　嘉靖十三年杨维聪升任山西右布政使(从二品)，嘉靖十五年为山东左布政使，嘉靖十六年为南京光禄寺卿，嘉靖十七年(1538)为太仆寺卿。

　　

    诗书传家

　　以杨维聪为代表的固安杨氏一门，诗书传承、极重教化，自杨维聪之父杨和开始，杨氏后人多有科名。其父杨和为成化二十二年(1486)举人，国子监学正。杨维聪本人为廊坊历史上唯一的状元，杨维聪之兄杨维杰为嘉靖丙戌科一甲第二名(榜眼)，官至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其弟杨维诚为举人。长子杨维祥荫为国子生，未仕而卒。次子杨文袆任都察院检校，历升上林院左监丞，山东济南府州判，兖州府同知。三子杨文祈，举人，未仕卒。

　　杨维聪的著作，今存《明正德辛巳科殿试对策》一篇，为兵部尚书赵守朴所撰《守朴赵公墓志铭》一篇，《山东通志序》一篇，《蓬莱县儒学碑记》一篇，为文安某公撰写墓志铭一篇。诗二首，《题尊经阁》、《谒林庙诗》。

 

    皇明正德辛巳科状元杨维聪殿试封策

　　皇帝制曰：

　　朕惟自古人君临御天下，必慎厥初，而其为臣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盖国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进退、世道之否泰，其机皆系于此，诚不可以不慎也。然观之诗书所载，则亦不能无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首察玑衡，以齐七政，而类禋望徧之并举。观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异时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询四岳，辟四门，明日达聪，惟恐或后，且进十二牧而历咨之，岂听言用人又在所急欤？太甲元祀，只见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是天下之政，无大于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傅说告之，尤惓惓逊志，时敏之务，典学亦岂容缓欤？成王即位，周公作《无逸》，举三宗以劝之，惟以畏天爱民为主；《访落》一诗，乃又以尽下情、守家法为说；《立政》一书又以三宅三俊为不可忽。终之无误，庶狱为重。意固各有在欤？抑又有可疑者？禹、舜命于神宗，不旋踵会羣后誓师征苗；康王率循大卞，大臣进戒，首以张皇六师为言，他务未遑，顾以兵事先之，何欤？若乃禹只承于帝，有精一执中之传；汤黜夏命，有克绥厥猷之任。武王胜殷，访《洪范》于箕子，践阼授丹书于尚父，且退而几席、觞豆、刀剑、户牅莫不有铭，则又万世道学渊源所自，未可以寻常政事目之也。然则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于是欤？汉、唐、宋以来，其君臣之间，盖无足与于是者。然一代之治功谕议，亦不可泯。观夫求端于天之策、治审所尚之疏、尚德缓刑之书、荡涤烦苛之奏与夫先天要说之十事、奉夫罪己之一诏，元佑修德为治之十要、淳熙谨始自新之十目，皆于初政深致意焉。其与十渐之虑、五始之义、三卿序进授策之戒，指归所在，其果无大相远欤！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终，王道之设施，固有先后，端本所以治末，谨始所以图终，施之宜先，则不可以少后，皆治体所关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众说不能以皆一欤？朕奉天明命，嗣承祖宗大统，临御以来，厘革弊政，委任旧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诸事，惟日孜孜次第举行，取《无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语，建号纪元，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特进尔多士于廷，咨以慎初之道。尔多士其尚酌古准今，稽经订史，明本末之要，审先后之序，悉意敷陈，用辅朕维新之治。

　　对：

　　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缓急，足以周天下之务，立天下之纲，是谓治法；根于躬行，原于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运之而不穷，是谓心法。治法不善，则施为注措之间，乖谬舛错，必无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或未端焉，则科条虽具，品式虽详，亦弥文粉饰，而未必征之实事，勉强一时，而不能持于悠久。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法存于内以为之本，治法施于外以为之用，本端而末治，体立而用行，斯为治不易之常道也。况人君临御之初，天命眷顾方新，人心向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机，胥此焉系，所以慎其初而图其终者，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得心法而举治法，三代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纯而治法亦有所未备，三代以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则今日慎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

　　钦惟皇帝陛下睿哲天挺，仁孝夙成，龙潜藩邸之时，已系元元之望，一旦龙飞虎变，御极当天，宵旰孜孜，励精图治，任耆旧之臣，厘积习之弊，天下之人，莫不延颈举踵，观政听风，思见德化之成。臣以草茅，首蒙赐对，虽至愚陋，不足仰承休德，而喜庆之深，敢不掇拾旧闻，对扬清问之万一。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机焉，识治势者乘其机以为之，则力不劳而功可成。所谓机者，初是也。盖临御之初，好恶未著，虽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观望，一有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惟好之欲也，于是溺其所可乐，忘其所可惧，而后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将遂偾焉，以至于不可为。诚自其初谨之，不堕于小人之计，小人亦洗心涤虑，唯正之趋矣。是故识其机者慎其初，不慎其初，不识其机也，识其机则国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进，世道由之而泰，不识其机则治者忽、进者退、泰者否矣，其关系岂小小哉？太甲初嗣位，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营洛，召公告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自古人君临御天下，率以慎初为事，臣之贤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也。臣请稽经订史，用圣制所及者条陈之。

　　夷考上下数千年间，君臣图治之说，既有所谓心法，又有所谓治法，而其为治法之说，又或天或祖，或君或民，或内或外，或彼或此，棼然其不能齐，何也？天下之理，固有大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故以心法对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对事之小且缓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谨始以图终，其设施之序，心法固所当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后？圣君贤臣，唯有见于此，故执中绥猷。洪范、丹书，与夫典学之说、修身讲学之说、正心齐家之说，直指乎心法之源，而其他政事之说，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时之所宜，据其势之所至，顺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奚必其词之同哉？

　　臣窃观陛下践阼之初，责成辅臣奖纳台谏，凡弊政之所当革者，革之无不尽，凡旧章之所当遵者，遵之无不笃。其于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诸事，固次第举行之矣。励精之实，发于即位之一诏；中兴之志，著于嘉靖之纪元。凡在覆载之间，稍有血气之属，莫不以殷宗、周宣为望，乃犹不自满假，于圣制之终，曰：“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而欲臣等悉意敷陈，以辅维新之化。即此观之，臣有以知陛下必为殷宗、周宣无疑矣。臣之所以为献者，亦惟愿不失此机而已。何则数年以来，法度废弛？天下之事，已极于弊，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奋，人心望治者方切。此祈天永命之时，可以有为之会也。乘此机以为之，文去川决，殆无难者，在陛下加之意而已。

　　近世人君，孰无愿治之心？然或卒不逮焉，岂皆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则心法、治法，乌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以执中，肇修人纪以绥猷，逊志时敏以典学，建皇极以序九畴，戒怠欲之胜敬义，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齐家，则心法得之矣。克谨天戒以畏天，监于成意以法祖，亲贤远奸以致治，早朝晏罢以勤政，明扬侧陋以求贤，虚怀受言以纳谏，节财以制国用，爱民以固邦本，慎刑宪以恤人冤，诘戎兵以防边患，则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有治法以为心法之用，本末不差，先后有序，而谓“美不俪于诗书，治不隆于熙洽”，岂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

　　虽然，非初之难，而终之难也。陛下以慎初为问，臣既陈之矣。至于图终之说，臣敢复为陛下言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时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时万物，皆得顺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强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则几成而复坏，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谓健治者，非血气之谓，又以心为之本。陛下诚求之心，日御经筵，讲求至理，以学养此心，整齐严肃，主一无适，以敬存此心，延见公辅，亲近儒臣，随时便殿，时被顾问，以君子维持此心，则圣心湛然。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终之足患哉？

　　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以无失今日之机，以无负今日之望，以无忝今日改元之意，则生民幸甚，宗社幸甚。

　　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明嘉靖朝文武兼备两京尚书·王遴

　　王遴，（1522年—1608年）字继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职为绍兴推官。入朝任兵部主事，员外郎。万历年间任南京工部尚书，后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又调任北京户部尚书、后改任兵部尚书，万历二十八年告老致仕还乡。王遴思域万历三十六年，死后被追赠为太子太保，天启年间，追谥恭肃。因王遴在南京和北京都当过户部、兵部的上书，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两京尚书”。

　　

    戍边二十年

　　王遴少年时既有四方之志，读书不仅置儒家经典，还注重学习自然科学与兵书战册。明嘉靖二十六年，年仅二十五岁的王遴就得中进士，可谓意气风发。

　　王遴考中进士后，被派遣到浙江绍兴府做一名推官，主管府衙内司法事物。后来调京城担任兵部主事、兵部员外郎。后因得罪当朝权贵，外放山西岢岚任兵备副使，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戍边生涯。

　　王遴到任岢岚后，根据当地山川地形，全力修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同时大力实施屯田政策，令士兵自给自足。 “敌不敢寇岢岚”兵民皆大欢喜。

　　嘉靖四十四年，严嵩父子倒台，王遴随后得到提升，以钦差身份巡抚延安、绥德，鞑靼蒙古的俺答可汗帅大军进攻定边、固原，总兵官郭江战死，王遴被降一级，罚俸一年，仍署理原任。随后的几年间，王遴待罪守边，帅所部六次抵抗鞑靼侵犯，皆获大胜，战功颇丰。但由于与山西巡抚温如玉不和，又一次被弹劾把关。

　　罢官后的王遴回到霸州老家等候勘问。经过调查，王遴确实无过，加之边关告急，皇帝钦命其官复原职，巡抚河北宣化，王遴到宣化后，修建城垣、增设哨寨、添置大炮、养马屯田。鞑靼游击突袭数次，均被击退，遂令敌军不敢再寇宣化府。

 

    刚直不阿

　　王遴性情耿直，名节气概。明嘉靖年间，同为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剧本弹劾当朝首辅严嵩，揭发严嵩及其孙子严效忠冒领军功的事，反被严氏党羽参劾，被下到兵部看押审察。严嵩之子严世藩亲自插手杨继盛案，指示主审的武选郎中周冕诬陷杨继盛。周冕揭发严世藩不成，反而获了罪。兵部尚书聂豹惧怕严嵩父子，欲按严世蕃之意审结此案，王遴到他面前力争，聂豹大怒，最终按严世蕃之意样上报了审察结果，杨继盛被判了死罪。杨继盛在押期间，王遴给他提供粥饭，并且将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杨应箕。杨继盛死后，王遴将他收敛埋葬。严嵩父子大怒，找了别的事将王遴逮捕投入诏狱。后来事情澄清又复了官。

　　王遴后被任命为户部尚书。那时尚宝丞徐贞明、御史徐待主张在京东开发水田，王遴极力赞同，于是这主张就决定下来。江南织造衙门专司皇帝、皇室织造、采办衣服，历年节流江南税收白银一百七十余万两。皇帝诏命户部核销，王遴据理力争，将节流的银两顶替以后的预算。按惯例，户部的银子专门供给军政事务，不供给其他方面用。没过多久，皇太后做寿，皇帝下诏书要取黄金四千两给慈宁宫用。王遴查看账目后发现，皇帝结婚时挪用的支援边防的银子九万两还没归还，到这时又想那样做，便极力坚持这样做不妥。皇帝坚持要，最终给了白银四千两。

　　任兵部尚书后，辽东总兵李成梁贿赂送礼给遍全京城的官员，但不敢到王遴家。王遴在户部屡次坚持原则进行争执，已经被宦官嫉恨。

　　当时的内阁首辅大臣、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把一个人推荐给王遴。此人姓罗名秀，原是太监滕祥的奴仆，花钱贿赂一些官吏，成为一名禁卫军军官。申时行为讨好滕祥，嘱咐王遴让罗秀出任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的佥书，王遴没有照办。申时行大怒，伺机报复。不久，神宗去观看宫室，宦官持他的御批去兵部要马匹。按惯例，御批当钤印，由司礼监送兵部，没有径直下发兵部的。王遴上疏，说此举不合礼法。神宗龙颜不悦。申时行见状，乘机拟旨责斥王遴擅留御批，大不敬。他的一些同党也纷纷上疏弹劾王遴。王遴无奈，辞官而去。

 

    文采卓然

　　王遴传世文章颇多，尤其擅长七言诗。

　　王遴的文章多是吁民疾苦、针砭时弊之作。如,《上杨大司农书》由“伏闻驿传者，欲行审编力役之法。然自舆论酌之，其害有七”入题，后将此七害一一列数，阐明地方百姓力役负担过重，呼吁地方百姓负担；《文霸水利议》则是就京师之南文安、霸州一带兴修水利的问题，在详加分析河汛形势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筑堤于南、决去河中曲防”等措施，皆是于国于民百利的良谏。

　　王遴的诗极其豪放，多愤世疾时、感慨悲歌之作。他年少为官，三次遭贬、一次下狱，驻守边关长达二十年，而依旧我行我素、卓尔不群，即使在一代名相张居正辅弼朝政时，王遴也不齿与之为伍。他常怀报国之心，忧国忧民，常感叹：

    易水寒消侠气尽，燕台金重士风迷。

　　他用一首七言绝句以诗言志：

    每欲治安忧汉室，常怀泛滥痛尧时。

    高调白雪人难和，志附青云世罕知。

　　嘉靖年间，王遴因屡屡见罪于严嵩一党，被调往紧邻鞑靼的山西岢岚一代驻守边防，即便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依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登北楼赠副戎张将军》诗：

    孤城绝塞敞高楼，漠漠风沙槛外浮。

    遗恨朔方失故土，空临秦卒赋同仇。

    飘飘雪片凌春色，处处笳声馆客愁。

    才调如君今定远，储看谈笑取封侯。

　　在其退休后，日本进攻大明朝的附属国朝鲜，万历皇帝问计于王遴。王遴答对皇帝问询之余，题诗云：

    夏州称乱兵方戢，又报扶桑乱未休。

    帷幄应多持胜算，江湖谁是报深忧。

　　又有诗云：

    蓟门迢递接三韩，去国谁歌行路难。

    腰下龙泉肝胆在，尙余紫气照长安。

　　诗文字里行间凸显王遴虑朝谋国之思，老骥千里之志。

 

    王遴破风水的传说

　　熟悉霸州历史的都知道，毁于抗日烽火的霸州古城只有南门、北门和东门，唯独没有西门，这在中国城墙建筑中是非常罕见的。至于为何没有，这里面还有一段与王遴有关的古老传说。

　　传说王遴年轻时，不但饱读诗书、深谙兵法，而且熟知天文地理、精通阴阳八卦，特别是还会看风水。王遴家的住宅曾有风水先生看过，说是五鬼之地，谁家住那谁倒霉。可王遴偏偏将住址选在那里，并说有福之人不怕五鬼之地。选址当晚，王遴就在那里打棚住下了。刚刚睡下不久，自己就仿佛灵魂出壳一般不知不觉的来到了一处深宅大院。家人仆役来来往往，像是正在筹备一件大事。王遴顿悟，立即抽出宝剑冲杀进去，杀的这些人一个措手不及，四处奔逃。直到天明，金鸡报晓，大伙才发现王遴在他选的宅基地挥剑疾走。从此宅子里的五鬼再也没做过乱。

　　后来，王遴在京城做了兵部尚书。有一次王遴自京师回老家途中经过霸州，发现霸州城东西长、南北窄，整座城池象一头牤牛，东为牛首、西边是牛腚。王遴从风水学的角度认为，自己家在霸州城东，只要把牛腚堵死，牛一憋劲，就把整个霸州的风水都憋到他家的方向去了。于是王遴便利用兵部尚书的权利，命人把霸州城的西门堵死了，结果霸州城就只剩下三座门了。

　　王遴心中窃喜之于，想起自己堵城门时教过他风水的老师丁半仙，曾因西门外上百户人家因堵城门而搬迁，怕丁半仙破了自己的机关，便派人暗地里用白灰灼瞎了丁半仙的双眼。丁半仙料到是王遴下的毒手，本想绝了王家祖坟阴脉，然后领众人扒开霸州西门，又怕彻底断了风水被王遴发现，自己一家性命难保，只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偷偷破坏了王家祖坟神道，断了王三代后的运脉，然后悄悄离开霸州隐居去了。

　　王遴堆着一些并不知晓，自己在京城当官越当越顺，每天上朝陪王伴驾，下朝后在家作赋吟诗，很是惬意，就连他的儿子也做了一任兵部尚书。可没等他死，他的儿子就先死了，他的孙子也只做了个户部郎官的闲差，以后王家就再也没有出过官宦了。王家的风水虽破，但霸州西门一直没扒开，风水一直往东憋，王家去不了就四散开来。至此以后霸州高官名人多出在城东。

　　传说终归只是传说，事实是：据霸州文史资料记载，民国1938年拆霸州城墙的时候，发现了西门的城牌匾，也就是西门以前是存在的。由于霸州历史上水患频发，加之霸州的地势是东南高、西北洼，西门外最低，每到夏季西北方大水一来，往往首当考验的是西城门。为了把隐患降至最低，明代万历年间人们便把西门严严实实的堵死了，从此霸州城没有了西城门。只是这顶沉重的帽子一直被扣在口碑向来不错，而且是霸州老家的兵部尚书王遴头上，无论怎么讲都有失公允，个中缘由也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之谜……

  

清代康熙年间的三河知县·彭鹏

　　彭鹏（1635年—1704年），字奋斯、兼山，号九峰、无山、古愚，史称彭公，福建省莆田县小横塘村（今莆田市黄石镇横塘村）人，清康熙年间在三河任知县六年。其在三河期间彭公布衣蔬食，反对奢华，寒不坐乘，暑不张盖，勤政爱民，廉洁律己。史书记载他不畏豪强，秉公断案的品格，深受三河人民拥戴，调离三河后，时人为其建生祠一座以念。朋友后官至广东巡抚，建树颇多，被誉为清初四大廉吏之一而载入《清史稿》中。清光绪年间贪梦道人以其事迹编著的长篇侠义小说《彭公案》世人皆知，而且被译成外文传到国外。因为此书写彭公在三河的内容占有相当比重，故而，三河的名声也就在很多读者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彭公不仅政绩卓然，文才也很出众，一生著有《古愚心言》八卷、《中藏集》一卷、《两粤疏抄》若干卷和《万寿敷福集》等著作传世。

　　

    彭公其人

　　彭鹏明末崇祯八年出生于福建莆田小横塘。他少年时期勤奋好学，矢志报国为民。清顺治十一年，彭鹏应学使者试，考中第一名；六年后，又应福建乡试中试。清康熙十三年，“三藩”叛乱，当时盘踞在福建的“三藩”之一的耿精忠欲揽其为官。彭鹏托病不出。耿精忠几次派人来请他，他偷偷的用锋利的锥子刺破牙龈佯作吐血，拒绝前往，誓不与叛贼为伍。在没有出仕做官之前，他曾在莆田一带大力倡导兴修木兰陂水利工程，设粥厂救济灾民，支持兴教办学。

　　清康熙二十三年，彭鹏被朝廷选授为三河知县。一上任，他即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改革陋规；轻徭薄赋，减轻民间负担；并设义学和学宫，振兴地方教育。他不畏权势，对那些为害一方的旗人、宫廷近侍照样严惩不贷；对本县及邻县发生的疑案，则秉公执法，常亲自查办，果断昭雪冤狱，其为国为民之直性远近闻名。康熙二十七年，巡行至三河地域的康熙帝特地召见彭鹏，并赏银三百两奖其廉直。

　　然而宦海凶险，彭鹏曾多次遭到贪官诬陷，几遭贬绌，但他坚贞不屈，知难不退，奋力抗争。康熙二十八年，彭鹏遭顺天府尹许三礼参劾，虽查“无证据”，仍被“降二级留任”；继而又被多次论罪，“积至降十三级调用”。可一年后，在朝廷举荐“廉能”官中，他竟被擢拔第一，授工科给事中。

　　康熙三十二年，关中大旱，蝗灾肆虐，他一日连上三疏，参劾陕西、山西、河南三省长官不恤民情，营私肥己，并直指南阳、磁州、泾阳等州、县长官劣迹。同年，又疏劾顺天府乡试舞弊，直言争辩，直至主考官革职。

　　由于为官忠廉，为人耿直，彭鹏屡有开罪当朝权贵，终被排斥出京，外放治江南河工。彭鹏并未颓丧不振，其直声仍熠熠昭人。自康熙三十六年起，他连续三年被朝廷升用：先回京补刑科给事中，再任贵州按察使，后升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在广西任上，他省刑减税，弹劾贪官，积弊为之一清。

　　康熙三十九年，彭鹏因政绩突出，调任广东巡抚。时值当地久雨成灾，他广开仓廪赈灾，救活不少民众；并一如既往治吏恤民。直至去世前一年，还禁收私派银捐数十万两，并致力昭雪冤狱，开释无辜受诬者三百余人，备受当地民众拥戴。康熙四十三年，彭鹏积劳成疾，卒于广东巡抚任上，享年69岁。

　　

    三河轶事

　　清康熙二十三年，彭鹏就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县在北京城的东面，旗人、汉人杂处，是有名的难以管制的地方。

　　有一天，三河的街头出现了一个人，声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三河办差，四处敲诈勒索。彭鹏知道这地方离北京近，鱼龙混杂，一时拿不准，就化装侦察，接近此人。最后终于查明其真实身份，给皇帝放鹰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于是彭鹏一声令下，将此人逮捕，打了他一百鞭子以示惩戒。

　　三河县城里有人偷盗，彭鹏听到呼叫，立即提刀上马，疾步追捕，终于赶上盗贼将其缉拿归案。

　　康熙帝巡视京郊的时候，听到的都是百姓称赞彭鹏清廉刚正的话。在接见他时，赐给他黄金五百两，并对他说：“朕知道你为官清正，从来不肯接受百姓的钱财，朕就拿这些钱来给你养廉！”

　　

    历史小说《彭公案》

　　长篇历史小说《彭公案》为清光绪年间的贪梦道人所著，书中以康熙年间彭鹏出任三河县令、升绍兴知府、擢河南巡抚、授兵部尚书查办不同事务为线索，叙述李七侯、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等一班侠客协助他惩恶诛奸、除盗平叛的故事。

　　清代绍兴府侠士黄三太闻清帝康熙貌丑，欲一睹。赴京，得九门提督飞天豹武七之助，于康熙出猎时假充武弁随行。康熙遇虎，黄三太金镖打虎相救，得钦赐黄马褂。黄三太返乡，邀江湖好汉庆赏。杨香武闻而不服，夜入皇宫盗得九龙杯，欲持往绍兴与黄争誉，不料在茂州客栈为神偷王伯燕窃去。王将杯售与一卸任官员，二郎山盗袁龙、袁虎劫杯，送给扬州避药庄庄主周应龙。

　　康熙失杯，命钦差彭鹏访缉。彭鹏至黄三太处邀各路江湖好汉查询，杨、王道出实情，众好汉至扬州劝周应龙交出九龙杯，周拒之，杨香武二盗九龙杯，众好汉大破避药庄，周应龙逃往河南紫金山。彭、黄伴杨香武回京送杯请罪，肃亲王不信杨有盗杯技能，令杨入王府盗杯。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得以免罪。为追查周应龙拒交九龙杯之罪，众好汉破紫金山擒周应龙归案。

　　河南北星庄庄主花得雨为害地方，彭鹏率众好汉破庄除花，花弟得雷逃往大同，盘踞溪皇庄。彭鹏至大同私访，被得雷识破押禁。得雷欲杀彭为兄报仇，众好汉乔扮戏人混入溪皇庄，杀死得雷，救出彭鹏。

　　女盗九花娘设迷人馆诱惑少年，彭鹏遣入前往探访，并破之，九花娘逃往剑峰山，嫁寨主焦振远第五子焦信。黄三太、诸彪等劝焦振远献出九花娘，不从，遂破剑峰山，擒焦氏父子和九花娘。飞龙岛盗韩登劫彭鹏，禁于岛中。众好汉破飞龙岛救出彭鹏，复又破清水滩、连环寨。贺兰山白起戈摆木羊阵，众好汉中伏，死伤过半，后经探明阵图，打破木羊阵。彭鹏功成回京，向帝复命。

　　《彭公案》在叙述主人公彭鹏在破案断案中，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打击、征治贪官赃吏和豪绅恶霸的同时，塑造了许多各具性格特点的人物，像心高气傲、沈稳庄重、武艺超群的侠客黄三太，官逼民反、豪爽鲁莽、不贪财色的绿林豪杰窦二墩，占山为王、老奸巨猾、专干打家劫舍勾当的吴太山等，都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清代康雍年间济世奇才·陈仪

　　陈仪，（1670年—1742年）字子翙，号一吾，别号“兰雪先生”。文安县人。 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兼佥都御史领京东营田观察使。

　　陈仪精于古文，学识渊博，浚治水患，经世济民是清代著名学者、治水专家，与稍晚的纪昀并称京南二才子，时人称之为“济世奇才”。

　　

    少年勤学

　　陈仪于康熙九年出生在文安县城内西关一官宦世家。据史书和陈氏族谱记载，陈仪的高祖父陈所蕴诰赠通仪大夫、兵部都补右侍郎；曾祖父陈国维曾任遵义府和永州府推官；伯祖父陈协曾任太仆寺少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兵部督捕左侍郎等职；祖父陈怗受父兄之荫，为正三品候补七品京职；其父陈良瑛接补父荫为侯补七品京职。

　　陈仪年少时，已经家道中落，十分贫寒。但前辈留下的大量书藉使他如鱼得水。加之良好的启蒙教育使他的道德水准和求学兴趣、毅力从小就与众不同。他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不久便显示出读书过目不忘，悟性过人的灵气。童年时陈仪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而是加倍刻苦读书求索，在乡里被称为神童。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仪的知识和文采也逐步提高。五经、四书、楚辞、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他几乎都能背诵。为了深入了解社会，他十几岁时便开始研究礼乐、制度、盐法、河防、天文、地志、兵刑、财税等知识，象经史子集、程朱理学更是烂熟于心。他读书为文，出口成章，下笔千言。对名著的理解以及对事物的剖析总是见解独到，追求实质。他的老师井存士及忘年交朋友王念庵在当地是造诣很深的名士，在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后，赞叹不已，称之为“玉台朗照，出天人之表。”

　　康熙庚午年，二十岁的陈仪以秀才的身份参加科考。科考是清代的考试制度，是在每届乡试前由各省学政巡回主持的考试，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当年秋天全省的乡试。陈仪这次考试荣获了八府考生第一。这年秋天乡试中又一举夺取经魁（乡试中每科必于五经中各取头名，并列前五名，称为五经魁），成为领先的举人。此时，已是青年的陈仪正面临着青云直上的势头，而他却无心仕途，决心继续深造。三十三岁那年，他应知县杨朝麟之邀参加了《文安县志》的编撰工作。随着家境的日趋贫困，生活负担沉重，几次会考而落榜，亲朋好友劝他为官，他却几次放弃到吏部补缺选派的机会，再次应康熙乙未科的会考，终于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此时是康熙五十四年，他已经四十六岁了。

　　在发榜前确定陈仪的名次时有过一番争吵，继而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结果。主考官潘颖少按照选贤原则推荐陈仪为第一名。而大学士王琐龄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认为陈仪才华出众，但为文似乎太“怪”。这“怪”不过是陈仪忧国忧民，针砭时弊入骨三分的文风。他坚持点陈仪为第二名。潘颖少不无讥讽地反驳说：“看来第一名是要选用庸才的！”王琐龄听后十分气愤，把笔掷给潘颖少主考：“你拿主意吧！”潘颖少毫不犹豫，抓过笔来就点了第一名。二人不欢而散。出人意料的是，发榜时陈仪却是第十八名。王琐龄对潘主考说：“怎么样，这就是你赏识的第一名呀！”尽管他如此说，但他深知其中的复杂背景，对陈仪受此不公正待遇心中不平，以一个大学士的良心把陈仪引入翰林院，作为优秀进士入庶常馆深造。当时文坛名士方苞对陈仪的一篇文稿连看三遍，头遍看罢，赞道：“真乃北方名士啊！”二遍看罢赞不绝口：“这可不是徒有其名的读书人！”三遍阅后，起身叹道：“天才，人不能比的天才呀！”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见到陈仪就喊：“见到先生，如见到百川总源呀！”自此结为知己。由此可见，陈仪渊博的知识、惊人的才华震动了京城。

　　陈仪在京都受到众多文人的爱戴，数不尽的名士都主动和他交往。内阁首付、大学士张廷玉读了他的一些文章，心情十分复杂地说：“此人堪称奇才，但我可不敢用啊！”由此可见陈仪不趋炎附势的品德之一斑。陈仪在庶常馆学习期满，经过御试，成绩优异，被授官翰林院编修，撰修三朝国史。自此正式步入仕途，并迎接父母，举家迁居京城。这段岁月，除大部分水利著作外，是他著书立说的鼎盛时期，也是他以文章蜚声朝野的一段辉煌。

　　

    立文著述

　　陈仪一生无甚嗜好，只喜读书著述，在诗词歌赋、佛经道教、古文易理、散文游记、名著评赏等多方面都才华出众。晚年热衷于治水事业，协助朝廷为减轻民众疾苦做出了不朽贡献。他的著作颇丰，涉及面广，流传至今的也有相当数量，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宝贵财富。

　　陈仪的一生处于康乾盛世，当时江山一统，边疆太平，刀光血影鼓角争鸣的气氛早已消失，于是，文人墨客多以描花颂景在社会上争名逐利。而陈仪一改世间俗气和厌气的文风，独树一帜，用自己精雕细刻的文笔，在不同的领域里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篇章。他的《兰雪斋诗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正义的赞颂。对民间疾苦的关注，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他的《学庸口义》一书，虽说只有几万字，却对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评析。此书稿流传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被当时主鲁军阀韩复榘的二哥韩复懋发现，如获至宝，与子侄共同出力，用当时高档次的铅印技术刊印发行。他的《读离骚》、《毛诗臆评》、《唐宋八大家》的著述显示了他在古诗文方面的独到见解。他以渊博的知识写出的著作《金刚经臆说》、《楞严经臆说》、《南华经解》、《易经评选》等标志着他对道教、佛学及易经的深入研究。他的《战国策选评》、《史记选评》两卷在古为今用方面颇有价值。他的《韩欧文批评》（对韩愈、欧阳修的评析）一书，刻意求索，对唐宋文化鼎盛时期的名著开诚布公地提出了见解，使名著得以升华。

　　陈仪胸怀大略，才华超群，同时高尚的品德也广为人知。这不仅在他的文章中窥见一斑，而且在史书上也多有记述。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意识到舞文弄墨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不能为减轻百姓的疾苦做出贡献，于是便在天文地志、河渠湖海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并被朝廷所重用，使他能在有生之年足迹踏遍华北，把自己变水害为水利的新思路付诸实施，留下了造福于民的光辉一页。他有关水利方面的著作多有流传。他的《陈学士文集》、《陈学士文抄》、《治水末议》、《河渠书》等发行很广。文中对治理水患的精辟见解以及重于实践的决策，至今都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直隶治水

　　文安县地处海河流域，地势低洼，被大清河、子牙河环抱，上有白洋淀，下有东淀贾口洼，自古以来十年九水患。陈仪对冀中平原民众饱受水害的历史感触颇深。从中年时起，就开始研究地理、河渠方面的文献，研究前人治水的先例，并借外出之机实地考察了海河流域地理形势和各河道的来龙去脉。

　　雍正三年秋，洪汛急下，直隶各河道先后决口，七十余个州县被洪水淹没，民不聊生。水患触动了朝廷，雍正皇帝命怡亲王偕同内阁大臣朱轼开设水利营田府。怡亲王急需寻一位熟悉治理河道通达治水理论的人，朱轼便推荐了陈仪。

　　怡亲王向其求教治水之道，陈仪认为：“去水害必先兴水利，兴利也就是除害。水，聚则为害，散则为利；壅滞成害，疏通是利。去害的方法就是对狭隘之处加以扩充，增大容量，分减盈溢之水。阻塞处要疏导畅通，统摄漫溢之流尽快入海。水害消灭方可兴利，兴利才能加强除害。在平原田野纵横开渠，直达河道。一河之水分散百沟，百沟之水分散万亩，营田靠散水，散水能消洪。南方人争水如金，北方人畏水如虎，就在于怎么用水上面。同时，营田散水，减少入海之水，海水压力减轻，洪水就难以成害了。”陈仪在深刻分析了北方地理特点，高原、平地、洼淀的比例及分布后，进一步提出：“北方高原平地为六成比四成，我们在平原洼地营田，筑埝以防水淹，高处建闸涵以备蓄洪泄水。近湖泊处可以引水浇田，洼淀处开河走水可以成田。天津、宝坻一带是旱地，可引潮白河水浇之。任县、宁津为水乡，围堤埝可以造田，其他或高或洼，可因地制宜依此类推了。水比地高用沟渠疏导自流灌溉，水与地平筑埂埝提高水位灌溉，水低于地用水车提水。对营田设施随时修补完善，十年为一周期，这样粳稻与谷类就都能获得丰收。”　亲王又问：“依你之见治河应先从哪儿入手？”陈仪说：“治河先从低处入手，天津为百河入海之处。今南北二运河，东西两淀每逢雨季盛涨，争趋于三岔口。加之海潮回漩撞击，河流之水难以渲泄，导致中游泛滥。要治害，需要先拓达海之口。中上游营田减少入口之水也等同于拓宽海口。海口加宽，入口水减，永定河、子牙河等数条大河便可顺利入三岔口东注了。”怡亲王与陈仪畅谈竞日，他赞叹一介书生竟有如此高见，最后高兴地对朱相国说：“读书之人不都应该象陈仪这样么？”于是奏明皇上，派陈仪治水营田。

　　自此，五十六岁的陈仪意气风发地投入到治水营田之中。他随怡亲王、朱轼巡视治理水患，足迹遍及直隶，并正式设立了水利营田府。自此，一切治水过程中的疏表、奏章、教令全都出自陈仪笔下。一年以后，陈仪的治水策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水患顿减，成效显著。雍正五年，北方水利营田分为四个局，陈仪在总领治水策略的同时主管天津局。鉴于翰林院编修是个清贫的官职，俸禄很低，怡亲王便奏请陈仪为天津知府。但当时的规定翰林不能兼任外职，于是，皇帝直接派遣他以侍讲衔带管同知，开办府署配备官吏。不久又晋升为侍读学士，继任天津同知和管理天津局。

　　在天津任职的几年里，他为实现自己的治水方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漳河入南泊、王沟成倒灌之形，七里口断绝后归滏阳之路，因而洪水四溢而出，任县、宁晋等州县深受其害。他从穆家口开河四十里，使南泊北流；在黄儿营营上村展挖河口千余丈，使北泊东注。自此，积水顿消，沼泽变良田，实现了当地农业的连年丰收。丰收之后，陈仪担心谷贱伤农，奏请朝廷由官府出钱收购余粮充实国库。他的治水成果多次受到皇帝嘉奖。

　　雍正八年，设立营田观察使，命他以侍读学士兼佥都御史充任京东观察使。雍正十一年京北发大水，上万户田地房屋被毁。陈仪四处奔波，使 34万多灾民得以救助活命。他把满腔才学和热情倾注在兴利除害减轻百姓疾苦上。在奔波劳碌中书写了不少催人泪下的文章。相传，他写的祈神降雨的文章一经焚化，干旱的天气便很快落下雨来。他写的祭河神之类的文章抛入水中，汹涌的河水便平息下降。这是因为他的文章打动了上苍神灵，不得不为他效力。这些神话的流传说明了人们对他的爱戴。自然，经论满腹的陈仪是不会相信神灵的，但在那封建迷信难以铲除的时代，他写祭文的作法也许能起到安定民心的效果，再者也是为向统治阶级陈述民心民情，取得关注和怜悯的一种方式。

　　怡亲王去世后，水利营田府被解散。雍正十二年，陈仪罢观察使回到京都，这年他六十岁。九年时间，他以花甲之躯奔波在治水前线，直隶七十余条河流，他勘定的就有十之六七。有识之士这样评价他：“燕赵诸水，条分缕析，前有郦道元，后有郭守敬，公实兼之。”

　　

    晚年归隐

　　乾隆元年普行封赏，应荫陈仪一子入国子监。陈仪把这一恩荫让给侄儿陈尚友承受。自此尽心著书。这样他在京师度过了三年时光。此时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十分贫寒，陈仪便托自己的门生为其子谋了一份差事，遭到同僚的攻讦。理由是，这份差事是应经科考取得资格后才能选用的，陈仪被按营私受到了处分。乾隆二年，他被降职为鸿胪寺少卿。就此便告老还乡，回到文安县城西关老宅，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清淡生活。

　　乾隆七年陈仪病逝，享年七十三岁。陈仪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夔友，雍正举人，候补知县，未仕，四十六岁而卒。次子陈凤友，二十四岁联捷进士，先后任广东韶州知府、肇庆知府、刑部员外郎等职，有著作《素斋说书》、《素斋文稿》行世。六十七岁卒于故乡。三子陈玉友雍正进士，先后任福建建宁府同知、台湾府知府。有著作《自荐草》行世。陈仪的孙女、陈玉友之女陈蕊珠，文才出众，著述颇多，诗集《焚余草》曾名盛一时。

  

清代编撰《唐诗三百首》的大城知县·孙洙

　　孙洙（1711年—1778年），字临西，又字苓西，清代金匮县（即今江苏无锡）人，别号蘅塘退士。孙洙是乾隆十六年进士及第，翌年任大城县知县，后任卢龙县知县、邹平县知县等职，官至江宁府教授。他曾编选了《唐诗三百首》。所选的诗大都具有代表性，艺术性强，流传广泛。曾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的说法，成了读书人最喜爱的诗集。除《唐诗三百首》，孙洙还著有《蘅塘漫稿》、《异闻录》等，清代顾光旭编《梁溪诗钞·卷四十二》、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均有其记载。

　　乾隆四十三年孙洙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安葬于无锡景云乡陈湾里。

 

    任职大城

　　孙洙家境贫穷，自幼即爱好学习。据传冬季天寒，家中无钱备炭火取暖，他却手中握着一根木条，诙谐地说“木能生火”，以抵御寒冷。由于学习勤奋，学业大有长进，十五岁就中了秀才，三十三岁中了举人，四十岁得中进士。

　　孙洙在得中进士第二年，即乾隆十七年，被派往直隶顺天府下辖的大城县任知县。清朝学者窦镇所著《名儒言行录》中记载，孙洙到任即深入民间，“所至必谘访民间疾苦，平时与民谆淳讲叙如家人父子，或遇事须笞责者，辄先自流涕，故民多感泣悔过。”当时大城县的子牙河每到雨季水患严重，为了预防水灾，他甚至捐出自己的薪俸疏浚河道。在他与百姓共同努力下，大城县三年获得丰收。

　　孙洙为官时仍好学不倦。大城县官署陈旧窄小，他就将用作厨房的老屋辟为书房，给它取名“补庄”。 房中置放了大量图书，一有空暇即在这“补庄”书房里浏览、诵读，不知疲倦。在这里他曾留有一首《七绝》：

    自悔不作田舍翁，

    薄田一顷勤春农。

    误戴儒冠学干禄，

    廿年狂走迷西东。

　　诗中表现出孙洙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流露出回乡归隐的心情。

　　后来，孙洙还曾出任过卢龙县知县、邹平县知县、江宁府教授等官职，万年退归故里。朝廷赏识孙洙博学多才，特授他为“文林郎”的官衔，并两次令他为山东乡试的同考官。

　　

    编撰《唐诗三百首》

　　孙洙能文善诗，特别是对唐诗情有独钟，但考虑到《全唐诗》数万首，当时虽有不少选本，也皆体例不一，良莠不齐，风格各异，读者难以接受，于是下决心编选《唐诗三百首》。为此，孙洙下了一番苦功，将数万首唐诗按照盛唐、中唐、晚唐作品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诗体，如古风、乐府、律诗、绝句，编选了三百一十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孙洙编选时还特别注意作品的艺术性，因此，不仅包括久负盛名诗人的诗作，而且还有名气不大，甚至无名氏佳作。在编选时还对作者的简要生平、籍贯以及诗意作了夹注或说明。

　　孙洙的继室妻子徐兰英善书工诗，《无锡县志》和《清朝书画家笔录》均有小传，曾得过御赐“江南女士”的印章。在孙洙编撰《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徐兰英也积极参与其中。

　　在浩瀚的中华典籍中，若论泽被天下，深入人心者，没有几部书能比得上《唐诗三百首》。自孙洙编成此书，一些唐诗佳作得以广泛流传，伟人英雄读之以言志；达官巨贾诵之以怡情；家家户户持之以教儿童，对普及唐诗知识、传承唐诗文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

　　董海川，（1797年—1882年），原名董明魁，清朝河北省文安县朱家务村人。武术大师和主要传播者。董海川幼时聪明过人，嗜武成癖，后得世外高人指点，博采诸家之长，经过长期潜心研习，练成八卦掌。咸丰年间，董海川流落至京都，入王府当差。后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绝技被人发现，前来请教求艺者越来越多，董海川的声望日隆，前来比武较艺者日渐增多，董海川都以礼相待，服之以艺，感之以德，而且他善于从对手身上吸取诸家之长，融会贯通，充实自己，使他的技艺不断提高，臻于化境，成为八卦掌发一代宗师，世称“八卦掌”泰斗。

　　光绪八年十月廿五日，董海川无疾端坐而逝，享年八十五岁。

　　

    醉心武学终得绝技

　　清嘉庆二年农历十月十三日，董海川出生在直隶文安县朱家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董守业务农为生。董海川少时家贫，跟“威名震河朔”的堂兄董宪朝学习武技，二人常往来雄县与文安之间，以武会友，期间为不给家乡族人招惹麻烦，改名“海川”，取容纳江海百川之意。董海川身体健壮，力量惊人，两只胳膊长得也比一般人长，很多古书记载他的双臂“下垂过膝”。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寒，董海川无法继续深造学业，他于是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对武功的钻研上，功夫不负苦心人，明魁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功底。

　　咸丰三年，董海川离家南游，志在遍访名师，这是董海川之所以能成为独创一派的武术大师的重要时期。《董海川先生历略》中说：咸丰三年春夜，董海川出南乡信步西南，一路上晓行夜宿，饱览名山大川。是年冬，他行至江西一万山中。这一日，自晨至夕，见路而走，行进中不见人迹与村庄，但见怪石嶙峋，荆棘丛生，正踌躇间，忽闻前方林樾间似有人声。循声逶迤前进，忽见两童子习武。虽说董海川家学渊源，但看了多时，却不知二童子的武功是何路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隐身一株老松树后偷看，只见二童子弯步圆行，一掌前伸，一掌环抱，互又前后交换，手则穿裳掌，足则掰步，至其招式层出不穷。但见步步有法，手手有式、得机得势，实有超人意外动作。观看良久，仍不辨是何门路，但从手法、身法、步法确认是名门技术。欲想拜师求艺，苦于无人引见，恐不得其门。踌躇再三，不觉失声。两童闻声停步，循声找至树后，问：“尔何人，窥我弟兄习武？”董海川知不可隐瞒，拱手施礼道：“我名董海川，因迷失路径，误闯至此。”二童子道：“随我等参见祖师去。”说罢头前引路，董海川后边跟随。没走多远，就见古刹朱门，院内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步上月台，大殿三楹，但见祖师盘坐在云床上，身披云衲，鹤发童颜，明眸皓齿。董海川忙屈膝参拜祖师，祈请入门，祖师早有传教北方的夙愿，欣然应允。此后，夙兴夜寐，传授董海川八易暑掌法、步法、诸般兵器、特有兵器暨拳法、单练对施及徒手法等……。纯本一卦三爻六爻之旨，莫不高深莫测。光阴荏苒，转瞬已过八年，董海川艺成，遵师命下山，回到燕冀。

　　

    江湖行侠义

　　董海川告别道人师父艺成下山之后，往来大江南北、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嫉恶如仇，做过许多的义举。

　　一日，董海川来到苏州游览名胜古迹。正在欣赏小桥流水的董海川恰巧目睹了苏州知府强抢民女的恶行，为搭救民女，董海川夜闯府衙，一掌结束了苏州知府的命，由此成为被朝廷追捕的钦犯。逃出苏州城后，董海川从此过上了居无定所、浪迹江湖的漂泊生活。

　　后来董海川流亡到河南，与当地农民起义军首领相识。受农民起义军“混入京都卧底、司机刺杀咸丰皇帝”之托，董海川去往北京。路过霸州的时候正赶上这里一年一度的庙会，街市上人头攒动，人群熙熙攘攘。董海川见一伙混混正与一位卖白蜡杆的老人争吵。见这伙人欺负老人，围观的人怒不敢言，董海川一打听才知道，这伙人是当地有名的恶霸，他心怀不平，上前劝解，歹徒不但不听劝阻而且突然出手。董海川一错步，轻轻闪过，对方扑了个空，恼羞成怒中爬起来就朝董海川身上踢，董海川一把抓住对方脚脖子，往前轻轻一送，那人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踉踉跄跄爬起来转身就跑，不一会儿工夫就找来二十多人，个个手持兵器，一拥而上。董海川大喝一声，舞动白蜡杆四面迎击，打死、打伤多人。这拨恶霸与官府勾结，早有人报知霸州知府，董海川被捕入狱。当天晚上，董海川抖动双臂将镣铐崩断，越狱潜逃。为避风头，他来到塞外张家口董家氏族董玉家避难。

　　

    京城露峥嵘

　　在张家口隐居数年后，董海川潜入京城，忍辱净身，在一贝勒府当一名散差小太监。有一次董海川得罪了首领太监，被告到总管内务府主管民政的肃亲王那里，肃亲王见董海川相貌不凡，器宇轩昂，将他留在自己府中，从此董海川便在肃王府当差。连年的流亡生活使董海川的性情比以前温和忍让了许多，加之农民起义军失败，原计划付诸东流，董海川更加随遇而安，忍辱生活。在肃王府当差多年，没有人知道董海川是武术大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露出“马脚”。

　　一日肃亲王大宴宾客，王府高朋满座，肃亲王心情非常好，叫来护院总管沙回回为大家演武助兴。肃亲王命董海川上茶，当时，人们都在围观沙回回表演，茶送不过去，董海川一急之下，手托茶盘，纵身跃上大殿，自殿前宾客桌前飘落，静无声息，茶水竟然一滴未洒，肃亲王及宾客大吃一惊，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端茶送水的太监有如此好身手，于是都吵着让董海川表演，盛情难却，董海川练起了转掌之术，似行云如流水，脚步生风，时而翻身如雄鹰，时而转身如泼猴，时而跃起如小燕，变化万端。肃亲王当即赏赐董海川七品执守侍首领太监衔，取代沙回回护院总管之职。

　　董海川取代沙回回任护院总管，夺了沙回回的饭碗。沙回回夫妇嫉妒董海川的技能，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欲置董于死地而后快。先是拜董海川为师，企图接近董海川，待机刺杀。董海川看出沙回回不是善良之辈，拒之门外。一计不成，更使沙回回妒火中烧。一日夜间，沙回回夫妇估计董海川已入睡，各持一支火药枪，从董房子的前后窗口同时开火，想那董海川插翅难逃，必死无疑。不料，枪声响过，再看董海川时，踪迹皆无。这一惊非同小可，直吓得沙回回夫妇惊慌万状，亡命而逃。后肃王闻至询问，董海川禀道：“沙夫妇行凶杀我，本想把他们擒拿，被他们逃了。”后来沙逃到关外，杀人放火，不干正事。不久又溜回北京，在天桥卖艺，被尹福、马维祺知道，前去逮捕，尹、马敌他不过。董海川赶到天桥，他们正打得不可开交，董厉声喝道：“孽畜。”沙吓得急忙跪倒。众徒弟才将他绑送刑部，后沙被杀宣武门外菜市口。

　　肃王府有个全凯亭，满州旗人，粗通武技，颇工心计。他与董海川毗邻而居，隔窗相望。他时常留心董海川的行动，终被他发现董海川是藏而不露的异人。决心拜董海川为师，他长跪一昼夜，董海川感其诚，收为门徒。此后，遍传董海川有异术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轰动京都，求艺者接踵而来。董海川为使八卦掌得以传播，他边应差边收徒传艺。

　　同治十三年，董海川因老辞职，不复入王府应差，先后在吧北新桥船板胡同、朝阳门大街、崇文门外、东四牌楼开馆授徒。在此期间，“游其门者，常数百人。”“请艺者自通显以至士贾与达官等近几千人，各授以艺。”

　　董海川授徒极重武德。他时常告诫门徒，“学好武功，是为了扶危济困、行侠仗义。如果谁干了坏事，我就将谁的脑袋揪下来，”董海川传授徒弟武艺，一丝不苟。具是先传授基本功，再根据每个徒弟的特点，扬长避短，因材施教，因此在他众徒弟中，形成了上盘掌、中盘掌、下盘掌三种不同特点的八卦掌掌法。

　　

    结交杨露禅

　　时有永年县南关杨露蝉，三下陈家沟投师陈长兴，经十八年练成太极拳，战胜了很多京城武林高手，成为瑞亲王门下的红人，一时名声大噪，人称“杨无敌”。董海川早已听说了这个“杨无敌”，便派徒弟到瑞王府登门请杨露蝉一聚。

　　杨露禅应约登门，二人在梅花桩上一个是太极高手，一个是八卦宗师，在桩上你来我去，如蝴蝶翻飞，似流星划过，看得众人如醉如痴。两人交手，时而疾风骤雨，令人眼花缭乱；时而风吹麦浪，招式变化层层叠叠；难分胜负。杨露蝉在与董海川比武后感叹：我与董先生比武只能比个平手，胜董海川很难。从此，太极、八卦这两大内家拳派的鼻祖级人物结为好友，也促进了太极八卦两大门派的交流沟通。

  

清末诗书大家·杨靖

　　杨靖，（1821年—1893年）字绶臣，别字青士，号瓠叟，固安县人。晚清著名诗人、书法家。

　　杨靖是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咸丰三年特试内阁中书，入阁行走。后补阙充国史馆分校、本衙门撰写文，委署侍读。1860年外放任署理苏州府知府，兼办团练，筹划军事。1861年升任苏州知府。同治初年历任如皋丝捐局总办等职，后任职海运津局会办、苏城保甲局会办等。光绪历任海运沪局总办等职，以劳绩保升道员，特加二品顶戴。杨靖为官公正廉明，谨慎勤劳，爱人以德，治狱如神。凡地方公益，以及各项慈善事业，无不捐廉提倡，竭力维持。其人文学及书法造诣颇深。

　　杨靖逝于1893年，享年七十三岁。

　　

    杨靖其人

　　杨靖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曾祖杨国翰，是乾隆年间的孝廉，曾任平阳知府。他的祖父杨赓扬曾因川饷军粮有功，被提拔为盐提举之职。养父杨承澍曾被选拔为知县。他的本生父亲杨承湛为进士出身，曾任常州江宁等府知府。他的胞叔杨承范是同治年间的孝廉，曾任河南襄城知县。杨氏一家均能诗善画。当时世人称颂他们家是“祖孙科名三甲子，父子守令两江南。”

　　杨靖为人好学，在当时是有名的饱学之士。杨靖平素爱才若渴，善于慧眼人世，在他任职同考官时，凡所选才荐举的都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他的门人弟子后来均有所成就，或者是文学大家，或者任职高官。杨靖性情和平，宅心宽厚，治家甚严。他对待父母能够做到至孝，“出必告，返必面”，无论是三九严冬还是盛夏时节，见父母是总是衣冠整齐，父母不说让他坐下，他从来不坐；父母不说让他离开，他从来不说走。杨靖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他的二弟杨翊、三弟杨昱，兄爱弟恭，感情甚好；他对待侄子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同一待遇，他的子侄在他的教育影响下都步入仕途。

　　杨靖对待亲戚朋友都非常友善。凡有亲戚朋友有来借钱。没有不给的；有写借据的，他把儿子们叫到面前，当着众人把借据烧毁，告诉儿子们：“不要希望索债，若依靠索债度日，就是无志之人。焚此以绝你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清朝末年，当时常常有花钱捐官的现象，杨靖就教导儿子和侄子们说，“我杨家最早为关西（指东汉太尉杨震，有“关西孔子杨伯起”的美誉）后裔，科第连绵，已二百余载，这种传统不可丢弃，必须由科考出仕，况且任职清白，不能有污秽滥行，此为祖传家训。”

 

    诗书称世

　　杨靖擅长书法，尤其擅长八分体，其字酷似颜真卿，声明远扬大江南北。江苏一带的名山大川，古迹胜境，很多地方都有杨靖所题的匾额、楹联。杨靖曾在苏州任职多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对他特别赏识。朝清末重臣张之洞的兄弟、文达公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时对其甚为倚重。张之万平日事务繁杂，因为杨靖与张之万的书法笔迹相类似，常常为张之万代笔书写一些题字。当时的文人官宦但凡能得杨靖一联一扇，都视为是珍宝一般。

　　杨靖一生喜好诗文古辞，著有诗文书稿《五石瓠斋集》，取《庄子·内篇·逍遥游》中“五石之瓠”大而无用之意。《五石瓠诗稿》共八卷，三百余首。这里摘录三首：

    夜泊新安

    帆背衔新月，船唇拂野花。篙徊惊宿鹭，棹急趁归鸦。

    乱定村初复，年丰酒易赊。莫辞行役苦，小醉傍山家。

    金陵晓发

    雄城瞰石头，日夜大江流。百战此余垒，六朝同一邱。

    潮声警残梦，山色带平畴。破晓挂帆去，好风来送舟。

    重游金陵感赋

    又携书剑上征桡，梦醒离亭酒未消。

    龙象青山沈野色，雷霆白日走江潮。

    千林敛霭明萧瑟，一雁凌风入泬寥。

    伤别伤秋两无奈，更堪疏雨暮潇潇。

 

    苏州轶事   

　　杨靖1860年署理苏州府知府，兼办团练，筹划军事。次年杨靖升任苏州知府，就在杨靖任苏州知府不久，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部队占领了苏州，杨靖在苏州的家被天平军烧毁，他和家人逃到上海，与一帮清朝官吏在上海策划反攻太平军，收复清军失地的计划。1863年10月，清军攻下苏州，杨靖回到苏州。1864年7月，天京陷落，不久杨靖调任镇江任知府，吴云接任杨靖任苏州知府。

　　杨靖在苏州留下的事迹不多，但有一件轶事被传为佳话：他在苏州期间,认识了一位叫吴长吉的画家。吴长吉号平畴，生于安徽泾县茂林村，后定居于苏州，以画为生，擅长翎毛花卉，成为苏州著名画家，并因此而受到杨靖的器重。吴长吉原配病故后，杨靖将自己的堂妹杨凤卿许配给吴长吉作继室。当代国画大师吴作人就是吴长吉与杨凤卿的嫡孙。祖父的画风和舅爷杨靖的书风留给了吴作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造就了一代著名画家。

　　杨靖一生写就大量诗文，大多数在太平军占领苏州时家藏诗书全部被焚。后来他留下的诗稿由他的次子杨宪恭于民国初年收集整理,印制了《五石瓠斋遗稿》一书。《五石瓠斋遗稿》中写苏州的诗有多篇，抒发了对苏州的观感的热爱，现录杨靖先生的《游天平山》一首：

    石群不眠作人立，畴曩鞭之趋不及。

    披草蒙茸头盖笠，俯仰参差森耸息。

    一石崖底钓徒恭，一石峰头醉僧憩。

    更有一石如美人，舞袖翩跹俯何拾。

    其余累累形各殊，若行若语若拱揖。

    世人富贵未忘怀，艳说嘉名朝万笏。

    我行其间喜无射，筍舆低柔称且適。

    苾刍迎笑劝朝餐，饱食山厨饮泉冽。

    平生自恨磈磊多，到此何期转消释。

    山灵傥许结茅居，请与石友共朝夕。

  

清末民初北方昆弋名角·郭蓬莱

　　郭蓬莱（1859年-1920年），艺名郭达子，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人，为京南著名昆弋演员。早年在老家霸县“下王庄耕读会”学唱昆弋诸腔，唱黑头兼能生、丑，唱做兼优，二十九岁入北京醇亲王府“恩荣班”唱戏，深得醇亲王赏识，赐名“郭蓬莱”。他嗓音宽洪嘹亮，气足音圆，有“铁嗓子”之称。光绪十六年“恩荣班”解散，他辗转于京南、京东各戏班唱戏，名震冀中一带艺坛。民国初年，郭蓬莱曾再度进京，参加“荣庆社”。因年老体衰，不久退出舞台。郭蓬莱代表剧目有花脸戏《通天犀》、《芦花荡》、《五人义》、《敬德装疯》、《关公训子》、《醉打山门》；老生戏《草诏》、《打车》、《对刀步战》、《崇祯甩鞋》；武丑戏《时迁偷鸡》、《冯茂盗瓶》等。

　　1920年，秋郭蓬莱病故。

 

    高腔丑冠称一时

　　郭蓬莱戏路很宽，不但是一个超群绝伦的高腔黑头演员，其高腔丑角表演技艺，也冠称一时。当年，高腔的小花脸讲究“存腿”，就是无论说话、动作、行路和立着，膝盖总是弯曲着不能挺直。郭蓬莱属于中等身材，在演丑角时，精于“存腿”技艺，只要一上场，立即变成一个矮小的人儿，动作十分灵活。

　　郭蓬莱还善于学唱各剧种、曲种的声腔和各种人物的语音，演来维妙维肖。拿手的丑角戏有《扣当》、《东游》(即《八扯》)、《卖饼子》、《鸨儿入院》、《龙凤配》等。

　　光绪十四年，郭蓬莱进入到北京醇王府的昆弋班搭班演出，他的演唱深得醇亲王喜爱和赏识。一日醇亲王过寿，郭蓬莱演出《八仙庆寿》唱段，博得醇亲王大悦。醇亲王高兴之余，摘取戏文中的“蓬莱”二字，赐予其为名。

　　

    与化起凤合称双绝

　　清末时期，京城一带各昆弋班任挑班演员，都被称为“黑头儿”，而高腔红净挑班则称“红头儿”。

　　当时和郭蓬莱同一时期的安新人化起凤，专工高腔红脸，在京南一带名气最大。郭蓬莱和化起凤二人是多年的老搭挡。他们二人在清末光、宣年间，一起住过北京醇王府昆弋戏班、高阳县庆长班、无极县和翠班等，长期合作。在二人合作的《花子别妻》一剧中，化起凤以高腔红脸应工女花子，郭蓬莱高腔黑脸扮男花子，最为精彩，堪称“双绝”。

　　在郭蓬莱和化起凤这两个名角儿去世后，高腔就逐渐衰败了。

 

    仨半人中的一个

　　光绪十一年，醇王府恩庆昆弋班停办。醇亲王将全份戏箱赏赐给当时著名的艺人白永宽。

　　白永宽是安新县大马村人，专工大武生、老生、花脸，是昆弋全才。白永宽携戏箱回家，办了一个戏班，仍叫恩庆班。当时白永宽自恃艺高，每有演唱，以我为主。他曾向人慨叹说：“如今唱昆弋的就是仨半人啦!”他说的这仨半人中，白永宽自己、郭蓬莱和工高腔黑脸、辈份比白永宽还早的白洋淀水打洼人邢玉泰，他是著名艺人白茂斋的老师，算三个整人，而白永宽的师弟化起凤，因只唱高腔不唱昆腔，只能算半个唱戏的。除此之外，再没别人了。

　　离开恩庆班后，郭蓬莱先后在京南霸县、京东玉田县一带搭班演出。光绪三十一年到正定府无极县孤庄，和翠班任主演时间最久，是其艺术生涯的高峰时期，颇受器重。当时和翠班演员的戏份按季度发给，每季度发一次，一般数目多为二十吊左右，每吊合制钱一千枚。“大梁”角色最多也不超过四、五十吊。郭蓬莱每季度能拿制钱六十吊。全年三季共为一百八十吊。那时为地主扛活的长工，一个人所得的辛苦钱每年不过十五吊。

　　此后数年间郭蓬莱曾一度谢绝舞台生活，返乡重操烧饼业，直至1914年被同乡弟子王树云邀请入庆长班。 1918年初，随昆弋荣庆社入京演于鲜鱼口内天乐园，同年8月又随班演于天津广东会馆，是班中资历最长者。其间演出了高腔代表作《滑油山》、《别古寄信》、《观山》、《幻化》等。终因年老体衰、视力减退，渐难登台，遂返故里，

 

    造就不少昆弋人才

　　郭蓬莱一生搭过不少戏班。除在本村子弟会教授出樊志清、王树云、邱惠亭、王瑞常等一些出色的演员外，在王府班、庆长班、益和班，特别是在和翠班，郭蓬莱都是主要人物，素享盛名，许多人拜他为师，造就过不少昆弋人才。其中名气较大的有：

　　魏庆林（约1896年—1960年），无极县和翠班艺徒。先拜郭蓬莱为师学高腔黑脸，后拜徐廷璧为师学老生，是昆曲界不可多得的人才。灌有《弹词》唱片。

　　王玉山（1873年一1957年），容城县北张村人，十五岁在霸县王庄子耕读会， 随郭蓬莱习高腔黑脸， 能戏很多。

  

近代文化名人

南开“校父”·严修

　　严修，(1860年-1929年)，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直隶三河县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

　　严修早年进士及第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1904年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南开大学。他在教育上主张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严修晚年在天津倡组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修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严修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1929年3月15日南开“校父”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曾奏请清廷“经济特科”

　　严修于1860年出生于直隶三河县一个家境富足的盐商家庭，富裕的家庭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加之他颇负读书天分，顺利踏上科举之路，三十三岁时便高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得以正途入仕，授翰林院编修。1894年，三十五岁的严修被授职贵州学政。严修在此任职期间，不但在贵州一省的教育改革方面有所作为，而且还有一项当时影响全国、后来垂诸史册的改革建策，就是奏开“经济特科”。当年的“经济”一词，是“经国济民”的意思。“经济特科”，就是要在常规的科举考试中另辟出特别的一科，从应考条件、考试内容、录用资格等方面都不同于寻常之科，以选拔“经世”俊彦，解决“时政维新，需才日亟”的问题。

　　严修为此事上奏是在1897年。他的奏疏中说，书院学堂虽然是教育的最主要场所，但以中国二十多省之大，四亿人民之众，在书院学堂内的，未必都能成为异才，在书院学堂外的，未必就没有英俊，采取多种渠道成就人才，必能使有志之士翕然奋兴。又特别强调，目前所需要的，尤其以变革现状为切要，需选拔的人才，是要能周知天下郡国利病，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有算学、律学的专长，具测绘专业的本领，懂格致制造能创新法，可出洋进行游历考察等方面者。并且认为，这种人才多多益善，考选上不要有数额限制，当然，也需要有一定品级的官员负责推荐，而一旦由此科录取，同样要承认为“正途出身”，不能与常规的科举存在差别。严修的这一奏陈，是对传统上“天经地义”的科举制度的一大冲击。尽管还不是要求根本废除它，但若按此设计施行，不免是对其伤筋动骨，若再照此轨道发展下去，就会导致科举制度的名存实亡。当时光绪皇帝对“经济特科”一事是颇感兴趣的，布谕肯定并准备实行。这在他颁诏正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场之前，所以维新派人士有此为“新政最初之起点”的评说。

　　1898秋“戊戌政变”发生，所有的新政拟议几乎都被废止，“经济特科”之事也在其列。严修为此也受到了牵累，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被“挂”了起来。到了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打“新政牌”的所谓“清末新政”期间，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妇人又觉得“经济特科”可行了，1903年举行过一次，但事过境迁，此时废科举的舆论已波涌浪迭，这场“特科”实效并不可观。

　　

    与袁世凯的一段交往

　　严修跟袁世凯的关系很深，如果说袁世凯这一生有什么知交的话，严修绝对要算一个。1908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了，当家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免了袁世凯，让他回老家养莫须有的足疾。袁世凯离开北京，只有两个朝臣前来送他，一个是杨度，一个就是严修。而且严修还上了一道奏折，严词抗议朝廷无理罢免大臣，摄政王留中不发，随后严修挂冠而去。

　　严修和袁世凯交好之时，正好是在戊戌维新进行时期，两人都是维新派，主张变法。袁世凯小站练兵，开深化军事变革的先河。而严修则在贵州学政任上，因上书请开“经济特科”而名震天下。戊戌政变后，严修官场失意，差点丢了官帽子，而袁世凯则原封不动，官运看好。接下来的清廷新政，两人合作愉快。袁世凯总览全局，而严修则在教育改革，尤其是废科举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当袁世凯再度出山，大权在握之际，挂冠而去的严修，却不肯出来帮忙了。鼎革前的度支大臣不肯做，鼎革后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都不做。在袁世凯做总统期间，他帮袁世凯办的事，就是部分地承担了袁家子弟的教育，包括带袁世凯几个年幼的儿子出国留学。

　　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严修是少数几个唱反调的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严修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已经共和的中国，退回去将有大麻烦。他认为袁世凯本人如果不称帝，还不失为一个英雄，称帝之后，就要遗臭万年。袁世凯没有听进去严修的忠言，后来果不出严修所料，帝制一出，蔡锷首举义旗，全国各地响应，袁氏帝国随即土崩瓦解。在众叛亲离中，袁世凯一病不起。临死前，袁世凯对曾经担任过自己机要局局长的张一麟说，帝制一事，周围人人赞成，只有严修和张一麟反对。而这两人从来不要官、不要权，属于真正的国士，他却没有听二人的话，深感羞愧。 袁世凯死后，严修赶到北京，见了尚未殓葬的袁世凯，感到万分的凄凉。随后严修留在了北京为袁世凯送葬，并一直把袁的灵柩，送到河南的彰德。

　　此后严修对袁世凯无半字的褒贬。

 

    结交张伯苓津门兴学

　　在官场受到冷落的严修回到家乡天津，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心志不泯，全身心地投入到“兴学”的实践中去。后虽然又曾出任过直隶学校司督办，但主要以自己办学为主。他先从自己的“家馆”做起，改革教学内容，加进外语和数、理、化科目，并特聘新学人物张伯苓任教。张伯苓是天津人，十几岁上考进北洋水师学堂，后被派往北洋舰队实习期间，曾参加过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1897年，他目睹清方和英国交接威海卫的仪式，丧权辱国的场面使他受到莫大刺激，认为在海军中报国无望，便退役另觅他途，而“教育救国”成了他心中的希望之火。就在这种情形下，严修聘请长于外语和西学的他教馆，两人就此结缘。

　　由单一的严氏家馆到上世纪20世纪初年与天津邑绅王奎章的家馆合并，再到几年后在此基础上扩办为“私立中学堂”，再到改办为“南开中学堂”，再到民国之初更名“南开学校”，严修和张伯苓两人并肩携手，一路走来步步坚实。1919年初，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二人在北京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修与张伯苓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相助。在严修与张伯苓的共同努力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诞生。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两千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五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上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不无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8万元，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思源堂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多元，而建筑费的另一半则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袁述之先生是袁世凯的堂弟，他之所以“秉承慈命，朝达夙愿”，固然主要在于南开大学“声誉日隆，倾动中外”，但严修与袁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也是原因之一。官绅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卢本斋是严修的儿女亲家，1927年经严修促成，卢本斋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与周恩来的忘年之交

　　在严修创办的南开校园中，不乏俊杰之才。当时就读于此的周恩来就是一个典型。当年，严修与长幼相差三十八岁的周恩来结下了不平常的情谊。周恩来于1913年考入南开学校，在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在周恩来于南开学校毕业前夕，还曾有为他与严修幼女智安议亲之事，智安为学业计不愿谈婚事，周恩来闻讯后也不同意。事虽未成，严修对周恩来不但不存芥蒂，反而更加敬重。

　　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人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四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

　　周恩来入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周恩来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

　　1920年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三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馁之苦，而且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幽默”的严氏家教

　　严修兴学为社会，对自己子孙辈的教育自然也不会忽视，并且比较得法，给人的印象决不是一味严厉的尊长，而是颇和善可亲，劝学循循善诱，日常生活中也富有幽默感，留下一些很有情趣的事情。

　　当初严修任职贵州学政时，在清朝官员中思想已算比较趋新，教育子女虽然还不能完全跳出旧礼教的藩篱，但起码在施教形式上已颇有些生动活泼的味道。譬如他有以“三字经”形式写的《教女歌》，寄回家以教育诸女。其中有云：

　　女儿家，要柔顺，跟着娘，听教训；嫂子前，有礼行，多体情，少任性。姐妹们，须和美，莫呕气，莫拌嘴。有等人，最可怕，不管谁，就打架。你想那，好不好？他自己，也烦恼。女儿家，要沉重，走要稳，坐要正；声儿低，话儿少，话一多，就不好。有等人，最胡闹，又大说，又大笑。你想那，顺不顺？叫街坊，也谈论。女儿家，要早起，一起来，就梳洗；父母前，早问安，他二人，也喜欢。有等人，太酸懒，小饭时，才睁眼；拿点心，当作饭，见了饭，不能咽。你看那，对不对？出了阁，也受罪。

　　这只是引了开篇一小部分，后面还有教以不要挑肥拣瘦难伺候，不要不讲规矩随便闹，不要这屋长那屋短地乱说惹是非。再后面又具体教以学做活、学做饭、洗衣裳、学纺线等具体的事情。用语口吻上，多启发诱导，形式上也通俗有趣。虽说内容上还较旧，但教以礼貌、勤劳、讲修养，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不但教女，也教男儿。当时严修专有针对六七岁男孩的《教字歌》寄回家，除了教以“要孝顺，守规矩”之类的内容外，关于学习的内容自然更多些，有云：

　　做功课，不许疲，早放学，你便宜。念的书，留神看，莫揉搓，稀把烂。有破的，想着补，临下学，摆齐整。写的仿，莫乱丢，拣好的，寄贵州。够一月，订一本，够十本，捆一捆。

　　当时严修才三十多岁，血气方刚却有此等“儿女情长”的细腻。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情不减，幽默更增。他当了祖父，在长孙周岁生日的“抓周”小“仪式”上，随口编了这样一首儿歌：“宣统三年八月八，一个小孩炕上爬。炕上盘子摆两个，小孩伸手往里抓。铅笔小本他不要，花生栗子他不拿。看来看去看中了，双手抱住小喇叭。哥哥姐姐拍手笑，爷爷奶奶把他夸。你问小孩叫什么，他叫庚符他行八。”也就是这个“行八”的小庚符，后来大名“仁赓”，做过北京大学的教授。

  

通臂太极第一人·张策

　　张策，（1866年—1934年）字秀林，男，直隶香河县马神庙村人（今属天津市武清区），清末民初著名武术家，太极通臂拳创始人，故被武术界誉为“臂圣”、被民间誉为“东方大侠”。后人注有《东方大侠张策》、《侠归向阳庄》等多部武侠小说。

　　1934年10月张策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博纳众长

　　张策父亲叫张锦奎。张策自幼习练家传戳脚、二郎拳、黑虎拳等拳术，每天清晨，马神庙村东大庙前的练武场上，都有一群小伙子在武师张大相的指导下，苦练武艺。时光如流水一般，转眼间，张策已经跟师父张大相学了一年拳了，他早出晚归，非常勤奋。张锦奎见儿子长进很快，心中高兴，特意让铁匠给张策打制了一双小铁鞋和一件铁背心。

　　张策七岁那年冬天，父亲去世。张策的母亲悲痛过度，竟也一病不起。临终前，母亲把张策托付给张大相，追随丈夫而去。张策号啕大哭，数日茶饭不思。生活的磨练使小张策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更懂事，练拳也更加刻苦。从此以后，他坚持每天三更起床习武，一直练到破晓。清晨以后，他再到村东大庙旁，随张大相习武，和师兄弟一块切磋。后遇游僧金陵笑和尚，学得五猴通臂拳。

　　张策十二岁那年，因家庭内部原因，遭人暗算，便愤然离家进京，拜杨式太极拳传人杨健侯习练杨式太极拳二十余载，同时又拜陈庆老和尚习练通臂拳有七、八年。

　　张策壮年后又得“祁家门”传人王占春（京南良乡北黄新庄人）授通臂拳，王占春大张策十几岁，因都是陈庆的徒弟，感情甚笃，故平日只以师兄弟相称，王、张二人相互切磋九载。王占春去世后，张策巧遇一韩姓老道，受韩道长指点练功。至此，张策师承众家之长，尽得武术奥妙，成为既精通臂、又善太极的武术大家。

　　

    一代宗师

　　数十年的武术实践中，张策把太极拳融于通臂之中，创编了“五行通臂拳”，形成了通臂拳体系中的一支重要门派。张策本人也成为继行意拳的李洛能、郭云深、孙禄堂，八卦掌的董海川，太极拳的杨露禅、杨班侯、杨健候之后，又一大重要拳种创始人。因张策经常穿每只二十几斤重的铁鞋练功，故被武术界誉为“臂圣”、“铁鞋”。

　　清末民初著名武术家吴图南在他的《国术概论》中称赞到：“光绪初，有张策者 ，字秀林，直隶香河人也，精通各家拳法，为人慷慨好义，性谦和，闻陈之名而往受业。未几，陈卒，复从师兄王占春游，切磋琢磨，历时九载，而技始成。山、陕、燕、赵之地，未有出其右者，其平生以刀法最精。四方有名士，每与之较者，刀必落地……。 著者于民国二十二年夏始遇先生于首都，畅谈刀法之理，妙不可言，恨相见之晚也。于是由吴鉴泉介绍，而拜先生之门。只因时间仓促，仅学刀法之应用，未暇及于拳、剑、枪。至今忆及之，未尝不五中怅然也！”。 1934 年10月11日北平《民声报》载：“通臂专家张策讳字秀林，精于技击……，常北走关外，南走齐鲁等地，踪迹所至，名声大振，曾于沈阳、北平等处设馆授徒，以是桃李遍天下，门人弟子散走四方，论教张之技艺，均多表示钦佩……”。

　　张策与孙禄堂、吴鉴泉、褚民宜、许禹生、纪子修等武术大家交往甚厚，尤与孙禄堂感情更好，张策对他们总是以侍兄之理相待，甚得朋辈赞许。张策曾于1924年被张作霖请到沈阳做保镖并教其两个儿子，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策便任奉天国术馆任副馆长，1931年9·18事变后回到北平，在北平国术馆任教。1933年夏，中央国术馆在南京筹备第二届国术考，主办者诚邀张策赴南京任副总裁判长，张策到任并于考试后即留中央国术馆任教。期间张策打破封闭保守、秘不示人的门户之规，广招徒弟，传播技艺，其弟子有韩占鳌、周景海、周学伊、张殿华、李祥云、强云门、吴图南、李万春、马熙春、董秀生、符懋堃、李树堂、张以谦等。现在的台湾永和市中华通臂拳协会，就是张策的再传弟子洪涂生创立的。

　　

    技服东北王

　　上个世纪初，一代乱世枭雄东北王张作霖，坐镇东北，拥兵自重，大有问鼎中原之势。张作霖虽在身在东北，嗅觉异常敏锐，对武林中事也甚为关心。

　　1928年年初，张作霖听说张策来到东北，对这位武林中技艺高超、功愈化境的英雄早已是耳熟能详，便邀请张策到大帅府一叙，彼时张策的拳艺已是出神入化。达至“以拳悟道”的境界，全身筋骨伸缩自如之外，周身气质温文尔雅。张作霖见张策全无半点“练家子”气，不由生疑。遂在贴身警卫中选了六人，各持棍棒，要与张策较量一番。

　　张作霖身居重要之位，手握军机大权，贴身警卫都是一等一的好手，自然不必多说。张策和六个警卫各自站定，只见张策大师气定神闲，稳若泰山。六名警卫一声呐喊，纷纷举棒打来，张策大师身形陡转，已看不清他如何出手，一招之内，六名警卫齐齐飞出。

　　张作霖叹服张策功夫高深莫测之余，不惜重金聘请张策留在奉天大帅府，任贴身侍卫，并命其子张学思、张学名拜于张策门下，学习拳法。

 

河北梆子一代名伶·大吉高

　　大吉高（1866年—1949年），本名常永基，曾用名金保，艺名吉高，又称大吉高，清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河北梆子科班吉利班杰出艺人，工胡生，兼习其它生行。曾随吉利班参加为慈禧太后祝寿举行的七十二班社进京大汇演，并受清廷畀赐，是我国戏曲界颇有影响的一代名伶。

   

    坐科学艺

　　清同治五年(1866年)，常永基出生在文安县常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常氏家族中，他这一辈为“基”字辈份的长子长孙，老辈人对这幼小生命的降生寄予了很大希望，故起名“永基”。

　　清光绪初年，在文安县诞生了一个对我国戏剧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班社——吉利班。少年时的常永基农闲时经常到史各庄赶集上庙，吉利班的戏剧表演深深地吸引了常永基。1884年，十八岁的常永基进入吉利班坐科学艺，按吉利班规矩，艺徒艺名均带“吉”字，师父给他起一艺名“吉高”，工胡生。当时艺徒入科要由家长同班主立下关书：艺徒学艺期间，四路生理、天灾人祸，各听天命；学艺三年间，不准艺徒家属探视；出科后三年，艺徒随班演出，收入归班主；演出三年后，才允许艺徒自便。更为苛刻的是，吉利班班规条款非常严厉，艺徒稍有过失，轻则遭打骂，重则棍棒相加。

　　有一次，吉高随师外出。路上过一片枣林，正值秋天，树上果实累累。师父在前边走，吉高弯腰拾起路边的一颗枣子，放进了嘴里。师父先是佯装不知，回班后，他把吉高叫到跟前，让伸出手来，拿起板子就重责手掌。吉高也不敢哭出声。打完后，吉高含着眼泪还不知为何挨了板子。后经师父提醒，才清楚是为了吃枣子的事违犯了“不准随便吃东西”的班规。他挨打的那只手有好几天不能拿筷。在科班师父们的严格训导下，加上对戏曲艺术的衷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吉高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河北梆子艺术之中。

　　

    随班演出

　　时光荏苒，艰苦而紧张的学戏生活过去了，吉高也成了吉利班头科优秀艺徒。按班规，吉高随班演戏，开始走上舞台，步入了演出实践。吉利班因阵容齐整，各种行当齐全，所以影响很大。其足迹从东北、华北至华东地区，遍及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均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吉高在随班演戏过程中，非常注重吸收和学习老艺人们的长处，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演技。在师父们的指导下，他根据自己嗓音特点，注重发挥个人专长，创造自己的演唱特色。所以吉高从步入舞台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吉高第一次随吉利班去东北演出时，就已经能独担重角戏了。当时，东北观众对河北梆子剧种还比较陌生，演出能否成功，吉利班并不知底。结果，一场《江东计》(吉高演诸葛亮)唱红了北国冰城哈尔滨。观众趋之若鹜，使戏班收入迅猛增加，吉高亦因之被吉利班中戏称为“金豆子”，金宝(金保)之名因此而得。

　　吉高坐六年科期满，正式出科。出科后的吉高踌躇满志。就在他准备在艺术道路上大展宏图之际，一个沉痛的灾难降到他的头上。在吉高出科后不久，他倒仓了。“倒仓”是指嗓音失声变坏，戏曲界称之为“戏残”。这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无异于失去了艺术生命。面对这突来的磨难，吉高没有认命。他坚持每天早起练功、喊嗓。在常村村外有眼老井，吉高每天晨起走到老井口，对着平静、湿润、凉爽的井底水练嗓。从吉高家门到村外野地，被他踏出了一条小路。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吉高的嗓音又喊出来了。吉高终于重新登上了戏曲舞台。这段时间他主要随吉利班在京南地区演出。嗓音复苏后的吉高，音韵唱腔有一种特别的风味，粗犷、豪放，被观众称为“盖京南”。又因他做功稳健，唱腔一波三折，荡气回肠，高亢嘹亮，观众又在他吉高艺名前加一“大”字，美其名曰“大吉高”。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吉高随吉利班参加了清廷为慈禧太后万寿节祝寿而组织的全国72班社进京大汇演，与文安元庆昆弋戏班、永清永盛和梆子班艺压群社，争雄一时，受到清皇廷的畀赐。而且，吉利班独占鳌头，以皇封“京都吉利班”之名，巡回演出于北京同乐轩、天乐园、裕光园、广和楼、广德楼等戏院，轰动京城。大吉高之名也被广大北京观众所熟识。

　　

    誉满菊坛

　　大吉高演出艺术功底扎实，唱、念、做俱佳，做工朴实大方，尤以翎扇老生见长。他的嗓音宽厚，念白吐字清晰、有力，颇具造诣。他的唱腔坚实刚劲，韵味醇厚。人们称他的演唱特点是“节节高”。大吉高那个时代，没有扩音设备，无论演出场地多大，都要靠演员本嗓。据听过大吉高唱戏的老人们介绍，看大吉高的戏，不论场子多大，在每个角落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的每一句台词，甚至二、三里路以外，也能听到。

　　大吉高演出，能充分利用自己坚实功底和高超演技，抓住所有观众的心，压住阵脚，把观众带入他的戏中。有一次，大吉高到南方唱戏。戏开始后，他刚出场，观众见他相貌平平，很是失望。台下有好事者，挑头喊一声：“怎么样，老少爷们，齐吧齐吧(方言，集中拉齐)呀?”众应道：“齐吧齐吧!”所有观众一起在座位上转过身去，后背对着戏台。这是软刀子，比给演员喊倒好还厉害。大吉高在台上一看，用手势止住了琴师，压住怒气，蹲到台前的边上，和颜悦色地向那挑头人说道：“爷们儿，咱俩商量商量，你们转过身来。我若三句唱你不叫好，我立马就走。怎样?”挑头的那位半信半疑地转过身，问了声：“大吉高，你说的当真?”“错不了。”这时，台下观众都转过身来，看大吉高如何三句唱让人叫好。那天，演出剧目是大吉高的拿手戏《芦花记》。戏重新开场，琴师也格外卖力气。大吉高唱腔一波三折，节节拔高。三句唱未收，台下观众再也无法抑制，掌声雷动，喝彩连场。挑头的那位观众也激动地站起身来，举起手臂，伸出大拇指，连连喝彩：“服了。大吉高不愧叫大吉高。”

　　大吉高一生掌握了一百五十多出老生戏。他的演出足迹遍布东北三省、热河、北京、天津、双沟及京南等大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他的代表剧目有：《江东计》、《芦花记》、《算粮登殿》、《三疑记》、《大报仇》、《斩郑文》、《诸葛亮吊孝》、《跑坡》、《让徐州》、《大登殿》、《忠孝牌》、《桑园会》、《双官诰》等等。

　　

    晚年轶事

　　1939年文安遭受特大洪水。为谋生，当时七十三岁的大吉高逃荒到北京大舞台唱戏。那时，著名梆子艺人小香水(艺名)挑班正在大舞台演出。当时，北京梨园界没有不知道大吉高的。从梨园辈份说，小香水称呼大吉高师爷。她非常敬重大吉高，更敬佩他的演技。她见大吉高年岁大了，就说：“师爷，您这么大年纪了，哪能还让您演戏呢?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您就安心看我们演吧!”其实，小香水不了解大吉高的脾性。在剧场上，不让大吉高吃饭行，不让他唱戏可不行。当时大吉高非常不高兴。

　　这天，正赶上演出《三娘教子》。因小香水是名艺人，一般演员不敢与她配戏，薛宝一角色无有合适人选。演出就要开始了。有人提出请大吉高演薛宝。救场如救火，小香水立即找到大吉高，请他演出。大吉高一看：“噢，不是不用我吗？这会儿又想起我来了。我不上。”小香水见师爷生自己气了，马上“师爷长”“师爷短”地道歉，大吉高才高兴地答应下来。大吉高扮好角色，登上舞台，立即精神倍增，容光焕发。本来《三娘教子》中《砸机》一场是小香水的拿手片断，有了大吉高配戏，整场戏表演的更是淋漓尽致，观众更是大饱眼福。第二天，北京城的一家报纸就以《小香水的砸机常吃常有，大吉高的薛宝短听短见》为题，对本场演出，特别是对大吉高的演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时传为美谈。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年逾八十岁高龄的大吉高，在北京天桥剧场做告台演出一个月。当时，大吉高戏目的票价从三角增到七角。观看大吉高唱戏的观众仍然是趋之若鹜，场场爆满，十分踊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大吉高度过了他坎坷、辉煌的一生，病逝于家乡文安县常村，享年八十三岁。

 

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学家·高步瀛

　　高步瀛（1873年～1940奶奶），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清光绪二十年举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学生，著名学者、教育家。定兴书院山长、保定畿辅大学堂教习，后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弘文师范学院，归国后，任学部侍郎，后调任图书局主编，兼董理顺天府学务总处 。辛亥革命后，任教育部佥事、教育部编审处主任、社会司司长。张作霖入京后，高步瀛辞去教育部公职，专以经史文辞教学，专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兼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后以教授兼代国立师范大学二部秘书长，摄行院长职。曾到奉天萃升书院讲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北平，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大学。1937年，保定设立莲池讲学院，聘高步瀛每月到保定授课两次。他执教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学业宏通精博，治学以征信为准，其学问之渊博、文章之俊秀，为世人所称道。高步瀛提倡推行阳历，编写新戏，改良旧剧，设历史博物馆，创通俗图书馆、通俗讲演所等，并亲自撰写和倡导语体文。著作有《先秦文举要》、《两汉文举要》、《魏晋文举要》、《南北朝文举要》、《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文选李注义疏》和《古文辞类纂笺》等。当时日本学者把高步瀛的考据、广东黄节的诗词、桐城吴闿生的古文并称为“中国三绝”。

　　高步瀛于1940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

　　

    桃李芬芳

　　高步瀛自幼聪颖好学、才高八斗，清光绪二十年中举人，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学部侍郎，后调任图书局主编，兼董理顺天府学务总处 。辛亥革命后，任教育部佥事、教育部编审处主任、社会司司长。

　　民国16年（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自称大元帅，高步瀛不屑与其为伍，遂辞司长职，专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那时的高步瀛身材高大魁伟，平时穿一身灰布长褂，严冬时，穿着肥大的棉布袍，外加一件棉背心，上衣扣上挂一个眼镜盒，戴一副黑边眼镜，嘴边有些短白胡须，满脸慈祥微笑中，显现严肃博学、朴实敦厚的北方学者的庄严相。他讲课时稍微有些口吃，不善于言辞；但讲课非常出力认真，选听他的课的学生总是满堂满座，其中还有北大等的外校学生。尤其他所讲各课的讲义外校来旁听的学生都事先向注册组登记预订，十分珍贵。

　　高步瀛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期间，培养出众多学生，可谓桃李满门，诲人不倦。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成为了著名的学者，如著名《史记》专家程金造、古典文学专家顾学颉、目录学家王重民、敦煌学专家孙楷第、古典文学专家王汝弼、语言学家俞敏。此外还培养了刘汝霖、牛文青、张克强、朱家溍、王燮虞等人。

　　历史学家程金造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曾亲蒙高步瀛指教。在高步瀛的影响下，他孜孜不倦地钻研史籍、古文，卓有成绩。据程金造回忆，他在1927年上师范大学预科，常去听中文系的课。与黄节先生谈论高先生时，黄节先生说高步瀛“考据家，主古文”，建议程金造以高步瀛为师。此后，程金造师从高步瀛，多次到家请教，探望。有一次高步瀛既常头痛，程金造向精通义理的曾广源先生问医，曾广源认为此病此在头部积血，食广柑可愈。高步瀛吃了程金造送来的橘子果然病愈，之后高步瀛先生写过一篇谢诗。名《建为馈橘一笼赋诗以谢》：

    香橘经冬色渐红，故人持赠满筠笼。

    枯棋不减商山兴，嘉树犹存楚客风。

    差幸剥余存硕果，肯教霜后委秋蓬。

    黄柑堪詟金源乞，每食毋忘上将功。

　　《五四以来诗词选》和《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均有此诗。高步瀛去世后，程金造多次撰文追念恩师，并撰写了《高步瀛传略》、《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

　　著名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级编辑顾学颉也是高步瀛的弟子，他曾撰文回忆高步瀛先生：“我从高先生学习了三年，向先生请益之时较多，平日骈、散诗歌习作，多送呈请教。先生总是详细批改。有时为了研究某一问题，登府拜谒，先生也是不厌其详，热情指导。……并嘱告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要一个一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领会前任的意见，以及自己的看法。”

　　在提携晚辈方面，高步瀛先生尽心尽力且坦诚相待。他的学生刘汝霖想要研究藏经学，高步瀛便向著名学者陈垣推荐刘汝霖。他在给陈垣书信中写到：“兹有师大学生刘汝霖君欲考藏经以供研究。闻公邃于此学，嘱弟介绍左右。”足见高先生对学生爱护有加。《高步瀛的思想与著作》中说“高步瀛在提拔后进方面，其引致后进，勤勤恳恳，有一长可取者，必为之揄扬。其贫苦力学者，则助之膏火，务使其成才而后已，一时学人皆敬服，推为长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高尚的人格博得了学生们的尊重与敬佩。

　　

    友交俊杰

　　高步瀛长期在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又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多年，与当时的文坛名流马衡、黄节、李长之、陈垣、吴承仕、鲁迅、钱玄同、许寿裳、黄药眠、钟敬文、杨树达、潘龄皐、黎锦熙、马叙伦等人结成挚友，有着深厚的感情。《高步瀛的思想与著作》载，步瀛立身廉直，非分不取，尤不可犯以非议。甚至高步瀛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每天都有二三百人到高府哭吊，由此可见高步瀛先生高洁的品行与人格魅力。

　　《新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记载，高步瀛与绍兴周豫材（即鲁迅）先生在教部同僚，比案削牍，十有余年，气谊弥深，结契无忤。鲁迅在其1915年9月至1929年5月的《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及高步瀛的名讳及与其交往的故事，记录了高步瀛摆酒宴请好友，鲁迅莅席；高步瀛的母亲过生日，鲁迅亲自前来祝寿并敬赠贺礼等。鲁迅在日记中还记载了高步瀛赠送给自己的许多书籍：如1921年9月13日赠《吕氏春秋点勘》、1921年10月7日赠《吴氏平点淮南子》、1924年5月6日赠《论衡举正》、1924年11月10日赠《淮南子集证》、1925年7月7日赠《抱朴子校补》、1923年5月15日，高步瀛代鲁迅购买《王右丞集笺注》等。自然，鲁迅也常将其珍爱之书献予高步瀛。这些事例也能看出二人以文会友的深厚感情。1925年8月，由于段祺瑞政府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坚决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佥事职务，高步瀛作为其上层直接领导，于14日中午亲至鲁迅家中探视，表示慰问，表达了朋友间的关怀与情谊。关于二人之间的关系，高步瀛的女儿高淑芳的回忆也可证实二人深厚的友谊非同一般，她在《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一文中说，周氏与我父亲同事多年，虽个人见解不同，间有龃龉，惟彼此友谊不恶；而周氏对于我父亲也颇敬惮。高步瀛的学生程金造也曾经回忆，“先生有脾气，个性强，而周树人鲁迅先生，一般人也认为个性强。当高先生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先生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时，就有人猜想，二人必有冲突，不能团结。而事实却是相反，两人相处甚好。国民党迁都南京，杨杏佛被刺死。高先生的好友齐寿山与杨杏佛是至交，在杨杏佛遇刺后辞去在南京的职务回到北平居住，曾因事到南方，见到鲁迅先生，鲁迅总是向齐寿山打听、询问高步瀛的情况，曾对齐寿山说：“当我们同在北京相处时，现在，我们都分散了，总令人常常想到步瀛。步瀛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

　　众所周知钱玄同与高步瀛在学术思想上虽有分歧，在对待一些传统的文化上见解相异或相对，但他们私交甚好，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学术观点，学校每年发聘书时，钱玄同总是到高步瀛府上，亲自送上教授聘书，以表示对高步瀛的尊敬。二人有时也开玩笑。1932年春天，北师大国文系几位教授在中央公园喝茶时，高步瀛给钱玄同背了一段自己用山东方言翻译的《论语·侍坐》：

　　……

　　“点儿点儿你做啥？”

　　点儿正在弹琵琶，

　　当啷一声忙站起，

　　“俺可不管他仨比。”

　　“比不比，算个啥？

　　各人说各人的话。”

　　“三月里，三月三，新做一件大布衫，

　　也有大，也有小，跑到河里洗个澡，

　　洗个澡，去乘凉。回家唱口儿山坡羊。”

　　圣人听，心欢喜：

　　“点儿点儿你可以。”

　　……

　　由此可见，钱玄同和高步瀛两先生之争，在于事理之是非曲直，并无私人成见、个人意气掺杂其间。从这里也可窥见学者的胸襟宽广，与一般人挟私愤者不同。

　　

    与韩复榘的交往

　　韩复榘，字向方，霸州人，中国近代史上军阀之一。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曾叱咤风云一时，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在抗日战争中，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

　　韩复榘1890年出生。十四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高艺珍是高步瀛的侄女，韩复榘也就成了高步瀛侄女婿。由于韩复榘长期生活军队中，二人的交往并不算多，但韩复榘对这位学问高深的叔丈人却是尊崇有加。韩复榘的四个儿子韩嗣燮、韩嗣烺、韩嗣辉、韩嗣煌。名字都是高步瀛起的。他的二儿子韩嗣烺解放后曾回忆，“那时我称呼高先生为五姥爷。父亲的部队在北京驻军时，有时候会请教五姥爷一些诗句的出处。五姥爷满屋子都是大书架子，每次父亲一问，他就说：你去，到那个架子上去，在第几层，把那本书给我取出来，翻到多少多少页。他记忆力很好。”但其实韩复榘还有一个过继的他五弟女儿，叫韩嗣虑，名字也是高步瀛取的。

　　在高步瀛的教育和影响下，韩复榘记住树立起尊学重教的积极思想观念。在他主政山东时，除了严打贪官污吏，稽查毒品，韩复榘相当重视“普及教育”，从不拖欠经费，且逐年保持增加。他起用何思源和梁漱溟，使山东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远胜他省。大儒梁漱溟曾评价韩复榘，说他“作战英勇，又比较有文化，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和信任”，“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而这一切，不能不说与高步瀛对其的影响有重大关系。

 

白派京韵大鼓创始人·白云鹏

    少小痴迷弦鼓音，毕生敬业修炼勤。

    矢志京韵终无悔，独创白派卓艺林。

    文雅动情歌一曲，阅尽世间警人心。

    ——为白云鹏题

　　

　　白云鹏（1874年—1952年）河北安次县人，白派京韵大鼓创始人。

　　白云鹏出生于安次县高圈村的一户穷苦人家，青年时期在农村庙会说唱大书，后拜史振林为师改唱木板大鼓，1910年以后改唱京韵大鼓。他演唱的风格是依字行腔，运用和缓、低回的唱法，基本不用高腔起唱，这是有别于其他京韵流派之处。白云鹏的嗓音虽低，听来却圆润浑厚，吐字清晰有力，唱腔于妩媚中透苍劲，善于通过半诵半唱传达人物的内心情感。白派在描绘景物和抒发人物忧思之情时，常用平中见奇，稳而有变的唱法，恰当地调动了排比句的功能，具有深挚的艺术感染力。凭借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演唱风格，白云鹏与刘宝全、张筱轩同称明国时期的“鼓界三杰”。

　　1952年，年近八旬的白先生因患食道癌病逝。

　　

    早年艰苦

　　白云鹏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辛， 三岁遂讨饭，四岁跟娘拾柴，五岁到地里挖野菜。其父白凤林虽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却热爱传统的民间艺术，能拉一手二胡，是农村剧轩的活动骨干。白云鹏从小受父亲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闲暇之时学念剧本，学唱各种曲牌，并爱上了这些民间艺术。由于他虚心好学，带着感情去学去唱，进步很快。

　　白云鹏八岁那年，母亲身患重病，不幸逝世，他与父亲相依为命，生活更加艰辛。由于生活所迫，年幼的白云鹏和父亲揣着胡弦，在永清、安次、霸县一带的茶馆和集市上卖唱。当时卖唱虽然是为了糊口，可他却从没有感到这个职业是低三下四的，因为他深深地爱上了他唱词里的人物、故事，他从心眼儿里愿意唱他们。白云鹏十四岁那年，拜演唱木板大鼓、双目失明的民间艺人史振林为师，学唱西河大鼓，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民间曲艺生涯。在艺术的天地里，白云鹏刻苦钻研西河大鼓的节拍韵调，根据故事情节，细腻刻画人物的内心感情世界。白云鹏二十岁出师，开始了独自闯荡社会。

　　1898年，白云鹏二十五岁。这一年白云鹏成家，次年生一小女。1900年，家乡闹起了义和团。白云鹏被乡亲们那种朴素的爱国情感，和义和团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当时家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们没有闲心在听书唱戏。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白云鹏离开家乡，离开了父亲和妻子女儿，只身到天津卖唱求生。

　　

    声名大振

　　1904年白云鹏三十岁，开始在京、津一带演唱由木板大鼓演变成的京韵大鼓，渐渐专唱短段而弃大书。1911年秋，京韵大鼓名家刘宝全推荐他代替自己到北京石头胡同北口杂耍园四海升平演出，以大轴出场，一举成功。其后往来于京、津等地演出，声誉日增。还曾去东北及江苏、上海、武汉等地搭班演出过。

　　白云鹏在出名以前，曾到北京去过一段时间。当时北京人把流传在河北一带的西河大鼓称为“怯大鼓”。北京听说书十分讲究，以调、词、韵、弦为四要素。而白云鹏说唱的“怯大鼓”达不到北京人的要求，只能在地摊、庙会、小戏团演唱，登不了大雅之堂。白云鹏为了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随即独创京韵大鼓。为了创新，他聘请了拉弦和唱词的名师，从《红楼梦》唱段改起，逐字、逐曲的进行反复练习，反复演唱，并结合北京人喜闻乐见京腔口语，与调、词、韵、弦有机配合，边演边唱、边唱边改，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演唱的京韵大鼓以嗓音宽厚苍劲、咬字轻、放音松、说唱结合，使情婉转而自成一派，深受观众的好评，并在京城名声大震，成了名副其实的京韵大鼓白派创始人。

　　白云鹏演唱的曲目号称“文明书词”，以文段居多，传统题材的有《黛玉焚稿》、《宝玉探病》、《宝玉娶亲》、《哭黛玉》、《宝玉出家》、《晴雯补裘》、《晴雯撕扇》、《遣晴雯》、《探晴雯》、《祭晴雯》、《虎牢关》、《凤仪亭》、《哭祖庙》、《三顾茅庐》、《博望坡》、《徐母训子》、《徐母骂曹》、《战荥阳》、《马超降汉》、《斩马谡》、《战长沙》、《白帝城》、《孟姜女》、 《花木兰》、《千金全德》(分《观榜》、《投军》、《拷童》、《荣归》四段)、《霸王别姬》、《红拂传》、《窦公训女》、《樊金定骂城》、《方孝孺》、《煤山恨》、《宁武关》、《别母乱箭》、《贞娥刺虎》、《湘子讨封》、《醒世金铎》等四十余段。 尚存于世的白云鹏京韵大鼓唱片有《长坂坡》、《黛玉焚稿》、《探晴雯》、《白帝城》、《黛玉归天》、《哭祖庙》、《方孝孺》、《霸王别姬》、《太虚幻境》、《孟姜女》、《刺虎》、《双玉听琴》等十余种。他的代表曲目有《黛玉焚稿》、《宝玉娶亲》、《孟姜女》、《花木兰》等。五四运动前后，演唱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提倡国货》、《劝国民》《孙总理伦敦蒙难》等多进步曲目；抗日战争时期，他演唱的《哭祖庙》等曲目，都从中反映出质朴的爱国思想。

　　白云鹏的京韵大鼓在北京出名以后，一直在较高档的戏园演出，多次到官宦家庭唱堂会，后来他又回到天津，以此为发源地，逐步发展到济南、南京、上海、芜湖等地，所到之处，深受观众的欢迎。在上海演出时，三北公司经理、上海的大资本家、政、商界的知名人士虞洽卿亲自送去一块携有“独树一帜”的金字牌匾。

　　晚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白云鹏先生迎来了新的曙光，他更加热爱国家、热爱社会，热爱自己一生追求的艺术事业。1950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白云鹏退休以后，被中国戏曲研究院聘为顾问，做艺术指导，被北京艺培学校聘为特级教师，整理演唱了《花木兰》等曲目，不遗余力为国家的艺术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德艺双馨

　　白云鹏先生的艺德常为人们所乐道。

　　白云鹏的艺德，首推他对艺术始终是忠诚的，对听众始终是负责的。为了演出效果，白云鹏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抓紧时间排练，往往不顾旅途的劳累先去观察剧场、寻找适合遛早吊嗓子的地方。就连生活习惯也要服从和适应演出的需要。他不吸烟，不喝酒，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连吃饭也要严格控制，不管自己多么爱吃的东西，每次演出前也只吃半饱或干脆不吃，往往直等到散场回来才吃“夜饭”。他说：“作为一个演员，每唱一句都要想到给听众什么，都要问一问对得起坐在台下的观众吗?”

　　白云鹏的艺德，还体现在他的义行善举。旧社会的年代，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然而白云鹏的仗义在曲艺行内当时是出了名的。无论是谁求助，他从不推脱；有艺人暴尸街头，他就给出钱买棺材，他的一些义举至今为人称道。1943年6月，当时著名的靠山调老艺人高五姑因人老珠黄落伍于花茶圈外……效力遭内外行之淘汰。同年冬天，高五姑沿街乞讨冻死在“三不管”的清和街上。由于高五姑死时没有亲属，白云鹏出钱买下一口棺材将其安葬。据说白云鹏捐过七口这样的棺材……

　　旧社会艺人中有“宁赠一锭金，不传一句春”的说法，而白云鹏在艺术上从不保守，对后学者总是循循善诱，悉心传授。著名滑稽大鼓演员富少舫（艺名山药旦）和著名弦师程树棠曾得过白云鹏的教益。四十年代初期，白云鹏收女弟子阎秋霞，对阎秋霞的素质、基功及性格等方面做过考察后，决定因材施教，不间断地向阎秋霞传授《黛玉焚稿》、《哭黛玉》、《探晴雯》、《孟姜女》等白派佳曲，并帮助阎秋霞创造新的唱法。阎秋霞初露头角后，随白云鹏在京津演唱，白云鹏即主张把她放在“倒三”，白云鹏攒底压轴，与阎秋霞中间只隔一段相声。为了吸引观众欣赏白派艺术，他们师徒常演内容衔接的节目。多是阎秋霞先唱《焚稿》，白云鹏接唱《宝玉娶亲》，阎秋霞先唱《哭黛玉》，白云鹏接唱《太虚幻境》一时传为佳话。当时，阎秋霞只能唱《探晴雯》，经白云鹏传授颇有新颖精妙之处，这样白云鹏就常在前边唱《遣晴雯》，并借铺场话白向观众说明“为什么今天我先上场了呢？我唱的这段《遣晴雯》就应当放前边，我下去后您听一段相声，相声下去让我徒弟阎秋霞秋霞唱这段《探晴雯》，她为唱好这段可下功夫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哪……”道样向观众交代后，使阎秋霞“攒底”效果格外好。后来，阎秋霞学会《遣晴雯》，白云鹏则在后场唱《晴雯恸别》，翌日，阎秋霞先唱《探晴雯》，白云鹏后唱《祭晴雯》颇为顾曲者所欢迎。他们师徒互相听，演出后在回家的路上总是一起切磋技艺，这样使阎秋霞的学业进展很快。

  

清末民初画坛“盖京南”·崔子彬

　　崔子彬（1876年—1939年），字文质，号谨慎，直隶霸州（今河北省霸州市）人。清末民初著名画家。

　　

    画坛显峥嵘

　　崔子彬出生于一个书画世家，自幼敦品励学。他五岁时开始读私塾，日常除诵读《四书》、《五经》之外，日课书法、绘画，寒暑不辍，朝夕揣摩。特别是受庙宇和演义小说上插图的影响，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半年之后，崔子彬已不满足于临习《芥子园画谱》，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常到画店和古董店欣赏古人的字画。经老师介绍，深为唐代画家吴道子的敦厚大度所折服，崔子彬曾徒步四五十里到永清买吴道子的遗作，反复临摹，极尽其妙。八岁开始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在当地小有名气，被称为神童。

　　青少年时期，崔子彬进一步承袭吴道子的绘画风格，并对徐悲鸿所推崇的《八十七神仙图》反复揣摩，深入研究，汲取我国民间传统技法和文人书画大家的精华，且师古而不泥古，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开始追求自己的风格。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崔子彬逐渐形成了简笔传神的画风，他充分发挥中国画以线描为主的特点，中锋运笔，注意写功。造型概括，用笔凝练，风骨遒劲。崔子彬创作的作品重形态、尚气势，诗书画三者结合，形依于情，情附于形，沉静周密，章法严谨，作品雄放、古雅、苍秀、刚劲，具有自家面目。崔子彬长于人物画，也工山水、花鸟。他的画写意与工笔相济，刚劲有力，且又潇洒自然。其笔下的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声名“盖京南”

　　清末民初，崔子彬名声大振，他的《初唐四杰》、《最爱诗人孟浩然》等作品当时在世人中被极力推崇，至今被名家收藏，人送雅号“盖京南”。同时，他与当时的冯子才、肖子瀛、郑子兰、王子泉，时称“北方五子”，曾一起合作并切磋过技艺。他们对庙宇建筑、营造、壁画、塑像、扎彩等各具专长，尤以崔子彬的技艺全面。除绘画外，他对塑像、扎彩也十分精通。被国家列为文化古迹的山西芮城永乐宫内至今存有“五子”的不朽杰作，至今闻名遐迩，被中外游人观赏。

　　崔子彬晚年正值军阀混战，时局多变，民不聊生。为生活所迫，他奔波于天津、哈尔滨、大连等地，主要从事舞台布景的设计绘画。曾创造出《火烧红莲寺》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大型舞台场景，轰动一时，倍受世人喜爱，被誉为“风格独特，后世楷模”。

　　

    子孙承画风

　　崔子彬不仅创造出了高水平的艺术作品，而且还注重艺术教育，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他的三个儿子在工艺美术的创造和研究方面均有所建树，其孙辈们也没失家传。

　　崔子彬的三个儿子曾号称北方画坛“崔氏三杰”。其长子崔晓霞自幼在家乡南苑口村读书，后师从其父学画，工工笔，习人物花鸟，尤擅长于人物。他的人物画独树一帜，画技娴熟。日寇占领天津之前，崔晓霞正在天津作画为生，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和反抗，他每天绘制一、二幅《钟馗伏魔图》，让孩子们在马路边叫卖,抢购者甚多,一时间享誉津门，名声大震。

　　其次子崔晓滨8岁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学习传统绘画基础，从事花鸟、山水、人物的绘画创作。他学画从不生搬硬套，照葫芦画瓢，而是注重写意，讲究传神，有自己的创意和风格。青年时期涉足天津书画界，后专攻广告装潢设计。天津的《富强牙膏》、《万紫千红》润肤脂等著名商标的设计、绘制，均出自崔晓滨之手，至今以达50多年，为两代人所熟知，成为中国著名的品牌商标。

　　其三子崔晓波13岁即在天津大舞台协助其父绘制大型舞台布景《火烧红莲寺》，得到同行和演艺界的高度评价。1930年后曾在哈尔滨、大连等地从事舞台布景的设计绘制。后回到天津。崔晓波的绘画题材广泛，工笔与写意相济，线条奔放潇洒，工笔细腻逼真，尤长于人物肖像画，也兼工山水、花鸟，在书法、雕刻等方面也有其独特的风格。

　　在崔子彬的孙辈中，崔心友、崔贵友以“画坛二友”享誉美术界。崔心友乃崔晓霞之子，自幼聪颖过人，1946年考入国民党青年军二零八师，遂又参加国民党新九军，被授予上尉军衔。1949年天津解放后被收编，而后进入华北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炮兵高射炮部队作文化教员。1950年赴朝作战，任志愿军某部文化教员。抗美援朝回国后，便继承父业从事商标设计工作，主要作品有《梅花檀香皂》、《熊猫檀香皂》、《光荣牌酱油》、《红烧猪肉罐头》、《番茄酱罐头》等大量的包装设计。

　　崔贵友是崔晓滨之子，1956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他坚持学习传统，继承传统，发展传统的主张，尤其在诗书画三结合方面，沿着文人画的路子迈开了脚步。196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教务处长、教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务委员会委员、《教学动态》主编，基础部主任等职。他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还担任了北京现代美术学院院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实用美术部教务长。崔贵友在艺术上长足精进，发挥自己的专长，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崔贵友的绘画作品苍拙古朴，挺健刚劲，气势雄浑，很多中国画及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为世人所称道，还参加了奥地利、法国、日本、厄瓜多尔、美国、新加坡、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展。除勤奋教学和创作外，崔贵友还著书立说，先后出版发行了《花卉黑白画》、《白猫花卉》、《动物的写生与变形》、《风景装饰画法》、《风景图案》、《钢笔淡彩技法》、《色彩画法》、《雷圭元文集》等大量书籍，为丰富美术理论，搞好美术教学做出了一定贡献。

  

民国年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邓毓怡　　

　　邓毓怡（1880年——1929年），字和甫，一字任斋，别号拙园，直隶大城（今河北省大城县）人，民国年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邓毓怡自幼聪颖，博学多闻，16岁入县学，与大城名儒刘钟英共纂《大城县志》。后师从名儒吴汝纶，开始接触西方进步思想。清宣统元年邓毓怡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法律。期间曾参与革命救国活动。回国后曾开办“启智学堂”、“范女学堂”，开直隶全省设女学堂之先例。后来国家在天津设立北女子师范，他受聘为教授，后又出任北洋法政学堂斋务长。中华民国建立后，邓毓怡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历任大总统府咨议、国务院咨议、经济调查会委员、盐务署顾问、盐务学校校长等职。邓毓怡译有《欧战后各国新宪法》、《现代民主政治》、《动物学》、《植物学》等，并著有《拙园文集》、《拙园诗集》刊出。邓毓怡还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桐城高足”。

 

    少年志学

　　邓毓怡于清光绪六年出生于大城县白洋桥的一个仕宦家庭。他自幼聪颖，六岁随父邓汝淮在自家学馆读书，七岁开始写诗，十多岁时写千字长文挥笔立就。他十四岁丧父，乡里士夫无能为之师者，家有藏书，则发筐纵观，师于古人。1896年，大城名儒刘钟英举他共纂《大城县志》。当时邓毓怡年仅十六岁，但他不负众望，所撰文章珠圆玉润，超逸洒脱，被大城儒生称为“神童才子”。第二年《大城县志》付梓之后，他即由友人介绍到保定莲池书院，拜清末著名学者吴汝纶为师。吴汝纶是西学的倡导者，他曾聘西人于莲池、藻咏楼为邓毓恰等几名“年少而才”的学生教授西文。此间，邓毓怡不仅国文大有长进，而且学会了英文和日文，并接受了许多西方进步思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邓毓怡等因接触了“洋人”受到围攻，只得中途退学。

　　1901年，吴汝纶在北京创办报社，委邓毓怡、常育璋任编辑，不久报社被清政府查封，遂改名“华北译书局”，印行杂志。此间，邓毓怡已在诗、文、书法、绘画等方面显示了一定的才华，因而不少友人曾劝他潜心研究诗文书画，日后必功成名就，流芳后世。而邓毓怡听后却说：“今举国旦夕为奴虏，吾宁埋头腐心为百年后陈死人之计乎！”于是“慷慨奋厉，思有试”。

　　1903年，他为了探求新的知识，毅然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早稻泪大学。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留学生中民主革命派的影响，思想激进，对暗杀救国存有幻想，曾于1901年春夏之交与同学密谋暗杀慈禧太后。当时，邓毓怡先期携炸药回国，曾对人言：“某月日君当闻有巨变发于辇下，则邓某致命遂志之时也。”后因事泄，主事者被捕，他又返回了日本。

　　

    兴办教育

　　1904年，邓毓怡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祖国。前者密谋行刺不成使他认识到要想救国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它需要的是全体民众的觉醒，而启智的唯一途径是兴办教育。于是他放弃了在京任职的机会，回到家乡，同其兄长邓毓恺一起创建了一所新式学堂，起名为启智学堂。该学堂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文、算术、地理、历史、修身、格致（包括自然知识和动物、植物、矿物及理化等初级知识）等。

　　启智学堂成立不久，邓毓怡又在家人的协助下创办了一所自强女子学堂，这所学堂是直隶省创建最早的一所女学堂。自强女子学堂所学的课程与启智学堂大致相同。学堂的教材是邓毓怡和另一名留日生王世琛翻译的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两所学堂均不收学费，本村及附近村镇的子女无论贫富均可入学，因而两校创办时间不长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清廷“废科举，兴学堂”的命令颁布后，直隶省官方开始兴学，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邓毓怡因治学有声，相继受聘为两校教员并兼任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斋务长。邓毓怡在天津执教五年的时间，培育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就学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李大钊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直到后来，李大钊任《晨钟报》主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仍然常到邓毓怡家作客，保持着密切联系。

　　

    从政生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邓毓怡联合同志组建国民协进会，后改为共和党，任直隶支部干事，众议院选举当选为议员。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邓毓怡被张绍曾（时任绥远都统）邀至绥远，创办归绥银行并任经理。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恢复国会，邓毓怡辞去银行经理职务，回京复任议员。1917年，张勋复辟事起，国会重遭解散。此后五年间，他曾任总统府咨议、国务院咨议、经济调查会委员、盐务署顾问、盐务学校校长等职。

　　1922年，国会再复，邓毓怡再度为议员。他虽身为“研究系”成员，但不为党派意气之争，超然事外，独以为开国十年“宪法不成，乃为吾人不可旁贷之责任”，故在国会复兴之后，发起“宪法学会”，集众研讨，并着手译著《欧战后备国新宪法》，以此作为制定宪法之参考。《欧战后各国新宪法》的翻译工作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书中所选七国，战前均为君主制，而战后均改为共和制。他在书的序言中从宪法的角度论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欧战后各国新宪法》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欧战后各国宪法的译著，它的出版，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推动了宪法的研究工作。

 

    诗书画艺

　　1921年，国会又被解散。邓毓怡从此放弃了从政的打算，遂闭户潜处，专心于书画研究。岁俸即停，便鬻书画以为生计。

　　邓毓怡的书法自唐上溯汉魏以至大小篆，不专法一时一家，而是各取所长，独成一派，他擅长行书，而真草篆隶亦无不工。邓毓怡的画在当时亦很出名，求他作画的人很多。他的画全有定价，大约三尺长的一幅山水画要卖当时的银元一百五十元左右，每画完一幅，《北京晨报》就照相刊出一幅，但他平时疏懒少作，一年也画不了十多张。

　　邓毓怡不仅能书善画，而且在诗文方面亦有较深的造诣。他自己曾说：“吾才，画不如书，书不如诗。”早在莲池书院读书时期，邓毓怡就已负诗名，那时，他和南官李刚已齐名，并称为吴门两才子。邓毓怡的诗“超俊有奇趣，往往闲语熟字”，其存世著作《拙园诗集》，录诗三百余首。邓毓怡在任国会议员及归绥银行经理期间，曾与蔡锷、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张謇、徐树铮、籍忠寅等许多知名人物有过书信来往，他生前将这些珍贵手迹整理成册，取名《故人遗札》，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河北梆子元派宗师·魏连升

　　魏连升，（1881年—1948年），清末民初时期著名河北梆子老生演员。艺名元元红，因与先于他成名的同行演员郭宝臣艺名相同，所以民间多称他为小元元红，以示区别。魏连升祖籍河北省大城县魏王文村，年幼时随父亲魏五离乡逃荒，流落到直隶安次县(今廊坊市安次区)淘河村。1892年魏连升入永清县永盛合班坐科，六年出科后在天津搭班演出，首次露演于天津鼓楼北“金声园”。

　　魏连升为人机敏，聪慧过人。他博采同代艺人优点长处，把老路梆子腔加以修改，冶青衣须生腔调于一炉，本宫音与背宫音巧妙结合，唱腔加花较多，旋律性强，委婉华丽，速度较慢，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唱腔——元派，并凭借《占北原》、《蝴蝶杯》、《南北和》等知名曲目，成为河北梆子直隶新派代表人物，蜚声剧坛。自清末以来，凡学演须生者几乎都崇尚元派。金钢钻等人还把元派唱腔借用到旦行，使其成为整个河北梆子唱腔的主要部分沿用至今。

　　民国十一年八月在黑龙江哈尔滨被恶霸暗杀，卒年四十二岁。

　　

    坐科学艺

　　魏连升出生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乳名德宝。当年梆子大戏盛行，魏连升从小就爱听爱看，深受熏陶。1892年，永清县的永盛合梆子班到淘河村搭台唱戏，12岁的魏连升乐得顾不上吃饭，场场不落地站在台下看了一出又一出，直看得着了迷。几天过去，戏班要走了，魏连升跑回家，央求父亲答应他跟随戏班去学戏。父亲魏五也是个听见鼓敲弦响就忘记吃饭的戏迷，所以，孩子要去学戏，他不反对。何况科班里管吃管喝，孩子走了家里也少张吃饭的嘴。魏五找到在戏班里当箱倌的熟人，把孩子托咐给他，求他让戏班里的管事把魏连升收下。魏连升被领到教戏的师父纪发跟前，纪发上下左右端看着魏连升，问了几句寻常话，魏连升也不腼腆，答对自如。纪发很高兴。就这样，魏连升被收留下来，从此走上学戏的道路。

　　魏连升天资聪颖，颇有模仿能力，学起戏来也格外用功。他到戏班没几天，就学会一出《梦打严嵩》，不久，戏班在离淘河村只有三五里远的杨府港唱戏，师父特意安排他在前边加演这一出，附近乡亲们看到在台上演戏的那个十多岁的孩子是魏连升，而且演得挺有看头儿，都很高兴。人们说:“魏五家那小子将来有出息。”魏连升首次登台就落了好，使他更充满自信心。师父纪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教起戏来越发带劲儿。魏连升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又响亮，又脆生，唱出来的小调有滋有味，动听极了。美中不足的是魏连升由于家境贫穷，从小缺乏营养，导致体质较同龄孩子虚弱。纪发认为魏连升的自身条件不宜练武功，就专教他学习文老生行当。

　　魏连升在师父耳提面命下，艺业进步很快。他的唱比师兄弟优美，他的戏比师兄弟会得多，出科以前就常在霸县(今霸州市)、永清、文安等地演出，人们知道他是“一千红”纪发教出来的徒弟，都管他叫“小一千红”。从那个时候起，他在所到过的地方就小有名气了，永盛合科班到哪儿去演出，当地群众就互相招呼开了:“走哇，看小一千红去!”在6年的科班学艺岁月中，魏连升逐渐长大成人。光绪二十四年，他结束了科班学徒生活，正式出科。此时的魏连升不仅出落成为姿容出众的美男子，而且练就了超人的演戏本领。同年，他辞别了与他相伴6年、情同慈父的纪发老师，来到梆子名家荟萃、好角如云的天津卫，开始了独立搭班的艺术生涯。

　　

    声名鹊起

　　过去的戏班里流传着一句话:“搭班如投胎。”意思是说，艺徒出师后去独立搭班，到处都会碰上困难，吃这碗戏饭相当不容易。可是魏连升到天津之后，却很容易地就搭入了坐落在北门里大街的金声园戏班，工老生。他年纪轻，相貌英俊，扮出戏来格外漂亮，登上戏台不用开口，单凭他那副俊俏模样也够讨人喜欢的。他还有一副难得的好嗓子，就是普普通通的板式腔调，从他嘴里唱出来也比别人唱得甜美，高音不吵不噪，低音也能迂回。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男性演员里是不多见的。正因为他具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一到天津就站住了脚，用戏班里的行话说这叫做“有人缘儿”。

　　魏连升在金声园连获成功，引起各地经励科(旧时，戏园子、戏班子里负责约角、组班的人)的兴趣。没过几个月，他就被请到营口献艺。返津后，改搭位于河东奥租界的东天仙戏班。在这里他结识了正称雄于天津剧坛的前辈小茶壶(吴永顺)和何达子(何景云)。这两位艺术家在唱功和演技方面都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河北梆子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魏连升同他们交往，观摩他们演出，还从他们那里“偷艺”，使他眼界大开，见识骤增。好学精神和上进心驱使他出师后仍坚持学艺，他向梆子剧种的名家学，也向皮黄艺人学;他向生行演员学，也向旦行演员学。凡别人之长处，他都要认真加以研究。他学习别人的艺术并不“死学”，而是一面认真揣摩前辈名家真功所在，一面研究如何开创适应天津观众欣赏趣味的新路。他向一切比他有成就的人求学问艺，广泛吸收他人唱、做之长处，再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去发挥、改造。他在舞台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尝试，使传统的声腔板式、旋律结构以及演唱技法，都出现许多变化。他在这样反复变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特色独具的演唱风格。

　　魏连升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他对河北梆子声腔、音乐、宾白、表演技巧等多方面的贡献。而最为引人瞩目的还是在演唱方面。他的唱韵味缠绵悱恻，高低起伏幅度大，行腔中巧妙加入衬字，甩腔、拉腔痛快淋漓，叙事性唱段又唱得抒情、俏美。高音的地方多使用背工(假声)，落音时使用本工(真声)，真假声衔接自然、顺畅，华彩间有凌厉，激昂不失优美。他的声腔美都体现在自然之中，不见矫揉造作。其次，他在唱、念中毅然舍弃山陕派、直隶派所保持的浓重的山陕语音，易为河北地方语音，不“酸”不“侉”，字正腔圆。他还剔除所演剧目里的水词、拗口词，变一段唱多道辙为一辙到底。这些改进，有力地推动了河北梆子声腔、音乐的发展，形成河北梆子老生行当的一支新流派。这个流派就是由魏连升创建、延传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称道的“元(元元红)派”。

　　魏连升的艺术成就，除唱功方面外，还表现在他的做工上。他不光是注意做工的稳重、大方等外在形式美，更注意运用恰如其分的演技，把人物的精神面貌体现来，争取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在短短的几年当中，魏连升凭借精湛的演技，在天津扎下了非常深厚的根基，成为内行和外行都拥戴的梆子老生行当一代宗师。

　　1908年，天津东天仙戏园以月包银1200块，约邀魏连升与著名皮黄演员李吉瑞并列头牌，合组戏班，从李吉瑞、魏连升的名字中各抽出一个吉字与升字，联到一起，命名为吉升班。李吉瑞出身于直隶省文安县的吉利科班，最初学的是直隶梆子，出科后在天津从艺，成为在全国享大名的京剧武生宗师。吉升班的演员，还有小香水、高福安、尚和玉、小荣福、王克琴等人，都是彼时享誉京、津的名角，阵容相当整齐。

　　魏连升不仅在天津、北京享名，在上海、奉天(今沈阳)、哈尔滨等地影响也很广泛。当年各地出版的报刊、书籍，评价其艺的文章相当多，其中有把他称做“秦腔泰斗，天下第一”者。魏连升擅演《四郎探母》、《南北合》、《战北原》、《芦花记》、《杀庙》、《南天门》、《汾河湾》、《斩子》、《让成都》、《桑园会》等剧目。根据当年的戏单统计，他经常换演的剧目有三十多出。

　　

    风流殒命

　　魏连升青年时代私生活不检点，由此导致他终生不幸，不仅影响了他的演艺事业，甚至断送了他年轻的生命。

　　1907年在上海春桂园演戏时，当时的上海名妓雪荫轩再三差人到后台，请求与魏连升会面。魏连升初到南方大商埠，不敢轻举妄动，拒绝同青楼女子交往，雪荫轩收买流氓十数人，趁魏连升演完夜戏归途中，用绑架方式将其押至妓院。“倒贴万元，以身嫁之”。这件事，当年在上海轰动一时。这是魏连升堕入歧途之始。魏连升人还在上海，他与雪荫轩的风流韵事已经传到天津。他返津后，声名早就传开。这不仅没有造成他身败名裂，反倒使他更具有号召力。每有演出，观众越发争先恐后。其中许多人并非为欣赏艺术而来，目的是专来见识魏连升其人，尤其是众多的女看客。达官显贵家的太太、小姐坐在台下，一见魏连升出场，竞相往台上扔手绢、金戒指。魏连升之名越传越响，赶到戏园看他演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天津城里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大为恼火。一些人借助于新闻报纸大造舆论，要求当局限制魏连升登台演戏。1910年3月，《天津白话报》刊登署名为何端新、王子良的公开信，谩骂在元升园演戏的小元元红为淫伶，指责他所演《汾河湾》、《桑园会》、《三疑记》系淫戏，“与风化人心大有妨害”。呼吁“速将该淫伶驱逐境外，则地方幸甚，青年男女幸甚”。但元升园东家不予理睬，任凭报界谩骂，也无人奈何他。

　　民国初年，天津城里鼓楼东，有盐商姚序东。该人妻妾很多，内有海银桂者，系青楼出身，年少风流，长得标致。姚序东另娶新欢后海银桂失宠。她愤世不公，几欲寻死，恰巧魏连升名动津沽，海银桂出于好奇，决意看个究竟，遂到元升园观看演出。她见魏连升容貌果然非凡，演技也高超，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经过奶妈帮助，她很快就达到与魏连升私通的目的。此事被姚序东得知，姚买通探访局，将魏连升拘禁，游街示众。姚序东余愤未平，又出巨资贿赂当局。判罚魏连升苦役10年，由警务公所交习艺所关押。当时有人认为判罚过重，有人忿忿不平地在报上著文，揭露“此次社会中必欲大张其事，严行惩办者，大都艳妾众多之人，遇此惊心动魄之事，正恐海银桂第二出现。至于维持风化，犹其次焉者也”。

　　魏连升被关进习艺所不久，津郊大旱，饿殍遍野。独流地方乡绅操办赈灾义演。有一富户张二爷愿捐大笔款项，但他喜听梆子，非魏连升演唱不捐。而魏又收押在监，操办人托了许多人说情释放也无济于事。恰巧任江南提督的张勋大帅在津，操办人获悉张勋的四姨太平素喜爱魏连升唱腔，便托其将众乡绅保释小元元红的呈子送张勋过目。张勋也是梆子戏迷(他的小妾王克琴，就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对魏连升的事早有耳闻。他随手填好名片，差人送到习艺所。就这样，魏连升被保释出监，为独流组织的赈灾义演后，又继续在天津的戏园子唱起戏来。

　　1913年2月，他与挚友赵春甫在河东区的一家烟馆吸食大烟，与寻衅的刘二、苏元善两个无赖发生口角，进而持械格斗起来。魏连升由赵春甫相帮用刀将刘二扎成重伤，被拘捕入狱，裁定判处魏连升二十年，非6000元大洋不能赎身。当时，天津有一著名女演员何翠宝，眉目姣好，身手矫健，扮相英俊俏丽兼而有之，先前曾与魏连升同在吉升班，二人由好而婚，后又离异。听说魏连升被捕，非6000元大洋不能赎身时，彼此虽然已断瓜葛，但何翠宝侠肝义胆，她怜惜魏的艺术前程，毅然以6000元大洋标价，自卖自身于山东伶界头面人物董茂卿，以卖身所得赎魏连升出监。魏连升愧悔莫及，无颜在津久居，当即携眷去东北。此后以哈尔滨为基地，鬻艺于黑、吉、辽各地，并在那里赢得很高声誉。

　　几经沧桑、挫折，对魏连升的打击很大。他决心痛改前非，专心致志于河北梆子艺术。当时，哈尔滨有一艳名“三荷花”的名妓，为当地恶霸姚锡九长期包占。三荷花酷爱河北梆子，魏连升演戏她更是非看不可。天长日久，引起一些人的嫉妒。他们编造出的种种流言蜚语，传到姚锡九的耳朵里，于是掀起醋海情波。姚认定魏连升在上海、天津早有前科，本性难改，却又苦于抓不到把柄，他对魏连升恨之入骨，必欲置魏于死地而后快。姚锡九雇佣刺客两名，装扮成“贩烟人”，以质好价低的烟土为诱饵，逐渐取信于魏连升。1922年夏秋之交，魏连升在哈尔滨新舞台戏院的后台候场，准备演出梆子剧《蝴蝶杯》，佣人通报 “贩烟人”求见。魏连升将来人迎进后台的一间屋内，突然“贩烟人”掏出匕首，朝魏连升的两肋捅去，然后持凶器夺门而逃。魏连升当即倒在血泊之中。同班艺人马德成从门外经过，听见屋内有人呻吟，进门见状急退去，喊来班内同行，此时魏连升已气断身亡。

　　翌日，身着警服、足踏马靴的人对魏连升的遗体进行了拍照。后来得知，这是姚锡九闻讯后差人来验看真伪。魏连升无辜被害，凶手却逍遥法外。消息传到天津、北京，田际云(艺名响九霄)等名伶联合各地梨园界人士上告，替魏连升叫屈，奈何军阀割据，京官鞭长莫及，各级衙门又受了姚锡九的贿赂，无一肯为之申冤。事后，天津高等司法巡警王振在天津伶界人士的请求下，出面将魏的尸首运回天津，葬在大红桥以北的屠宰局后面。 1948年哈尔滨解放，罪大恶极的姚锡九被人民政府镇压。魏连升沉冤二十六年，终于得到昭雪。

  

民国年间京东名儒·李广秀

　　李广秀（1882年—1950年），字云峰，回族，直隶三河县北坞村（今属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清末至民国年间京东文化名流。李广秀是清光绪年间秀才，曾被晚清政府任命为昌黎县知县，未就职。民国初年出任京南四县巡视，后放弃仕途从事教育工作。李广秀一生聪颖好学，藏书万卷，满腹经纶，善长书法，尤以小楷见长，有“京东小楷第一人”之誉。

　　

    少年才俊

　　李广秀于清光绪七年出生于京东三河县北坞村一个富裕的回民家庭，在弟姊妹八人中，李广秀尤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才识过人。光绪二十四年，十七岁的李广秀参加乡试会考，获甲等第三名，取得“秀才”功名。

　　1899年，李广秀被委任为直隶河北昌黎县长。但是家中长辈不愿李广秀为官。尊崇孝道的李广秀听从长辈意见，舍弃仕途，坚辞不授。此间，钦命直隶河北科考的吏部督办曾二次派人把大清正七品顶戴花翎的官服李广秀送达家中。因李广秀出游，只得由家属留存。此套官服顶戴，一直珍藏在北坞李氏老宅，到五十年代中期，被收古玩的买去。

　　李广秀学识渊博，好学喜书，每天总是书不离手。他藏书颇丰，像《诸子百家》、《四书五经》、《论语集注》、《内经》、《药学》等各类书籍无一或缺，治国纲鉴、新文学杂志也有保存。李广秀还精于书法，尤以小楷见长，其字俊秀、飘逸，被世人誉为“京东小楷第一人”之誉。

　　

    民国出仕

　　1916年6月，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有一子十分玩劣，不爱学习，找过许多老师管教，都效果不佳。黎元洪对此非常闹心。当时李广秀的挚友杨开甲在黎元洪的官邸任职大总统贴身侍卫长，他看出黎元洪的心事，立即向其进言，推荐李广秀来给黎元洪的儿子做先生。在得到黎元洪的同意后，杨开甲便写信给李广秀，叫他来北京。李广秀接到信后，匆匆赶到总统官邸，在杨开甲的引荐下，见到了黎元洪。黎元洪见李广秀谈吐得体、博学多才，便将其留下做儿子的老师。

　　李广秀深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道理，没有一味地向淘气的黎公子进行枯燥无味的知识灌输，而是从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入手，循循善诱，使其学业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了明显的进步，因此深得黎元洪的青睐。

　　结束了这一段教学生活以后，李广秀被黎元洪委任为京南四县（即大兴、宛平、涿县、良乡四县）巡视。李广秀因在京南四县寻视中，亲眼目睹了官场的狡诈，百姓的疾苦。他具实撰写了“条陈”上报，陈述厉害，提出了改变社会现实的政治主张。当时的黎元洪正身陷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正在生窝囊气的黎大总统看了几眼条陈，不但没有赞许，反而大发雷霆，把那递送“条陈”的人痛斥了一顿。李广秀闻讯后，连连摇头叹气，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济世救民的政治抱负难得施展，当晚便不辞而别，连夜返乡。从此李广秀的思想发生转折，由恬淡放达、变得消极避世。

　　

    执教桑梓

　　回乡后的李广秀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先是积极筹办了当时京东第一座乡学书馆，后来又响应家乡父老之邀，在乡公所办起“义学”，即现代学堂。李廷禄主编的《大厂人民革命史》中记载：“二十世纪初叶，北坞村出现了由官绅捐助的“义学”、“私塾”。发起人李广秀。……北坞村李家学馆，招收学生，不论贫富，打破常规，因人施教。结合学生家境贫困情况，和农商经营季节之忙闲，不问年龄，不拘课时。结合回族生产生活特点，农闲时多教农忙时少教，不限内容，因人而宜，教其所学，灵活授课。激励学生刻苦自学，终生悔人不倦，当地有文化的名人多出于门下。”李广秀就这样坚持乡村办学，献身教育，直至晚年，矢志不改。他经常说：“不管这个国家将来谁来统治，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强，多识几个字总比瞎字不识强。”

　　1917年5月黎断然宣布撤销段祺瑞总理职务，各省督军纷纷通电独立，国内政局一片混乱。6月14日，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黎、段之争为由，公然率五千“辫子兵”北上进京，力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复辟大清。李广秀闻之后奋笔疾书：“通观今日之社会，前进则有望，倒退则必毁，勋，搞倒退，必遭唾骂，任其胡行，国之必亡矣！有为青年不要莫视！”据其学生回忆此书文一直挂在学馆墙上。此后，张勋复辟在全国的一片唾骂和反对声中，在讨逆军枪炮声中，只搞了十一天就草草收场了。可李广秀并没有因张勋复辟失败而面露喜色，他看到的是各地督军，假借讨逆，而扩充自己的实力，民国政府中央空虚、混乱。中华大地军阀割据已然形成，天下大乱已势不可免。据其子回忆，那时李广秀整天唉声叹气，脸上很少露笑容，时常念叨着一句话：“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吆！”后来竟成了他的口头语，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李广秀一生忧国忧民，献身乡梓教育，后积劳成疾，于1950年夏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燕北大侠·修剑痴

　　修剑痴，（1883年——1959年），原名修明，又名修建池、修全一，字燕侬，号剑痴，满族，固安县修辛庄人，武术家，五行通背拳创始人。

　　修剑痴幼年聪敏好学，崇文尚武，家道殷实，后弃文习武，拜通臂拳大师祁太昌的弟子许天和为师，学练通背拳，后又学习了形意、八卦等，并得名师指点。在祁门通背拳基础上，独创五行通背拳，号“燕北大侠”。后来修剑痴根据自己多年的练功和教学实践，对五行通背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从理论上总结、汇宗，技术上继承、借鉴、创新，走出了边改革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晚年修剑痴著书立说，理论精辟，见解独到。修剑痴终生从事武术事业，对通背拳的继承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奇形剑”、“五行八卦刀”驰名国内；“断门枪”从50年代起即被列为全国规定枪术甲组套路，学生遍布全国，名家沙国政、成传锐、薛仪衡、王子和等皆出其门下。

　　1959年7月12日，燕北大侠修剑痴在大连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

　　

    得遇名师初成名

　　修剑痴自幼聪慧好学，崇文尚武，家道殷实，学文读过四书五经，学武既娴熟科举应试的马上功夫，又精通马下之拳脚枪棒。他自己曾撰文回忆：“余自幼好奇，喜闻人谈游侠事，稍长习武，刀枪剑戟，无所不学，觉无异能乃毅然舍之，后遨游各省，遍访名家。后得知有通背拳术，便登门拜求许天和指授，悉心领悟其中之妙理，方知通背拳术绝非附会影射，凭空空讲之谈，不经缥渺无稽之理，纯系一种生理发挥，强大自身为其后用也。”

　　修剑痴年少时拜河北通背名家、祁派第三代传人许天和为师学习通背拳，经过勤学苦练，武艺迅速长进。1911年，修剑痴到京津一带及辽宁沈阳广结武林高手，博采众家之长，历经名师益友之指授，专修通背拳，得其精髓。修剑痴30岁时初到直系军阀曹锟处谋事，教其子侄武术。初进曹府，曹锟带着他来到练武厅，意欲看看他的身手。修剑痴便在厅中演练通背拳伸肩操功法。曹锟早先所聘请的武术教官在场，见此招式一出一入，如同木匠拉锯割木一般，非常简单，便问他练的是什么功。修剑痴说是“鬼拉钻”。那个教官又问：“有什么用？”修剑痴答：“学会鬼拉钻，天下英雄打一半。”此教官按捺不住出手领教，双方即于厅中动手，修剑痴一个照面，用引手掌毒蛇吐信般虚晃击其面部，随即以急浪催舟之势连发追魂掌，猛击对方三尖鸠尾穴，对方被击中后连退数步，倚在墙上，才没有跌倒，当场折服退出。曹锟大喜，当即决定留下修剑痴担任府内武术教官，比原教官军饷多加一级。后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倒戈，曹锟大败。修剑痴便辞馆出游，开始闯荡东北。

　　

    闯荡东北始创五行通背拳

　　自号剑痴，可见修剑痴对剑术的痴心钟情。1916年，修剑痴闯荡东北初到奉天，曾出资二百块大洋百请名匠精工锻成一把宝剑，随身携带，夜间藏于枕下，形影不离。有一次，修剑痴应社会名流及武术界之邀在奉天大舞台表演拳术、剑术。他表演通背武剑“渔郎问津剑”时有“渴虎狞龙气，宝剑神骏鸣”的气势；练通背文剑“五行剑”时又有“鸾凤本高翔，回雪舞腰轻”的韵致。表演时意气洋洋，如痴如醉，淋漓顿挫，全场轰动，叹为观止。表演完后修剑痴即离去，有人坐马车紧追至修剑痴的住处，愿出重金学习剑路，修剑痴表示学剑可以，学此剑路不行。来者问原因，修剑痴说，因为这是其当场应感而发，即兴而出的。

　　修剑痴1917年来到大连，在西岗区东关街其徒弟韩鹏尧家中落脚，以教少祁派通背为主，授徒传艺，当时称练“祁家门”。此间修剑痴对传统通背拳进行了全面改革和创新，使之理论化、系统化，融会了儒家、道家、纵横家、阴阳五行家、兵家的思想精华，填补了通背拳某些空白，将原少祁派通背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他首次提出了“先有势、法，后有理论”这一实践第一的新理念。根据易经理论创编了“六路站状”和“六路行状”，其动作轻捷矫健，雄浑有力，气势通贯，灵巧迅猛，刚柔相济。“祁家门”通背套路原本极少，修剑痴在传统的根法明堂功套路、老拆拳套路的基础上，又创编和整理出了“小连环”、“大连环”、“奇形掌”、“猿鹏奇势”、“通背三十六手”、“通背五十四手”、“通背五十四刀”等等，自此开创修氏五行通背一门。

 

    湘军中的武术教官

　　1932年，修剑痴经其徒弟韩鹏尧引荐，应聘担任湖南省长沙国术考试赛会裁判。赛会后应湖南省主席何健之邀，到其部队63师中担任少将武术教官多年，专门培训营级以上的军官，诸如师长陈广忠、旅长岳耀曾等人均行拜师礼，随修剑痴学拳。湘军中的武术教官优秀者都与修剑痴试过手，均为修剑痴所败。此时，王之和追随服侍修剑痴左右，朝夕研练拳法，沙国政在长沙讲武堂亦听修剑痴讲课授拳。修剑痴以通背拳实用技击法训练官兵，收效甚丰。在此期间，他还对当地的太极、形意、八卦等拳种进行了研究。

　　修剑痴是满族人，自幼接触马匹，熟知马的脾气秉性，对挑选马口的技术颇为内行。何键请修剑痴到张家口以外为其购买优等战马，初次买回数匹战马，何键看后很满意。之后又派修剑痴再度买马，但因当地天气变化恶劣，道路泥泞难行，加之战乱频仍，修剑痴被困张家口。于是修剑痴便在当地广交武林朋友。修剑痴本是有钱人家出身，花钱大方，从不计算，没过多久，竟把买马的费用花得所剩无几。修剑痴眼见无法回去交差，索性就用余下的银两作为盘缠，最终于1940年返回大连，在西岗区北京街重开武馆，继续教学。

　　伪满时期，有两个人带着溥仪的手书，从长春来到大连，专门拜访修剑痴。见面后，那两位武师立即要求与他比武过招。一位膀大腰粗的武师在客厅中先与修剑痴动手，双方各亮架势。修剑痴一个引手掌直捣对方双眼，对手急忙撤步挡架，修剑痴趁机用了一招“猿猴上树”，箭弹步蹿到对方的膝盖上，一个捋带摔拍掌，轻按对方的百会穴，其势迅雷不及掩耳，待对方反应过来时，已坐倒在地。

　　另一武师与修剑痴在院中较量。修剑痴将两杆大枪拿在手中，任其挑选一杆。然后两人站定，修剑痴让来人先攻。那武师毫不客气，一枪直奔修剑痴的面门。修剑痴往后一躲，谁知这一枪是虚，第二枪直刺下腹。修剑痴早有防备，身子侧转，一个“乌龙探海”，枪点对方手腕，快如闪电，来人的枪顿时落地。

　　此后，修剑痴名声大噪，被武林同行敬称“燕北大侠”。

 

    著述授徒安度晚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召开了武术工作座谈会，倡导发展武术，把武术提到了中国体育工作的议事日程上。修剑痴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决心把平生所学献给社会。于是，修剑痴主动到公安部门讲清楚了应聘到湖南国民党军队做教官谋生的经过，并上交了何健赠送的军衔、纪念战刀及相关照片和委任状。有关部门负责人称赞修剑痴主动诚实，并勉励他为新中国武术事业发展多做贡献。

　　1956年11月1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评奖观摩大会，大会组委会特邀修剑痴观看比赛。赛会期间，众多武术名家请修剑痴表演，他欣然应允。练完一套通背拳后，修剑痴又即兴表演了通背混元状的伸肩操功法，受到武术行家的赞叹。他的弟子程传锐所练的奇形剑，在赛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获一等奖，并在赛会的最后总结会上特别提出表彰。程传锐跟修剑痴所学的通背剑、通背枪、通背拳，自1953年起在五届全国武术表演竞赛中，获得七枚金牌，二枚银牌，一枚铜牌。修剑痴在北京期间，“北方大侠”王荣标之女王侠林在丰泽园宴请修剑痴，并且举行了拜师仪式。1957年，修剑痴应人民体育出版社之邀，以年迈之躯，写出了《国术教范》等书稿。

　　修剑痴终生从事武术事业，桃李满天下。名震中国武坛的通背“天王”韩鹏尧，云南武术家沙国政，贵州武术家王之和，武林女杰王侠林，北京体育学院武术名家程传锐，沈阳体育学院讲师薛义恒，东北三省散手擂台赛冠军房连德等等都是修剑痴的得意门生。

  

文武兼修的国术大师·阎道生

　　阎道生（1884年—1962年），字子阳，四十岁亦字至阳，号阅庐，别号阎仲子、北溟剑士，霸州扬芬港村人。著名书画家、武术家。

　　阎道生自幼随父读书习字，颇喜书画，后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肄业后寓居天津，在直隶提学使司学务公所从事美术教育，潜心研究绘画、书法、诗词，是驰名津沽的书画大家。1912年，阎道生参加“中华武士会”，辅佐李存义、继任掌门李星阶做文字工作多年，乃文乃武、德艺双馨，是民国时期京津一带形意拳界的重要人物。

　　

    武术大师

　　阎道生就读湖北武备学堂时的术科很优秀，精于军事，是武备生里的佼佼者。但因厌恶仕途，弃学归津，师从李存义十余年。民国二十三年《静海县志》记载：阎道生“习形意，十余年来尤笃爱剑，所好头合剑、二合剑、八卦剑、龙形剑、三十六剑、连环剑、十剑以及十三刀法皆精妙，有心得”。民国十二年由济南才子杨明漪先生编著的《近今北方健者传》记载阎道生的“十剑，极飞跃闪变之妙。十三刀法，殆即五公山人受之孙夏峰者”。并且详细记录了他研习剑法的经历：“十三剑在民三年学之新安王子铭师兄。当时，余尚造图说，李老师甚悦之。及民六李星阶兄由云南归，以此非本门之术，渐恶之，予因焚其图说，遂舍而不习。十五年秋，策大伯母由南归，余往视之，既夜深不寐，遂掩门潜归，一路清净无人，因思十剑，得势三十余手，虽不能及全豹而亦觉为可观，复到津与任丘李玉琳研究。廿年冬，又与热河卢文煐研究，订为拿、撩、洗、提、扫、截、云、劈、割、诱、坎、谢、刺十三点，今朝有兴，复加添减，觉更大方，且成一气，最尾云即成云字，云收为提，从此不再变更矣。复订十三字为拿、刺、洗、扫、截、钩、劈、割、诱、撩、谢、云、提，以此名十三剑。”《阎道生日记》中记载：“十五年八月初六为内子生辰。傅乾坤（振嵩）来三日矣，研究剑术甚精细。有云，得道者须有缘人，我游十载，真艺竟于家得之”。

　　经李存义介绍，阎道生同时就学于李瑞东先生。阎道生除精于剑术外，还擅长抖杆子，在武士会中，人称“杆子阎”。形意十二形中的“燕形”是他最擅长的绝活，表演之时，身子贴地，能在板凳底下一掠而过，跃起后再次俯身下探，掠过第二条板凳，轻盈落地，其精彩之处可追前辈大师宋世荣。

　　李存义在中华武士会期间口述了大量的武学知识、技艺，许多是由阎道生等弟子记录、编纂，尤其是当时中华武士会编辑的图书、教材等的插图，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如杜之堂的李存义口述系列，就是由阎道生配图。中华武士会同人出版的许多著作，如杨明漪的《近今北方健者传》、孙禄堂的《拳意述真》等，也由阎道生帮助定稿或推出。正是因为有了阎道生等一批文人侠士，中华武士会也成为了中国北方武学研究的重镇，延续着孙夏峰、五公山人、颜习斋、李恕谷一脉的绝学及遗风。这也是中华武士会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上做出的特殊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践行意义。

　　阎道生还留下了《十剑谱》、《形意林泉剑》、《太极十三势形势与应用》等手稿，为武学理法皆通的大家。《十剑谱》是阎道生根据乾隆时期的手抄本整理、绘制，保留下来，全部传授给了门生李敦素。目前，这本剑谱是关于十剑的唯一一个版本，十分宝贵。另外，这部剑谱除去它本身的武学价值外，还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阎道生以神来之笔，传达出中国传统武术古谱中的绘画之美和武技之美，两者珠联璧合，宛若天成，被誉为“世上最美的剑谱”。《形意林泉剑》寄托了先生的林泉之心、退隐之志，其剑法有新法、有创意，独臻神妙，体现了阎道生高超的武术修养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唐代草圣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出草书之奥秘，作为著名书法家的阎道生却把草书的乍徐还疾、倏聚忽散、钩环盘纡的笔势，巧妙地结合到剑法的旋转进退、起伏开合之中，真可谓不同凡响。另外，他还大胆地把广为流传的剑诀变为形意拳中的圆扣掌，意求灵活，自然、气力贯通，全身放松，中发内劲。并用包罗万象的拟无极式取代了各派剑术套路中开势的传统架势，显得姿态古朴、儒雅、自然、大方，不但在剑术之林独树一帜，而且也体现了他朴实无华的性格和回归自然的道家哲学理念。《太极十三势形势与应用》是以前从未面世的本子，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内容虽略为繁杂，但可反映早期拳谱之面貌，对界定武禹襄早期拳谱意义尤大。

　　

    情系中华武术会

　　1912年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成立，阎道生就成为本部第一班的学员。他的四位同班的学员是胶州杨林生、广东三水县罗斌甫、定兴胡子高、云南王湄午。其中的王湄午是清末川滇边务大臣王人文之子。阎道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中华武士会。他寓津二十余年，大部分时间活跃在武术界，身居武林，傲视画坛。他利用自己在绘画界的名望，不断为武士会捐赠画款，筹集资金，民国出版的《近今北方健者传》和《静海县志》描述他：“襄办中华武士会，有终焉之志”，“中华武士会矗立十余年之久，经劫不稍颓者，至阳与有力焉。”“中华武士会创始于李存义，实施教而持久之者乃郝海鹏、李彬堂、李星阶、阎子阳也。”

　　李存义去世后，阎道生协助师兄李星阶等一起支撑中华武士会。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在阎道生等同仁的努力下，天津中华武士会克服了诸多困难，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中国武术社团史上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1928年中华武士会解体后，阎道生加入到天津“静业国技社”，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津返回家乡。

　　天津中华武士会是阎道生一生的情结。在中国武林渐成往昔的岁月里，不管是兵荒马乱的日子，还是政治斗争盛行的年代，每一个除夕的夜晚，阎道生都会离开家人，取出珍藏的李存义老师的遗像，供奉起来，独自和恩师度过一年中最后的夜晚。

　　

    绘画大师

　　阎道生多才多艺，武术之外，更以绘画名世。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期间，曾游历名山大川，临摹写生，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素材，回到天津，即以卖画为生。1909年，阎道生在直隶图书局工作，绘制教科书插图。1912年在天津《民约报》任画刊编辑。1912年至1915年，在直隶提学使司学务公所社会科从事年画改良工作，任主笔，出版了大量年画作品，如《幼稚园》、《破除迷信》等，都是中国年画史上的精品。

　　1921年，参办天津书画慈善会，致力于济贫与赈灾。曾创立阅庐教育基金，在家乡捐资办校，培养了众多的平民学子。阎道生的好友杨明漪在《近今北方健者传》一书中说道：“予与子阳友善十余年，相谈拳械书画事甚众，见其精治缣素，资酬臂助之人，予曰：何为自苦哉，此会非君家物，且平民教育，为人群互助之业，责不专在我辈。子阳曰：君子哉若言，视世人皆禹稷矣，然国粹湮没，世不之信，且有以多事目我者，以是得不倾覆，区区书画何珍焉。津门售画，子阳门人及他画家，多冒其名而得善价，子阳手迹少，人重之。又与书画家办书画慈善会，以为常，常奔走冰天雪地中不辍，饥溺之怀，同乎古初，可以愧当时风天下矣。”

　　1930年2月7日的天津《益世报》刊载了阎道生的传记，称“其赋性古傲，颇有八大山人之风，为近今不可多得之画家”。同年，阎道生参加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两地举办的“中日现代联合绘画展览会”，并由日本出版《阎子阳画册》，享誉东瀛。阎道生在津门画坛独领风骚二十年，为近现代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

　　阎道生归隐乡里后，以书画自娱。其画宗海派任伯年，以写意为主，兼用工笔；精工人物，亦善山水、花卉，各种题材都涉猎。在人物画中，有名人轶事、历史典故、文学故事、神话故事，还有剑侠故事、淑秀才女、孩童嬉戏、渔樵庶人以及现实人物肖像等。

　　归隐后的阎道生生活在天灾洪水、兵匪人祸中，但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节。1940年前后，阎道生居住在静海县城内。日军军官闻知阎道生的画名，前来索画，均被阎道生拒绝。日本军官十分恼火，把阎道生押到日军驻地，强令动笔。阎道生遂画一幅恶犬图，画面上是一只凶相毕露的狼狗，以影射和痛骂日军。此事被静海县百姓传为佳话。

　　阎道生一生勤奋好学，淡泊名利，朴实宽厚，安贫乐道。晚年更崇尚老庄，自比陶潜，寄兴东篱，以恬淡超脱的田园生活为乐。

  

名震大江南北的“活包公”·李桂春

　　李桂春（1885年—1962年），艺名小达子，直隶霸县（今河北霸州市）人。幼年在河北梆子科班坐科，后改学京剧。曾在天津挑班演出，擅武生及老生戏。武生戏师宗武生泰斗李吉瑞、黄月山。1920年以后，长期在上海演出。他武功精湛，表演火炽，嗓音洪亮，在上海红极一时。代表剧目有：《凤凰山》、《风波亭》、《请宋灵》、《刺巴杰》《宏碧缘》、《狸猫换太子》、《孙庞斗智》、《泥马渡康王》、《镇国高廷赞》、《二十八宿上天台》等影响很大，特别是他在《狸猫换太子》中，化妆时把包公双颊揉成黑里透红的颜色，又把包公的纱帽改为相貂，这样包公的舞台形象更高大，更富于生活气息，有“南派包公”的美誉。

　　

    童年学艺

　　李桂春自幼家庭贫寒，从九岁就跟父亲给船商撑篙拉纤，当小船工，挣来微薄之钱，只是糊口而已。因父亲劳累过度，身患重病，无钱请医治疗而病亡。父亲去世后，小船工也被辞退。从此和母亲的生活更加困难，只好再谋生路，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缝补衣服，十一岁的小桂春给一家豆腐房做工，挑担到周围村镇卖豆腐为生。李桂春从小就嗓音高亢洪亮，他吆喝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就知道小桂春卖豆腐来了。由于他买卖公平，待人和蔼，都愿意买或用粮换他的豆腐。当时几个挑担卖豆腐的人都不如他的生意好。李桂春十三岁那年，家乡一带天降大雨，连下几天，洪水泛滥成灾，五谷之粮颗粒未收，李桂春和母亲生活难以为继。这时刘靳各庄的河北梆子“永胜和”科班班主到灾区招收学徒，听说辛章村有个好嗓子的孩子，便找到李少春。李桂春的母亲虽然有些不舍，但为了孩子能有口饭吃，便决定让他进入到戏班。

　　旧社会的戏班学徒生活留给李桂春的是痛苦的记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一天生活除吃饭之外没有闲着的时候，一天三遍功。鸡叫三遍就起床，由看练功房的人负责，数上十几个数就把衣服穿好，不然就要挨藤棍。然后集合到野地喊嗓子，回来后开始练毯子功、靠墙拿顶、杠腰、下腰、甩腰，通过各种筋斗法掌握基本功。下午是腿功、身段功。晚饭后走脚步，跑圆场叫“溜食”。然后“坐唱”学习各种“曲牌”。每天的睡眠只有几小时，吃的又惨，再加上一天的疲劳，挨打不用说了，无计其数。第二天起床实在起不来，总要挨上两下才能挣扎着起来，去喊嗓子，在喊的过程中，站在那里喊着喊着就睡着了，当时李桂春曾经发过誓：“等期满出科后，先睡三年大觉”。可见劳累和疲乏到何等程度。

　　入科练功，经过几个月之后，因李桂春嗓子好，戏班的老师便让他学老生行，所学剧目有桑园会、算粮登殿、南天门、辕门斩子等老生戏。由于李桂春个子很矮，无人配戏，不能在舞台上得到实践，只好与个矮的小师兄们一起来演龙套、小下手、狮子老虎狗形、小院子、报子等角色。他在演出中都非常认真严肃，喊军威堂威和后台搭架子都非常响堂。有一次来个报子角色，内喊报音拉的既长又高，加上甩令旗一个很干净的亮相得到了满堂的彩声，但下来之后挨了老师一顿骂：“这戏是唱角儿不是唱你的报子。留着嗓子等演角儿的时侯再用。”此话对李桂春的积极性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激起我一定演角的决心。就在一次庙会上演出，李桂春的一个师兄演《桑园会》饰胡秋角色，嗓音失润，不能演出，又无人替演。当时教他的老师向戏班老板主推荐让李桂春演胡秋这一角色。班主无奈之下只得勉强答应。扮好戏准备上场时，在后内唱倒板“秋胡打马奔家乡”一句时，得到满场的掌声。一出台帘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秋胡角色，整个换了一个人，师兄弟们都不敢相信他是小桂春。通过对秋胡人物内心感情刻画，表演细腻准确，既放荡又稳重。再加上嗓音洪亮动听，真是音艺双绝，得到师傅和师兄弟们赞许，班主很满意。用李桂春自己的话讲：“一下就红了个山崩地裂”。那是在农村庙会演出，没有剧场和音响设备，只是在大空场用席棚搭一舞台，最好的条件是有一旧戏楼，观众都是在空场人挤人的站着看戏。李桂春的唱念清脆悦耳，优美动听，声音能送到每一个观众的耳朵里，全靠嗓子条件和唱念的基本功深厚技巧。据说当时有的老人不能出屋看戏，坐在屋里就能听到小达子（即李桂春）唱戏。可见李桂春的嗓子多么高昂打远了。

　　由于李桂春的表演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所以在科班只要贴出小达子演出的海报（牌子），方圆八十里都跑来观看小达子的演出。可见他的名声之大。科班八年里虽是担任主演，可是生活地位没变，还是那样艰难度日。

　　

    出科之后

　　李桂春在科班里年复一年的苦熬了八年，一九零六年期满出科后，偕同母亲乘着帆船奔往天津，走向了“搭班演戏如投胎”的奔波路途。

　　当时在天津能够走红的是一些京剧梆子“两下锅”的戏班，要求演员京剧角色能演，梆子的角色也能担任。但是李桂春在科班只会唱梆子，京剧都没有见过，只好搭梆子班，艰难维持生计。李桂春的母亲很伤心，对李桂春说：“我儿苦练八年啊，跟儿到天津来演戏挣钱吃饱穿暖能享上几天福，可万没想到还是这种情景，挨饿受冻，人生孤单。这种时光咱们什么时候熬到头呢”。母亲伤心而沉重的一席话，击痛了孝顺的儿子，李桂春先生暗下决心，努力学习京剧，练京剧的夫。他经常去看京剧名角的演出，想方设法“偷戏”。后来李桂春得到名角李吉瑞、李永利、黄月山等老先生指点，加之自己的勤奋钻研，很快便学会了多部京剧剧目。

　　而后李桂春搭入京剧梆子“两下锅”的班社，在天津等地演出，京剧界也有了“小达子”的一席之地，经过不断的艰苦奋斗，长期演出，在京津等地提起“小达子”，在内外行中稍有名声。李桂春的名气还是由唱梆子开始的。他唱梆子是真嗓子，不是假声。唱腔高亮流畅，宛转圆润，入耳动听，一气贯注。确实当谈起“小达子”的梆子戏时，都是赞不绝口。1918年12月，李桂春在北京与刘兰香、小翠芬、小月楼、孟子云、金玉霞、孙荣彩合演梆子戏，剧目有《二进宫》、《鸿鸾喜》、《彩楼配》，“小达子”演压轴戏《算粮登殿》。还演美人计《蝴蝶杯》等戏。李桂春在“京”、“梆”两剧种造诣很深，又在继承“黄（月山）派”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条件有所发展，在剧目表演上形成了独特风格，盛名传到了南方。可谓名扬四海。

　　

    风靡江南

　　20世纪初期，李桂春曾在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演出。这个时期的李桂春完全改演京剧，梆子戏除非演义务戏或者特约偶尔串演。在南方一出也没演过，这种情况主要在天津较多。李桂春在杭州演出全部《风波亭》，他演岳飞，场场爆满，最后因各界要求续演一天，戏码一贴出，戏票抢购一空，又卖了许多站票，结果越来人越多。由于超员太多，剧场又破旧，在演出中剧场被挤塌。可见当时他红到了何等程度。

　　1920年春，李桂春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这一期合作演出的演员有：时慧宝、白牡丹、盖叫天、八月红、李绍先、罗筱宝等。那时演出是日夜两场，所上演剧目《姜太公做亲》、《泥马渡康王》、《凤凰山救驾》、《殷家堡》、《落马湖》、《酸枣岭》、《风波亭》、《逍遥津》、《黄忠十三功》、《岳母刺字》等，颇受观众赞美。

　　1922年1月，上海大舞台台主顶风冒雪亲往天津，盛邀李桂春再次来上海演出，这次的演出剧目有《九更天》、《恶虎村》、《剑峰山》、《文王百子》、《莲花湖》等，连台本戏有《宏碧缘》、《狸猫换太子》。其中《狸猫换太子》深受观众欢迎，连演二十四台本，场场爆满。李桂春在剧中饰演包公，他通过对包公这一人物的内心刻画，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影绘色，嗓音嘹亮、激昂，唱腔悦耳动听，宛转圆润自如，迥异凡响。观众的掌声喝彩声如雷，两手鼓掌太痛，就用铃铛、哨子来代替掌声和发自内心的赞许，尤其是“打銮驾”一本的包公，观众看这本时，当看到包公要追赶娘娘要砸銮驾的情节，经过先生细腻真实的声情表演时，观众无不受到剧情和高超演技所激动，因而观众给于“活包公”美称。

　　而后李桂春又多次到上海演出，均受普遍欢迎，上海报界曾称其为“环球独一，新旧剧泰斗，文武唱做全才”，对其表演的评价是“功夫深久、武艺超群、唱工响亮、身段活泼、手脚干净、唱做俱全”。当然赞誉的词句不够全面准确，但反映了李桂春在上海的名声威望很高。

　　

    桂春科班

　　解放后，年近古稀的李桂春再次焕发艺术青春。应家乡群众的请求，回到已经阔别几十年的故乡霸县辛章村，成立一个既演出又带学生的、带有科班性质的剧团“桂春科班”。

　　为了培养艺术人才，李桂春将后半生的精力献给了桂春科班。桂春班所需资金完全由李桂春自筹，前后共招收了55名学员。科班开始在霸州辛章村，后来为了开阔学生的眼界，李桂春带着学生搬回到天津学堂街达子楼家中，免费为学生提供服装、盔帽、厚底靴子等一切用具。为指导学生拍戏，李桂春又邀请了许多当时著名演员来授课。

　　1951年桂春科班到保定准备成立河北省艺术学校，李桂春随同学生们一同到保定，后来又同学生们回往天津。为给学生们创造更多的舞台实践机会，李桂春不但亲自带领弟子上台演出，而且遇有名家名角来天津演出，他总是寻找机会推荐他的弟子助演。宋玉堃、徐碧云、尚长春等京剧名家到津演出，遇到场上人员不够的问题，也总是会找李桂春借徒弟。

　　后来桂春班的部分弟子和宋德珠、李金声到北京演出，成立燕声京剧团。李桂春又由天津随学生们到北京。每场演出，他不管下雨刮风、天寒大雪，都要到剧场观看。演出完毕后，他总会到台上指出哪点不好，没有走到家，还要亲自示范，耐心地教导：一定要记住，下次演出要这样走才对。

 

    艺德长馨

　　李桂春在梨园界为人慷慨好义，尤其是对同行或者是同台多年——既无后代，老来又无法生存的一些艺人，非常同情，他们有困难主动解决，并做到无微不至的关心。

　　李桂春在唱梆子时，有一位老先生，是吹笛子的，后先生改唱京剧时，他改弹三弦；还有一位打武戏的老先生叫朱二大爷，二人都是无子，老来退居舞台，无人照管，李桂春为他们养老送终。

　　京剧界的老先生们谈起李桂春都一致评价：“桂春先生那时艺术精湛超人，品德高尚无比呀！”

  

京剧大师一代名净·郝寿臣

　　在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期的京剧舞台上，有一位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与金少山并称“南金北郝”，二人又同与侯喜瑞被誉为“净行三杰”。

　　他就是著名的京剧大师郝寿臣。

　　

　　郝寿臣，（1886年—1961年）名瑞，字寿臣，乳名万通，直隶香河县（今河北省香河县）人。京剧演员，工架子花脸。郝寿臣七岁始学铜锤花脸，艺名小奎禄，后从渐熔铜锤、架子花脸于一炉，唱念上自成一格，世称郝派，以气魄取胜，唱念韵味浑厚，工架凝练，表演浑然一体。郝寿臣艺术态度严谨，善于刻画人物，数十年艺术生涯中，在220余个剧目中扮演过160多个主要和次要角色。

　　1961年阴历十月十九日，一代名净郝寿臣于寓所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安葬于京西福田公墓。

　　

    幼年学艺

　　郝寿臣六岁曾读私塾，因家贫而辍学，七岁典押给影戏艺人王德正，父母原只想“典”三年，王德正坚持七年，其父无奈只得咬牙签字画押，就这样郝寿臣踏上了学艺之路。

　　王德正请不起名教师，便叫一位名叫吕福善的花脸演员为郝寿臣开蒙。头一出戏学的是铜锤花脸的基础戏《锁五龙》，不到两个月就学会了，随之又学了《二进宫》、《捉放曹》等，不到半年就登台演出了。

　　首演是在东单迤北燕喜堂饭庄唱堂会戏，剧目为全本《锁五龙》，从单雄信登台点将起，要扎靠斜蟒、翎子狐尾，穿厚底靴登高，真难为小万通，自此有了艺名“小奎禄”。后来又陆续与唱老生的师姐王菊子演出了《捉放曹》、《二进宫》、《断密涧》、《天水关》、《铡美案》等诸多剧目。

　　为提高小奎禄的演技，王德正也常带他进戏园下后台，让其开阔眼界长见识，偷学前辈名家的表演，如金秀山、黄润甫等，这对郝寿臣后来成为名净，是有很大作用的。

　　

    半生坎坷

　　1900年正是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年，也是小奎禄满师之年，恰逢他嗓子“倒仓”，不能登台演唱。回家不久，一日在街头被八国联军抓去当了两个月苦力，后来又至德国使馆当杂役。五年期间，聪明好学的郝寿臣，学会了俄语和德语。他渴望能早日重返舞台。他从微薄的收入中，积攒下钱来买彩裤，做靴子。离开德国兵营后，原想在京唱戏谋生，但谈何容易!他既非梨园世家，又非科班出身，更无名师带道，正如戏班那句老话“搭班比投胎还难”。无奈曾三闯关东：第一次二十岁时，只身到营口、烟台、大连等地，但两手空空而回。帮不了家，只得二次出关，初到辽宁沈阳、公主岭，但仍不如意，后于哈尔滨搭上了班，在此得到老艺人阎宝恒、朱子久的指点，艺术上有了长进，因剧场失火再次至营口，得到古道热肠的唐永常的赏识与帮助。此行虽学到不少技艺，但仍是空手而归。后又决定三闯关东。此次和路三宝、马德成及其兄郝寿山，同到安东演出，中间还曾至朝鲜仁川演出，但均不理想，只得返回京城，时年23岁。

　　郝寿臣三闯关东饱经风霜，长了许多见识，牢记唐永常劝他要兼学架子花脸的谆谆教导，刻苦练功喊嗓吊嗓，坚持习文练武。不仅看古典小说查字典，还天天下腰，吊腿，练太极拳、太极剑，并向叶福海学了《芦花荡》、《醉打山门》等昆曲剧目。功夫不负有心人，1914年正式改演架子花脸铜锤唱的艺术风格，并得到刘鸿升、谭鑫培的提携，使其崭露头角。郝寿臣搭田际云的玉成班时，应二路花脸，田观察郝不管演任何角色都认真卖力，颇受观众欢迎，田慧眼识人，关照经励科给郝涨戏份。1915年，郝寿臣应邀搭入谭鑫培的同庆社，曾傍谭演《捉放曹》、《失街亭》、《击鼓骂曹》、《清官册》、《审刺客》等，获益匪浅。1916年，郝寿臣步入而立之年，并以自己的实力跻身名角之林。先后与田雨侬、杨小朵合演《战宛城》，与时慧宝合演《逍遥津》，与杨小楼合演《连环套》，与王又宸合演《失空斩》，与许荫棠合演《黄金台》等，自此声名日显。1920年应高庆奎之聘参加庆兴社，高、郝二人合作诸多剧目。1922年与杨小楼、梅兰芳等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赴沪演出，返京后与王鸿寿、高庆奎合演《华容道》和《七擒孟获》，尤与侯喜瑞合演《真假李逵》被誉为双绝。曾先后应邀参加梅兰芳的承华社、程砚秋的和声社、朱琴心的和胜社、马连良的春福社、言菊朋的民兴社、杨小楼的永胜社等班。在杨班名前冠以“花面泰斗”，与“国剧宗师”杨小楼并驾齐驱。杨、郝合作的第一出新戏为《陵母伏剑》，杨饰王陵，郝饰项羽。他们合作的最后一出戏为《战宛城》，杨饰张绣，郝饰曹操，时为1937年。与高庆奎首次合作为《捉放曹》，最后一次合作为《赠绨袍》，时为1933年。在与马连良合作时，二人创排了不少新戏，尤以《青梅煮酒论英雄》堪称“珠联璧合”，可谓“活孟德”遇到“活刘备”。长安大戏院于1939年7月2日举办一场“花脸大会”，大轴金少山《御果园》，郝寿臣压轴二本《赛太岁》，侯喜瑞倒数第三的《丁甲山》，净行三杰会聚一堂，盛况空前。至此，郝寿臣便息影舞台教子课徒。

　　

    荆轲传

　　上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我东北三省，不少戏曲名家引吭高歌，以戏为剑，唤起民众爱国意识，激发将士抗敌豪情。郝寿臣创作并演出的《荆轲传》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部力作。

　　《荆轲传》讲的是战国对燕人荆轲为除暴君秦王，借献燕园地图为名，入得秦廷。荆轲在地图中暗藏匕首刺杀秦王，惜行刺未成，荆轲英勇献身。郝寿臣编演这出戏，得到编剧家吴幻荪、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校董严慈沦的支持。那是一次酒会上，郝寿臣提出想排演《荆轲传》，当即得到张伯苓的支持。张伯苓认为：“这出戏在唤起群众、反抗侵略方面很有现实意义。”严慈沦更为之献策，他手中有梁启超所写的《易水歌》。《易水歌》分四段，文词清丽，曲调悲壮。词中的“等闲谈笑见心肝，壮别宁为儿女颜。地老天荒孤剑在，风萧萧兮易水寒……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成白虹”等句，抒发了荆轲壮别燕太子丹，舍身赴秦的一腔豪侠气概。严慈沦将这《易水歌》的词、曲一并奉送郝寿臣，供其演出参考。

　　郝寿臣得各位贤达之助，迅即排出了《荆轲传》。剧中，郝寿臣扮演的荆轲极有特色。在脸谱上，郝寿臣汲取了梆子花脸名家老狮子黑演荆轲时脸谱的画法，同时，将梆子荆轲脸谱中的主色黑色改为油紫色，借以渲染荆轲的忠勇和胆识。在服装上，郝寿臣强调了荆轲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性格特征，为荆轲设计了“学士巾”和米、黄、蓝三色相间的鸾带，使人物显得儒雅、俊逸。　　

　　1931年到1937年，郝寿臣频繁地演出《荆轲传》。每当演到“易水饯行”一场时，郝寿臣声情并茂地唱起梁启超填词的《易水歌》，他且歌且舞，凄凉悲壮，激动人心。台下观众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重登舞台

　　1949年北平解放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梅兰芳、萧长华、贯大元、郝寿臣等应邀于怀仁堂演出《龙凤呈祥》，已脱离舞台十余年的郝寿臣，剃掉胡须粉墨登场，六十三岁的“老张飞”威风不减当年。1950年，他被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前身）聘为教授，是年春在一次戏曲晚会上，与萧长华合演了《醉打山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备受感动。

　　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戏校的老艺术家自发举行捐献义演，65岁的郝寿臣首先请缨，丁大众剧场前后共义演了五场，每场的大轴戏均由郝老出演，体现了老艺人的一片爱国之心。此次义演的收入全部捐献，用于购买“鲁迅号”飞机。

　　1956年出任私立艺培戏曲学校(后改为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他不仅亲自授课，而且对学生的文体活动和饮食起居，都要操劳过问。为给戏校筹款义演，亲率弟子演了一场花脸大会，依次为王玉让《闹江州》、王永昌《草桥关》、袁世海《盗御马》，大轴郝寿臣、萧长华、李幼春等二本《赛太岁》、《李七长亭》。那一年的9月1日，为庆祝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于中山公园音乐堂诸多名家联袂演出了《蜡庙》、《锁五龙》、《四郎探母》，成为京剧史上一大盛事，郝寿臣再次剃须扮演金大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决定拍摄《群英会》、《借东风》彩色戏曲影片，由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郝寿臣等联袂演出，郝饰曹操，是名副其实的群英荟萃，事前还进行了预演，并拍了合影照，后因郝老心脏病发作，改由袁世海替演，成为中国京剧史和电影史上的一件憾事。

　　

    艺术成就

　　郝寿臣一生演出220多个剧目，扮演160多个大小角色，亦反串过生、旦、丑等行当。曾参加演出一些时装戏和外国题材的戏。擅演《赛太岁》、《打龙棚》、《瓦口关》、《打曹豹》、《红逼宫》、《野猪林》、《连环套》、《牛皋招亲》、《除三害》、《下河东》、《赠绨袍》、《醉打山门》、《芦花荡》等，尤精曹操戏，有17出之多，人物性格各有特色，决不雷同，故享有“活孟德”美誉。1944年与张春彦、马富禄等拍摄了《李七长亭》黑白京剧影片。演出实况录音有《法门寺》、《黄金台》、《群英会》等。曾于高亭、百代、蓓开、长城、胜利、开明等唱片公司灌制有《牛皋下书》、《伐齐东》、《荆轲传》、《白良关》、《洪羊洞》、《忠孝全》、《上天台》、《阳平关》、《夜审潘洪》、《鸿门宴》、《桃花村》、《盗御马》、《连环套》、《野猪林》等20余出戏之选段，内有与杨小楼、甄洪奎、裘桂仙、茹富蕙等人合灌之唱盘。并留有《郝寿臣脸谱集》、《郝寿臣演出剧本选集》、《郝寿臣唱腔选》、《郝寿臣表演艺术》、《郝寿臣传》等，均为极其珍贵的京剧艺术资料。

　　郝寿臣一生仅收弟子七人：1931年5月10日于崇外打磨厂福寿堂收樊效臣；1934年2月春节前于西长安街西来顺饭庄收王永昌；1939年春于东安市场东来顺饭庄收票友唐景一(李德全内侄)；1940年底于西来顺饭庄收袁世海；1941年夏于西来顺饭庄收李幼春；1953年经马连良介绍收周和桐和王玉让，今师徒均已辞世。

  

精彩与寂聊参半的菊坛名伶·李兰亭

　　李兰亭，（1888年—1955年）原名李钰田，永清县韩村人。著名京剧武生演员。李兰亭幼年时爱好武术，后师从张吉罗学习河北梆子，后因“倒嗓”改唱京剧，主攻武生，在大江南北、京津各地红极一时，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并享“南盖北李”的美称。后因表演时两度摔伤，于1931年惜别舞台，专注戏曲教学工作。

　　1955年7月，李兰亭在永清老家逝世。

　　

    幼年学艺

　　李兰亭生于1888年，父亲李和是永清县韩村一位穷苦石匠，一家人都生活在村东头的一座破旧的奶奶庙中。李兰亭之下，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李海亭后来也是名噪一时的武行演员。

　　李兰亭幼年爱好武术，并且对武术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与本赋，他在乡间练功比武，看别人练过一招半式就能学会。稍长，他又迷上了京剧武戏。一次，他背着妹妹看戏，看累了，把妹妹放在废弃的浅土井里，好心的乡亲把妹妹送回了家，小兰亭以为把妹妹弄丢了，吓得不敢回家。

　　1895年夏天，清末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张吉罗（文安县人）带班到韩村演出，中午休息时，张吉罗看到一个小男孩“倒踢蝎子钩”脚上挂着一只水壶倒立而来，行走甚速，水壶却滴水不洒。以武行功夫出名的张吉罗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孩子，跟着他来到村东破庙。这个孩子就是李兰亭。征得李和夫妇的同意后，张吉罗收李兰亭为徒。就这样，年仅七岁的李兰亭开始了他的戏曲生涯，随师傅长年奔波于东北各地。

　　李兰亭在随师练功之余，用师父给的零花钱买来《大学》、《论语》、《孟子》等书带在身边背诵熟读，自学文化。后来李兰亭还买了全套《三国》、《水浒》来读，为他日后写剧本打下基础。到李兰亭十岁的时候，他已经通读了《四书五经》，并开始喜爱上历史书籍，一次在旧书摊上发现一套《袁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爱不释手，每天去旧书摊看，他骑马蹲裆边练功边看书的姿势，引起了书摊老板的注意，知是学戏的徒弟喜爱读史书，就将《纲鉴》全套十六本送于李兰亭。这套书他一直带在身边。后来李兰亭还用积攒的零用钱买来《列国》、《百五十家评注史记》等书，选读之后还写笔记，对日后他写剧本有了很大帮助。

　　然而造化弄人，几年后，李兰亭的嗓子因“倒仓”变得低沉，不能再唱以高调著称的河北梆子。无奈中，李兰亭离开了张吉罗的戏班。为糊口，十二三岁的李兰亭到各个戏班跑龙套。东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少年李兰亭只有一件单薄的破棉袄御寒，但最让李兰亭感到痛苦的不是饥寒困顿，而是对戏曲求之却不能得的焦灼。这个绝望的少年甚至想上吊自杀，一位好心的老演员救下了他，并开导他，嗓子不行，可以学京剧武生。李兰亭觉得自己有武功底子，京剧武生用嗓又少，这的确是一条出路。

　　没钱投靠名师，李兰亭就自学自练，同时广学博采，只要是上一辈的老艺人，不管有无名气，他都虚心向人请教。那些老艺人，看到李兰亭的勤奋，也都乐意把功夫传授给他。随着“倒仓”的结束，李兰亭的嗓子也开始恢复，并学会了几出戏。

　　也是机缘巧合，这期间，李兰亭遇到了来东北演出的刘泉瑞。刘泉瑞长期与号称“短打祖师爷”的李春来搭戏，李春来的戏他都会，出于对李兰亭的欣赏，他在演出间隙教了李兰亭两出半戏，之后回了南方。刘泉瑞的传授虽然只有半年，却使李兰亭的演技有了质的飞跃。刘泉瑞走后，李兰亭继续留在东北演出，并日渐走红。但李兰亭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觉得要想更上层楼，必须继续向刘泉瑞学艺。于是，李兰亭毅然南下投奔刘泉瑞。来到南方后，李兰亭先是在杭州随刘泉瑞先生炼艺三年。出于爱护，刘先生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三年中，每次演出刘先生都要去看，稍有差错，不等李兰亭卸妆就会严辞批评。有时，李兰亭在台上就发现了自己演出中的差迟，为了躲避刘先生的批评，他甚至会偷偷从剧场的地窨子“逃”走。但第二天见面后，刘先生的批评仍然不能幸免。

　　李兰亭随刘泉瑞在杭州学戏时，还跟刘泉瑞去灵隐寺学习和观摩佛教的武功。李兰亭把传统的气功运用于武打，在猛烈厮杀格斗中，不仅动作急速准确，而且驾轻就熟，始终面不改色。他不满足武打程式化表演，常捉摸进行更新，他看到耍猴的小猴耍圈很招人喜爱，于是他创出了“乾坤圈”的技法，一经在舞台上使用倍受欢迎。李兰亭在表演上注重刻画人物个性、情绪，武打干净利落，声誉越来越好。

　　

    舞台生涯

　　1914年，李兰亭来到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上海滩考验着每一个艺人的功力，稍为逊色，就会被大浪淘沙，能留下来的，都是当时最杰出的艺人。在这些杰出艺人中，武生尤多，凭着扎实的功底，李兰亭很快被认可，与盖叫天、张德俊等五位武生被合称为“五鼠闹东京”，成为上海第一流的武生演员。

　　1915年，李兰亭受邀到天津演出。天津是戏曲演员的一个“考场”，因为这里的戏迷非常专业，对演员要求几近苛刻，行业公认，一个角儿只有在天津唱红，才算真正的红。三天打炮戏唱下来，李兰亭轰动津门，此后四年，李兰亭在天津的演出场场爆满，与较早唱红的盖叫天合称“南盖北李”。1919年，李兰亭又受邀到北京演出，效果同样轰动。在戏迷收藏的一张戏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他同台献艺的都是王凤卿、陈德霖（梅兰芳之师）、余叔岩等戏曲界泰斗，可见他当时在戏曲界的地位已经达到顶峰。

　　李兰亭成名后，对原来武打程式和把子功颇多创新，耍刀枪下场时往往加出手，显得新颖别致，对短打武生颇有创造，善于以各种高难动作表现人物。早年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唱，武功扎实，翻打剽悍，长靠、短打兼能。他演出《杀楼》时，从三张高桌上往下翻，落地成岔（劈岔式），动作敏捷，手脚利落，受到观众赞扬，同行给予很高评价。从此颇具声望，誉为“优等艺员”。他演出的剧目很多，如《夜奔》、《白水滩》、《三岔口》、《哪吒闹海》、《武松打虎》、《杀楼》、《探庄》、《嘉兴府》、《十字坡》、《铁公鸡》、《四杰村》、《挑滑车》、《赚历城》、《战冀州》、《界牌关》、《杀四门》、《金钱豹》、《狮子楼》、《蜈蚣岭》、《武文华》、《乾坤圈》以及使真刀真枪开打的《铁公鸡》、《塔子沟》等。长短皆能，尤以短打戏见长。他演靠把戏，端庄威武，猛而不憨；演短打戏，轻巧稳练，冲而不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东北部有他的足迹，他经常被重金聘到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太原、青岛等大中城市搭班，以武戏“挑大梁”。

　　李兰亭的走红，除勤奋好学外，与他的创新也分不开。他发现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动作过于虚假和程式化，既不能表现人物个性，也不够潇洒利落。于是，李兰亭进行了大胆改进，把自己深厚的武术功底运用到舞台上，使用真刀真枪，变假打为真打，逐渐形成了勇猛漂帅的独特风格。他还把其他剧种的精华，甚至曲艺、杂技等艺术形式的精彩内容也吸收进来，广泛运用到武生表演中，收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李兰亭的大量“发明”被传承至今，比如哪吒的乾坤圈，就是他在看到耍猴表演后受启发创作的，手持乾坤圈的哪吒形象至今是戏曲舞台上的经典。同时，他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展现，也做了很多改进，使京剧更加贴近生活，人物更加活灵活现，故事更加精彩动人。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戏码，李兰亭的表演总能胜人一筹，扣住观众心弦。

　　更值得后辈艺人学习的是，在大红大紫后，李兰亭仍然专心于表演，丝毫不为各种诱惑所动。当时许多女戏迷痴迷于捧角，向舞台上扔金银珠宝。生性正直磊落的李兰亭一再告诫伙计，记住那些珠宝是谁扔的，散场后是谁的还给谁。

　　然而，李兰亭没有能够像盖叫天那样，把舞台上的辉煌演绎到晚年。1927年，正值大好年华的李兰亭在天津演出时，因剧场屋顶过矮，再次表演这项绝技时，下翻时绊到屋顶天井而摔成足骨粉碎性骨折。当时的名角都要供养自己的琴师、化妆师以及伙计，以求配合默契，为了使自己的团队不至解体。李兰亭在足伤未痊愈的情况下复出演戏，落下终身病痛，也使他的一些绝技不能再上演，从而影响了他的演出效果。1931年，李兰亭在演出中，再次摔伤，不得不离开了他热爱的舞台，此后改为教戏。

　　

    授徒传艺

　　李兰亭的入室弟子，如梁慧超、杨声华、郭景春、李大春、郑永春、李元春等，几乎个个终成武生大家，李万春、李桂春、张云溪、郭玉昆等名家也都是得到了他的指点，三度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是他再传弟子中的杰出代表。李派武生传人之所以群星璀灿，得益于李兰亭极为科学的教学方法。

　　李兰亭带徒弟讲究德育为先。他的第一批弟子共有三人，其中他最为得意的一个在16岁时夭折，另一位学艺未满时就已经红透上海，但武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登台前不能吃饱，否则做倒立、空翻等动作时会呕吐，媒体将此误解为“李兰亭虐徒”，说李兰亭让徒弟挣钱，却不让徒弟吃饱。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李兰亭让这位徒弟提前离开了自己。此人不久就因女色所误，终成昙花一现。第三位徒弟则在尚未成名时就沉溺于交结三教九流，不思进取，终无所成。有了第一批徒弟的教训后，李兰亭对他的第二批弟子的教育极为严格，稍有差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出色的人品，让他的弟子们受益终生，日后都能做到德艺双馨。

　　李兰亭授徒还讲究因才施教。他的弟子郭景春回忆说：“师傅是真正的戏曲教育家，他讲究因才施教，不同的徒弟，他教不一样的戏，就是一出戏，教八个徒弟能教出八样。根据学生的条件，他从一开始就分出谁跟谁搭戏，谁是主角谁是下串，他都给我们定好了。”著名京剧武生郑永春是李兰亭的亲外甥，李兰亭对他并没有格外厚待，为此，李兰亭的妹妹抱怨哥哥，却遭到了李兰亭的训斥。

　　李兰亭在授徒的过程中，并没停下他创新的脚步，而是将这些创新交由他的弟子们来演绎。1938年李兰亭受邀加入天津稽古社任教，教学环境的改善，让他能够在戏曲研究上投入更多的精力，经他研究改进的《夜奔》、四本《武松》等剧目，由弟子上演后，在观众中引起轰动。1943年，他在稽古社主持创作了近代戏《侠盗燕子李三》，精心设计武打动作，并将自家独有的一路大硝子棍的双人对打搬上舞台，再次引起轰动。

　　建国后，李兰亭应邀到齐齐哈尔戏校从教。不久，多年来一直带病坚持教学的李兰亭患瘫痪症，后经多方医治痊愈，之后去青岛教戏，1954年旧病复发，回到故乡韩村养病。虽然卧病在床，但李兰亭仍然不忘他痴迷了一生的戏曲，在病榻上仍然以教授孙辈拉弦唱戏自娱。

　　1955年7月的一个寂寞的夏日，一代宗师李兰亭走完了他精彩与寂聊参半的坎坷人生。

  

明史研究专家·张鸿翔

　　张鸿翔（1896年—1975年），字艺汀，直隶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市）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张鸿翔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史学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史学专业学习，1935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曾执教于辅仁大学。建国后的高校院系调整时期，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也转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史。1975年逝世。著作有《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河北通志稿旧志·关隘考二卷》（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当学者吴丰培撰有《史学家张鸿翔先生传略》。

　　

    爱国刚正

　　张出身书香门弟，自幼对求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父亲热衷于经营祖业，张鸿翔高小毕业后，父亲便要其辍学。张鸿翔为了能继续深造，走东串西，找来老师及家族的叔伯极力说服，父母无奈，只得勉强答应。张鸿翔中学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之时，中国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经济凋敝，贫穷孱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目睹这些，张鸿翔在沉思：为什么中国任人宰割，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而朝庭却孰视无睹……他似乎懂得了什么，决心攻读史学，揭开中国历史的画卷，唤起人民的觉醒，为祖国尽微薄之力。

　　张鸿翔中学毕业后考入了辅仁大学史学系，开始了他对历史的学习和探讨。此时父母又出来百般阻挠，竟以少付学费来威吓，但这并没有动摇张探讨史学的决心，一方面省吃俭用，另一方面靠课余时间去“今是”和“辅仁”中学任教，获取微薄收入以交纳学费，生活虽很艰苦，但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为了进一步开拓史学领域，1931年他又进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为北大研究院）学习。翌年春赴日本东京高师留学，同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的铁蹄踏遍了东北三省，他义愤填膺，弃学而归。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他身处危城，忧国优民。为保持民族气节，在收入微薄、物价飞涨、生活艰难的困境下，他坚持只在不受日伪管治的辅仁大学任教。一些为日伪管治的学校，虽一再向他游说，劝其担任教职，均被拒绝，更不在日伪文化机关的报章、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昭操守。

　　

    潜心治学

　　全国解放后，张鸿翔将全部精力用于史学研究，在生活上，他十分俭朴，从不吸烟饮酒，更不注重修饰边幅，室内的陈设也是相当简陋的。他家生活稍有好转，就叮嘱家人要厉行节约，而他却将积蓄全部用于购置书籍。在时间上，他不虚度一分一秒。院系调整时，他由辅仁大学转为北师大史学系任教授，虽心脏病严重，血压过高，但仍坚持每天到各大图书馆及档案馆查阅、收集资料，孜孜不倦地从事史学写作。

　　张鸿翔在明史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仅从《明历代实录》中，他用蝇头小楷所摘录的资料叠置后就高达数尺。在研究明史中，他非常注重明代民族关系的研究。所撰《明外族赐姓考》及《续考》，《明史卷一五六诸臣世系表》，《明西北归化人世系表》，都是研究各民族与明王朝关系的结果，属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著作。他还留意收集被人忽视的妇女问题，撰写了《明北族列女传》。

　　张鸿翔治学一丝不苟，辨本溯源，考证精湛，所撰《长城关堡录》，将长城内外数千里的要塞条举目张，成为地理工具书。他博览约取，手不释卷，用功很勤。张鸿翔在七十岁高龄还着手著述《长城修建考》一书。为了能早日完篇，他日以继夜地查阅资料和写作，吃饭时常常是一手端碗，一手翻书；有时晚上刚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某个问题，便起身记在本上；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则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时间不久，因劳累过度，加之年龄过高，造成血压上升，左目失明。即使这样张鸿翔也没有停止写作，他靠右眼用放大镜看书，当时家人及好友竭力相劝，不要过于劳累。但他还是不肯休息，仍拼命地忙碌着，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翻阅了二十四史，参考了二百多种书籍。他屋内的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乃至床榻上到处堆满了书。

　　1975年7月2日，张鸿翔终因用脑过度，积劳成疾，病故于北京协和医院。临终时他还以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为遗憾，谆嘱家人妥为保护他的遗稿和存书。

  

享誉菊坛“芙蓉草”·赵桐珊

　　赵桐珊（1901年－1966年），原名赵久林，一作赵九龄，号醉秋，艺名芙蓉草，直隶东安（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著名京剧演员。

　　赵桐珊初学梆子，曾在北京“三乐班”坐科学艺，后改唱京剧，主攻青衣花旦，代表剧目有《红蝴蝶》、《坐楼杀惜》等。新中国成立后，赵桐珊专心致力于戏曲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京剧人才。

 

    崭露头角

　　赵桐珊自幼热爱戏曲，8岁时，只身离家赴京学艺。初学梆子，拜赵庭玺为师，向麻子红学梆子青衣。12岁时入三乐班（后改名正乐社）科班，向梆子名家大玻璃翠、冰糖脆学戏，后又向著名梆子旦角老五仙、老十三旦、崔灵芝等边学边演《双锁山》、《汴梁图》、《游湖阴配》、《七星庙》等戏。当时正值京梆“两下锅”（合演）时期，在正乐社时，赵桐珊就向王桂山学过二簧花旦戏，又曾得京剧名花旦田桂凤指导，学会了《战宛城》等田的拿手戏，后又拜著名戏剧演员王瑶卿为师，成为王门弟子之一，《儿女英雄传》、《雁门关》、《失子惊疯》、《棋盘山》、《梅玉配》、《万里缘》等剧都是王瑶卿亲自教授的。

　　赵桐珊扮相俊俏，嗓音清亮，又敏而好学、钻研刻苦，未满师时就崭露头角。他10岁时就与梆子名角崔灵芝、丁灵芝、李灵芝、任灵芝及还阳草同被列为“梆子六草”。赵桐珊12岁入正乐班后不久就与尚小云、荀慧生并称为“正乐三杰”；16岁在上海演出连台本戏《女侠红蝴蝶》，在其中主演红蝴蝶赵凌茹，以杰出演技驰誉申城，从此专演京剧。在他50年的舞台生涯中，与之合作演出过的著名演员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欧阳予倩、童芷苓、黄桂秋、高庆奎、周信芳、马连良、林树森、陈彦衡、侯喜瑞、时慧宝、李永利等，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表演艺术受到各地的欢迎好评。1919年曾随梅兰芳去日本演出，赞誉而归。

 

    艺术特色

　　赵桐珊在道白唱腔、表演风格、艺术创造等方面都深受王瑶卿的影响，演出颇有王氏风范，青年时期在上海演出时就曾得“上海王瑶卿”之美称。后来通过与南北各派演员长时期的合作演出，不仅对促进南北艺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他本人也从中吸取了各派各家之长，形成了他自身独特的演出风格。他所演的《乌龙院》中的阎惜姣、《喜荣归》中的崔秀英、《回荆州》中的孙尚香、《雁门关》中的萧太后等剧中的人物，身分相殊、性格各异，他演来均有独特之处，使人物各具特色，栩栩如生。

　　赵桐珊会戏多、戏路广、传统戏、古装戏、时装戏、连台本戏都能演。他精于旦行，青衣、花旦、刀马旦样样行，且通其它各行，曾以“多才多艺、生旦净丑无一不能”的“能派”而红遍汉口、福州等地。他曾得著名红生王鸿寿的亲传，并为王鸿寿配演《走麦城》中的廖化，深得赞誉。他还曾经贴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牧虎关》中的净角高旺等，他演的小生戏如《断桥》之许仙等、武戏如《趴蜡庙》之褚彪等、甚至丑行如《金山寺》之小和尚、《御碑亭》之报录人等亦很出色，是一位文武昆乱不挡的难得人才。

　　赵桐珊善于配演二路角色，他所扮演的角色个个都有光彩，个个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在《五花洞》中为梅兰芳配演的潘金莲，在《梅妃》中为程砚秋配演的杨玉环，在《樊江关》为荀慧生配演的樊梨花，无不令人称誉。赵善桐曾在《雁门关》中饰演萧太后。萧太后这个角色戏并不多，但是赵先生上场就紧紧地抓住了观众，以其雍容华贵的气度、精湛的演技使观众为之倾倒。他在舞台上不动则已，一动就是一个“好”，特别是萧太后下场时的神态和脚步，更是令人拍手叫绝，他每次演到这里都会引起满堂的喝彩声，而观众对他的艺术喜爱程度往往超过了演主角的演员。

　　

    南通往事

　　1919年秋天，赵桐珊应欧阳予倩邀请去了南通，参加重阳节南通更俗剧场开幕演出。此后留在南通大约两年。在南通，赵桐珊有三种“身份”： “能派”；为欧阳予倩“挎刀”；开始了教学生涯。在1919~1921年两年多时间里，赵桐珊除了“傍”欧阳演老戏外，还参加了欧阳予倩编演的新戏的演出。如红楼戏《晴雯补裘》、《宝蟾送酒》、《摔玉请罪》、《黛玉葬花》、《王熙凤泼醋》、《毒设相思局》、《三戏金鸳鸯》；古装戏《人面桃花》、《百花献寿》、《嫦娥下凡》、《聊斋志异》、《长生殿》；时装戏《情天恨海》、《不如归》；话剧《闫瑞生》。

　　赵桐珊说：“过去我这个‘小能派’各行都演过，就是没唱过小生”，在欧阳予倩主演的《馒头庵》里，赵桐珊却唱上了小生宝玉；在他的“能派”领域中又增加了一个行当。

　　赵桐珊与欧阳予倩在南通虽然只合作过两年多，但他俩的舞台艺术却给观众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20年后仍然有人评论，如1939年7月13日《申报》18版，有署名依红的文章《赵桐珊艺擅南北两派之长》。文中写道：“南通张啬公优游林下，提倡国剧，既创伶工学校，复建更俗剧场，规模之恢宏，为大江南北之冠，聘欧阳予倩主持其事，予倩复延赵桐珊、查天影、吴我尊为教习。予倩为南北派之祭酒，与桐珊相处甚佳。予倩主持教务及每晚演出外，更以余暇编排新剧，多取材于《红楼梦》及《聊斋》二书，《嫦娥》、《珊瑚》诸剧犹为脍炙人口。每出演必与桐珊合串，二人铢两悉称，有相得益彰之妙。桐珊敏慧，于予倩之所长，莫不心领神会。相处数载，所得益深。故桐珊之艺兼擅南北之长，今获致佳誉，非偶然也! 曾记《嫦娥》一剧，予倩饰嫦娥，桐珊饰颠当，表情做作之妙，可称双绝。今则予倩努力于影业，此曲真成广陵散矣!”这个“嫦娥”，不是“奔月”的嫦娥，而是欧阳予倩根据《聊斋志异》卷十一故事改编的。

　　《申报》1941年12月27日第五版刊载的署名夙白的文章《天南地北忆欧阳》也谈到欧阳予倩、赵桐珊在南通合作这一段：“桐珊唱做素极深刻，与欧阳同台堪称锦上添花，欧阳之剧以《长生殿》、《馒头庵》、《越王勾践》最为精研。以上诸剧倘无琢磨之功，决无人敢作轻易演出。观之现今伶界，则绝无人演矣!”

　　南通剧迷，极多知音，伶界一举一动，莫不家喻，引为谈资。而对欧阳予倩和赵桐珊唱和之事，尤尽赞美之词。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韵滑稽、逗人发笑的诗，里面写道：“闲下无事去南关，更俗剧场惯往还，两个艺员真出色，欧阳予倩赵桐珊”。

 

    潜心授徒

　　20世纪50年代后，他专心致力于戏曲教育工作，先后在华东京剧实验学校、东北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任教，把全部的技艺连同他宝贵的艺术创作和演出经验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戏曲教育事业。

　　赵桐珊教学很有方法，能示范，善启发，教学效果好，成材率高，不但教会学生唱念做打各项表演技能，而且使学生懂戏明理学会艺术创造。他还充分发挥他兼通各行的特长，在教学时亲自为学生来回配演各类角色，以其情真意切的出色表演，通过交流引学生“入情”（身入到规定情景中去），“出戏”（再运用艺术手段把“戏”演出来，以达最好成绩的戏剧效果）。经他教过的学生在唱念做打上，特别是在表达感情上无不大有进步，多年来他教演的《临江驿》、《儿女英雄传》、《万里缘》、《贵妃醉酒》、《得意缘》、《辛安驿》、《拾玉镯》、《坐楼杀惜》及他亲自参加编导的现代剧《刘胡兰》等戏均为优秀教学剧目。

　　赵桐珊的学生刘秀荣、谢锐青、杨秋玲、刘长瑜、汤小梅、陈和平、艾美君、王小蓉、李维康等，都成为舞台上和戏曲教育事业中的佼佼者。

  

现代文化名人金嗓歌王·骆玉笙

　　骆玉笙（1914年—2002年），曾艺名小彩舞，女，籍贯不详，为安次区老艺人骆彩武的养女，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在70余年的京韵大鼓艺术生涯中，研习继承前辈的艺术成就，博采众家之长，以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创立了以字正腔圆、声音甜美、委婉抒情、韵味醇厚为特色的“骆派”京韵，开拓了京韵大鼓艺术的新生面，达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高峰；其代表曲目有《剑阁闻铃》、《丑末寅初》、《红梅阁》、《子期听琴》、《和氏璧》及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等；曾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

　　

    金嗓歌王的歌

　　骆玉笙从小就跟着养父骆彩武漂泊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从4岁起她就开始配合养父演出杂耍，艺名“小彩武”，常常是骆彩武在变魔术的时候，把骆玉笙变出来，让她给围观的人唱上一段二黄。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正是需要关心与呵护的时候，而骆玉笙却已经在为衣食奔波了，有了伤心的事没法对别人说，有了高兴的事还是没人听，她只好用唱戏来寄托自己的喜怒哀乐。后来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总是无限感慨地说：“哎，我是唱着长大的。”

　　艰难的生活摔打出骆玉笙坚强的个性，奠定了她走向艺术高峰的基石。在上海的大世界，南京的夫子庙，汉口的大舞台，都留下了她演出的足迹。 1931年养父死后，十七岁的骆玉笙正式演唱京韵大鼓，1934年拜刘（全宝）派京韵大鼓艺人韩永禄为师。韩永禄根据她的音色特点，为她设计独特唱腔，使她获“金嗓歌王”称号，后来骆玉笙兼采“少白（凤鸣 ）派”、“白（云鹏）派”之长，形成“骆派”风格。

　　骆玉笙早期以演唱悲曲见长。《剑阁闻铃》是她的代表作之一，那低回婉转的腔调，如泣如诉，使人如醉如痴似的， 当唱到“我的妃子呀……”，那份真挚深厚之感情， 一下子爆发出来，令人回肠荡气。在骆玉笙之前的京韵大鼓，特别是刘派的曲目，大多以敷演故事为主，而《剑阁闻铃》却以抒情为主，用哀婉凄凉的曲调，极力渲染秋风秋雨中行宫的萧条寂寞，骆玉笙基于对唱词的反复品味，运用娴熟的演唱技巧，细腻勾画出唐明皇抚今追昔，悔、愧、怨、恨交织的复杂心情。使人听后如饮醇醪，不觉醉入其中，堪称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这一时期骆玉笙的代表曲目还有《剑阁闻铃》、《红梅阁》以及红楼梦系列唱段等。解放前录制有《红梅阁》、《大西厢》等。

　　解放后，1951年参加天津曲艺团，不再称艺名，改用本名骆玉笙。唱段以声情激越、昂扬向上著称，演唱的新编革命题材曲目《黄继光》、《光荣的航程》等获得赞誉。即使在狂风暴雨的“文革期间”，她也没有放弃对曲艺事业的追求，坚持练功，使得花甲之年重登舞台的骆玉笙仍然保持着自己充沛的舞台活力，1980年，津门曲荟时隔十八年后再度拉开帷幕，这是一次天津曲艺界的盛会，名家云集，在次演出活动中，她演唱了《子期听琴》、《祭晴雯》等曲目，此后，历届津门曲荟也都能看到骆玉笙登场。1982年参加了京津两地曲艺界纪念鼓王刘宝全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京韵大鼓专场，与孙书筠、阎秋霞等名家联袂登台，演唱了经典的曲目《红梅阁》、《和氏璧》。1984年她参加了电影《北京故事》的录制，在电影中的现场演唱，晚年骆玉笙的舞台风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携弟子成功举办了一次“骆派京韵大鼓专场”，自此，骆派的影响力日渐盛大。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摄制组以及著名作曲家雷振邦、雷蕾父女邀请骆玉笙为其录制片头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一经播出，大获成功，从此骆玉笙的名字响彻华夏大地，此时，骆玉笙已经年过古稀。

　　1993年第八届津门曲荟，骆玉笙以八十高龄演唱《击鼓骂曹》，高难度的击鼓动作依然完成得堪称完美，成为一段佳话。此后的骆玉笙，由于年龄的关系，登台的机会已经不多，演唱也以小段为主，但每每登台，热情的观众便如趋之若鹜一般，可见骆玉笙三个字对曲艺观众的意义之大。

　　

    鼓界歌王的鼓

　　1980年，骆玉笙去看望她的师哥白凤鸣，并将其新创作的《和氏璧》唱腔唱给白凤鸣听。白凤鸣是当代京韵大鼓少白派开创人，与骆玉笙乃一师之徒。从上世纪30年代起，白凤岩、白凤鸣兄弟就与骆玉笙共同商讨京韵大鼓的演唱技能。少白派的唱腔特色常常启示骆玉笙，她常说：“没有少白派就没有骆派。”

　　骆玉笙去看望白凤鸣的时候，他已卧病在床，而且听力十分不好，但是他依然听出了在骆玉笙唱腔设计中的无与伦比的创意。尤其是在骆玉笙唱到“见粗砂石片纷纭落，刹那间，露出美玉耀眼明”一句，先用低腔，猛然击鼓一下，鼓打在“眼”上，不打在“板”上，再应用高腔演唱，这一崭新的行腔用鼓方法立即得到了白凤鸣的首肯，他马上说：“这个腔儿好，打鼓的方法也独到，但是你现在用的鼓音儿太闷，不合适你的声音。我有一面好鼓，本来是金万昌先生用的，声音很好，非常合适你。”说着，白凤鸣马上叫家人将自己保管了多年的鼓找了出来，又给骆玉笙讲了此鼓的来历：此鼓原为北京一座寺庙的失明和尚所有，用于法事。由于此鼓用壮年牛的牛皮做成，阴天鼓音不闷哑，晴天鼓音不尖脆，声音纯粹悦耳，被当时有单手击鼓绝技的梅花鼓王金万昌先生发现，非常喜爱。和尚有感于金万昌先生爱鼓心诚，就将此鼓送给了金万昌。金万昌用此鼓演出将近三十年。在他逝世前将鼓送给了白凤鸣，白凤鸣用此鼓又三十多年。最后白凤鸣说：“这鼓少说也有百来年的历史，我现在也用不着了，你先拿去用吧！将来等你不用时，必定要把它交给博物馆！”

　　骆玉笙得到此鼓比获得珍宝还愉快。本来1936年她到天津这个曲艺之乡演唱，在站稳脚跟获得“金嗓歌王”的美誉后，作为“攒底”名角与当时演出“倒三”的七十多岁的梅花鼓王金万昌先生在庆云戏院同台演出，每天都与金万昌老先生会晤。金先生的单手击鼓入五音、和六律，重音如金戈铁马，轻音似流水潺潺，其绝技和所用的鼓都让年青的骆玉笙羡煞不已。为此，她在当时就花费重金叫人精心制造过一套舞台用鼓，包含凤尾竹制的鼓架子、红木制的檀板和壮年牛的牛皮作的鼓，潜心练习击鼓，悉心爱惜用鼓，这套东西陪同着她渡过了30年的时间。直到1967年文革中查抄四旧，不得不将鼓架和鼓交给曲艺团的红卫兵。后来，骆玉笙的鼓和鼓架被用于曲艺教学，但在那个岁月，学员们并不理解珍爱，鼓架被踩坏，鼓也不知去向。当时骆玉笙看到这套心爱的东西被毁，真是伤心欲绝。1976年当她再次出山演唱的时候，所应用的鼓是她临时找的，鼓声音低闷，并不合适她的嗓音。就在她为找不到一面好鼓而苦恼时，凤鸣师哥将金万昌先生用过的鼓交给了她，她万分欣喜的同时也深觉得此鼓的份量。

　　在198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骆玉笙在历次主要舞台演出和录音、录像当中都应用白凤鸣师哥送给她的鼓。她为妥当保管此鼓，又特殊定制了新鼓随身携带到外地演出，并将百年老鼓放在家中，吩咐家人好生看管。她常说：“这面鼓比我的岁数还大哪！可不能有闪失。”骆玉笙逝世后，见证了20世纪八十余年鼓曲发展和几代鼓曲大家至诚友情的百年名鼓，被她的家眷捐赠给天津博物馆珍藏。

  

名震菊坛的一代猴王·小盛春

    独树一帜誉津门，美哉猴王小盛春；

    武戏文唱出手妙，常靠短打功夫深。

    安天会上盗蟠桃，闹龙宫中借神针；

    英年含怨乘鹤去，菊坛依然念故人。

　　　　　　　　　——鲍书恩

　　

　　小盛春，（1919年—1966年）原名李宝，后名董红雁、又名董士春，大城县旺村镇小李四岳村人，著名京剧武生演员。

　　小盛春生于1919年，自幼家境贫寒，逃难来到天津。为谋生机8岁投师董巨川学唱河北梆子，后被京剧艺人董玉山发现，而改学京剧武生。在旧社会，他饱经风霜、受尽学艺之苦，在艰难学艺生涯中，他不怕吃苦虚心好学，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诞生后，他参加天津“扶新”剧社，拜赵松樵为师，专攻“猴戏”。在三十多年的猴戏舞台实践中，他刻苦磨练，勤奋钻研，不断探索，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无论从脸谱谱式、服装样式到兵器开打、“出手”和舞蹈动作，都独创一派，自成一家，以猴戏的上乘表演而赢得了“菊坛美猴王”的美誉。

　　小盛春一贯忠于党的戏曲事业，曾任天津市塘沽区京剧团团长、天津市政协委员，并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文革”开始后，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于1966年8月31日辞世，终年 46岁。1979年天津市文化局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勤奋好学

　　小盛春的艺术成就，得益于谦虚好学。他曾同众多名家同台演出，只要人家有独到之处，他都一一记住心里，再根据自身条件，经过吸收、消化，然后把别人的特长和特技融化到自己的艺术技巧里。 解放前，他曾向许多名家虚心求教，如昆剧名家侯永奎、京剧名家李春来、鲍云鹏及南方名家盖叫天、王桂卿等。解放后，他在“扶新社”与小王虎辰同时拜京剧前辈赵松樵为师。过去，天津有位武生演员叫王桂武，此人耍枪有独到绝活，拿手戏《杀四门》极能叫座。小盛春久仰他的枪花绝技，一心要学到手，便抽空去观摩、求教，终于学到手，并练就一手好枪花，运用到猴戏表演中，给演出增色不少。

    1954年，小盛春率团到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美猴王》上中下集，引起轰动。并得到京剧南派猴戏创始人郑法祥先生的赞许和指导。小盛春的虚心和诚恳，使郑先生非常高兴，临别赠送自己特制的“金箍棒”一根作为纪念。上海一行使小盛春受益匪浅，使其猴戏的表演艺术又登上一个新的高度。

　　小盛春在艺术上能取得巨大成就，还得益他的刻苦钻研。演艺界有句口头弹，叫“不成魔，演不活”，是指对艺术的追求要达到物我两忘，如痴如醉的境界。小盛春幼时学艺，为长功夫晚上睡觉时将腿捆在床栏上吊起来。这是梨园中大家都知道的使一天的练功不泄劲的做法，以至于他练得尿血。学猴戏时，他吃着饭也会忘情入神地舞弄手上的筷子，以筷顶筷，以筷转筷，以模拟舞台上刀枪棍棒的招式。再比如孙悟空耍的棍花，一般演员的路数都是前后左右的花路，最后“皮球花”收尾。而他的棍花比别人多了一串“反绷子棍花”。一般讲，“反绷子”好练，反棍花也不难。但要把两个动作融汇成一个连串动作就非常难了。所以，每舞到此处，台下必有一片掌声。可惜，如今舞台上很难见到耍这一特技的演员。再如，在特技中有一手叫“宝剑入鞘”。有的演员在前面一手拿剑，一手握鞘，直提直入，这一手比较好练。还有从背后出剑，左手在前面接剑入鞘，这难度可就大多了。但小盛春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他要从前面扔剑。在背后剑入鞘。后背无眼，全凭感觉，极难练成。甚至一般演员不敢想象在舞台上使用。而小盛春就练成了，在《八仙斗白猿》一剧中使用了这一绝技，使所有内行无不叹服敬佩！

    猴王绝技

　　小盛春的代表剧目是他自己编创的四十本《西游记》，从石猴出世到西天取经，更其完整地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孙悟空形象。在“石猴出世”中他演绎了孙悟空从石猴到美猴王的过程，有一场戏描写石猴向一位变化为樵夫的神仙学习人走路，猴非常努力地学但总学不像，开始几步像人走路，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地又成了猴子在爬了，惟妙惟肖。在“五百年后孙悟空”中，孙悟空保唐僧取经，打死一只老虎，晚上在油灯下自己缝制虎皮裙的表演也同样精彩。

　　小盛春在演出猴戏时上有一门绝技叫“棍挑十八件”，就是孙悟空在开打中，用棍一挑，将刀、枪、锤、棒等兵刃都飞向每个人手中。最早挑六件、八件，最多竟挑十八件，在演出《十八罗汉斗悟空》时，他将十八件兵器一棍挑起落在各个罗汉手中，令人拍案叫绝。这一大型精彩出手，是小盛春心血的结晶。他不仅需要根据物体互撞的反作用力巧妙设计创造，还需要忘我的训练，才能成功。他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才能实验成功是可想而知了。

　　后来，每演到即将挑棍时，台下观众都提前报以掌声，当一棍挑起，满台兵器纷飞，一人接到一件时，全场炸窝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孙悟空和十八罗汉亮相因此要持续好长时间。这是小盛春武打出手的艺术魅力之一例。由于小盛春猴戏的独特表演和武打、“化学把子”（出手）的精妙绝伦与万无一失（他的出手绝技绝不失手），才创造出了他在上海滩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而绝无有人与之唱对台的辉煌“战果”。

　　小盛春的创新是多方面的。他在继承传统的演艺过程中，从不用旧套路约束自己，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标新立异，大胆革新。单在脸谱上，他就下了很大功夫，最后成为自己的独家谱式。首先，他结合自己面部骨骼特征，在“美猴王”的 “美”字上下功夫。然后，再从猴王的顽皮、乐观的个性出发，使脸谱落在一个“笑”字上，用明快的红白粗线条勾出倒栽桃的脸型，再用夸张的黑白色勾出上翘的大元宝嘴，一张嘴便给人一种笑的美感，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在服装道具上，小盛春同样不因循守旧。对孙悟空的扮相不采取传统打扮，而是下身着绣花彩库，高筒大袜、打鞋，上身穿小道袍，扎腰巾。在《智激美猴王》一剧中，他穿湘色改良猴靠，头戴皮帽，外顶都子头冠，双翎白狐尾。这也是他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代表剧目。他演出《美猴王》所穿服装都是自己设计图案、样式，由苏州手绣工艺而制作的。因此，多年来，熟悉他的老观众一眼就能认出他的猴戏服装。他的独特猴帽，也是在前人使用毡帽基础上，改为“皮”帽的创新之作。为了突出孙悟空的金箍棒他又创制出一种“三平棍”。两端包白银，中段涂金漆，直径比一般演员使用的金箍棒粗两三倍，以此来表现猴王的神力，也表现出他不同凡响的功力。

　　小盛春的猴戏最可贵之处是他并不只是以武打火爆见长，在风格上他融京、海两派于一身，兼收并蓄，集武戏文唱于一体，既讲究武打精彩绝伦，又讲究做工、演唱上的神韵，凡此种种皆以刻画孙悟空的人物性格为目的。凡猴戏都是武戏，但他绝不仅仅注重武打的热闹，而是根据每剧的情节刻画悟空这一特型人物的性格。在唱法上，西皮和昆曲兼而用之，充分发挥自己嗓音洪亮宽厚、中气充足的特点，利用长拖腔来表现孙悟空的正义品格。他塑造的孙悟空既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猴王的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向上乐观的品质，威武神勇和身手不凡的大将风度，又能表现出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

　　小盛春饰演的孙悟空可谓猿风神骨，美中有威，谐而不俗，形神兼备，似猴非猴，似人非人。他不是把猴演成神，而是把猴演成人。他把“美猴王”的喜、怒、哀、乐，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各种复杂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以武戏见长的演员，却能以“文唱”来塑造人物，并能以唱念和感情表现来打动观众，这是极可贵的。因此，小盛春的猴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即使他去世三十余年后，仍还有很多老观众对他演技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并流露出对他的无限怀念和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

　　

    品高德馨

　　当然，观众和同仁们惋惜的不单是小盛春的精湛艺术，同时还有他的艺德和朴实高尚的思想品德，小盛春的很多轶事，至今传为佳话。

　　小盛春一生不忘劳动人民本色，生活上极为简朴，穿着普通随便，根本不像一个著名演员的样子。1954年到上海演出时，东道主开小卧车去车站接主演兼团长的小盛春，主人以装取人，把一位身穿西装衣冠楚楚的人接走了。原来这位是乐队伴奏人员。其他演员上了大车，小盛春却一直坐在马路便道上等着。在宴会上，对方才发现主演没有接来。这场笑话发生后，在领导和同志们再三催促下，他才在上海做了两套毛料中山装和制服，但在此后二十年里，却没有穿过几次，至今仍保存在家。

　　在上海演出时正逢春节，当地演员生活比较困难，为增加分红过年，他们恳请小盛春加演几场，小盛春欣然接受并把全部收入作为义演，此举受到当地演员的衷心赞扬。以后，上海曾派专人请他独自到沪挑班，工资高出当时“扶新京剧团”两三倍。小盛春不为金钱所动，他考虑的是自己一走，全团几十人今后生活怎么办？便毅然谢绝。

　　在演出上，小盛春从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身体有病发高烧，也从不回戏。就连他的父亲病故也未影响正常演出。他提携后人，甘为人梯。青年演戏时，他甘当配角，或演开罗戏。正如已故艺术家新凤霞曾回忆道：“京剧武生演员小盛春是身怀绝技的好演员。为了戏班生活，他不挑活儿，不挣角色，记得演《张文祥刺马》时，小盛春把武生绝活用得恰到好处，越演越大，唱得过瘾。别的戏班出高价拉拢他，他都不去。在演出时，从不挑角色，缺什么演什么，都认认真真去演。”

   

    猴王之死

    正当小盛春的艺术年华正处于黄金时代，技艺日臻成熟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1966年8月31日愤然辞世。一代名优，津门猴王，英年早逝，令人无限悲伤。而在菊坛内外，小盛春的高尚品德和佳艺绝技，依然牵动着人们缕缕情思，受到观众深深敬仰。

　　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小盛春的艺术是辉煌的，而他的人品、戏德比黄金更可贵。”

　　京剧艺术家董文华：“小盛春当时的知名度远远在厉慧良、张世麟之上，厉、张都很佩服他。”

　　天津曲艺学校老师高绍斌：“小盛春的猴戏独步一时，非厉、张二人可及。厉、张也有他们的拿手玩艺儿是小盛春所不及的，所谓各有千秋吧。”

  

   将军书法家·孙毅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位传奇式的将军。从红军时期的宁都起义、万里长征，到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敌后反扫荡，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主政冀中军区、建国后为我军军事教育工作呕心沥血，一路走来，其军旅人生可谓是叱咤风云、波澜壮阔，然而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作为“将军书法家”勤奋好学、笔耕不辍、墨海寻真的书法艺术人生——他就是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孙行者”、被朱德总司令称为“孙胡子”的、大名鼎鼎的孙毅将军。

 

　　孙毅（1904-2003），曾用名孙俊明，男，汉族，1904年生，河北大城县北关村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等职，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003年7月4日，孙毅将军病逝，享年100岁。

　　

    戎马一生

　　1920年，16岁的孙毅外出谋生，踏上了当兵吃粮的行伍之路。他在旧军队中颠沛流离11年，苦苦追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但是四处碰壁。

　　1931年12月14日，著名的宁都起义爆发，时任国民军第26路军参谋的孙毅追随赵博生、董振堂走上了革命道路。1933年5月孙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孙毅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那是在1934年春，孙毅被任命为22师参谋长，毛泽东来到他所在师视察工作，十多天里他们同住一屋，有时毛泽东就躺在他的床上和他谈心。

　　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时，他担任军委教导师参谋长，任务是保卫军委、党中央。按照规定，应该配给他一匹马，可在分马会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说：“孙毅是白军过来的，不能给他马骑。”随后将他名字下的一匹马给勾掉了，而他手下的两个参谋都有马骑。当时他思想有些顾虑，但仍幽默地对师领导说：“没有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就找一根棍子，背上了一个小包袱开始了长征。就这样，他硬是用两只脚走完了万里长征路。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八路军115师353旅参谋长，行师参谋长的职务。协助林彪、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役，这一仗歼灭了日军坂垣师团，建立了赫赫战功。平型关战役后，孙毅带领19教导大队，深入河北，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队伍。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孙毅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任校长，为民族培养出了两万多有用的人才，先后有200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更多的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抗大二分校历经华北军政大学，石家庄高级步校，军事教育学院，陆军参谋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1945年，孙毅被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孙毅历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等职亲自指挥了冀中胜芳保卫战，参加了解放石家庄、保定等战役，在平津战役中，孙毅率第一纵队组织50多万支前大军，动员大小车辆32万辆，牲口25万匹，支援前线，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军委军校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孙毅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孙毅受迫害下放西安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劳动锻炼。

　　粉碎“四人帮”之后，孙毅将军的冤案得到平反，1978年他重新工作，被任命为解放军参谋部顾问。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孙毅将军辞去总参顾问职务，他以党的事业为重，为党的大局着想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书法情缘

　　孙毅将军不仅战功卓著，还是全军著名的儒将，素有将军书法家的美誉。

　　孙毅将军幼年好学，写的一手漂亮的小楷。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能写的本事，孙毅投身军旅后，在福建混成旅、河南陆军补充营、直系军阀吴佩服部骑兵营、冯玉祥部第23军做起了录士（文书工作）、书记长、参谋等工作。参加革命后，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从事军事教育的和平时期，孙毅将军始终坚持习字不辍。

　　1988年离休之后，孙毅将军把更多的经历投入到书法艺术中，并将其作为修身养性的途径，经年累月，乐此不疲。他常说：“老人更要多动脑筋，多学习。脑子用则灵，不用则废。勤动脑能维持思维功能。我喜欢读书看报，看电视，作为关心国家大事、了解社会发展和认真学习提高觉悟的重要课目。我还喜欢练习书法，常写字也是一种锻炼。写字时要全神贯注，形神合一，把全身的气力运到笔端。这时会把一切烦恼是非都忘到脑后，这就不仅达到了练习书法的目的，而且也促进了身心的健康。”

　　在艺术叹索的道路上，孙毅将军认为学习书法不能只是埋头写字，依样画葫芦，要多看些书法方面的书，要借鉴前人的经验。为探索书法渊源，孙毅将军耄耋之年系统的学习、研究中国历代书法艺术特点，从唐褚遂良《临兰亭帖》到毛主席手书诗稿，他坚持认真读贴、扎实临帖，博纳百家之长。多年勤奋刻苦努力，使孙毅将军的字形如游龙、遒劲潇洒，自成一体，进入书法名家行列，是中国老年书法研究会名誉副会长、总参老干部书画协会会长。他的书法深受社会和军队中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的喜爱，因此，求书者颇多，他总是有求必应。有名的“奋斗”、“精神”和“生命在于运动，锻炼能抗百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字和题词不知写了多少幅，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勤奋成才。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孙毅怀着深切的感情，以行草书写了毛泽东同志诗词三十七首作为献礼，并以《将军的怀念》编成书法集，出版发行。孙毅还为北京军区歌舞团上演的《长征组歌》题词：“继承红军传统，高唱长征组歌”，把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征”当成革命传统教材教育后代。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曾深情的回忆孙毅将军：……他不停地临池挥毫，把自己的人生感言和对后人的殷切希望，全部泼洒在刚劲奔放的书法作品中，送给他交结的青年朋友……孙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将使人们深深敬仰和久久缅怀。”

　　

    关爱青少年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罗荣桓元帅就称赞孙毅：“你是青年工作总干事。”1982年5月，孙毅将军应邀担任总参青年工作顾问。但实际上，他开展青年工作不但远远超出了总参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军队的范围。

　　曾得益于孙毅将军教诲的青年中，有理发员、保育员、售货员、司机和大学生等。现在不少已是处级干部了，还有的成为副局级领导。多年来，孙毅一直坚持给他们邮寄书刊，自己买大信封寄，原来一个两毛钱，后来长到6毛、8毛。每月两次，每月寄出的书刊达上百本之多。仅寄书、杂志这一项，当年每月孙老就要拿出200元钱，因为书、杂志都涨钱了，现在要用600元钱。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孙毅都是自己选购、包装、送邮局发出。每月工资发下来，抽出一千元交给老伴作为伙食费，余下的钱除交党费外，全部用于青少年，包括捐助失学儿童。到月底，孙毅口袋里常常出现“财政赤字”，不得已就找警卫员商量：“我买书的钱不够了，去卖点旧报纸吧！”有时候干脆开口向老伴求借，可他心甘情愿。

　　1996年春节前夕，孙老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大量的书籍，打成若干捆，准备寄给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结果不小心被绊倒，他的儿子兢兢急忙跑过去扶他，他坚决不肯，硬是自己站了起来，还幽默地说：“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嘛。”

　　从20世纪50年代起，孙毅就经常奔走在北京中小学的讲台上，为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报告，讲红军长征故事，深得好评。“文革”结束后，孙毅痛切感到十年浩劫给青少年带来的不良影响。他说，为了这些娃娃，我老汉得放下架子，厚着脸皮自找事做。

　　一天上午，孙毅走进离家不远的锦什坊小学，找到校长，开门见山说：“我叫孙毅，是你们学校的邻居，想给孩子们讲讲革命故事。”年轻的学校校长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在老汉的一再要求下，校长不好推辞，就同意当天下午请他给4年级5班讲一课。年已古稀的孙毅走上讲台，两手向后一背，气宇轩昂地讲起来：“小朋友们，我今天给你们讲几个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孙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的故事一个个生动感人，一下子把小朋友们全都吸引住了。下课后，孩子们围住孙老汉不让他走，不停地问这问那，有的还让老将军签名留念。刘校长看到这情景，高兴得不得了，当即邀请孙毅担任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用同样的办法，孙毅又担任了兵马司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消息传开，北京的许多学校纷纷上门邀请孙毅。从此一发不可收，孙毅担任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顾问，成为了60多所大学、中学、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或名誉校长、名誉教授。

　　1989年2月1日上午，在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小礼堂举行全国热爱儿童颁奖仪式，主持会议的宋任穷请孙毅讲几句话。80多岁高龄的孙毅来到话筒前，用他惯有的热情，慷慨激昂地讲起来：“我们共产党员有老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却永远不老。为了孩子们，为了祖国的未来，把个人与党的整体利益融在一起，我们就会永远感到年轻，就会得到永远不老的生命，生命的火焰，永不熄灭！”蓦然间，只见他手臂高举，话音停顿，身子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医院诊断孙毅突发急性脑出血，经过三天三夜抢救，孙老才苏醒过来。出院时，医生反复告诫他要少讲话、少激动、多休息。人们劝他：“您老岁数大了，应该休息了。”孙毅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继续奋斗，哪有停止的道理。”每当有孩子们的活动来邀请，孙老还是忍不住要参加。

  

从文化人到革命家·张采真

    霸才无命奈伤神，

    燕赵悲歌张采真；

    愁向晴空读《饥饿》，

    汉皋碧血已轮囷。

    ——柳亚子

 

　　张采真，（1905年—1030年），一名学隽，霸州策城人，中共早期的革命家、翻译家。

　　张采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在校时参加编辑《燕大周刊》，同时在《雨丝》、《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发表大量作品。主要作品有《陶渊明评传》等。1927年因翻译苏联作家赛蒙诺夫的著名小说《饥饿》名震一时。1928年张采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持编辑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次年任职党中央秘书处，1930年夏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这一时期张采真积极参加左翼文化工作，翻译、发表了大量作品，很受鲁迅先生的赏识和支持。1930年11月因叛徒告密，张彩真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12月27日惨遭杀害，时年仅二十五岁。

 

    年少才俊

    1905年3月25日张采真生于吉林省磐石县。早在他出生之前，家道早已衰落，只有一位四叔祖张旭汀在东北磐石县作幕僚，于是全家相偕随叔祖就食东北。后来他的祖父和父亲先后去世。年前后，张采真便和母亲、姐姐随同四叔祖迁回原籍霸州策城原籍居住。全家的生活和读书的费用，都由四叔祖供给。幼年时就很聪慧的张采真，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常常品味人生，从四叔祖对他母亲和姐姐的分外冷淡之中产生出世态炎凉、寄人篱下之感。

　　张采真回到河北霸县后不久即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他年纪虽小，学习成绩却出类拔萃。在期终考试中，每门功课都得100分，这在全校千余名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1922年春，张采真转学北京汇文大学预科读书。本来预科学制两年，他只读了半年就连跳两级，考进了燕京大学文理科。他选定的主修科目是西洋文学，次修科目是中国文学。由于关注社会、追求新知、酷爱文学，很快和志趣相投的大他几岁的文理科学长董绍明（后改名董秋斯）、刘谦初（此时名刘德元）、熊佛西、孟用潜等建立亲密友谊，1923年初由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燕大文学会。张采真课余参加《燕大周刊》的编辑工作。此时与之交往的还有沈从文，燕大同学司徒乔，彼此结成多年的朋友。张采真燕大读书期间的作品除发表在《燕大周刊》外，在北京的《语丝》、《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也常见他的文章和译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译作，经师友周作人、董秋斯、李天耀等校阅后，编成《怎样认识西洋文学及其他》一书，于1927年5月由北京朴社出版。

　　1926年夏，张采真从燕京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有两种：在西洋文学方面，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如愿》，于翌年３月由北新书局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如愿》时，仍然采用了张采真这个译本。在中国文学方面张采真的论文是《陶渊明评传》。这两种论文集中表现了他的文学才华，这一优异成绩使他荣获当年燕京大学颁发的一枚金钥匙。此时正在主持由庚子赔款而筹建私立孔德中学的沈尹默，由于赏识他的《陶渊明评传》，特聘他到该校任国文教员。这样一所曾吸引北京许多知名教授前来兼课的名校，能够接纳这位刚从燕大毕业的年仅21岁的年轻后生，实在是难得的荣誉。

　　

    投身革命

　　1927年初春，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长江流域，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吸引着无数知识分子南下投身革命。此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急需扩招政治工作人员。先已来此工作的燕大同学刘谦初自武汉来信，邀约张采真前来参加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张采真接信后毅然放弃孔德中学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生活，立即只身南下，穿越京汉路沿线奉系军阀设置的重重关卡，于2月间赶到武昌，投入军政治部工作。紧接着他又写信到北京召来燕大同学司徒乔（画家）加入苏俄顾问鲍罗庭办公室工作。4月，张采真随军北伐河南讨奉战役，从事战地民众工作。他在确山十一军政治部行营撰写有战地通讯《自确山》（刊于1927年5月16日武汉《中央副刊》第53号）；《战后》（刊于同年6月8日《中央副刊》第75号）等。6月上旬班师回到武汉，调任《中央日报》编辑。及至“宁汉合流”，汪精卫实行“清共”，形势突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张采真选定了跟随共产党干革命的道路。在领取《中央日报》的遣散费后，他便追随共产党员刘谦初、孟用潜等前往上海，租赁斯高塔路（今山阴路）四达里的一处二层楼的前楼合住。张采真留居上海期间，翻译了苏联塞蒙诺夫的著名小说《饥饿》，由北新书局出版。他们都靠写文章得到的一点稿费来维持生活。

　　同年10月，张采真同苏才结婚。随后两人随刘谦初奉中共中央指派到福建漳州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又于翌年春同去厦门。张采真由刘谦初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遂在福建临时省委负责共青团省委宣传部工作。他勤勤恳恳，总是默默地埋头写文章，刻写钢板，油印宣传品，不辞琐屑，任劳任怨。

　　1928年冬，张采真奉调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直接受李立三领导。第二年调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此时，董秋斯通过张采真与党中央联系，一度接办了世界语学会创办的《世界月刊》，借以发表左翼文章。张采真也运用手头掌握的经济资料撰写文章，在这个刊物上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和腐朽。

 

    被害始末

　　1930年夏，张采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到武汉从事工作。这一时期，在任弼时、关向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左翼文化工作，结识了许多左翼文人，如柳亚子等。他曾以“睛嵋”的笔名，在《创造月刊》、《语丝》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介绍奥地利革命儿童文学作家至尔·妙伦的作品《真理的城》等十篇译作。后以《真理的城》为书名结集，署名萤岚，由北新书局出版，后来这本书被国民党当局以“提倡阶级斗争”的罪名，横遭查禁。为此，鲁迅曾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中，表示了极大愤慨。

这一年的9月，中共党员宋惠和与陈谦被捕后，叛变了革命，成了国民党的武汉“铲共专家”蔡孟坚抓捕中共地下党员的左右手。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1930年9月到12月的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秦了君、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郭士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中共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市委书记陈洪周、100余人被捕牺牲。11月4日，位于汉口湖南街5号的长江局秘书机关被破坏，张采真被国命党反动派逮捕。在武汉狱中，敌人使尽威逼利诱各种手段，张采真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本色，大义凛然写下遗书，表示身殉革命事业的决心。12月27日，张采真从容就义。至此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12月27日被枪杀于监狱旁，年仅25岁。

　　

    与邓颖超的深厚友谊

　　1928年底，中央组织部设立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负责领导中央各机关支部工作。邓颖超任干事会书记，张采真与恽代英、张国虚、吴季俨为干事。在与邓颖超共事的一段时间，张采真以博达的学识、出众的文采和超强的工作能力，成为邓颖超得力的工作助手，同时张采真、苏才夫妇也与邓颖超结下了身后的革命友情。1929年张采真的女儿张清明出生，邓颖超对这个孩子十分喜爱，与周恩来商量后收做干女儿。

　　张采真牺牲时，她的妻子苏才身怀六甲，而他们的女儿明刚才刚刚一岁半。张采真牺牲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时常牵挂着苏才和孩子们。1932年春，邓颖超辗转得到从项英之妹项德芬已经在基督教北平女青年会工作的苏才的消息，并看到到了张采真一遗腹子小铁的照片后，满怀深情的写信给苏才：

亲爱的才妹，时时记念着而不能忘的才妹：

　　天天盼得看你的消息，每每见着友朋问你的行止。我的天，整整等了半年，等到今天和芬妹（即项德芬）住在一起，才知道你，尤其见着了我未见面的小铁。你想我是如何的欢跃，喜出望外呢！！

　　知道你收到我的前信，然而我至今却不能见你回来只字。这种滋味只有我们能够享受着吧！

　　说不尽的千言万语，谈不了的别后情事，才妹！从何处说起呢？好，想着什么说什么罢。

　　你近来身体可好？服务慈善事业，想你能得些兴趣与安慰。我可爱的明明（即张采真与苏才的女儿）长高了几多？可还记得她的干妈吗？未见面的小铁真胖得可爱啊！铁！愿意铁能将我们的恨锤消。望你如此这般地教勉铁与明。

　　江南春好，你最好还是和家人商议南来罢！尤其是到乡间去，于你的身体精神尤合宜。我的他已经回乡了，我因为留此好读点书，哪知天不能如人之愿，等到今天，因为经济问题无法，只好作罢，正预备着改造了！

　　才妹！望你能飞函报我回音！将明与铁的小照寄一张给我！回信请寄沪三马路浙江路福宁里陆德泰耿医生转杨凤鸣（即邓颖超之母杨振德）收即妥！

　　生兄（即余长生，项德芬的丈夫）和霞妹（即张月霞，时任中央秘书）于一月时已回家来了。他们都很好，你听着也高兴罢？

　　话是未说完，写却写不出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匆此不尽。祝你健康！请你代我吻我爱的女儿明，吻我爱而未见面的铁。并请伯父母大人的安！

　　　　　　五 姊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

　　

　　文化大革命期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张采真的女儿张清明被当成“特嫌”、“内奸”隔离审查，被“充军发配”到粤北贫困山区从事农业劳动四年多，幸亏被邓颖超发现，出面证明张清明本人的清白历史及其父母的特殊身份，才得已解脱，返回广州原工作单位，足见张采真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深厚友情。

   

中国抗战文艺的时代歌手·塞克

　　他是一位大诗人。《紫色的歌》等新诗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青年们争相传诵的时髦作品。

　　他是歌词大家。当代词坛史上，他是元老。

　　他是剧作家，《流民三千万》，被圈里人推为抗日戏剧的开山之作。

　　他是表演艺术家，中国早期的话剧《北归》、早期的电影《铁板红泪录》等名作中，他都是演主角的。

　　他是艺术活动家，从延安到北京，他都是中国歌剧界的领导。

　　他，就是塞克……　　

 

　　塞克，（1906年—1988年）原名陈秉钧，河北霸县（今霸州市）后卜庄，是我国重要的诗人、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20年代后期从事话剧电影活动时曾用名陈凝秋。30年代中期取“塞克”为名（“布尔塞维克”之缩略）并沿用终生。

　　早在20年代，他就以青年诗人的身份进入了早期的中国新文学界。1927年在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演出《南归》一剧广受好评，从此开始话剧表演生涯。后来又在上海明星公司担任演员，并在“新地剧社”、“狮吼剧社”担任领导和导演，为我国早期的电影、话剧艺术作出了贡献。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创作演出了《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同时，他也是中国救亡歌曲的重要词作者和新音乐运动的旗手之一。著名的救亡歌曲《救国军歌》、《心头恨》、《抗日先锋队》等的歌词都出于他之手。1938年，塞克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授，导演了话剧《九·一八前后》、《钦差大臣》。以后，他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还参与创作了《生产大合唱》等大型作品，其中与冼星海合作的《酸枣刺》一曲尤为著名。

　　抗战结束后直至1949年后，塞克同志先后担任热河省文联主任、全国文协佳木斯分会主任、辽北省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兼辽北学院副院长、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院长和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3年后任中央实验歌剧院顾问，后改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顾问。他的人生经历坎坷，但他始终坚持对光明的信仰，对真理的追求，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以艺术为武器战斗不懈，最终成为一个重要的无产阶级艺术家。

　　1988年11月18日，塞克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抗战吼狮

　　1935年，塞克来到抗日文艺中心——上海。一天晚饭后，他独自一人在昏暗的马路上散步，一边走一边回忆起在东北救国军的日子，不由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于是，他决定创作一首有关抗日的歌曲。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共产党还发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于是，“枪口对外”，就成了他歌词的第一句；而基于抗日战争必然胜利、中华民族必然解放的信念，他将“永作自由人”作为歌词每节的尾句。就这样，后来被称之为中国抗日救亡第一歌《救国军歌》歌词，就在散步当中孕育出来：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瞄准敌人！

    一枪打一个，一步一前进！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瞄准敌人！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第二天，塞克拿着抄写好的歌词稿，去了冼星海住处。正在吃饭的冼星海端着饭碗看了一遍歌词，连声叫好。他顾不上寻找铅笔、橡皮和五线谱纸，就立即掏出随身带的钢笔，在一个废弃纸烟盒上谱写旋律。当时，他一面端着碗吃饭，一面审读歌词。一会儿停下筷子，停下咀嚼，一会儿又用筷子敲着碗边，击着节奏，嘴里又含混不清地哼着曲调……饭吃完了，《救国军歌》的谱曲也完成了。一支风靡全国的抗战名歌，就这样在冼星海饭碗边上插上音乐的翅膀……

　　《救国军歌》创作出来没几天，上海抗日救国会就高唱着它，组织群众大游行。重庆《新华日报》的报童、“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学生们、“西安事变”游行请愿的群众、在陕北的红军都高唱《救国军歌》，呼吁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首歌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后来甚至蒋介石的兵也开始唱，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凝聚了士气。

　　“七七事变”后，塞克与宋之的、赵丹等一起参与了夏衍主稿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创作和编排；“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立了戏剧界抗敌协会，塞克被选为理事。1937年底，塞克与许多进步文艺人士来到西安，后辗转来到延安。

　　来到延安后的塞克非常善于从群众中发现创作题材，并把这些题材与抗日斗争需要相结合，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朗朗上口的艺术作品。一个偶然的机会，塞克在一个村头的空地上看到三个小孩子在表演当地的花鼓，一个小孩敲小锣，一个敲着镲，一个敲着花鼓，敲花鼓的还直翻跟头。“仓仓仓仓”锣鼓节奏很紧凑，他就按照这个节奏创作了著名的《酸枣刺》。不久塞克见到了冼星海，在一座窑洞的门前，塞克唱给冼星海听，冼星海听后很快就谱出了凝练通俗、活波生动的旋律：

    酸枣刺，

    尖又尖，

    敌人来到黄河边。

    抗日军，

    上前线，

    能打小鬼是好汉

　　这首歌很快在延安流传开来，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个小勤务员唱了这首歌，非常喜欢。同样受到人们喜欢的还有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二月里来》：

    二月里来春光好，

    家家户户种田忙，

    种瓜的得瓜，

    种豆的得豆，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在延安，塞克还创作出《流民三千万》、《突击》、《游击队歌》、《八百壮士》等一大批进步文艺作品，他的老朋友袁若水为他写诗壮志：

    雪岭冰川话旧程，

    檄文小友又纵横。

    今年不唱高粱叶，

    百万军中作吼声。

　　

    毛泽东撤岗请塞克

　　作为党外人士的著名剧作家，塞克当年是延安文化界的“四大怪”之一。他身材高大，一副名士风度，很有天分，也十分有趣。常见他叼着大烟斗，一个人溜达到山里，不是挖石头磨砚台，就是刨树根子雕刻烟斗和手杖。塞克当导演非常敬业，有时对演员的要求近于苛刻，几乎是个完美主义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有人通知塞克，毛泽东要约见他。孰料塞克听到通知后，竟把头一扭，很干脆地回答：“我不去”。问他为什么，回答是“有拿枪站岗的，不去”。好友邓发劝他说，毛主席约见是你塞克的光荣，也是我们剧院的光荣，你不能把我们的党政机关与旧政府的衙门简单类比，更不应该把我们党的领导人和旧政府的官僚类比。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决定：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了毛泽东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只好又做卫士们的工作，向他们说：我这个朋友，脾气可大啦，如果你们不撤岗，他来了一看，扭头就回去啦，你们可吃罪不起呀！最终，塞克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毛泽东，而且长谈后很高兴，回来后他还根据自己的谈话记录，向剧院的几个负责人作了传达。

　　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塞克的人品，不搞阿谀奉承，坚守独立人格，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他投奔延安是对光明、对解放和对艺术的追求，但到了延安之后，又不能接受党对艺术的干预，不能不说当时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

 

    塞克和冼星海

　　塞克和冼星海，音乐圈的人都知道，是一对词、曲的黄金搭档。《生产运动大合唱》、《救国军歌》等一大批曾经响遍中华大地、至今仍保留舞台的名歌，就出自他们的合作。两个人三度合作（冼星海出国赴法前、赴法归来后及在延安），几乎贯串了他们的终生。两位艺术家，心有灵犀，情如兄弟。唯其如此，塞克对冼星海的了解，才是独到的。

　　人们把冼星海和母亲的母子情，一直传为美谈，并有《硬顶上》一歌作为例证。冼星海的母亲黄素英老人，为了这个遗腹子冼星海，一生吃苦受累，表现出了一位母亲的伟大情怀。但在塞克的眼里，冼星海对母亲有点不尽人情，因为没把母亲接到身边安度晚年。

　　另一件事让塞克耿耿于怀的事，是冼星海要离开延安去苏联。塞克认为，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正当中国人民需要冼星海的时刻，正当冼星海从现实生活中创作出伟大作品的时刻，却要去留学深造了。从政治上讲，冼星海和当时热血青年的投笔从戎背道而驰；从艺术上说，是不走正路走歧路。事实证明，冼星海从此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再未出惊世之作。当塞克对冼星海的离去无力回天时，他痛惜极了。为此，他拒绝参加冼星海的欢送会，孤独地在延安山路上徘徊，以至这次两位艺术家的永别，没有机会说上一句祝福的话。

　　1946年，在佳木斯，塞克从一张小报上看到冼星海在苏去世的消息，他几乎要垮了。这位少小离家、三进牢房、半生流浪的铁汉，铺开一张大白纸写《冼星海挽歌》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流泪了!塞克一气呵成写了挽歌。他以“星海”之名立意，把冼星海的思想和业绩比作天上的星光，把战友的情怀和奋斗比作大海的波。这首《冼星海挽歌》，经陈紫等人谱曲后，传唱开来。

  

　　李可染说：“刘先生的画会用颜色，颜色经他一用，就会变的高雅、浑厚、艳而不俗。”这会用颜色的刘先生，便是刘凌沧。

 

　　刘凌沧（1908年—1989年）我国著名工笔重彩人物画大师。河北固安人。本名刘恩涵，字凌沧（为民国总统徐世昌赐字），童年随民间画工学画，1926年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师从徐燕荪、管平湖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在传统技法上受到严格训练。后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同时从事绘画创作，并兼任《艺林旬刊》、《艺林月刊》编辑。后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术学院。1933年至1937年任北平艺专讲师，兼任京华美术学院教授。1949年任职于民族美术研究所，次年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任中央美术学院讲师、教授等职。生前历任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名誉会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国画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刘凌沧先生一生从事中国画的学习研究，专攻工笔重彩人物画，擅长古典历史画和仕女画。先后为我国培育出黄均、范曾、刘大为、李延声、马泉、胡勃等诸多成名弟子，在我国美术界是大师级领军人物。作品有《赤眉军起义图》、《淝水之战》、《文成公主》等。出版有《唐代人物画》、《中国工笔人物画技法》、《中国古代人物画图谱》、《中国工笔重彩绘画技法》。

　　

    画工的生涯

　　刘凌沧的老家在河北省固安县南赵各庄，家里世代务农。他的父亲是村办学堂的教书先生。刘凌沧从小就得到家庭勤劳质朴的品德教育，受到文化艺术熏陶，并对绘画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刘凌沧十四岁时，其父亲突然病故，使这个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生活更加落魄。刘凌沧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辞别老母，来到霸县赵家坞，做了民间画工李东远的学徒。从此踏上了以画代耕的艺术生涯。几年下来，他像所有的徒工一样，绝大部分时间充杂役，打下手，饥寒冻饿，艰苦备尝。 但是他也因此获得了北上平津的机会，先是在天津师兄开设的油漆彩画店充工，接着又随师傅李东远来到了人文荟萃传统丰富的北平，进入当时的总统府做画工。

　　1923年，曹锟逼走了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开始在中南海总统府大兴工程。刘凌沧和师父李东远被留在工程处，为曹锟绘制“圣迹图”和《孟子历史画》，并参与了修复白海古建壁画的辅助工作。后来刘凌沧在给他的弟子讲授中国画颜料的研漂与使用时说过，他当时住在中南海，在北海万佛楼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磨颜色，打下手。每天中午为几个师傅运送饭菜，三十多斤重，返往七八里，累得汗流浃背。白天上架子干活，晚上，没有桌子，就趴在地上学画，一画就是大半夜。人困了，揉揉眼睛，再画。几年下来，刘凌沧不仅增长了见识，也掌握了民间画工世代相传的口诀与过硬本领。诸如“文人一颗钉、武将一张弓”的造型特点，“行七坐五盘三半、丈山尺树豆星人”的比例关系，“目识心记”地把握人物身份性格与冠服的手段，凭民间小说戏剧发挥创造而“主稿”的本事，大幅连续性壁画构图的“分景”方法，“一朽二落三成”的作画程序以及“七开七染”的“开脸”技法。甚至在修补壁画装銮佛像的过程中，还懂得了“道子绘，惠子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的古代民谚，接触到盛唐美术的渊源流变。刘凌沧还在仅能接触到的研磨颜料过程中“偷”技艺，掌握了各种颜料的性能和调配使用方法，使自己终身受益。故此，在中止了上述修复工程回乡之后，他已能同师傅李东远一起为北京“戴连增”、“文盛斋”等画店“攒片子”（即新画绘制）。

　　在学徒过程中才艺大增的刘凌沧，深深体会到彼时画工地位的低下与生活的困窘。若干年后，他在《旧京谈画》中沉痛地写道：他们的主要交易所，多在打磨厂的灯扇店。画扇以百个论价，最低者每百个仅是手工大洋三角。因为代价太轻，只好整天工作，精力的消耗，笔墨的勤劳，工作一天，却仍然难以维持生活。刘凌沧认为，他们之“沉沦在酷冷的画坛”，“都因环境困窘，又因学识缺乏”，“受着这畸形社会的支配”。

　　

    艺海苦作舟

　　为了增长学识，改变境遇，他决心进京深造。在同乡贾君玉的介绍下，年未及冠的刘先生再次北上京华，拜文人花鸟画家杨冠如为师。由于杨冠如的推荐和周养庵的赏识，他加入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开始在会内做文员，后来又在《艺林旬刊》任助理编辑。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是一个“精研传统，博采新知”的学术组织。至刘凌沧入会时的1926年，已集中了故都二百余名画家。除会长金北楼，副会长周养庵外，著名画家还有陈师曾、胡佩衡、王梦白、陈半丁、管平湖、徐燕孙、吴镜汀、惠孝同等多人。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学术团体中，既有陈师曾那样眼界开阔博学深思的大家，也不乏自鸣风雅的保守之士。这使刘凌沧在西方现代派美术兴起之初，便在深入比较中揭示了传统文人画的超前价值。但由于刘凌沧出身画工，所以即便虚心求教，许多人对他也颇为冷淡。

　　有位前清内务府大臣，看过刘凌沧先生的作品后，毫不客气地说道：“画得不错，就是俗气！”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意气方遒的刘凌沧。

　　在刘凌沧加入画会之初，虽也广取博收，但由于学画的经历所致，更感兴趣于当时仍活跃于画坛的一批前清如意馆画师之作，向他们学到不少本事。但得到了“俗气”的批评之后，他开始思索何者为雅，何者为俗，为此大量阅读各种国画著作，把自称雅人高致的文人画与工匠作品反复比较，同时请教杨冠如先生，一再琢磨，终于豁然开朗。他清楚地看到，所谓画工画亦即人们所说的“作家画”，它自古以来便被视为文人画的对立面，然而作家画与文人画各有优长。后来他著文指出：其实文人画和作家画各有千秋，偏重任何一方面都失之偏激。文人画和作家画，前者富于文学的修养，技巧的造诣稍逊。后者的技术纯熟，学识往往不及前者。文人画的特色在于富有诗的情调，多是发挥文学的蕴藏，写出自己的个性，富有清新的趣味，但每于“兴之所至”是抒发感情的东西。作家画和文人画异趣之点，清新的成分稍差，却是画道流传的正宗。他们富有绝顶的天资，更有真实的功力，形成一种有规律的技术，如繁复谨严的历史画、细入毫发的楼阁画，文人画家只能望而却步。这又非写胸中逸气的一派所能办得了。

　　由于他在比较中形成了不随人耳食的真知，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便以坚定的信念，从两方面去努力了。一方面，他坚持了画工画即作家画的长处，致力于创作一件“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重大历史画。在伟大革命先行者孙逸仙的灵柩移往中山陵后，他以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画成了人物众多、规模浩大、实景实情、庄严肃穆的《孙中山先生奉安行列图》，赢得了舆论的重视。另一方面，他亦痛感自己的有才无学而发愤读书，力图囊括文人画的优点。为了提高技艺，也为了扩大文化修养，决意在当代新开设的美术学府中系统学习。

　　1928年，二十二岁的刘凌沧进入国立北平艺专深造，彼时的艺专，名家济济，师资水平很高，校内设有国画系与西画系。国画系的教学虽沿袭着师徒相传的老方法，但教师多有真才实学。次年，又值徐悲鸿执掌校事，提出了“创作有生气的中国画”的号召，并力排众议地聘请出自“大匠之门”的齐白石为教授。如众所知，徐悲鸿绍述了康有为的艺术思想，而康有为则高度肯定宋代工匠画家的“精于体物”。这无疑影响了刘凌沧先生对传统的选择。从此，他在提高文化素养的同时找到了艺术的精进之路，这便是以“精于体物”的作家画为体，以富于诗情韵致的文人画为用，以管平湖、徐燕孙为师，主攻工笔重彩人物。按照徐燕孙的指授，他学习唐代人物画的豪迈与宋代人物画的精致。遵从管平湖的教导，他不矜才使气，力忌草率从事，一张画稿，必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直至形象准确布置妥贴为止。此时，他又得到了一次研究传统的机遇，即受古物陈列所所长周养庵之命，临摹故宫文华殿的宋元名画，课内外学习的结合，使他的欣赏水平与创作能力大有提高，已能化古为我，集诸师之长了。

　　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叶，他推出了《文姬归汉图》等一些引人瞩目的优秀作品，开始成为跻身于名家之林中的著名青年画家，并接连执教于北平艺专与京华美专。虽然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学问与艺事又有了新的发展。

　　

    声名鹊起时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刘凌沧花了两周时间绘制了表现中山先生灵柩南移中山陵情景的《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行列图》，当时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刊载了此图，美国《亚西亚》杂志等国外报刊也予以转载，在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的条件下，能够用绘画的形式形象的记录和反映这一重大历史题材，无论史学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弥足珍贵。

　　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凌沧的工笔人物画已十分成熟，取材多为历史故实、文坛佳话，画法除汲取三十年代初叶绍述、陈洪绶的一组《仕女》、《高士》外，而且以徐（燕荪）、管（平湖）为本，上溯唐宋，亦兼及明清，形成了精严中富韵致和潇洒中见良工的风貌。前者如《京妃画眉图》与《蕉阴仕女》，后者如《蝉声拢午》与《斜倚栏杆》，人物传神于一颦一动，绘景得情于亦写亦工，笔法于飘洒中见谨严，设色在绚丽中求典雅，布局疏而有致，密而不塞，更擅于把民间画师的画内功夫与文人画家的画外情致结合起来，并且融合唐画的单纯绚烂，宋画的周密精致，元以后画的秀逸细丽，集前人之大成，取得了典雅生动而颇富韵致的效果，从而在工笔重彩人物画中独树一帜。

　　刘凌沧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之后，在徐悲鸿的鼓舞下，以发扬民族传统借古开今的热情，深湛的传统根基，得到了根究传统精华的机会。他多次奉命承担古代优秀壁画及绢帛画精品的临摹复制。除去敦煌壁画之外，他先后曾亲赴现场临摹白沙宋墓壁画、唐章怀懿德太子墓壁画、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马王堆西汉帛画和战国人物御龙帛画。这些考古精品的新发现、发掘，涌现出大批地上壁画和地下文物，丰富了刘先生的教材，扩大了创作源泉，在他的作品里，古代人物呈现了新的面貌，自从解除了永泰公主墓的宫女群像，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口角眉间似友情”的唐代美人儿。也加深了他对民族民间优良传统的理解，使得他的人物画创作参以美院多年倡导的写实画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他除去课堂示范重绘旧稿的课徒之作以外，主要致力于历史故事画与历史人物画的研究，或描绘重大的历史事件，发前人所未发；或者塑造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人物，振奋爱国精神；或者描写有益于国际交流的史实，推动改革开放；或者表现脍炙人口的文坛故事，丰富观者心神。其中《赤眉军无盐大捷图》、《西园论艺图》、《文成公主》、《淝水之战》、《天宫图》、《文君抚琴》、《襄阳大捷》、《阿部仲麻吕来华学经图》，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

　　从艺术表现上看，这一时期的新作品主要是增强了气势与力量、庄重与浑穆，由秀转雄、由工趋放，由讲求图式化的笔法韵律美与设色装饰美的统一，走向了写实形象写意笔法与装饰色彩的结合。

　　从大量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品还可以看出，先生进入暮年之后，刘先生画于生宣纸上的小写意或工写结合的作品占了相当比重，时而亦以白描作写意人物画稿，后者信手拈来倍极生动，已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桃李自成蹊

　　三十年代初，二十几岁的刘凌沧就已蜚声京城美术界。1933年，刘凌沧同时受北京艺专、京华艺专、北京美专的邀请，分别担任讲师、教授之职，从事绘画教学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刘凌沧一度中断教学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刘凌沧重登讲坛在北京艺专（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刘凌沧自二十六岁登上美术讲坛以来，为中国画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著名的工笔画大师潘絜兹、黄均，已故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恩聪及著名画家范曾、刘大为、李延声、马泉、胡勃等，均受教于刘凌沧先生；其他许多学生也早已名列教授，弟子成群。

　　为人师的刘凌沧深受学生们的爱戴。1983年，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发起学生评选模范教师活动，没有院长提名，没有各系主任参与意见，民主投票结果，名列榜首的人选便是刘凌沧。他所以备受历届学生爱戴，因其亲近质朴的教学作风。有一例足以证明。1962年，当时他计划指导一位学生的毕业创作，那位学生便是今已声名籍甚的范曾。彼时他只有二十三岁，年少气盛，个性极强，在远涉沙漠收集完创作所需的历史文物资料之后，他为了排除一切干扰，乃学起了六朝时代的顾恺之，在顾氏“结构层楼，以为画所。登楼去梯，妻子罕见”的启发下，把自己反锁在画室中，偶尔出入均靠越窗，有人叩窗一律断然谢绝。一日，已闻此事的刘凌沧不待范曾请益，便主动来画室指导创作，频频叩窗，仍无回应，最后乃自报名号，范曾始出迎接，正苦于找不到开门的钥匙，刘凌沧却笑容可掬地攀窗而入，当时他已经年近六十了。他以可贵的人格魅力和虔诚的艺术信仰，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了众多的学子、晚辈。

　　晚年的刘凌沧潜心学术研究工作，为了密切配合教学，集中于中国画的理法的阐述，凡中国画的造型观、构图法、形式美、人物画法技法演变，都著有专文。

　　刘凌沧先生不仅是一个精于传统的人物画家，也是一名学兼中西的绘画史论研究家，更是一位循循善诱的教育家。在近七十年的艺术生涯和先后四十余年的教学中，他致力于民族民间绘画传统的鈎玄抉微，将对中国画优秀遗产的研究和探索，充实中国画教学中，不仅创作了一批精致而妍雅的人物历史画，而且与任教同道携手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国画名家。

一代国学大师·张中行

　　“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羡林

 

　　张中行，（1909年—2006年），原名张璇，学名张璿，字仲衡，（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后因名难认，以字的简化“中行”（《论语》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行世。河北省香河县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国学大师。

　　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农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直至1997年，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20世纪80年代张中行以古稀之年开始散文创作，先后出版专著《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诗词集《说梦草》及回忆录《流年碎影》等。晚年的这些作品，使张中行先生成为二十世纪末学界瞩目的文化老人。

　　2006年2月24日张中行因病逝世。

　　

    三段婚姻

　　张中行17岁时由家庭包办与一个为农村女子结婚。张中行妻子是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其妻也没一句怨言。

　　1931年春，十七岁的杨沫因反对包办婚姻来到北京。当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经人介绍与杨沫相识，在张中行的眼里，那时的杨沫“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后来经张中行介绍，杨沫到香河教书。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幸福。杨沫很快就怀了孕。当她把消息告诉张中行时，张中行却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张中行极为不满。后来，据张中行对女儿徐然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

　　后来杨沫决定去小汤山妹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中行没有去送她。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孩子生下十二天后，杨沫把孩子留给奶妈照看，自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

　　后来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感情不和离婚，杨沫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五十年代，杨沫创作的《青春之歌》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当时人们崇拜的的进步青春偶像，她的对立面，尽人皆知就是那个自私、落后、钻故纸堆的前夫余永泽。当时，有人认为小说借“余永泽”的形象影射张中行。杨沫也曾经对张中行解释，说《青春之歌》是小说。张中行说:“我知道是小说，我不看。如果我写，就不这样写。”

　　“文革”中，北京市文联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张中行写道：“杨沫同志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思想，并有实现理想的魄力。”落实政策后，杨沫了解了此情，激动地给张中行写信：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并让他们惟一的女儿徐然给张中行送去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纪念。尽管徐然在中间牵线，两人间仍是恩怨情仇难解。杨沫的儿子老鬼曾经写过，他们每次见面都会吵起来。并且几次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没有参加追悼会。据悉，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年张中行与杨沫分离后，张中行经人介绍认识了李芝銮。李芝銮与张中行同岁，是河北白洋淀一带的大家闺秀。初见面时她就短发，大脚，识字，性格内向温婉。他们于1936年结婚。李芝銮人品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她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张中行说他与夫人李芝銮的婚姻不属浪漫，夫人的感情以及表现完全是旧时代的，嫁谁，护着谁，甚至舍己，感情中没有火热到总想抱着卿卿我我，反觉得是一种宁静，这样也就不会感到他们之间有感情的衰退。

　　

    负暄琐话

　　上世纪80年代，张中行以古稀之年开始散文创作，很快成为文坛“新人”。

　　那时的张中行在经历文革下放生活后，重回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在当时的单位宿舍有张中行的一个床位，每周有几天他在办公室看稿审稿，复信查资料，就住在宿舍，并不写文章；另外几天回家，挤住在北大朗润园内二女儿的小小蜗居。最初的篇目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每个星期回去，总有一篇文章完成。张中行写文章不用起草，一气呵成。写完再看一遍，也就是改几个字就可以完成了。

　　《负暄琐话》写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六十余篇，集为《负暄琐话》，于1986年出版。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因而笔下总是轻松中含有严肃，幽默中含有泪水。出版以后，国内外报刊曾发表多篇评介文章，认为作者有卓识和深情，以行云流水、冲淡自然之笔写今世之《世说新语》，描画“逝者如斯”而寓悲悯人之怀，惜古怜今之趣，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近年所罕见。

　　作家张厚感后来谈及这本书：“《负暄琐话》出来后一鸣惊人，文笔、取材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开始我们也讨论，张中行句法很精炼，章法很不精炼呐，弯弯绕，兜来兜去，怎么回事啊？从远的讲到近的，又从大的方面讲到小的方面……后来慢慢体会到，《负暄琐话》就是一帮老头子在墙边晒着太阳聊旧事，唠叨得有味，不唠叨就不像了。”文学家李世中说:“喜欢他的人，就喜欢他的唠叨，不喜欢的就骂他是烦琐哲学，不知所云。‘唠叨’这个话题，很多人也跟他说过，张中行只是笑笑，并不在意。”

　　1988年秋日起，作者又写此类文，以人、地、事、意为次，得辜鸿铭、张庆桐等五十余篇，集为《负暄续话》，于1990年出版。出版以后，仍有不少读者视为爱读之书。其后，作者仍写此类文，积稿渐多，集为此《负暄三话》，内容及格调与琐话、续话相类。

　　此后十几年里，张中行先后出了十几部令人称叹的著作，著名的有《禅外说禅》、《顺生论》、《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等，被称为“杂家”。 那时张中行仿佛是一件尘封已久的文物，一下子被发掘出来，熠熠闪光，读书界掀起了一股张中行热。那时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他的“负暄三话”，一时可谓洛阳纸贵。张中行的突然走红也是读书界的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时他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用“大器晚成”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做了上下两集《张中行》，片中白岩松说:“北京街头，读不读张中行，仿佛是检验一个人文化水准的标志。”

　　

    大师情怀

　　用“大器晚成”来形容张中行，其实并不合适。张中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凭着过硬的古文功底考入了当时青年学子神往的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入主沙滩红楼，先后师从多位名家学者，诸如熊十力、周作人、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等人都做过他的老师，并与吕淑湘、叶圣陶等许多文人学者过从，一般人一生中有一个名师或者与一二名家来往就已十分幸运，而他有幸接触的名家可以排出一串长长的名录，光是他在《月旦集》中提到的那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学者教授就令人欣羡不已。近朱者赤，北大红楼的求学经历自然也使张中行先生获益匪浅，他涉猎广泛，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解放后，他从事出版和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多部专著，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并在佛学和和其他方面也卓越有建树。但即使像他这样不求闻达，谨言慎行的人，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于十年放逐的命运，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达观的天性。

　　张中行从事散文创作时，已近米寿，可谓历经沧桑，繁荣阅尽，世事早已如浮云。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可以无羁无绊，真正信马由僵，道己所欲道。因此他的文章不拘形式，没有拘泥，真正是“我手写我口”，自然率真可以说是张老散文的最大特色。张老一生读书万卷，阅人无数，文章视野开阔，纵横捭阖，信笔写来，涉笔成趣，不讲章法也许是其散文最高章法。

　　张中行一生身世曲折，兴趣广泛，博览群书，阅历丰富，性格超然，这些都反映到他的文章中来。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用来形容张中行先生是再恰当不过的。他是个真正的智者，中国人讲究写好文章要具有才、学、识，而张中行可谓集三者于一身。他是个通人，所以文章如行云流水，似一个老者娓娓自语，又时见真知卓见。许多事他不仅是过来人，而且是参与者，因而他的文章常常为我们画出一幅活的历史。他生逢乱世，经历若干朝代，一切于他如浮云，所以，他比其他人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清。

　　读张中行的文章，如同听智者聊天。他不掩饰，不回避，骨子里时时露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真面目来。谈古论今，臧否人物，即使是他的师长故人甚至年轻时的恋人，也毫不文饰，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见出他的真性格。诚如此，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季羡林先生盛赞他：“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曾经的话剧皇后·叶子

　　“回首人生难免有花开花谢之感，不过也没什么可悲观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这一生，与其说爱花不如说我爱美，爱美好的事物、爱美好的感情、爱美好的人生。爱美并给人留下美，我以为这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是这样做的。希望人们能够欣赏美，并给后人留下美。”

    ——叶子

　　

　　叶子，（1911年—2012年）女，原名叶仲寅，河北大城县人，现代著名话剧演员，抗战时有“话剧皇后”之誉。其夫熊佛西是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上海话剧学校首任校长。

　　叶子从事话剧表演事业80年，是新中国话剧事业功勋卓著的元老之一。建国后曾在老舍的剧作《龙须沟》中扮演丁四嫂，先后塑造了《日出》中的翠喜、《北京人》中的思懿、《明朗的天》中的宋浩先等性格鲜明、形象各异的人形象，深受观众喜爱。《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是叶子在舞台上塑造的最后一个角色。2012年8月26日，叶子在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话剧皇后

　　叶子出身于高级职员家庭，1928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参加进步演剧活动。30年代初，年轻的叶子从师范大学毕业，她明确表示将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到舞台上去演一辈子的戏，她因此在精神上与父亲“决裂”了，也成为了家庭的“叛逆者”，并偷偷报考了在南京刚刚创办起来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剧专的校长是戏剧教育家余上沅，手下有一支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应云卫、马彦祥、王家齐、陈治策、程砚秋、欧阳予倩、田汉、李健吾等等。余上沅提出表演要“以假当真”；马彦祥讲授“戏剧的目的是为人生，为大众”；田汉更是强调“戏剧应该直面社会，分清是非曲直”。这些人的艺术观念对叶子在后来艺术上的发展起了及其巨大的影响。

　　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后，应云卫邀请叶子到上海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子选择来到武汉的“怒潮剧社”，并出演了阳翰笙的《前夜》，并与凌子风一同在广场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强烈感受到话剧对现实的批判力量。

　　1938年，叶子撤到了抗战的大后方重庆，见证了中国话剧历史上著名的“雾季演出”，与赵丹、张瑞芳等一起出演《全民总动员》、《中国万岁》、《自由和平而战》等抗战题材的话剧。第二年，叶子应邀来到了成都，受聘于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参加学校附属的表证剧团，后又协助熊佛西编辑出版《戏剧岗位》。这期间，叶子接演了许多名家作品，比如田汉的《名优之死》、杨村彬的《秦良玉》等等。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叶子在成都的话剧事业被搁浅，于是，应欧阳予倩之邀，她又来到桂林。从焦菊隐的《明末遗恨》、曹禺的《北京人》到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正是在桂林，叶子收获了话剧事业的高峰。1944年她在“西南剧展”会上扮演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受到好评。据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回忆，“当时家喻户晓的男演员是黄世海，女演员就是叶子，无论是演戏的数量还是质量，叶子都是最出色的。”

　　叶子为中国的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抗战戏剧演出的“话剧皇后”。

　　

    劳燕分飞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叶子由于过度劳累，体重竟然只剩下了40公斤。为了要不要继续坚持演戏，叶子时常和熊佛西发生矛盾，有时还争吵得很厉害。

　　一次，叶子困惑地说：“现在孩子老生病，苏州来的保姆又语言不通，让人着急的事这么多，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熊佛西不以为然地说：“我早就不止一次地和你说过，你不要再演戏了！可你就是听不进去。现在生活完全安定下来了，有了家庭就需要有家庭主妇，于理于情你都应该担起这个重要责任来。”“你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善于理家嘛。”“这根本不是理由，不会可以学。”叶子连连摇头：“我实在是不愿意放弃演戏的生活。”熊佛西满脸的不满和愤怒：“我看，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时我说，趁着你年纪轻我会尽量满足你演戏的要求，将来家庭安定下来，再有了孩子，你可就不能再演戏了。”叶子顿时沉默了，因为她此时才真正了解到丈夫的真实想法。熊佛西挥着手，斩钉截铁地说：“我明确地告诉你吧，演戏和理家是不可能两全的事，二者你只能取其一！”

　　叶子完全处于矛盾当中，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经过与父亲决裂、与家人反目，作出巨大牺牲才得到的演戏权利，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况且自己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话剧界大牌明星，离开舞台就会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她又想到――熊佛西是个大教授、大导演，工作忙、事情多，每天来往的朋友川流不息，应酬很多，确实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里里外外料理这一切。经过反反复复的认真考虑和激烈斗争之后，叶子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演戏，放弃了家庭，带着不满３岁的儿子，离开丈夫熊佛西，从上海回到北京。

　　

    情系北京人艺

　　1949年，回到北京的叶子，参加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组建工作。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在北京人艺，叶子担任过艺术委员会委员、演员队队长。在建院初期，叶子还将梅阡、董行佶等人请来剧院工作，还提议通过考试把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英若诚等一批优秀人才招进剧院，这些人都成为了优秀的艺术家。1953年叶子受党组织之托，利用自身威望和影响请来焦菊隐先生，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了老舍的新作《龙须沟》，并一炮打响。《龙须沟》走进了中南海，毛泽东主席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龙须沟》中，叶子以真实、质朴的表演和鲜明的性格，出色地创造了劳动妇女丁四嫂，被龙须沟区的群众推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此后，她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以其丰富的舞台实践和高超的表演艺术技巧，先后扮演了《日出》中的翠喜、《北京人》中的思懿、《三姐妹》中的大姐等一系列舞台人物形象。1966年因病告别舞台。1986年参加电视剧《钟鼓楼》的拍摄，任海奶奶一角，获得好评。

　　和许多知名作家、诗人、戏剧家、学者都成为很好的朋友，包括茅盾、田汉、柳亚子、欧阳予倩、徐悲鸿、骆宾基、郭沫若、老舍、曹禺等，这些人对她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叶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委员、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北京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她80岁耄耋之年，还关心、关注于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写下了《话剧艺术实践中的几个问题》、《人物形象创造的研讨》等理论文章。

　　

    百岁寿星

　　2011年5月24日是叶子百岁生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送来花篮和寿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都发来恭祝叶子百岁寿辰的贺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鲁炜代表市委、市政府专程到家中看望，表达了党和人民对叶子的敬重和关爱。

　　2012年8月26日凌晨6点，中国话剧界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有话剧皇后之称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叶子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隆福医院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著名导演徐晓钟这样评价叶子：“叶子经历过时代的磨练，艺术修养全面，创造个性鲜明，艺术成就卓著，她所塑造的舞台形象，既蕴含深厚的历史和生活底蕴，又有浓郁的表演艺术魅力，她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大家。”

  

玉雕工艺大师·潘秉衡

　　潘秉衡（1912-1970），别名玉饕，河北省固安县人，号称“北玉四怪一魔”之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潘秉衡年少随父到北京学徒。建国后曾任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他在数十年的玉雕实践中发展了“薄胎技术”，并首创了玉器“压金银丝嵌宝”工艺，被称为“金镶玉”。他的作品不仅长于造型，而且精于装饰，品种繁多，作工精湛，被誉为“东方瑰宝”。 1962年潘秉衡举办个人琢玉艺术展，首开手工艺人个人专题展览先河。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共同编辑出版《潘秉衡琢玉画稿》二册。其代表作有“珊瑚黛玉戏鹦鹉”，“俏色玛瑙嵌宝蚌佛”，“珊瑚六臂佛锁蛟龙”，其组品不仅被列为国宝，而且被法国巴黎卢浮宫、美国费城博物馆、日本日本名古屋博物馆珍藏，为世界艺坛所瞩目。

　　

    “四怪一魔”之首

　　潘秉衡12岁离开老家固安，随父亲来到北京。当时他父亲在鄂王府当差，潘秉衡在鄂王府里有机会看到那里收藏的玉器，很喜欢。14岁那年他到“剘宝斋”做学徒，拜店里的吴梦麟（外号吴聋子）为师，经过“三年另一节”，先打杂，然后才“上凳”学艺。那时候他还随清末如意馆画师郑一珂学过画，随象牙雕刻师王彬学过牙雕人物设计。

　　上世纪40年代，北平（今北京市）的玉器行里就有“四怪一魔”之说，指潘秉衡、何荣、刘德盈、王树森以及刘鹤年。潘秉衡因为技艺精湛、全面，风格独树一帜，被推为“四怪一魔”之首。

　　潘秉衡“怪”，体现在他的玉器作品善于创新、能够标新立异。过去玉器行里有“一脚活”的说法，指的是一个磨玉师一辈子只做一种题材。但是潘秉衡在技术上很全面，多才多艺，涉足的品种极广，器皿、人物、动物、花鸟虫鱼无所不精。他常说玉料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就是行里说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艺”。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一位老师傅用一块两边颜色有深有浅的玛瑙料雕了一只乌龟，被潘老师看见了。他把料立起来，龟壳做成蚌壳，里面一块白色的底，用俏色手法把它做成一尊佛像，最后完成了《蚌佛》，佛手里还托着一颗珍珠，挺漂亮的。这一下就把好料给亮出来了，周围的人看后都称赞潘秉衡是个“艺术虫”，是个雕玉的天才。

　　潘秉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曾在辅仁大学旁听过，对古典文学很熟悉，这是其他老艺人所没有的。他还擅长画画，也是一般玉工不具备的。他的画主要是人物和动物的白描，《潘秉衡琢玉画稿》就是他把自己平时做的活用白描画下来的作品集。

　　

    玉雕成就

　　潘秉衡的玉雕作品非常善于借鉴青铜器的器型，特别是那种庄严感，做成的玉器挺大气的，表现出北京玉器特有的皇家风格。他在传统基础上改良和创新的“压金银丝嵌宝”工艺成为其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潘秉衡轻易不用“压金银丝嵌宝”工艺，他认为用它得有理由，往往是针对器皿做薄以后呈现出来的瑕疵才用。比如玉料由里往外带出了“窝心绺”，潘秉衡就会根据绺的形状把金银丝给压上，勾出唐草花、缠植莲，就看不出绺了。可见潘秉衡不但能把工艺用精，而且还善于用工艺手段弥补材料的先天缺陷，使工艺具备了更深的功能意义。潘老师的薄胎玉器也很有成就，他设计的白玉《薄胎番作炉》造型带有阿拉伯风格，胎掏得很薄，掏到一定程度他发现那块白玉的质地有点“发闷”，便在胎壁外巧妙地“上花”，准确表现出纹饰，使胎壁呈现出光润的质地。

　　潘秉衡雕琢玉器很讲究“俏色”。在雕琢玉器的过程中，有“一绝、二俏、三花”之说。一处俏色叫“绝”，有两处就是“俏”，要有三个地方俏色就叫“花”了，花就不太好。潘秉衡作过一件手拿双剑的《白娘子盗仙草》，磨着磨着脸上出了一块黄颜色的瑕疵，他顺势就做了一朵灵芝，咬在白娘子的嘴里。要一般玉器师傅可能就想辙磨掉了，而潘秉衡的处理既能避免瑕疵干扰，又让人物的动势、神态与故事情节相结合，协调自然。

　　上世纪40年代以后潘秉衡专注于玉器人物创作，50年代中后期是他的玉雕人物创作的盛期。这一时期，他的玉雕《晴雯理妆》、《宝钗扑蝶》、《四美图》等代表了其玉雕创作的最高水平，特别是他创意和设计、八级玉工刘鹤年精心琢磨、历时6年完成的红珊瑚作品《锁蛟龙》，堪称绝世奇珍。红珊瑚很珍贵，比玉软，硬度只有四、五度，属角质，本不适于琢制活环链子，但是潘秉衡巧用珊瑚原有的枝杈形状，打破了以往的禁区。那条龙是用菩萨头上的一段珊瑚枝雕成的，链条由菩萨身体前面多余的部分雕成，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琢牛布毛

　　潘秉衡能够掌握玉器雕琢的整套工艺，从相玉设计到划活儿，再到琢磨、碾磨、抛光，他样样全行，甚至有别的玉师雕坏的玉料，到他手里也能修成价值不菲的艺术珍品。

　　1931年，一家玉器铺买了块碧玉，找了家玉器作坊给琢磨成“碧玉牛”。活儿快完了，琢玉的师傅稍一不慎将牛的后腿由大胯处折掉。玉器作坊的掌柜傻了眼，这可怎么向玉器铺掌柜交待。他急忙找潘秉衡出主意。潘秉衡考虑后说：“我让你这掉腿的牛更值钱！你把掉腿牛搁在我这儿，半个月后来取。”玉器作坊掌柜的将信将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折了腿的“碧玉牛”放在了潘秉衡那里。

　　半个月后，玉器作坊掌柜如期来取“碧玉牛”。潘秉衡拿出修好的玉件儿，玉器作坊掌柜的一看惊呆了：这牛不但腿长上了，还浑身布满牛毛，修补得天衣无缝，琢雕得栩栩如生。当他向玉器铺交活时，玉器铺掌柜多给他加工钱二十块现大洋。而玉器铺则将其充当乾隆作珍品出售，售价高出十倍。之后，玉器行里便有了潘秉衡“琢牛布毛，升值十倍”之说。

 

现代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

　　李少春（1919年—1975年），河北霸县（今霸州市）人，出身梨园世家，工武生、老生，京剧李派艺术的创始人。其父李桂春（艺名小达子），多才多艺，善于创新，是著名的现代京剧南派艺术大师。

　　李少春自幼在家中受到艺术熏陶与严格的庭训，逐渐养成良好的艺术气质。1931年他从上海赴天津，1932年正式登台演出，后返回上海。1934年仅十五岁，在上海与梅兰芳同台合演《四郎探母》，得到梅兰芳的称许和观众欢迎。 1937年李少春在天津演出，声誉大起，一跃成为头牌演员。1938年拜余叔岩为师，使自己的表演艺术得到了飞跃发展。李少春驰骋于北京、天津、上海的舞台上，是一位文武全才，不可多得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其代表作品有：老生剧目《战太平》、《定军山》、《珠帘寨》、《断臂说书》、《红鬃烈马》等；武生剧目有《挑滑车》《战冀州》《恶虎村》《三岔口》等。常演猴戏有《水帘洞》《闹天宫》《智激美猴王》《五百年后孙悟空》《十八罗汉斗悟空》等。新编、改编之代表剧目有《野猪林》《响马传》《将相和》等。现代戏有《白毛女》《红灯记》等。

 

    师承名门

    李少春出生在梨园世家，称得起是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李桂春是能演河北梆子和京剧的著名演员，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善唱善做。李少春七岁从师沈延臣练功，十一岁又请名师丁永利、陈秀华到家中指导正式练功学戏。李少春十分刻苦，无论寒暑，每天学、练十三四个小时，他虽然不曾进过科班，但由于家中督责严苛，倍长辛苦，终于练出深厚功底，练就一身功夫。李少春小时候在上海，随他父亲李桂春唱戏，主要是参加到李桂春演唱的连台本戏里扮个侠客、偏将，专演武打。这些武打要求功夫深，打得猛，而且要求花样翻新，与众不同。李少春就和他的弟弟李幼春一起研究，精心设计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武打，这为他后来的创造人物和表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李少春的文戏宗余（叔岩）。他从小就崇拜余叔岩，常听余叔岩的唱片，还经过余派的教师陈秀华的教授，唱文戏从来就有余味儿。后来李少春拜在余叔岩门下，正式成为余叔岩的弟子。拜师以后，头一出学的是《战太平》，余叔岩真教，一点一点地示范，一点一点地说，哪儿的“范儿”，哪儿的劲儿，都给说到了；李少春也是真学。余叔岩习惯中午十二点多起床，两点多才吃“早点”，说戏总要到夜里一两点才开始，李少春从不觉得辛苦，只是一门心思地学。余叔岩亲自教了李少春三出戏，第二出是《定军山》，第三出是《宁武关》，有了这翻三出戏，李少春的须生唱功就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李少春学余，但不拘于一格，他根据人物的需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抗战时期，李少春与袁世海等排演了《文天祥》，李少春饰演文天祥，袁世海前演贾似道，后演伯颜。在文天祥金殿斗贾似道这场戏中，根据人物、剧情，如果完全按余派讲求四声、韵味的念法，不能充分表现出那种激烈、紧张的情绪。少春反复推敲了文天祥的人物性格和他当时的思想感情，在念法上采用了麒（周信芳）派的东西，他又不全用麒派，而是在余派念法的基础上，吸收麒派中的斩钉截铁、激昂慷慨的特点，融进麒派的东西，但又不失余派的本色。

　　李少春戏宗杨小楼，杨氏被尊为“武生泰斗”。他没有赶上向杨小楼学戏，其杨派戏是专教杨派武生的教师丁永利教的。李少春深得杨派真传，唱念做打功力深厚。1947年，他在上海跟程砚秋搭班唱戏，程砚秋赞叹说：“我唱了这么些年，跟我配《红鬃烈马》的，还没有一个能在前面唱完《两将军》，后面接唱薛平贵的。”这年年底，李少春重拍《野猪林》，他多次拜访曾和杨小楼一起出演过此剧的郝寿臣，虚心向其请教。郝寿臣把当年他和杨小楼演出的经验倾囊传授，使得李少春这出《野猪林》一炮而红，在上海、无锡、南京连演两个多月，卖座不衰。

　　

    大师的爱情

　　李少春的爱人是著名京剧演员侯玉兰。侯玉兰本名侯景兰。自幼在家学戏，带艺考入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后改名侯玉兰，师从何喜春、律佩芳学青衣，后专攻程派戏，她经常向程砚秋请教，把她学过的一些传统戏，请程砚秋加以规整，使她在学习程派方面有很大进步，人们呼之为“女程砚秋”。与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并称为“四块玉”。

　　说起李少春与侯玉兰的爱情，也出现过一些波折的故事。年轻时的李少春衣着入时，作派潇洒，模样出众，思想也不落俗。他初识侯玉兰时，侯玉兰还在北平戏曲学校学戏。那时李少春对侯玉兰是一见钟情，而侯玉兰却与同班同学、唱武生的傅清威已经相处得不错。

　　李少春眼见这事有些难办，这时他的好友李宝奎巧用一计，安排在李少春在长安戏院出演《洗浮山》，并让傅清威客串扮演黄天霸，又特意给侯玉兰一个面对上场门的楼口包厢，让李少春和傅清威比试给侯玉兰看。李少春的身材扮相武功，完全把矮胖臃肿的傅清威比没了。演罢这出戏之后，侯玉兰同傅清威便逐渐地疏远了，李少春与侯玉兰也就从此明确朋友关系。

　　李少春、侯玉兰婚事定了，不料却另生枝叶。天津意租界，有个王姓银号老板家的小姐，特别迷恋李少春。谁曾想，巧事还真凑在一块了。李少春父亲李桂春好赌，不论麻将、牌九、沙蟹、马场、回力球，五花八门，一概来者不拒。俗话说：久赌无赢家，日久天长，李桂春便欠下了无数赌债。无形中，都有银号的王经理给接济了。所谓接济，就是只给他付赌账，不要他还债。有一次，李桂春又向王老板开口通融，王老板的脸上显出难色，闲言闲语，讲来讲去，不觉将话锋转到他女儿对李少春的倾慕上。李桂春怎地不明白，他为旧赌账新赌本，慨然允诺了这门亲事。李少春听见这消息，觉得十分为难，便找机会与王小姐面谈。谁知王小姐不以为然，坦率表白，只要李少春同她结婚，其它的事她一概不管。李少春事父极孝，只得答应与王完婚。侯玉兰那边，虽与李少春情深意笃，也不愿和李少春草草走到一起，便搭班奚啸伯，演红了程派青衣。只因情事失意，心绪不佳，一度辍唱，青灯礼佛，好好一个女孩子便给毁了。

　　李少春听到这一切，匆忙从上海赶回北京，对侯玉兰温言暖语抚慰，遂金屋藏娇于北平东城苏州胡同。他一人担起内屋外室的生活，加之供奉岳母家的鸦片烟费和父亲的赌资，日子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这一段他苦得不行，除了拼命唱戏没有别的法了！ 他常对人苦笑道：“不成啊，包银的定金，都让老爷子使了，不去不行；这等于一半还账，一半赚钱。” 　　

　　

    美猴王

　　舞台上的李少春是一位天才全能的表演大师。他不仅文武老、红生戏有极高成就，还善演西游记系列剧木，在舞台上成功塑造了孙悟空美猴王的形象。

　　1950年后，李少春年年出国公演，当年为打开民间外交，开拓文化交流做了很多贡献，而公演节目最多的就是“美猴王”。那时国内外许多报刊的评论极高，共同一点就是称赞李少春演的是真正的美猴王，是“齐天大圣”不是普通的小猴子。李少春演出的“五百年后孙悟空”描写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历经五百后，唐僧取经解救了他同去西天，当孙悟空从五行山下被救出之后，那抑制不住的兴奋，好精彩的翻扑，猴子混身搔痒，他边扑翻边挠痒，真实精彩，唐僧见他赤身，要他穿件衣服，好戏来了，李先生的猴子怎么也不会穿衣服，一会穿反了，一会伸错了袖子，一会腿伸到了袖子里出不来，最后摔了许多跤还是穿不上，还是师傅替他穿上了，这段戏李少春以猴的神态，用了很多艰难技巧，如“铁门坎”“乌龙搅柱”“各种滚毛……”。把猴子的行为表现得微妙微肖。

　　然而到了“智激美猴王”这个戏时，悟空已在“水帘洞”称王称霸，子孙无数。成了威风的统帅，再不是不会穿衣服的猴子了，而是显赫的“美猴王”这里李先生又有了天才的创造，美猴王头戴草王盔、长翎大尾，身穿金黄蟒，厚底猴靴，坐在高枱的太师椅上，好大威风，正在春风得意时，猪八戒因师傅被黄袍怪掠走，无计可施，为救师傅他只能低下头来哀求被他气走的大师兄孙悟空了，这里李少春再次展示了他出奇制胜的创作天才，如何才能充分表现美猴王的典型特征呢？广学博览的李少春找到最妙的创意，他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把传统戏“通天犀”中青面虎“盘椅子”的全套功夫，嫁接到了悟空身上，悟空在追问师傅遇难的情况时越听越气越听越急，他急得在椅子上跳来蹦去，或站在椅背上，或斜卧在椅子上，或仰石朝天，或攀椅转圈，或俯身追问，这一切动作灵巧快速，巧妙别致，利落漂亮又精彩准确地烘托出悟空猴王的特征和猴急的状态，活灵活现生动绝妙地创造了一个人们想象中美猴王的完美形象，他创造美猴王的例子丰富极了，他的成就不仅轰动国内，也给国际舞台带去了惊人的震撼，中国猴王红极一时！

　　李先生的创造基于他对猴王的深刻理解和天赋技巧，他关键是抓住了演悟空要用“拟人法”，处处模仿人，猴子学人，进而有人的情感，支配行动，所以他创造的是猴中之王，可称是划时期的“美猴王”。

　　

    文革岁月

　　文革”爆发前，全国开展现代戏调演活动，他满怀热情地参加排练和公演，特别是他和杜近芳共同塑造的京剧《白毛女》的艺术形象，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肯定与欢迎。

　　1966年夏日的一天，李少春匆匆回到家里，告诉家人说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临走时他特别叮嘱妻子要小心身体。此后一个多月，家人再也没见到他。当家人再见到李少春时，是红卫兵来抄家，他被押回来看着。这时的李少春头发被剃光了，长出薄薄的一层，胡子长长的，全白了。此后，李少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 。

　　那些岁月里，李少春和文艺界知名人士老舍、马连良等一起，被“红卫兵”押到北京孔庙挨斗、罚跪、“架飞机”、焚烧戏衣。他时常在太阳底下，穿着被汗水湿透的短衫，登高梯砌墙，踩三轮平板车运砖，走路总是低头直视，恐其被人讲有不服气。为了安慰家人，他常告诉我们在干活中找到了什么巧劲……家人担心他受过伤的腰能否撑得住，他深沉地说：“人只怕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

　　1973年，李少春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到五七干校边教学边劳动改造。1975年，饱受折磨的一代大师李少春突发心脏病，逝于北京，年仅59岁。李少春死前没说一句话，他的夫人候玉兰说过一句：“可惜了他这一身的功夫！”。

  

现代著名京剧武生名家·张云溪

　　张云溪（1919年——1999年），祖籍河北省三河县（今三河市），现代著名京剧武生名家。

　　张云溪自幼学戏，七岁在台北初次登台，十二岁北上天津投师，正规学习老生和武生剧目。两年后进北京，得到尚小云的特别赏识而进入重庆社担任三牌武生。张云溪十九岁闯关东，二十五岁重闯京津沪汉，凭精湛技艺成为公认的一流武生名家。建国后张云溪解散其创办的“云华社”，带头参加京剧研究院（后改为中国京剧院），历任剧团副团长、团长、艺委会副主任、艺研室主任及剧协艺委会副主任等职。张云溪家学渊博，且深得陈秀华、丁永利、李兰亭、盖叫天等名家亲授真传，以学得广、会得多、戏路宽，尤其擅演短打武生而著称菊坛。其代表作有《三打祝家庄》、《江汉渔歌》、《三盗令》、《朱仙镇》等，还曾出演电影《武林志》、《沧桑梨园情》和戏曲片《岳云》等的拍摄，改编和导演了《大破铜网阵》、《奥瑟罗》等一批知名剧目，著有《艺苑秋实》一书。

　　

    初登舞台

　　张云溪出身于梨园世家，其父张德俊以演京剧武生红遍江南，与盖叫天、马德成并称“江南三杰”。张云溪儿时随叔父张德武习练武戏拳脚，六岁开始学戏，得其父张德俊真传，1926年随父到台湾演戏，在台北新舞台首次登台演出。

　　1931年秋，张云溪父母带其离开台湾到达天津，拜名师陈秀华学老生戏，武生戏由父亲张德俊代授。1933年，张云溪表姐章遏云在北京组班演戏。那一年冬天，张云溪应约由津入京在堂会上为一小票友配戏，饰演《巴骆和》中的骆宏勋很出色，章遏云便暂留张云溪在京试演三牌武生。张云溪出演《八大锤》、《两将军》、《乾元山》等剧，深得京剧老前辈王瑶卿的关注和赞许。王瑶卿挂帅组织排演《雁门关》，在西珠市口开明戏院演出，安排十四岁童生张云溪饰演花刀岳胜。张云溪凭借武功扎实和灵活变通的特点，巧用“南技北艺”的结合方法，一举成名。当时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亲临戏院观看《雁门关》，看张云溪的演出后，对他极为赏识，吸收张云溪参加了“重庆社”，正式挂三牌武生演戏。

　　1937年夏，尚小云应邀率“重庆社”戏班去上海演出。尚小云特意为张云溪安排第一天打炮节目翻打武戏《四杰村》。张云溪以武功动作娴熟、干净、利落以及别致、脱俗而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尤其在第四场“哑边”戏中，张云溪在“越墙而过”时，以一个“飞脚”越过两张并排的桌子，这种罕见的技巧轰动了全场，而在武打中使用双斧对打、群打，也是独树一帜，爆出冷门。张云溪从此在上海走红。

　　1938年19岁的张云溪与唐韵笙等合作去东北演出，以武打戏挑大梁。1945年前后，张云溪重返京津沪汉，凭精湛技艺闯荡于几大城市，赢得广大观众盛赞，公认其为一流的武生名家。1948年，张云溪与同行武生张春华合组“云华社”，领班在京演出。

　　

    艺术报国

　　建国之初，原延安平剧院改名为华北平剧院，后又改组为京剧研究院，准备重排《三打祝家庄》，在1950年的新年为北京观众献礼。京剧名家王瑶卿邀请张云溪在戏中扮演石秀。《三打祝家庄》在北京鲜鱼口内大众剧场演出后，深受观众喜爱和好评。之后，张云溪与张春华解散“云华社”，进入京剧研究院工作。

　　1951年8月，张云溪率京剧小组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在柏林举办的有9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青年联欢节”。在柏林国家剧院、腓特烈公园、体育馆等处演出，观众最多时达两万人。张云溪所率京剧小组出演由其和张春华改编的《三岔口》、《武松打虎》等戏，演出精彩，深受柏林广大观众欢迎，掌声不绝，谢幕达三次之多。在联欢节过后，张云溪率京剧小组到苏联和东欧八个国家进行访问演出达一年之久，所到之处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53年4月，张云溪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团”开赴朝鲜战场，深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第一线慰问演出，历时数月。舞台设在前线的山洞里、阵地上、营房中、医院内、军港码头、战壕旁以及山石嶙峋的露天场地。夜晚在某师驻地，张云溪出演《三岔口》，数架敌机飞来，投下照明弹，把演出现场照得如同白昼。张云溪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演出，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

　　1955年夏，中国京剧研究院抽调张云溪等人参加“中国赴西欧艺术团”，去华沙参加第五届“世青节”大会竞赛以及访问瑞典等北欧五国。艺术团首先到法国演出，当时法国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而台湾国民党政府在法国设有大使馆，他们把艺术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离艺术团在法国夏乐宫的正式营业演出还有三个多小时之际，艺术团得到消息，称台湾方面买去夏乐宫部分戏票，将组织闹事者各带臭鸡蛋、烂西红柿准备往舞台上乱掷，将演员轰下去，而且散戏后还会派人等在后门，图谋绑架艺术团演员。面对国民党破坏阴谋，艺术团采取了应变措施，把《三岔口》改为第一个节目打先锋。张云溪与张春华等人共同研讨精练演出方案与应变对策，尽快把剧场气氛搞得火热，使他们无法抛出臭鸡蛋和烂西红柿。

　　大幕拉开后，张云溪等演员面对种种危机，全然不顾，镇定情绪一心把戏演好，凭着娴熟的舞台动作、精湛的技艺和炽烈的情感去激发观众的热情，只用三分多钟便打赢了这场短兵相接的硬仗。在舞台上张云溪与张春华对打“空手夺双刀”亮相时，观众的掌声、欢呼声、跺脚声象滚雷似的阵阵传来，直至把戏演完，多次谢幕欲罢不能，长时间欢呼声不绝于耳。《三岔口》首役告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破坏阴谋，为艺术团其它节目演出铺平了顺利之路。演出完毕，在夏乐宫后门，众多的法国朋友组成了人胡同，让中国艺术团人员安安稳稳上了汽车，胜利返回驻所。第二天，法国一家报纸用通栏大标题报道了中国艺术团演出盛况：“中国京剧征服了全巴黎”。

 

    艺术成就

　　张云溪少时曾学老生，师从谭鑫培、余叔岩、陈秀华等名角。“倒仓”变声后，师从姚喜成、丁永利、李兰亭、盖叫天等名家，学习武生。北承杨小楼，南学盖叫天，融两派技艺于一身，深得两派之真髓。根据剧情需要，他常将“南技北艺”巧妙结合，恰到好处地运用于武戏的动作之中，成功地塑造了倍受观众喜爱的一个又一个舞台形象。他苦练于台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如演《白水滩》，把原来一跳纵上高桌的动作，发展为一个飞脚旋转身形纵上高桌的独特技巧。这种高难动作，是在台下苦练而成的绝技。开始在一尺高台阶上打飞脚，后在高桌上，再后垫起高桌半尺，缩小桌面面积至四分之一，以至在舞台上纵上普通高桌则游刃有余，一经演出，满堂喝彩。

　　对于传统节目，张云溪不只继承，很多剧目都有他独到的创新之处。取材杨家将传说的《三岔口》，写宋将焦赞充军，途经三岔口，夜宿黑店，店主刘利华欲加杀害，适任棠惠赶至，黑夜同刘搏斗，将焦救出。老式《三岔口》武场多为繁琐重复动作，让观众精力松懈倦怠。恶人刘利华面目可憎，使人意味索然。张云溪与张春华根据多年临场经验，对《三岔口》进行改编，将戏中无用多余动作删繁就简，使其简捷明快，引人入胜。中心意思也进行了根本改变：任、刘都是不同模式的英雄，各在暗中保护焦赞。任、刘不相认识，都认为对方是坏人，因误会而发生拼斗，最终误会解除。在造型上，将原歪脸恶人脸谱的刘利华改换成正面丑角脸谱。《三岔口》经过改编，不仅使全剧饶有风趣，而且赋与其耐人寻味的喜剧色彩，成功的改编使该剧成为戏剧行业的范本。

　　张云溪1982年辞谢舞台之后，仍勤奋不已，忙于授徒，排新戏，演电影，多次任京剧大赛评委，并著书立说。80年代的张云溪曾参加电影《武林志》和戏曲片《岳云》的拍摄，随后他改编和导演了《大破铜网阵》、《东方夫人》、《霸王与虞姬》、《山西梆子》、《奥瑟罗》等剧目。1993年他以七十四岁高龄再次拍摄电影《沧桑梨园情》，主演古春麟老人。1995年8月，张云溪执笔修文，出版了《艺苑秋实》一书。该书总结了他从艺以来的舞台经验与教训，及对京剧艺术的理解，凝聚了他毕生心血。

  

鲜派评剧创始人·鲜灵霞

　　鲜灵霞，（1920年—1993年）原名郑淑云，女，文安县人，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

　　鲜灵霞师承著名评剧前辈刘宝山和刘兆祥。鲜灵霞的先天嗓音高亢，音域宽广，清脆响亮，横竖兼备，音韵醇厚，扮相光彩照人，在不断的舞台实践中，她逐渐形成自然洒脱、高亢激越，朴实豪放，以情传声、声情并茂的艺术风格，她的艺术被观众称为“鲜派”。其代表剧目有《井台会》、《回杯记》、《杜十娘》、《包公三勘蝴蝶梦》、《雪玉冰霜》、《锯碗丁》等。

　　

    舞台生涯

　　鲜灵霞出生于“涝了收鱼虾，旱了收蚂蚱，不涝不旱收锅巴”的河北文安县。姊妹三人，她最小，一家五口全靠父亲租地生活。1923年，她随母亲逃荒到天津，为生计母亲“缝穷”。鲜灵霞的家在南市大舞台对面，聚华升平俩戏院又在附近，锣鼓的敲打声，对她很有诱惑，终日溜进戏院扒台口看戏。她很有心计，边看边记台词和身段，几年间，这种“捋叶子”的方法，使她学会了不少出评戏。有一天，聚华戏院演出《老妈开嗙》时，一位演员病了，管事叫她帮忙，她不慌不忙的化完装上场了，没负重望，演出成功了。从此，郑淑云改名换姓叫鲜灵霞。1934年，正式拜著名评剧前辈刘宝山和刘兆祥为师，不久就名声鹊起，在天津唱红，成为炙手可热的一代评剧名伶。

　　在鬼蜮横行的旧时代，处于“下九流”行列的戏曲艺人，声望再高，本事再大，也难逃被欺凌的厄运。一次在天津华北戏院演出，国民党伤兵砸戏园子，在后台大打出手，她险遭不测；又一次在北京的开明戏院演出，因拒绝一个警官的 “宴请”，被迫停演，险些被扣上“通匪”的罪名。还有一次与京剧演员李少春等搭伴去张家口演出，因“应酬不周”，得罪了敌伪官员，在火车上被宪兵将所有的戏衣、头面全部砸毁。一幕幕悲惨图景，一桩桩心酸往事，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对旧社会充满了恐惧、痛恨与愤慨。“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后，他怀着翻身后的艺人无比喜悦的心情和对党的由衷的热爱，带头组建了“ 共和班”，并在天津率先排演了《白毛女》、《刘胡兰》、《九件衣》等有现代教育意义的新戏；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和救济灾民时，她悉数献出自己的多年积蓄和首饰；为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她放下名角架子，深入街道里巷搞宣传；慰问解放军时，她不顾严寒发着高烧，在海边为亲人们演唱。

　　1956年6月的一天傍晚，她在长城戏院看戏，突然接到文化局的电话，叫她到干部俱乐部参加紧急会议。通知来得突然，她连衣服也没换，披散着头发就就匆匆赶到指定地点。她见到赴会的许多文艺界朋友都流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黄火青市长见到她时，笑吟吟的对她说：“傻丫头，连头也不梳。你知道今天是什么会吗？你要见到咱们的毛主席了！”鲜灵霞全身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大厅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来到了大家中间，经黄市长介绍，毛主席紧紧握住鲜灵霞的手，亲切地询问她在排什么戏，身体怎么样，演出累不累。鲜灵霞也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回答毛主席的，幸福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只是一个劲地频频点头。事后，她在一次座谈会上畅谈自己的感受时说，盖叫天先生有一句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说道了我的心坎上。我们戏曲艺人能有今天，托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天变地变，山变水变 ，我跟党走的决心不变！

　　

    劫后重生

　　十年浩劫，文艺界成为重灾区。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鲜灵霞 ，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她不仅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力，而且被抄家，批斗，剃光头，蹲牛棚。一次次的辱骂、殴打，一遍遍的“检查”、“交代”，使她经受了难以忍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她也曾在夜深人静之际，在海河边徘徊，想以死来解脱自己。然而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熬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 党给鲜灵霞平了反，这位无端受难的艺术家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那年，在北京举办全国戏曲演员学习班，鲜灵霞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了首都，见到了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不同剧种的著名艺术家，故友重逢， 欣喜异常，他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不是非常时期的苦难，而是戏曲艺术的未来。鲜灵霞的创作热情又重新迸发出来，一直沉浸在欢快兴奋的气氛之中。从北京归来 ，她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一天夜间，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思考着评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自己准备恢复排演什么戏，如何培养青年……想着想着慢慢进入了梦乡，可一觉醒来，半身却动弹不得了——她患了偏瘫。后来虽经多方治疗，遍求名医，但由于体质虚弱，痼疾难愈，行动受阻，生活难以自理。壮志难酬，她焦急，苦恼，烦闷，但最终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她自知再难粉墨登场，重塑艺术形象，便自己编写了一段唱词：“感恩德，深深拜，三中全会与民消灾。 粉碎了‘四人帮’我跳出苦海，残疾人满怀喜悦重登台。”尽管这几句唱词稍嫌简单与陈旧，但却表露出一个劫后逢生的艺术家由衷的心声。每次观众看到她由家属背进剧场，坐着轮椅在舞台上出现，听到这几句真挚朴素，激动人心的唱腔时，便会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剧场里立即呈现出一派罕见的感人气氛。每逢这个场面，鲜灵霞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些年，无论是什么场合，只要邀请她去演出，几乎是有求必应，从不讲条件，更不取丝毫报酬。近到市区和郊县，远到东北的沈阳，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尤其是文艺界举行义演活动，他更是不请自到，哪一场也少不了她。

　　

    老骥伏枥

　　1988年8月，鲜灵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实现了多年夙愿之后，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些中青年演员向她求艺的络绎不绝。她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毫不保留，倾囊授艺。粉碎“四人帮”之后，她首先向青年演员李秀云传授了自己的拿手戏《包公三勘蝴蝶梦》。李秀云原系天津评剧院少年训练队学员，毕业后在剧团演青衣、老旦、彩旦，在艺术上颇有成就。鲜灵霞把李秀云叫到家里，详细地讲述自己演出地体会，耐心纠正李秀云在表演和唱腔上的毛病。李秀云正式演出过程中，听到台下不时响起掌声，鲜灵霞脸上露出欣慰地笑容。散了戏由家属把她背到后台，高兴地对李秀云说：“不错，我批准你了！”后来，又向马淑华传授了《杜十娘》、向孙桂荣、宋玉文、崔莲润传授了《回杯记》等戏。这些学生在老师地启迪和帮助下，经过刻苦努力，在艺术上不断有所建树。其中，李秀云、马淑华与崔莲润分别获得了《中国戏剧》第七届和第九届梅花奖，成为评剧舞台上烁烁闪光地明星。

　　在鲜灵霞众多地传人中，还有一个特殊弟子是业余评剧演员王媛。王媛是天津市无线电六厂工人，自幼酷爱评剧艺术，在工厂经常参加业余演唱活动，她学唱的鲜派唱腔惟妙惟肖，在观众中小有名气。然而她与鲜灵霞却是素昧平生，唱腔全是从广播中模仿的。一个偶然机会，王媛经人介绍找到了鲜灵霞的家，鲜灵霞听到了她的唱，不住地点头称赞。从此，王媛就成了鲜家的常客。鲜灵霞破格地收下了这个业余弟子。对此，有些人也不理解，一个名声赫赫地大艺术家，怎么会收一个业余演员为徒。鲜灵霞说：“我的艺术属于人民不是个人私有财产，谁来学我就教给谁。谁唱好了都是普及评剧艺术。她教王媛如同对专业演员一样，一板一眼，一字一腔，掰开揉碎地进行辅导。在鲜灵霞老师精心指点下，王媛地演唱技艺有了长足进步。鲜灵霞还经常带着她参加演出活动，师徒俩同台为观众献艺。不久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为王媛演唱地的鲜派名剧选段录音，播出之后听观众反映强烈，都称赞她唱的有鲜灵霞的味。

　　1990年5月，天津市举办评剧鲜派专场演出。鲜灵霞闻讯激动不已。她把这次活动不仅看做是对自己的鼓励与鞭策，而且也当成发扬流派艺术，振兴评剧的一件事，由始至终精心谋划，专门请来了她的几个得意传人，分别演出了鲜派代表剧目《杜十娘》、《桃花庵》和《回杯记》。大轴戏则由她彩唱《雪玉冰霜》选场。《雪玉冰霜》是鲜灵霞年轻时期的一出拿手戏，继承了评剧四大流派之一的刘派（刘翠霞）演唱风格，独具特色，深受观众喜爱。然而这出戏唱功繁复，高腔较多，很吃功夫，所以鲜灵霞晚年很少演出。这一次演出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她特意把琴师请到家中，反复练习，认真进行准备。

　　演出那天，鲜灵霞昔日的同事，传人及亲朋好友，齐聚在后台，帮助她抹彩，描眉，贴鬓，穿戏衣。帷幕来开，鲜灵霞扮演的秦雪梅端坐椅子上兼笔修书，一句“提毛竹写书信长叹一声……”高腔，韵味浓郁，响亮动听，不失当年风采。台下立即响起鸣般掌声。观众不仅欣赏到别具一格的优美声腔，更为这位身残志坚的老艺术家，忠于艺术，热心为观众服务的精神所感动。

  

快板书艺术名家·高凤山

　　高凤山（1921年—1993年），河北三河县（今三河市）沈庄子人，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和相声表演艺术家。

　　高凤山七岁拜天桥艺人曹德奎为师，学唱数来宝，后又拜高德亮为师学说相声。十岁开始先后与马三立、朱相臣、罗荣寿、孙宝才等在京、津、唐山撂地卖艺。1949年参加相声改进小组，积极编演新曲目。后专攻快板书。高凤山对艺术精益求精，其表演的快板书动作准确、神态逼真、吐字清脆、节奏俏丽、语言流畅，板槽稳健而又富于变化，人称“高派”快板艺术。代表作有《同仁堂》、《诸葛亮押宝》、《杨志卖刀》、《黑姑娘》等。在相声艺术方面，他师从高德亮，先后与马三立、朱相臣、侯宝林等合作过，捧哏、逗哏、泥缝儿等技艺全面。代表作有《秦琼卖马》、《卖布头》、《数来宝》，《黄鹤楼》，《捉放曹》等。晚年主要从事曲艺教学工作，弟子有崔琦，石富宽等。曾任北京曲艺三团团长、北京曲艺团副团长、中国曲协理事。

　　

    天桥学艺

　　高凤山1921年出生于京东三河县的沈庄子。幼年丧母，随父亲流落到北京；七岁丧父，成为了北京天桥一带的流浪儿。那时的高凤山专门爱串天桥的说书场、游艺棚，一来是这里能捡到烟头，好卖钱；二来是进到哪个场子里，都能听两句，看几眼。七岁时高凤山拜“天桥八大怪”之一的著名艺人曹德奎为师，学唱滑稽数来宝。

　　旧社会的学艺生活并不像现在这样自由，学徒就等于是给师傅打杂、做苦力。曹德奎并没有专门教过高凤山，只是让高凤山每天给他干活，使唤高凤山。曹德奎演出时，高凤山在旁边听、看，慢慢铭记在心里。他特别用心，加上心眼灵，师傅唱的段子，他一听就记住了。捡煤核儿是高凤山每天早上必须要去的，他每天早早就起来，背上小筐，腰里悄悄掖副竹板，奔垃圾站了。两手拿着竹板，一边扒拉着找煤核儿，一边练习打板。一开始别扭啦，顾了打板、忘了捡煤，顾了捡煤、又忘了打板。可练得久了，也就配合自如了；然后，加上嘴里念词，三样事同时进行，捡煤、打板、背词三不误。一有空闲，高凤山就钻到别的艺人的场地去观摩。有一个外号叫“陈大鼻子”的艺人，说了一段《诸葛亮押宝》，是艺人自己编的神话故事，天上的各路大仙，地上的众位英雄，都聚会在一起，争雄斗智，有人物有故事，有情有景，妙趣横生，很吸引人。高凤山对这个段子很有兴趣，听了几次就记住了，自己抓空反复练习，记得滚瓜烂熟。

　　一天晚上，高凤山和师傅曹德奎回到客店，趁师傅高兴的时候，高凤山壮了壮胆子，红着脸说：“师傅，明天‘上地儿’（艺人把到游艺场地演出叫‘上地儿’），我也想唱一段。”师傅听了一惊，问：“你唱什么？”高凤山说：“《诸葛亮押宝》!”师傅虽说有点意外，可转而一想，觉着高凤山聪明好学，平时又勤快，心里很喜欢高凤山。他考虑了一下，就让高凤山先演唱一遍试试。高凤山唱完之后，师傅高兴地说：“有点意思！好吧，明天让你‘上地’!”

　　第二天，高凤山跟着曹德奎来到天桥东南角的场地上。曹德奎在天桥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他一进入场地，便围来不少人。曹德奎站在场地中央，向大家一拱手，说：“众位乡亲，老少爷们，今天让我这小孩儿唱一段，请诸位包涵。唱好了，到给钱的时候，您可别脚上抹油，求您多多捧场!”他回过头来对高凤山说：“孩子，唱吧，叔叔、大爷、爷们抬举你。”这时，高凤山往前一站，一点也不怯场，清清嗓子，右腿半跪在地上，冲大伙一拱手，甜甜地一笑。然后两手一扬，打起了竹板。由于高凤山嗓子清亮，口齿伶俐，童音甜润，一登场就讨人喜欢。一段《诸葛亮押宝》唱下来，听众一个劲儿叫好，场地上“巴哒巴哒”落了好多铜钱。一段唱完，高凤山赶紧帮助师傅敛钱，收到一起一数，竟有一百多个铜板。

　　高凤山跟着师傅曹德奎做了七年学徒。

　　

    艺术创新

　　数来宝是一种民间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在中国北方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有的地方叫它顺口溜，有的地方叫它溜口辙，后来在京津一带称数来宝，解放后叫快板书。这种曲艺形式最大的特点是合辙押韵，又可以随时换韵，形式自由；在内容上，古今中外，顺手拈来，有的有故事有人物，有的则根据现实生活随时编演。由于数来宝形式自由，内容广泛，又能随编随唱，不少艺人在演唱时就不大加工提炼，往往把低级下流的东西也掺杂进去，演唱时爱用脏字（叫“荤口”），去迎合低级趣味者的口味。这样反而限制了一些听众，特别是妇女不愿接受这种形式。而高凤山在演唱时，注意到这个问题，不带脏字，更不唱那些低级下流的内容。有时学别人的段子，自己也要进行加工，把低级的东西去掉，所以听众很多，还吸引了许多女听众。

　　以前，艺人演唱数来宝都是跪在地上说，低着头唱，不能抬头看观众，脸上没有表情，自然也谈不上体会演唱的内容和人物感情。唱完之后，跪着要钱，嘴里叫着“叔叔，大爷，爷爷”，这就是卖艺，跟乞讨差不多。高凤山跟师傅曹德奎学徒时就是这样学的，一开始也是这么演的，但总觉得别扭。因为高凤山平时爱看戏，他一边看一边琢磨，数来宝能不能学学人家演戏呢？京剧演员张宝华、梁益鸣等，都是高凤山的知心朋友，高凤山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戏曲动作，如“云手”、“起霸”、“山膀”等等。后来高凤山在说《武松打店》时，站起来拉开架势演，加进许多戏曲和说评书的动作，一下子把感情表现出来了，把人物刻画出来了。这样唱，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觉着很新鲜。有人说：“高凤山唱得真活泼，架势多好看啊!”同行艺人也说：“高凤山真敢干!”

　　数来宝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触及时事。在旧社会，到处可以看到“莫谈国事”的标语，而唱数来宝的却不管这些，对于不合理的事情，坏人坏事，都敢触及，常常是嬉笑怒骂，毫无顾虑。高凤山曾编演过讽刺欺压妇女的不合理现象的段子；“九·一八”以后，尽管高凤山年幼，眼见汉奸的可恨行为，十分气愤，又编演过骂汉奸的段子，还有骂奸商，骂军阀，揭露贪官污吏的段子。这些内容因为是替老百姓说话的，演唱时很能抓住听众。

　　解放后，数来宝演变成快板书，成了文艺宣传的轻骑兵，为党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及时广泛的宣传。高凤山编演过许多节目，像《黑姑娘》、《壮志凌云》、《综合利用开红花》、《一两米》等，在现实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像《张羽煮海》、《诸葛亮押宝》、《武松打店》、《闯王斩堂弟》等传统节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都成为高凤山的保留节目。几十年来高凤山共演唱过二百多个段子，解放后新演唱的有六七十个，一半以上是自己创作或与别人共同创作的。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流派，被称之为“高派” 快板艺术。

　　

    跨过鸭绿江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考验和锻炼了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新中国曲艺战线上的演员们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曲艺界组织了多次义演，一些曲艺演员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凤山作为慰问团的成员，也去了朝鲜。

　　那年年初的一天，高凤山正在王府井的凤凰厅演出。演出休息时候，侯宝林找到他，把他叫到一个较为清静的地方，说：“凤山，有个事跟你商量，中央要组织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你去不去？”高凤山一听，顿时思潮翻滚，心情很激动。他想自己在旧社会曾经九死一生，差一点儿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如今美帝国主义又想欺负新中国，我们决不答应。想到这里，高凤山毅然对侯宝林说：“去，一定要去！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要去！”不久，高凤山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接见大家，并讲了话。

　　当时高凤山和其他人一起，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丹东。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飞机常来轰炸，鸭绿江大桥多次被炸。当赴朝慰问团来到江边准备过江时，大桥又被炸坏了，火车不能前进。战士们抢修三天才把桥修好。当天晚上，慰问团一行五十余人坐着火车，乘着夜色离开祖国，跨过鸭绿江大桥。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高凤山和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的其他同志们已经来到了战场前沿。高凤山作为小组长，带着贾振良、杨清波等八个人，白天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到战壕里慰问战士，晚上借着月光在坑道里为战士们演出，鼓舞战士们多杀敌、立新功。

　　赴朝慰问期间，高凤山经历了敌机的轰炸扫射、战场的血雨腥风，但他做到了把生死置之度外，和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每当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周恩来总理临行前的嘱咐：“你们是祖国派去的，是代表祖国人民的!” 三个月后，慰问结束，高凤山返回北京。

　　

    在中南海演出

　　1951年以后，高凤山先后担任过北京实验曲艺团的团委，市曲艺三团团长。1958年，北京市三个曲艺团合并，1960年正式转为国营北京曲艺团，高凤山担任团长的职务。肩上的担子是重了，但高凤山觉得他的艺术生命却年轻了。

　　使高凤山终生难忘的是他们到中南海演出。1963年，团里接到通知，让高凤山等到中南海去演出。大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高凤山后来回忆：那天晚上中南海小礼堂人坐得满满当当的，当轮到他上场演出时，他举起竹板，“哒哒”一打，用眼往台下一扫，一眼就看见中间一排坐着一位穿银灰色中山装的慈祥老人。啊，毛泽东主席！再一看，还有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顿时，高凤山觉得周身滚动着一股暖流。高凤山把双手一扬，竹板打得更带劲、更响亮了。那天高凤山演的是拿手的段子《黑姑娘》，内容是表现翻身后的青年农民得到了婚姻自由并树立新风尚。这次高凤山演得格外成功，台下不时发出赞许的欢笑声。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从座位上走过来，跟高凤山等演员一一握手。当高凤山的两只手紧紧握住毛泽东主席那只温暖的大手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

　　

    传艺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高凤山除了创作、演出和做行政工作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青年演员和辅导工作上。正式被高凤山收为徒弟的有著名曲艺演员刘学智、王学义、石富宽等，天津著名演唱快板的演员李润杰的儿子李学贵也拜高凤山为师。

　　在教徒授艺的过程中，“高派”有一个保留段子《杨志卖刀》，高凤山常以此段作教材为弟子“说活儿”。在说到“杨志他手握宝刀”这样一个普通动作时，高凤山曾问他的弟子：“杨志手中这把刀有多大分量？”弟子一时答不上来。高凤山说：“虽然你们做的也是握刀的动作，但观众看着还是手中无物，原因就是你们心里没数。杨志卖的是一把祖传宝刀，按古人的身高体力，这口刀起码有十来斤重，握在手里要让人感觉沉甸甸的”，高先生边说边示范：右手握“刀”，左手伸出二指压在“刀背”上，二目圆睁，一副疾恶如仇的神态，虽然也是无实物表演，却把个“青面兽”的形象活脱脱勾勒出来。《劫刑车》是建国后高凤山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有这样几句唱词：“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甫志高背判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高凤山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不能拖！’说话之间一甩手，‘叭’！真叫准！甫志高脑袋揭了壳……”高凤山给弟子们讲说这一节时，强调了一个“叭”字，双唇用力，要有很强的爆发力，不仅要表现枪声清脆，而且要带着对叛徒的仇恨，要唱出大快人心的感情。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高凤山对待艺术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弟子外，高凤山还经常应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及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们讲课，同时给曲艺爱好者辅导讲课也花费了高凤山一定的时间，工厂、农村、部队、文化宫，他都去讲过课，还给藏族同胞、越南人讲过课。许多文艺界的同行都喜欢找高凤山切磋技艺。大戏剧家欧阳予倩专门请高凤山给他介绍咬字发声的经验。著名话剧演员张瑞芳曾向高凤山学过绕口令。欧阳予倩曾对张瑞芳说过：“你可以听听，高凤山嘴里怎么那么干净，咬字怎么那么清楚，声音出来那么纯正。”

　　收徒传艺之余，高凤山和高元钧、李润杰、刘洪宾、刘学智合作，出版了《快板、快书研究》一书，向广大读者介绍数来宝的基本知识和表演技巧。

  

国旗与国徽标准化制作美术师·贺嗣昌

　　贺嗣昌（1922年—1995年），字君慈，河北省三河市人，现代著名工艺美术设计师。

　　贺嗣昌1944年毕业于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艺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华北大学美术供应社任美术设计，后改为中央美术供应社。1956年贺嗣昌调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美术设计。“文革”中下放到农村，先后在北关村工艺美术厂和三河县外贸局负责美术设计和鉴定工作。其代表作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标准设计制作、中国共产党党旗标准设计制作、天安门城楼上国徽的标准制作、新中国首批出国使用的“国书”和外交人员出国护照设计、香山孙中山纪念堂设计、鲁迅博物馆陈列设计等。

　　1995年5月，贺嗣昌在三河逝世。

　　

    五星红旗标准化设计制作

　　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定曾连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随后，擅长工艺美术设计和工笔画创作的贺嗣昌接到了中央美院领导的通知：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标准化设计和制作。

　　对于参加工作不久的贺嗣昌来说，参与国旗标准化设计和制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非同寻常的艺术创作。如何制作这面神圣的旗帜，是一项极其细致、技艺性极强的工作。既要准确体现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和创作宗旨，反映大国气象和包容万象的胸襟，又要有民族特色和形式美感，尤其是五颗星的位置、大小、角度、距离都要恰到好处，过于居中显刻板，过于游离又有失平衡。

　　接到设计通知后，贺嗣昌和他的合作者们殚精竭虑，冥思苦想，查找资料，反复进行设计，多方面征询意见，观摩研讨，几易其稿，令人满意和得到充分肯定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诞生了，当她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时，贺嗣昌和他的同事们无比兴奋和激动。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制作

　　1950年秋，贺嗣昌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为隆重庆祝建国第一个国庆节，制作天安门城楼的国徽。

　　随后，贺嗣昌成为包括梁思成、张仃、高庄、张光宇等当时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精英集团中的一员，这比国旗标准化制作的任务更加艰巨。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识，她既要表明国家权力的性质和取向，体现领导集团的执政宗旨和理念，又要有完美的形式感和民族特征，成为不朽的艺术品。国徽标准化制作过程，就是二度创作过程，既要充分尊重原始平面设计，深刻理解和读懂创作思想和寓意，又要有刻意求变的细节处理。

　　贺嗣昌恭敬凝视着设计图案：形式庄严富丽，整体呈圆形，表示团结、和谐、圆满。中间显要位置的天安门表明这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所，是新的民族灵魂的象征，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上部的五星是国旗的再现和强调，四周的齿轮、谷穗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装饰带表示团结、统一。贺嗣昌沉思着：国徽的制作承载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托，凝聚着领袖的厚爱和期望，将接受中华儿女的审定，还将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尊严和智慧。具体制作紧张有序的进行着，大家以“焚膏油以继晷”的拼搏精神，从绘制大样、上彩，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尤其是雕饰和上彩是国徽整体气韵和艺术效果的关键所在。

　　细节决定成败。贺嗣昌认为首先要突出天安门城楼和五星，寥寥几笔要把天安门城楼庄严巍峨的气势表达准确，操刀要坚挺有力，线条要灵动而凝炼，虽为写意，又不失真实，蕴艺术性于装饰性之中。小星向上的一角与大星向下的角不能尖锋相对又不可过于倾斜，分寸的把握至关重要；齿轮的中心点也是天安门和大星向上角的纵向中心线，一丝不可偏离；谷穗的处理，灵活而富有变化，每一颗嘉禾籽粒都不尽相同又保持统一，在不影响整体工艺装饰效果的同时又保持变化中的和谐，而和谐是的美的真谛；下垂的帏幔又从整体外形上调整了过于严谨的刻意，加强了稳定效果。

　　经过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一尊直径两米的木质国徽告竣，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于国庆节前夕挂上天安门城楼，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贺嗣昌也因此获得了共和国国庆筹备委员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座山雕”的扮演者·贺永华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赴京参演，毛泽东主席曾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小剧场看过这台戏。翌年，江青把这出戏列为她要亲自抓的八个样板戏之一，征求毛主席对这台戏的意见。毛主席说“就对座山雕的印象深，别的不记得了”，还说 “演座山雕的演员是很会演戏的”。

    因扮演座山雕受到毛主席称赞的这位演员叫贺永华。

 

　　贺永华，（1922年—2006年）河北省文安县人，著名京剧净角演员。

　　贺永华11岁开始学戏，工架子花脸，师承韩富信、尚和玉等京剧名家，曾长期与周信芳、李玉茹、童芷苓等艺术家合作演出，塑造了许多成功的舞台艺术形象。而其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塑造的座山雕，已成舞台经典，深受观众佳评。

　　2009年9月贺永华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享誉菊坛

　　贺永华1922年出生于河北文安县，自幼家境贫寒，九岁时从乡下被父亲送到当时天津最大最完备的科班“稽古社”学艺。

　　在稽古社，贺永华拜当时著名的京剧名家韩富信为师，专攻武净。韩富信对贺永华要求极严，在他面前贺永华练“朝天蹬”扳腿一次就得连续40分钟，“拉山膀”一次就得耗半个小时，似泥塑，如木雕，一动都不准动。当时稽古社老板之子特别崇拜和杨小楼齐名的尚和玉，特邀其来稽古社任顾问。贺永华相当崇拜尚派艺术，而尚和玉也喜欢贺永华的艺术天分和潜质。后来贺永华正式拜尚和玉为师，不离其左右四年有余。贺永华功底深厚，而且悟性强，接受得快，故而尚和玉格外器重，手把手地、一招一式细致入微地先后传授了《芦花荡》、《铁笼山》、《艳阳楼》、《四平山》等尚派名剧。在稽古社坐科初期，贺永华铜锤和架子都学，随叶德风习文戏，跟程永龙学《九江口》等架子戏。《大探二》、《武文华》、《通天犀》一类文武重头戏他都演，《逼宫》之类曹操白脸戏他也能演。18岁那年，贺永华倒嗓，从此就不再唱铜锤，专演架子花脸和武戏。

　　贺永华20岁出科，由韩富信把场，公演于天津中国大戏院。他功底扎实，领悟能力强，又经名师精心传授，加上5年半严格得有些残酷的科班锤磨，奠定了良好的艺术基础，因此被公认为起点甚高，颇获好评。出科后，贺永华又回到启蒙老师郭少东那里。23岁时，他离开郭家，辗转山东、德州、徐州一带演出，有时逢乡下庙会也演。贺永华出科后，不仅与李少春同台演出，还曾和四小名旦的李世芳等搭班演出于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地。

　　新中国成立前夕，贺永华首演于上海，在天蟾舞台演出《艳阳楼》、《铁笼山》、《九江口》等剧目，颇为震人。后来经由他的师叔、著名武生李盛斌向周信芳面前竭力推荐，于1953年被调入华东实验京剧团，从而迁居上海。后来华东实验京剧团和人民京剧团、新民京剧团合编成上海京剧院，他一直在那里工作至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在上海京剧院期间，贺永华长期和著名京剧大师周信芳以及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童芷苓合作。他在花甲之年，尚能演《八腊庙》中的费德功，其扎实的功底、漂亮的工架、宽广的戏路，为京剧界内外所公认。他擅长演架子和武二花，塑造了马武、马谡、高登、焦赞、黄盖等许多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深为观众所喜爱，得到普遍好评，与北京的袁世海被梨园界称为“南贺北袁”。

 

    “座山雕”

　　上个世纪60年代，上海京剧团就把小说《智取威虎山》搬上舞台。剧中，他被安排演一号反面人物座山雕。在现代京剧原版《智取威虎山》中饰演座山雕，是贺永华京剧生涯中社会影响相当深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出脍灸人口、迄今历演不衰仍获好评的现代京剧，后经十余载几经修改、不断完善，定稿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期间许多角色都换了人，甚至连“剧中一号主角”杨子荣的扮演者李仲林演也因后来年龄大了，嗓子高度不够被换掉，而贺永华的座山雕却非他莫属，居然一演十几年无人能够替代。

　　在这部现代剧中，作为座山雕的扮演者和动作设计者，贺永华大胆借鉴了传统戏优秀表演手法来刻划人物内心变化。其中最精彩的是《献图》一场。剧中，座山雕用黑话盘问杨子荣，他在一问一答中巧妙借鉴了老戏《通天犀》中的椅子功。他先在椅子上做蹦跳身段，以表现座山雕的狂妄气焰。当杨子荣唱到，“座山雕也要听侯专员调遣”时，他则用净角特有的尾音念“我听他的调遣？”同时他将蹲在椅子上右腿快速跨过椅背，又转身坐下，表现座山雕自尊心被刺痛了后的恼怒。杨子荣继续唱，“说话间掏出图一卷——”，座山雕一听到“图”字突然站起，紧接着也念了一声“图”，随着杨子荣唱“一卷”两字时，座山雕“腾”地离开罗圈椅，亦步亦趋馋涎欲滴地跟在杨子荣身后走圆场，这里贺永华用穿高统大皮靴走“矮子步”的高难技巧，表达出联络图为座山雕所朝思暮想的心情。

　　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7月17日夜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小剧场，毛泽东主席观看了上海京剧院的参演剧目《智取威虎山》后，上台和演员握手合影。第二年春天，江青亲自抓此剧的修改，准备攻坚成“样板戏”，她面询毛主席对此剧的观感，毛主席说：“就座山雕印象深，别的不记得了。”并夸奖说“演座山雕的演员是很会演戏的”。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智取威虎山》赴北京公演。1967年6月16日夜，仍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小剧场，毛泽东主席再次观看这出现代京剧，并欣然为杨子荣和少剑波修改了两次唱词。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走上舞台，一一与主要演员握手。“杨子荣”、“少剑波”、“李勇奇”，就连“小常宝”都轮到与毛主席握手了。而按照那个时代不成文的规矩，凡在剧中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员，是不能站到舞台中央和扮演英雄人物的演员一起谢幕的，扮演座山雕的贺永华、扮演栾平的孙正阳等演员，循例躲到了靠侧幕的一角。对着“最大的幸福”却可望而不可及，贺永华委屈得眼泪差点流出来。毛主席与演员们合影后，转身将要离开之际，突然发现贺永华和饰演栾平的孙正阳等站于舞台角落，于是毛主席又回身径直至贺永华面前向他伸出手说：“你辛苦了!”。贺永华万分激动，眼睛湿润了，他忙用双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连声向毛主席问好。后来贺永华每每提起毛主席回身与他握手的往事，总是感慨万千：“知我者，毛主席也。

 

    安度晚年

　　贺永华塑造的座山雕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经典人物，也使自己与反面角色有了不解之缘。上海京剧团后来排演了一出京剧《磐石湾》，他在戏中扮演了一个特务。可他一出现，观众就叫“座山雕又来了。”所以，他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戏演。

　　1996年，七十五岁的贺永华演戏扭伤了脚，不久后又中风，他无奈地告别了心爱的舞台。以后，为了挽救他的艺术绝活，团里安排他正式收徒，虽然退休在家，他还经常为徒弟说戏。

　　国家一级演员贺永华退休后享受高干待遇，同时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逢年过节，许多同仁和戏迷都会打电话问候，上海京剧院的领导也会来家中看望他。每当有人来访，他都非常高兴，从1970年拍完《智取威虎山》这部戏剧电影，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广大观众依然还记得他，贺永华说：“我很知足了。”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诗人·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陈然《我的自白书》

　　

　　陈然（1923年－1949年），原名陈崇德，男，河北省香河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并负责《挺进报》的秘密印刷工作。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写下了不朽的《我的“自白”书》诗篇，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刑场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六岁。陈然是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我的“自白”书》一诗曾收录入小学《语文》课本，在上世纪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从抗战剧团到《彷徨》杂志

　　陈然，192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后随家人移居北京。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具有文艺天赋的陈然15岁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3月由程季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几个抗战剧团的同志前往沙洋前线抢救难童。1940年陈然得到组织批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因战局混乱，加上自己又身染疟疾，未能如愿，数月后辗转到达重庆与家人会合。

　　1942年，由于原来在宜昌抗战剧团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的叛变，组织上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到外地去，并且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待以后组织上再主动派人来找他。陈然逃往江津避难，在江津避难期间，他患了严重的痢疾，贫病交加，于1942年秋回到了重庆家里，但失去了组织关系。

　　1945年10月，陈然来到中粮公司在重庆南岸野猫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厂当管理员。与党失去联系的陈然没有消沉，仍积极从事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等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为了揭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陈然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呼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1945年10月10日根据国共会谈达成的《双十协定》，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于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部分政协代表多次在重庆沧白堂举行集会，向各界通报会议进展情况。每次陈然都积极到会，了解时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政协会议，派出大批特务捣乱。一天，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冲进沧白堂，殴打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陈然奋起反抗被打成重伤，后被送到医院救治，才幸免于难。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重庆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社于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

　　

    创办《挺进报》

　　1947年夏，陈然在重庆找到了地下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中共重庆市委于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陈然被任命为《挺进报》特支书记并负责报纸的印刷工作。陈然表面身份一家小工厂的代理厂长。白天他要在厂里负责工作，夜晚才能进行《挺进报》的印刷工作。

　　没有油印机，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括。一张蜡纸只能印三、五十份。陈然迎难而进，刻苦钻研印刷技术，还学会了刻钢板。后来市委决定刻板、印刷由他一个人负责。这样不汉可以节省人力，还可以缩短周转时间，减少暴露的危险。这样，《挺进报》的工作就由陈然和另外一个负责收听广播的刘国志同志承担起来。

　　随着《挺进报》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工作任务愈来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几乎都是陈然一个人在夜间完成的，白天还要照常去工厂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周密地进行安排，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重庆当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从叛徒口中得知《挺进报》的机关住所。上级派人来通知陈然说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要尽快转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晚7点，市委派人来取，尔后迅速转移。就在21日傍晚时分，陈然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这封短信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写给他的。

　　陈然接到信后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但他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5时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他刚把蜡纸烧掉，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陈然推开窗户，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这是给同志们的信号。就在这时，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抓走了陈然。

　　

    白公馆的日子里

　　陈然被捕后，被关在白公馆集中营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宫版”的《挺进报》。原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们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把牢房当作战场，立即投入了战斗。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黄显圣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从此，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读了狱中《挺进报》，就感到浑身有力量。

　　陈然发现看守所的警卫排长杨钦典属于比较厚道的人，就有意同他接触，有时间就跟他聊聊天。杨钦典对陈然也颇有好感，陈然在狱中的浩然正气和在审讯室里的不屈精神，实在令杨钦典敬佩。

　　杨钦典工资不高，他本人又是从农村出来的，要寄钱回家，他就想发财。陈然从杨钦典平时发牢骚，流露出对薪水不满的情绪中看出了他的心思，就想趁机把它作为取得杨钦典信任的突破口。于是陈然就说想法帮他找钱。杨钦典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帮我？”陈然说：“你把这一个星期的报纸拿给我看。”杨钦典开始不敢，陈然就慢慢给他讲，只是看看经济消息，没有政治目的，打消他的顾虑，让他放心。并告知杨钦典不拿报纸来，就没办法帮他挣钱。后来，杨钦典就背着其他看守给陈然拿了些报纸。陈然从报纸的蛛丝马迹中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告诉杨钦典：“你把这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拿去买肥皂。”杨钦典半信半疑。陈然说：“你相信我！这点钱，我家也是有的。就算你赔了，我也赔得起你。”杨钦典听了陈然的话，虽然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但还是照做了。领了当月的工资后，他就把工资全部拿去买了肥皂。没过几天，重庆物价大涨。杨钦典赶快卖了肥皂，赚了笔小钱。以后陈然又以同样的方式，告诉杨钦典买卖其它的商品，每次都让杨钦典赚了钱。从此，杨钦典就对陈然特别的信任，关系也特别的好了，而且几乎是无话不说。后来陈然让他拿些报纸来看看，“解解闷”，他也去找来。狱中《挺进报》的消息来源，其中一部分也来自于杨钦典给陈然找来的报纸。

　　突然有一段时间，杨很少来露面，更很少来说话聊天了。一天他找到陈然，看看四周无人，就悄悄拿出一封信塞给陈然。那是一封从他老家寄来的信，信中说，家乡已经解放，而且分了地、分了牛，他老婆劝他回家，说家中的日子很好过了。这可让杨钦典左右为难了，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回家过好日子了，可是他是国民党兵，还是关押共产党政治犯的看守，他回去后，共产党岂会放过他？而他的家乡既已解放，重庆迟早也保不住，共产党一打来，他又能往哪儿走？陈然得知这个情况后，就立即跟狱中党组织汇报，分析了杨钦典的情况，并建议加紧做杨钦典的策反工作。而那时的杨钦典对共产党已经有了好感。陈然抓住杨钦典心理，及时地劝他弃暗投明。陈然对他说：“你要多给我们方便，等解放军打来了，我们可以给你作证，你是一个有功的人员。”杨钦典答应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杨钦典也做到了。后来在杨钦典的帮助下，罗广斌等人成功越狱，罗广斌还根据狱中的回忆，写出了长篇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红岩》。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以浩然正气，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无耻叛徒的蔑视，展现出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和其他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枪杀。陈然牺牲时只有二十六岁。

  

“写农民、给农民写”的作家·浩然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位作家：农民是他的身份，农村是他的桃花源。农民，是他作品惟一的主题；在农村，他如鱼得水般地写作。他是中国文学 “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凭借《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巨著，成为“十七年文学最后的一个歌手”和“文革”时期中国文坛上剩下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他，就是一生“写农民、给农民写”的浩然。而浩然植根的沃土，就在廊坊所辖的三河农村。

　　

　　浩然，（1923年—2009年）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中国著名作家。祖藉宝坻县单家庄，1932 年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从幼年就植下了原始的农村泥土情感。浩然自幼父母早亡，仅仅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是个地道的农民。十四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并自学文化，立志文学创作，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边工作边苦读苦写。近八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1954年浩然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6年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引起文坛注意。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集。此后致力于创作反映北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作品。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4 年写出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和《百花川》，创作上走了弯路。“文革”后有长篇小说《山情》（又名《男婚女嫁》）等，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以新的视角观察和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和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化。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

　　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七十六岁。2009年安葬于河北省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

　　

    植根农村

　　浩然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农村做了50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

　　浩然曾回忆当时在农村写作的情景：“那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合着写。晚上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在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娄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摘自浩然《我的人生》）

　　在农村广袤的沃土上，在农民辛勤劳作的生活中，浩然如饥似渴的汲取文学营养、积累生活素材、笔耕不辍，先后创作出版了1000万字、50多部农村题材文学作品。

　　

    文革岁月

　　文革时期，中国的文艺是百花凋零，有戏言称当时的局面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作家茅盾也有一句不夸张的评论，说文革文学“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个作家也是指的浩然。

　　文革期间，浩然还写作了《金光大道》等四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浩然的小说受到了江青的大力肯定，他本人得到了江青的多次接见，这使他达到了荣誉的巅峰，在草拟动议中，他甚至被列为文化部副部长的人选，浩然经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谈到外事接待，见诸报端，并曾出访日本，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浩然赫然是文学界中唯一参加的代表。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无限风光的浩然被视作“四人帮”帮派分子而受到清查，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也被解除了，最终审查结论是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曾经的“辉煌”带给浩然的是暂时的惬意和满足，之后他体味的却是惶恐，忧患和寂寞，他坚持肯定自己的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引来了广泛的批评。晚年的浩然希望借自传表白，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作家雷达的评价是令人深思的，他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

　　

    筑巢三河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浩然意识到广大农村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新机遇，他决定用文学创作来记录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于是他开始着手创作长篇小说《苍生》。1986年11月，浩然携老伴来三河定居。1987年《苍生》问世，再次引起中国文坛轰动。

　　　浩然给自己在三河居住的小院起名“泥土巢”，意思就是“下蛋”和“孵雏”的窝。在这所普通的小院里，他和一些支持者一起筹建了县文联，创办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苍生文学》（季刊），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农村“文艺绿化”的旗帜，在贫瘠的土壤上播撒下绿色的文化种子，使一棵棵文学小苗破土而出，绿意浓浓。

　　1993年6月，浩然突发脑血栓病，17日住进通县263医院。据三河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宝森回忆，当时浩然的胳膊栓住了，一动不能动。后来，经过诊治，刚刚可以活动一下的时候，他就让王宝森给他拿那些农村业余作家的稿件看，王宝森说以后再看吧，浩然却坚持，即使不拿给他，他躺在床上还是会想。朴实无华的话语让王宝森无法回绝。后来，看着浩然坐在床上，用栓住的右手颤巍巍地拿着笔修改稿件时，王宝森内心充满了感动，王宝森说浩然的这个影像将会永远铭刻在他的心里。

　　　浩然曾深情地说：“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2001年，浩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0元钱，资助他的“老学生”，当时已71岁的山区老农李纲出版长篇小说《悲喜交加》。为保住“绿化”成果，在业余作者陈绍谦去世近6年后，浩然还四方奔走，最终为他出版了《陈绍谦小说集》，并以《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石》为题，写了5000多字的序言，以此激励后人。

　　在三河的十几个春秋，浩然除了自己创作出版8部中、长篇小说，还多方募集资金，并拿出自己部分稿费，组建了“浩然文学基金会”和“《苍生文学》董事会”，扶植、培养了一大批农村业余作者和文学新人；主持编辑出版了《三河泥土文学丛书》、《平原丛书》和3套《文艺绿化丛书》；为30名业余作者出版了30部个人专著；填补了三河文学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报告文学集等多项空白。

　　

    孩子眼中的父亲

　　植根于农村大地的浩然，是那样的热爱大自然，热爱火热的生活，崇尚奋发向上的精神，喜欢光明的世界。他给四个子女所起的名字——红野、蓝天、春水、秋川，即是这样的追求的体现。

　　在外人眼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是多么风光的事。浩然长子梁红野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父亲，而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作家。”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至今都相处得很和睦。”

 

科学家中的散文大家·陈之藩

　　“陈先生的散文是我们好几代人的共同人文记忆，可以说，他和朱自清、徐志摩一样，代代相传，在我们不灭的温馨记忆里。”

    ——龙应台

　　

　　陈之藩，（1925年—2012年），字范生，河北霸县（今霸州市）人，长期旅居美国，后定居香港。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著名散文家、科学家。陈之藩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顿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原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陈之藩深具人文素养，擅长写作散文，著有《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寂寞的画廊》等多部散文集，其作品在港台两地颇收欢迎，六、七十年曾入选台湾地区国文课本，影响了港台两地几代人。

　　

    少年时代

　　陈之藩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生于一个中落的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农忙时还要背着小镰刀割麦穗。据陈之藩在《春联》一文中回忆，有一年到农历过年时，因为父亲在外面借了债，躲上门讨债的债主，写的一手好字的小之藩便带着大妹妹到街头去挥毫卖春联，顺便赚几个钱贴补家用。

　　少年时期的陈之藩天资聪颖，十二岁那年，考入北平进德中学就读。毕业后，再考取北平市立第五中学。上学期间，陈之藩各门学科都很优秀，尤其是国文，一向在班上是第一。高中毕业后陈之藩曾短暂加入军队。后来又想念书，由于当时政府只以公费奖励学生学理工，于是报考了西安的西北工学院，并顺利通过入学考试。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除了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在西安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就分成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陈之藩当时就读的西北工学院，校长是李书田，就是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的朱棣文的外祖父。当时，陈之藩从北京出发，坐京浦路到安徽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走了十天过了几个地方，又坐火车过通关。过通关的时候，陈之藩与他的同学趴在用来运动物的火车里，火车没有窗户，身边到处是鸡屎牛粪，黄河对岸的日本人拿着枪乱扫。过了通关，经过华山，就到了西安。抗战胜利后，各校开始复校，陈之藩就又开始沿着原路返回。

　　

    与胡适的交往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在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充满了对中国时局的关注。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13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和胡适通信之后，陈之藩到北平东厂胡同和胡适见过一次面。虽然那时候是夏天，但陈之藩竟然是穿短裤去的。他们只聊了一会儿，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他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陈之藩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但从此开始两人的忘年交。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后进入梁实秋主持的国立编译馆。随后陈之藩的命运再次因为胡适而发生了转折。有一次已定居美国的胡适回台湾，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用作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那时陈之藩还没有钱买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借路费，便延迟了一年赴美。后来他遇到了台湾世界书局的老板杨家骆。杨家骆帮助他出了一本物理学专著，给了他5000台币、当时大概合1000美元的稿费，使他有了去美国的路费。

　　1955年，陈之藩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到了美国，他就直接去找胡适。那时是清早，陈之藩给胡适打电话，胡适刚起床，家里只有茶叶蛋，陈之藩就在胡适家吃了一个茶叶蛋。两年半之后的暑假，陈之藩几乎天天去见胡适。这个留学阶段的陈之藩最享受的就是与胡适海阔天空地闲聊。在这种日常生活漫无目标的闲谈中，西南联大的往事是他们经常谈及的，后来陈之藩曾回忆闲聊时的情形：“比如西南联大四个教授：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吴晗，他们写给马歇尔的信，四个人写的都好，都在水准以上。胡适蛮喜欢闻一多的。我就不问吴晗了，我不问，他也不会说，因为吴晗跟他的关系太近了，因为是他推荐吴晗到清华教书的。我问他潘光旦怎么样，他说潘光旦很有个性。我说费孝通，他就说油腔滑调。我很佩服费孝通，很受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念的差不多就是费孝通从英国写的那些，我的文章很受他的影响，也没想过胡适会说他油腔滑调。”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后，陈之藩含泪以信的形式连写的9篇纪念文章。　　

　　

    科学家的文学情怀

　　1957年陈之藩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赴田纳西州孟菲斯基督教兄弟大学任教授，上课非常风趣，常常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到孟菲斯后，陈之藩又再动笔，此时的文章即是《在春风里》。陈之藩还写了一些文章寄到台湾发表。后来有出版商把这些文章加以整理，结集出版，这样就有了《旅美小简》这本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春风里》和《旅美小简》在港台地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其作品被收入到国文课本中，是中学生必读篇目，一代代台湾人都说，是读着陈之藩的文章长大的。当时港台关系紧密，所以在台湾影响很大的书同样会在香港受到欢迎。

　　1969年，在美国任大学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唯一的访问学者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陈之藩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无所谓。”

　　陈之藩的专业是电机工程，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但他常对朋友说：“我现在不大爱看的，恐怕是几年后电脑在半秒钟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我爱看的，是一百年以后电脑依然无法下手的。回溯起来，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60年代的电脑五分钟就解决了好多吗？可是罗素的散文，还是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的层林的一角，闪着幽光。”陈之藩在香港中文大学讲《科技时代的思想》时讲过：“我们把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与我们感到的真实世界相比较，就知道科学成就之可怜了。与人最接近的是他的心灵，科学似乎并无所知。”他反思科学与文艺的关系：“用计算机可以把莎士比亚的句法排列与比较，但计算机写不出《哈姆雷特》来；用计算机可以把梵 高的笔法解析，但计算机却画不出《星夜》；用计算机可以模仿贝多芬，但却创作不出《田园》来。”

　　陈之藩不仅写散文，还译诗。他翻译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不朽名句：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他在《时空之海》中说：“如果说只许用诗来说明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也很难找出比布莱克这几句再神似的了。”

　　晚年在香港，陈之藩写成了《散步》和《思与花开》两本散文集。著名文学批评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子善是第一位把陈之藩的散文传播到内地的人，他最推崇的是陈之藩晚年的两部作品。他说：“很多人也常常把陈之藩称为科学家身份的文学家，他的后半生很显然对写作更有兴趣，但在写作中，科学家身份还是会出现。”

　　

    陈氏散文

　　陈之藩的散文，文字非常精简不花哨，他把中国古诗的传统放到了散文里面，所以他虽然写的是散文，但他在意每个字，每个字似乎不能多不能少。

　　陈子善评价陈之藩的散文：“最大特点就是浑然天成，他比较讲究怎么把白话文写得漂亮。他的文字很干净，就算是抒情也是很含蓄，非常节制，但一看就被打动。所以他的文章被选入课本是非常好的。他的写作，受到的最大影响还是来自于胡适，但后期的散文有很多哲学理念。”

　　在陈子善眼里，陈之藩的《剑河倒影》和其他散文集记录了他自己历年思潮的起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灵魂在历史湍流的翻腾中所溅起的浪花。陈之藩在他作品中所研究、所思量的，无论涉及宏观的宇宙世界，还是微观的人间琐事，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一个海外自然科学家的人文修养，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识见。传统的根基与哲学的思辨相结合，科学的知识与隽永的文采相交融，使陈之藩的散文呈现出夺目的异彩。时光在流，世事在变，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而陈之藩散文的魅力却仍然那么新鲜和强烈，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文学现象。

　　

    爱因斯坦与裸体梦露

　　在陈之藩的办公室里，电脑桌的正上方的墙壁上，有一张大幅的照片。照片上的爱因斯坦一头爆发。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挂像的对面，是一大一小两张梦露的裸体艺术照。有人问为什么，陈先生说：“好看。”又问：“童教授没意见吗？”他笑答：“童教授有什么意见？童教授每天都来。”童教授是陈之藩的太太童元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陈之藩一生有过两段婚姻，原配王节如大他七八岁，第二任妻子童元方小他将近三十岁，两人曾因“忘年恋”轰动一时。两人相识、相恋都已中年，且各有婚姻。1997年，陈之藩还被童元方当时在台湾的丈夫控告妨害婚姻及家庭，最后以不起诉处分。在王节如过世、童元方和前夫离婚后，童元方与陈之藩将近二十年的爱情长跑方修成正果。2002年，七十九岁的陈之藩和五十余岁的童元方在美国结婚，可谓苦恋。

　　在作品中，陈之藩时常提起与梦露“朝夕相对”的爱因斯坦，这在他的散文《谢天》里可以见到。他常说，爱因斯坦的谈话里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也许正因如此，爱因斯坦无论是在陈之藩的办公室还是心里，都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科学家、散文家陈之藩。

  

新中国早期的电影名家·印质明

　　印质明，（1928年—2008年），男，河北香河人。电影艺术家、话剧表演艺术家、剧作家。

　　印质明1950年肄业于天津津沽大学工厂管理系。1953年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结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1964年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编导，曾任天津市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主演影片有《铁道卫士》《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戴手铐的旅客》等；主演话剧有《同甘共苦》、《千万不要忘记》等，他导演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以及创作的电视剧《追》、《红三角》、《难》等深受观众喜爱。

　　2008年10月8日，印质明在天津逝世，享年八十岁。

　　

    工人联名送他北上

　　印质明出生在一个工商业资本家家庭，从小过着殷实的生活，不愁吃穿，并一直接受着高等的良好的教育。在天津耀华高中的话剧社里，印质明第一次接触表演，这可要归功于当时的语文老师张洁忱。每天的语文课，张老师从不照本宣科，在三尺讲台上“大肆”向他的学生们灌输莫里哀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斯坦尼的戏剧理论，在这样的轮番“轰炸”中，印质明逐渐接触戏剧、了解戏剧、直到酷爱戏剧。到大学二年级，印质明效仿当年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之举，“弃商从艺”了。

　　1950年，刚刚成立的北京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今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印质明向学校提出转学申请，希望到北京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系统学习戏剧与电影知识。他几乎每天都去找学校领导希望开到一封介绍信，可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行！”后来，就转变成学校找印质明谈话了，倔强的印质明一旦打定主意便没人能够改变了，他一想，东方不亮西方亮，此路不通另寻他途。当时，印质明正半工半读，每天晚上都到夜校教书，与那些工人老大哥们混得熟了，在闲聊中，印质明向这些工人老大哥们倾吐了自己的愿望和苦衷，当时可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有的工人说：“老印啊，这有什么难的，有咱厂工人们联名开的介绍信能算数不？到时，再盖上咱夜校的图章，怎么说在这你是老师，去进修总是可以的！”这番话可说到了印质明的心坎里了，当晚，工人师傅们就把联名信写好了，找夜校盖了图章，第二天一早，印质明怀着激动的心情、紧紧地揣着介绍信，就“北上”了。

　　

    “高科长”形象歪打正着

　　印质明坦言，拍电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特别是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就更需要演员有一种奉献，乃至献身的精神！1958年《工地青年》、《春雷》后期录音结束以后，印质明参加了长影演员剧团排练和演出的大型话剧《红旗谱》。这次，导演王逸满足了印质明饰演反面人物的愿望，他也一改过去只演正面人物的戏路，饰演了该剧中的匪班长，并兼李德才的“B”角。春节前后，话剧《红旗谱》在北国冰城哈尔滨连演一个月，场场告满。不想，最后一场告别演出，由于印质明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演出中，在台上误将自己的手用***打伤。手术后未精心护养，造成发炎、化脓、引流以致连日低烧，就这样带着伤痕，拖着病体的印质明又进入了《铁道卫士》的筹备组。在拍戏的过程中，印质明的伤手一直未好，虽然不用挎“木板”了，可仍在“引流”。为了避免观众发现，印质明借此机会便为人物设计了个习惯动作，经常把手插在裤子口袋中。后来有的人把这一个插手的动作说成是印质明的“创造”， 从而构成了高科长这个人物的特色，哪知这其实印质明是歪打正着的“杰作”。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演员不太注重主角和次角之分，更不会因为不是主角，或是剧本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就撂挑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句话铭记在每个演员心中。在拍摄《国庆十点钟》的时候，印质明饰演的顾群在前面打电话的时候，后面需要一个看电话的老大爷，没有台词，只要面无表情就可以了，当时拍摄已经开始，又是晚上，上哪找群众演员去啊，这可让导演为难了。就在这时，导演突然看到了坐在旁边的陈强，立刻“计”上心来，“陈强啊，现在印质明在小卖部里打电话，后面需要一个看电话的大爷，我看你合适，就给来来吧！”陈强一听，二话没说，径直走进“小卖部”，往那一坐，一句话没说，这场戏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

　　还有一次，印质明在拍完《神秘的旅伴》刚走出摄影棚时，对面正遇上《平原游击队》的拍摄组，导演苏里跑了过来，“老印啊，我们这现在需要一个拉吊桥的伪军，还有两句台词，我怕一般的群众演员紧张演不好，我看你就来一个吧！”印质明听完，脱下了《神秘旅伴》的服装，生平第一次穿上了伪军的服装，开拍后，印质明像模像样地模仿着汉奸的味道盘问一位乔装的八路，“结果人家给了我一只鸡，我就给人家放下吊桥，把人放过关了”。这也让印质明过了把反面人物的瘾！

　　

    为影迷错过与主席见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质明可算得上是炙手可热的“名角”，有很多追星族。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接见包括印质明在内的一批当时活跃在银幕上的电影演员。接到这个通知后，印质明兴奋不已，能有机会与毛主席见面，那是何等荣幸啊！第二天，正在开准备会的印质明被长影厂叫走，通知他明天参加在哈尔滨举行的电影首映式。“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哈尔滨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而且宣传声势很大，在影迷中影响也很大，不能让影迷们失望啊，晚上我就乘火车回哈尔滨了。”“首映式当天，人山人海，把电影院围得水泄不通，致使周边地区交通堵塞，我们是在警察的保护下，从电影院后门的一条小胡同走进场的。”首映式转天，毛主席接见了那些电影演员，在那幅长长的照片中没有印质明的身影，但在成千上万的影迷心中却始终珍藏着印质明，这个他们心中的“明星”。

　　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印质明却有幸与周总理、邓颖超 “亲密接触”。一次，周总理和邓颖超来观看舞台剧《雾重庆》，长影厂指定由印质明担任总理身边的记录员和解说员。

　　周总理很关心演员们的生活，《铁道卫士》拍摄完成之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看。看后，周总理问，为什么最近看一些影片，总觉得印质明等演员的形象有些不对劲儿，往往外景时演员显得有些瘦，内景时显得有些胖？很不舒服，为什么？……实际情况是拍外景有时住市里招待所，供应较好，营养能基本保证。一回到厂里拍内景，不再是“客人”而是“家里人”了。供应好的时候，可以吃上高粱米，供应不好时，只能吃增量法，瓜菜代，人造肉！演员大半都“浮肿”。总理当即表态：“不行！我们的电影要拿到国际上去放映，这在国际上影响不好，再困难也要保证演员的健康。”从此，长影演员一律改成白米、白面，全部供应细粮！

　　

    “艺海无涯”常自省

　　作为演员，印质明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多为儒雅的“侦察员”，这种儒雅的气质归功于印质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对自己作为演员的要求是“表现世界、演绎人生”。

　　印质明认为，作为演员，体验生活和对表演的刻苦钻研是演员成功的重要因素。拍摄《铁道卫士》时，为了体现人物的真实感，他在铁道部门做过司机、司炉和车长。他曾对亲友和同事说：“我们那时体验生活是真的去干，在铁道部门干了好长时间。他说作为一个成功的演员、导演，除了对电影的热爱，必须要付出的更多的艰辛与汗水。

　　晚年的印质明长期担任天津电影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编导工作，专注于话剧和电视剧作品的创作。创作之余，他还时常应邀去给艺术学校的学生们讲表演课。一次偶然的事件，使印质明对于在当代艺术校园中一些从事表演学习的学生素质感到有些失望。那一次印质明应邀给学生上表演课，有一位同学大声地问其他人：“哎，你说，这李世民后面的皇帝就是康熙了吧？”印质明说当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学生提出的问题。他对这个学生知识的贫瘠、对历史的无知感到惊愕和惋惜。所以他经常告诫后辈：表演艺术“路漫漫其修远兮”，必须坚持不懈的上下求索。他说，作为演员除去要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广阔的视野外，还要有丰富的知识，甚至博古通今，中外皆知。所谓“艺海无涯”、“学无止境”这几个字用在一个创作者的演员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纵观印质明的演艺人生，他正是这样在追寻表演艺术真谛的道路上求索而行。

 

著名革命题材长篇小说作家·张孟良

　　张孟良，笔名弓子艮、大司马。1928年生，天津静海人，廊坊市文联离休干部，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孟良长期在部队生活、学习、写作。曾在部队和地方担任过文艺创作员、创作组长、编辑、记者、专业作家，擅长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血溅津门》、《儿女风尘记》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张孟良文集》八卷。

　　

    孟良其人

　　张孟良1928年出生于天津静海县义渡口村。自幼讨饭，流浪，当雇工，卖苦力。1942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北军区炮兵旅医院护士，志愿军高射炮兵五一一团卫生指导员，解放军第五十一速成中学副区队长，华北军区文化部专业作家，《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助理编辑，天津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副组长、廊坊地区文联常务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河北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天津静海书画院名誉院长，农民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张孟良的主要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儿女风尘记》、《三辈儿》、《血溅津门》、《沽城荡寇》、《义霸争雄传》、《洼淀烽烟》，短篇小说《血泪古城洼》，报告文学《我们贫下中农有志气》，游记《雪山景物记》，文学评论《胜利的红旗，英雄的步伐》，杂文《谈牛》等，共发表作品500余万字。他的作品多写部队生活和劳动人民的苦难与斗争，爱憎分明，传奇式的描绘，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血溅津门》

　　《血溅津门》是张孟良继《儿女风尘记》、《三辈儿》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张孟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作品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津郊武工队配合天津地下党组织，摧毁日本驻屯军侵华基地的英勇斗争故事，细致、生动地描绘了武工队长郝明在斗争中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疯姑重逢的奇特经历，较为成功地塑造了郝明、于芬和地下工作者尹兰、冯老辛以及青帮头子袁文会、日本指挥官多多良等众多正、反面人物形象。书中对大闹玉清池、歼灭铁血队、独流减河大比武、截粮台军火、炸毁新仓库等重点章节的描写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是天津人民的一部抗日斗争史篇。作者借鉴我国古典传奇小说手法，情节惊险曲折，故事引人入胜，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天津地方特色。

　　该书于198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曾几次再版，并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热播大江南北，改编的同名连环画的发行量突破百万册，被誉为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史。

　　

    孟良书画

　　张孟良于文学创作之同时勤于翰墨。他的画风朴茂无华，别具洞天。绘画题材十分广泛，写意传神。山水、花鸟、鱼虫虾蟹以及案头小景几乎无所不及。他的绘画艺术以水墨见长。或先水而后墨，或墨竭而后水，水墨互济，酣畅淋漓，层次分明，色彩斑斓，艳而不俗。

　　张孟良的画好，书法更好。他潜心研究古今书法半个多世纪，饱览诸子百家力作，从中悟出真谛。吸其精髓，取其妙诀，将真行草隶篆融为一体，破法创新，饱含激情，用笔多变，神出鬼没，风格奇异。左右手反正笔挥洒自如。大气磅礴，气度恢弘，令人惊叹。

　　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书画所获奖项甚多。然而他对这些全不在意。谈其荣誉来他说：友者所荣，吾之所荣。友者所誉，吾之所誉。友者不荣，吾荣何来？友者不誉，吾之何誉？高山流水，四海知音，书画能语，何言其它。

 

现代著名民间文学作家·张士杰

　　张士杰，（1931年—1978年），河北安次县（今廊坊市安次区）人，著名民间文学作家。

　　张士杰1949年在安次简易师范学校上学。1950年毕业后曾在本县大王务、熊营、东张务、淘河等校任小学教师。1953年病休退职务农，开始了义和团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1957年他的作品见于报刊。1958年开始出版故事集。后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的调查整理工作。著有民间文学集《金沙滩》、《龙河民间故事》、《义和团的故事》、《石城求仙》、《民间故事集》等。

　　1978年12月，张士杰因心脏病发作，送医院后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8岁。

　　

    童年故事

　　张士杰1931年12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安次县龙河边上的董常甫村他的祖父张泽桓是位中医，医术高超，人缘又好，在方圆几十里很有些名气，他的父亲名叫张广聚继承父业，在乡行医。张士杰的童年是在小药铺里度过的。这个地方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使他从小就听到许多故事和笑话。

　　童年时代的张士杰，听民间故事除在小药铺和客店外，还有三处：一是本村的耀爷家；二是本村的老民间艺人董万海家，三是西储村姥姥家。耀爷名叫董耀，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董常甫的穷大辈儿，当了一辈子长工。老人家喜欢孩子，张士杰从小长在他家里，经常缠着他给讲故事听，他最早整理发表的几篇义和团故事，如（（红缨大刀》、《张头和李头》、《宗老路》等都是从耀爷嘴里听来的。老艺人董万海也是个大辈儿，张士杰管他叫万爷。万爷的竹板书说得好，清脆火爆的竹板一打起来，一张嘴能夺半台戏，张士杰听万爷说《杨家将》、《义和团战落垡》一听就是大半夜，越听越爱听，简直听得入了迷。张士杰的童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他的姥姥是一位柳编能手，并且善于讲故事，张士杰后来整理的第一批传统民间故事《龙河》、《西瓜女》《灵子和傻子》与义和团故事《白母鸡》、《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等都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

　　1939年，九岁的张士杰进了董常甫小学读书，当时学校的教师有鲁村树和高焕章。当他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囫囵吞枣地看起《西游记》、《水浒》来了。他的父亲张广聚爱读书，家里藏书很多，有买的、有借的、也有别人赠送的，这一本本小说，为他展现了一个神奇的新天地，他看了一本又一本，看了一本给小伙伴们讲一本，这就使士杰自小养成爱读书、会讲书的习惯。1943年，张士杰初级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失学了，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开始在龙河边种庄稼。在家务农的日子里，张士杰和乡亲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和老艺人张林桓是形影不离，张林桓时常教他唱京剧，拉胡琴。每逢春节到来，张士杰是董常甫村闹花会的活跃分子之一。小车会上他负责伴奏。正月十五过灯节的时候，张士杰总要精心地做一盏漂漂亮亮的大灯笼挂到街上去，当正月十五夜里要放焰火了，张士杰把早在春节前准备好的一垛柴禾抱到大街上，点燃起来。红红的火苗越烧越旺，映红了天地，也映红了张士杰那张欢乐的笑脸儿。

　　1944年，张士杰考进了廊坊中心高小，在高小读书时，他有三门功课学得最好，一是语文，二是地理，三是历史。他的作文写得好，老师每次都把他的文章当做范文当众宣读。1949年，十九岁的张士杰考入了廊坊简易师范学校。那时节，廊坊刚刚解放，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窝头咸菜，连开水都喝不上。尽管如此，上了师范的张士杰还是热情高涨，意气昂扬。上课时，他认真听讲，认真记录，一下课，就一头扎进那小小的图书馆里。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腐蚀》，巴金的《家》、《春》、《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张士杰读完一本又一本，天天读到深夜，熄灯钟响了，他就悄悄点上自己买来的蜡烛，用书本档住光亮，偷偷地读。

　　在师范学校里，张士杰除了热爱文学外，还喜欢音乐，他会吹口琴和拉胡琴。学校组织师生演出新歌剧《白毛女》、《王秀鸾》、《赤叶河》时，张士杰是一位热心的伴奏者。

　　

    乡村教师

　　1951年底，张士杰从廊坊简师毕业，他先后在安次县大王务、熊营等小学教书。他除了认真教课外，经常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安次、武清一代义和团的斗争历史，讲《红缨大刀》、《马六刀劈二毛子》、《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等故事，因为充实了这些内容，他的语文课和历史课都讲得非常精采，很受学生的欢迎。学校领导知道这情况后非常高兴，支持他这样讲下去。领导的表扬和鼓励，使张士杰的劲头更足了，他利用假期时间，深入农村，向农民访问、调查，搜集义和团的史料、歌谣和故事，先后走访过安次县肖辛庄的老义和团民王老刚，大王务八十一岁的老人贾玉福等，这些老人，有的背诵气势雄壮的义和团歌谣，有的讲述了激动人心的义和团故事，张士杰含着热泪听，含着热泪记，记了满满几个笔记本。当时张士杰搜集这些资料，完全是从搞好教学出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资料后来竞成为他整理义和团故事的宝贵素材。   

　　张士杰除了讲好课，搜集义和团故事和史料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麦子秀穗的时候》，这是一部反映乡村教师生活的小说，每天当他批改完一叠叠作文本和作业本后，夜已经很深了。他点起了自己卷的纸烟，在灯下挥笔疾书，但是，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没有成功，后来稿子被出版社退回来了。

　　

    沙砾中的明珠　　

　　1956年，张士杰得了矽肺病，发烧、咳嗽，气喘盗汗，病势越来越重，后来终于不能坚持工作了，领导让他去霸县胜芳镇疗养院疗养。胜芳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小镇，靠近东淀大洼和中亭河，由东淀可以坐船到达天津杨柳青。在胜芳，有青青的芦苇荡，有风景秀美的荷花淀。美好的小镇风情使张士杰想起了龙河，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家乡那些美好的故事。于是，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尽管第一部长篇小说没有成功，可是，创作的火光在他的心里并没有熄灭，他就在胜芳疗养院的病床上进行写作。一动笔，他的一颗心又回到了龙河，龙河的风光、龙河的乡亲，一个个跑到他的笔下来了，张士杰把他们写活了!

　　1957年12月，张士杰整理的第一组故事在《民间文学》十二期上发表了。这组民间故事共有七篇：《灶王爷》、《通天塔》、《无梁寺》、《金沙滩》、《逆水行船》、《烧画》、《腊八粥》。这些民间故事，以生动的情节，风趣、朴实的语言特色受到读者的好评。

　　稿子刊出后，给了张士杰巨大的鼓舞，紧接着他把整理的几十篇民间故事编为《龙河故事集》投寄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当时出版社负责审阅民间故事的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宋孟寅，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六万字的故事集，心中非常兴奋，当即与总编辑杨烈商定采用稿子，并请张士杰到出版社来修改自己的作品。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宋孟寅先让张士杰学习有关民间文学的理论，并同张士杰一起研究了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的序言，使张士杰提高了对民间文学的认识，然后动手修改《龙河故事集》。1958年5月，《龙河故事集》出版。后来宋孟寅曾高兴地把他发现的张士杰这个农村作者称之为：“泥土中的钻石、沙砾中的明珠。”

　　

    名震文坛

　　张士杰的民间文学作品取材于龙河一带的农村。为写出更多的作品，他经常不辞辛苦去各个村街寻找讲故事的能手。有一次他到安次县旧州村去找一位讲故事能手，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还借了一辆亮铮铮的自行车。可是到了旧州后，那位讲故事能手一见张士杰是位教书先生，来了个敬而远之，说他自己根本不会讲故事，客客气气地把张士杰给打发走了。过了不久，张士杰去廊坊赶集的时候，半路上又碰上了这位老大伯，老大伯带着几个猪崽去赶集，猪崽从篓子里跑出来了，张士杰赶忙帮他逮猪崽，弄了两手泥土，最后又帮他把猪崽弄到了集上。后来张士杰又去找他搜集故事，老人家还留他住了一夜，给他讲了好几个精彩的故事。张士杰曾说：“搞民间文学，怕麻烦还行？怕跑腿更不行！我写的故事都是跑出来的，整天坐在屋子里，哪来的故事呀？”　　

　　张士杰名震中国文坛，是源于他整理创作的义和团故事。他在整理这批故事的时候，热泪伴着墨水流，泪水常常打湿了稿纸。有时他激动得实在写不下去了，只好停下笔来等感情平静以后再写。他常常告诫自己：“这些英雄人物、这些英雄的故事，只能写好，不能写坏。”一篇故事写成后，他常常拿到街头、地头念给乡亲们听，请乡亲们提意见。然后进行修改，就这样，他一连整理《高大汉》、《托塔李天王》、《大师兄闹衙门》等十多篇故事。

　　《民间文学》从1958年4月开始，连续以显著位置来发表张士杰的义和团故事。四月份一期就发表了《红缨大刀》、《托塔李天王》、《铁金钢》、《宗老路》、《渔童》等十一篇。同期上还发表了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作家汪曾祺的评论。顾颉刚评论说：“这些故事叙述的很真切动人。借此可知人民群众对于皇帝、官吏等统治阶级的如何不满。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激起人民的义愤，要用大刀来对付枪炮，反动统治者又如何向帝国主义献媚，不顾人民反抗，一味求和保持残局，这是真正的人民历史。”汪曾祺评论说：“这些故事正是觉醒人民的意识形态，这正是反帝运动高潮中的产物，这里所反映的人民的仇恨更为炽烈。”“人物吸收了传统的形象特征，传统的结构故事的方法和语言，但却赋予新的思想，新的内容，而且使思想内容达到了可惊的统一。”

　　《民间文学》在第七期、第十期、十一期、十二期连续发表了张士杰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随后百花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接连出版了《托塔李天王》、《张绍恒包打西什库》、《红缨大刀》等几本义和团故事集。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为张士杰搜集整理的义和图故事召开座谈会，我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著名作家邵荃麟，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吴含、民间文学家贾芝、戏剧学家陈白尘、文学评论家朱寨、教授赵景深等都为这些义和团故事写了评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张士杰整理的民间故事摄制了动画片《渔童》、《人参娃娃》。此外，这些义和团故事还被译成几国文字，引起了国外民间文学界的注目。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也对外介绍了这位民间文学作家，并刊登了他的照片。

　　1959年，张士杰加入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也当选为理事。次年，张士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三次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时周总理正要出国访问，他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接见了十七位出席会议的代表，其中就有张士杰。当时张士杰同志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眼含热泪，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自我介绍：“我叫张士杰，河北省安次县人。”周总理微笑着点点头：“啊，你是写义和团故事的，你的贡献很大，以后要继续努力啊！”

　　张士杰于1958年因病退职，到1962年他虽然卧病在床，仍念念不忘民间文学工作。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民间文学》编辑部派专人来协助，由张士杰口述，别人代笔记录，整理出《漫谈义和团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创作》一文，这篇论文近三万字，在《民间文学》196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连续发表。

　　张士杰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后，并没有离开龙河。他穿的仍是粗布衣，住的仍是土坯房，仍是坚持勤俭治家，全家人依然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

  

当代文化名人

当代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

　　张越男，女，1934年生，回族，河北省文安县人。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

　　张越男12岁参加革命，曾是华北军区旅宣传队队员、兵团文工团团员。后来她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文工团副分队长。回国后，历任总政治部文工团歌剧团副分队长、副团长、艺术指导，中国剧协第三、四届理事，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在歌剧《白毛女》、《柯山红日》、《傲蕾·一兰》中饰演重要角色。1977年获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优秀表演奖。其代表曲目有《北京颂歌》、《井冈山颂》、《松花江上》、《中越人民友谊之歌》及毛主席部分诗词歌曲等。

　　

    艺术经历

　　张越男1934年出生在河北省文安县的一个回民家庭。他的父母是开明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反封建，给她的姐姐取名叫超男，给其取名越男。

　　张越男自小聪明伶俐，尤其喜欢唱歌，并且是天生的一副好嗓子。1946年，12岁的张越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部队里的小文工团员。

　　1951年张越男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文工团副分队长。回国后，历任总政治部文工团歌剧团副分队长、副团长、艺术指导，1956年，张越男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演唱了独唱和戏曲选段，并凭借河北梆子《大登殿》中的优美唱腔和卓越表现，在全国舞台上崭露头角，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她，并教导她“要坚持下去，一辈子搞民族化，走自己的路。”

　　张越男在向民族声乐艺术学习和借鉴西洋发声法中，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她的演唱声音高亢、健美，刚柔相济，吐字清晰，感情真挚，基本功扎实。她演唱过创作歌曲、民歌、京剧、昆曲、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等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声乐民族化及中西结合上作出了明显成绩。

　　她录制的唱片有《井冈山颂》、《眼望红旗情满怀》、《祖国处处有亲人》、河北梆子《一轮红日暖胸怀》、京剧《家住安源》等十几首，她演唱的毛主席诗词《娄山关》以及创作歌曲《念周恩来同志》、《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只歌》等曾作为每周一歌，在中央电台播放。

　　张越男还在多部大型歌剧、秧歌剧及话剧中扮演过不同类型的主要角色，如《白毛女》中的喜儿、《血泪仇》中的桂花、《刘胡兰》中的爱兰子、《两个女红军》中的顾梅英、《柯山红日》中的黄英、《夺印》中的胡素芳等三十多个角色。其中《柯山红日》演出一百多场，歌剧被拍成电影、录制成唱片。

　　

    《柯山红日》

　　1959年初，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张越男被调到歌剧团参加大型歌剧《柯山红日》的排练。这个戏主要反映西藏少数反动上层人物，在敌特煽动下搞叛乱，我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和西藏多数拥护党的上层人士一起，平息了叛乱，解救了人民群众。张越男在剧中扮演军分区司令员杨凡的爱人、解放军医生黄英，柯山女土司加洛呷阴谋叛乱，抓走了黄英，并妄想收买黄英。黄英身受酷刑，坚贞不屈。张越男以完美的演技生动诠释了黄英这一个性鲜明的人物。

　　当时国际上一伙反动派利用西藏事件，掀起了反华逆流。周恩来总理看过戏后高兴地说：“北京有《柯山红日》和《文成公主》两台戏，我在国际上就好说话了。”他还对剧本提出许多改进意见。他说：“黄英最好不要死，她一死，最后欢度胜利，人民群众都欢快不起来了嘛！让她负伤好不好？”剧作者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事实证明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些意见充分体现了观众的心理要求，是合乎艺术规律的。

　　《柯山红日》公演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总理很高兴，特意委托邓颖超把《柯》剧的编导、歌剧团的领导及主要演员请到家做客。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推荐下，张越男还参加了大型史诗歌舞《东方红》的排练。她和李光羲同志担任《松花江上》的领唱。

　　

    文革年代

　　在十年浩劫中，张越男和文艺界其他同志一样，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运动一开始，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什么修正主义黑苗子黑尖子、文艺界资产阶级路线的吹鼓手、黑党员……面对这一切，张越男迷惘、困惑，但有一点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黑党员。

　　当时的总政文工团，不只进了军管小组，还进了工宣队。在一群别有用心的人的把持下，大批老同志调离北京，张越男被派到托儿所当阿姨。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提出“总政文工团不是斗、批、改单位，很多老同志都是艺术骨干，不能随便调走。”并特别强调张越男、寇家伦、张文明、徐有光、苏盛兰等同志不能走，这才把张越男等人留在了总政文工团。

　　1972年她演唱的《北京颂歌》、《海上女民兵》等曾在全国广为流传。1974年借调中央乐团访日演出，受到国际友人好评。197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驻京部队各文艺单位在北展剧场举行了联合演出，张越男演唱了《井冈山颂》。

　　

晚年岁月

　　1979年，张越男成功演出了歌剧《傲雷·一兰》，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文艺节目二等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越男逐渐淡出舞台，转而从事声乐研究工作。她曾和丈夫吴道岭合作，先后在《光明日报》、《宁夏艺术》、《民族艺术》等报刊上发表了《还是以唱好中文为好》、《发声与歌唱》、《让美声唱法植根与民族语言的沃土之中》、《对当代三种唱法相互依存性的思考》、《写在中国歌剧选曲集出版之际》几十篇文章，并与吴道岭共同主编了《中国歌剧选曲集》。

  

荣宝斋木版水印工艺名家·张贵生

　　张贵生，1934年生，河北省三河市人，当代著名木板水印工艺大师。

　　张贵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长期在北京荣宝斋从事木板水印工艺，其木板水印代表工艺作品有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徐悲鸿画作《群马图》、袁江画作《秋涉图》等。

　　

    水印《墨马图》初露锋芒

　　1934年4月25日，张贵生出生于三河县泃阳镇错桥村，4岁时随家搬到三河北关落户。16岁那年，张贵生从顺义中学初中毕业，正赶上荣宝斋招收木版水印学徒工。在经过必要的入店考试后，张贵生进入荣宝斋。在中国的艺术界，荣宝斋素有“艺术博物馆”、“书画家之家”等美誉，是艺术大师、文化名流时常出入的地方。三年学徒期，张贵生先后多次听过齐白石、吴作人、叶浅予、李可染、黄胄、董寿平、徐悲鸿等大师们的课。由于他的学历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再加上他的聪慧刻苦，技艺越来越出色，很快便在同期学徒中脱颖而出。

　　1954年，徐悲鸿去世。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在追悼会前找到荣宝斋，请荣宝斋用木版水印为其复制徐悲鸿比较满意的一张墨马，4尺条幅，共计100张，一周内不但要复制好，还要装裱入盒。时间紧、要求高。张贵生接到任务后，与同事们日夜加班，很快效果极佳的徐悲鸿《墨马图》便保质保量地复制出来了。在徐悲鸿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王震将军等诸位首长及与会的艺术家和社会各界贤达名流，每人一幅。

　　此后不久，陈毅元帅与夫人张茜一起来到荣宝斋，笑呵呵地问：“徐悲鸿的《墨马图》是谁印的？”当时刚满20岁的小伙子张贵生朗声答道：“我印的。” “小伙子，印得不错！”陈毅元帅爽快地说着，喜爱地拍了拍张贵生的肩膀。陈毅元帅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著名诗人、书法家，而且擅长棋艺。后来张贵生为陈毅元帅木版水印了他那首著名的《咏棋诗》：“纹枰对坐，从容设兵。研究棋艺，推陈出新。棋虽小道，品德最尊。中国绝艺，源远根深。继承发扬，专赖后昆。敬待能者，夺取冠军。”

　　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走后，书画大师董寿平又找到张贵生，说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对他复制的《墨马图》很满意，看了心里感到慰藉，想见他。于是，张贵生便跟着董寿平去了徐悲鸿的故居。廖静文没想到让她那么称心的木版水印《墨马图》竟然出自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之手，反复地对张贵生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自此，张贵生的木版水印技艺声名鹊起，在荣宝斋做更精更细活儿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顶级艺术大师合作的顶级精品，也常常由他来进行木版水印复制，像董寿平的竹子和启功的诗组合，徐悲鸿的黑黄鸡与齐白石的芋叶组合等等。此外，张贵生还曾成功地复制了黄胄、李苦禅等著名画家的力作，如《绣脯红》、《天峰立足》等等。

　　

    水印《墨虾图》以假乱真

　　荣宝斋木版水印是通过在木板上对原作进行勾描、雕版之后，在和原作一样的宣纸、素绢上进行水墨印刷，从而对原作完成全面复制的一种传统工艺。张贵生的复制品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当年，张贵生曾为齐白石木版水印的《墨虾图》，与原作毫无二致，连虾体活生生的透明感都表现得与原作如出一辙，以至于白石老人自己都真假难辨。

　　有一次，张贵生刚把白石老人很得意的一张墨虾图复制完，正赶上白石老人来到荣宝斋，张贵生便从中随便拣出两幅，与原作放在一起，请白石老人辨认。白石老人自然是大行家，瞧了画面，又看题款，然后再看印章，看来看去地研究了半天，最终把一幅木版水印的复制品拿到手里。张贵生赶紧跟白石老人解释说，三张之中，只有中间那张是您老人家的原作，旁边的两张都是复制品。白石老人那时因年迈，有些老小孩的心理，任凭张贵生怎么解释也不信，还说：“你逗我哩，我自己画的画我还不知道？你别想把我的原作留下。”说着，拿着复制品不撒手。最后，荣宝斋没办法，只好把原作及两幅木版水印复制品都交给白石老人带回家去。白石老人直至去世，也没弄清到底哪张才是他的原作。

　　

    水印《长征》向毛主席贺寿

　　1968年毛泽东主席诞辰日来临之际，荣宝斋决定木版水印30幅丈六加大毛泽东《长征》诗的手迹，作为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的寿礼。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在于，复制品的幅面巨大，即使到了半个世纪后的今日，也是荣宝斋有史以来木版水印画中幅面最大的。为了保证复制效果不失真，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又落到张贵生的身上。

　　年轻的张贵生接到任务后兴奋不已，想到是为无限敬仰的毛主席贺寿，他干劲倍增，带着人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地工作。不久，巨幅《长征》诗终于完美地复制好了，荣宝斋内外一片欢腾，都对张贵生的工作十分满意。荣宝斋提前给毛主席办公室打了电话，由张贵生带着6个人抬着巨幅《长征》诗，通过府右街，直奔中南海去给毛主席献寿礼。终于，中南海到了，6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警卫人员向着张贵生等人“啪”地整整齐齐敬了一个军礼，向他们转达了毛主席的谢意，并告诉他们毛主席由于工作原因，不能接见他们，然后接过巨型木版水印《长征》诗，迈着矫健的步伐转身走了。张贵生回到家一连好几天缓不过神来，因没有见到心目中崇敬不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失魂落魄。

　　然而，始终令张贵生感到宽慰和自豪的是，虽然没有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那幅作为送给人民领袖做寿礼的木版水印《长征》诗，最终不但成了他一生中的杰作，也成了荣宝斋的杰作之一，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岁月迁移，如今它已作为倡本非卖品，被荣宝斋珍藏。同样被荣宝斋作为木版水印倡本非卖品珍藏的，还有出自张贵生之手的徐悲鸿的《群马图》，袁江的《秋涉图》，马远的《踏歌图》等。 

 

 现代著名虫草画家·许鸿宾

　　许鸿宾，别名蔚琛，1935年生，河北霸县（今河北省霸州市）人。著名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电视台《书画赏析》栏目顾问，河北大学工艺美院教授。代表作有《杜鹃飞蝶》和《百蝶图》等。出版有《怎样画草虫》、《中国画蝴蝶画法》、《新编芥子园画传》、《草虫百图》等。

　　

    虫草第一人

　　许鸿宾1935年7月生于河北霸县小辛庄村。自幼酷爱绘画。1960年考许鸿宾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得到李苦禅、蒋兆和、郭味蕖、李可染、王雪涛等诸教授指导，自修古代画论。上世纪五十年代，许鸿宾的作品曾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多次参加全国大展，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1990年，其作品在日本展出期间，展出作品全部售出。日本《朝日新闻》体报道说：“……许鸿宾是中国草虫一流画家，草虫第一人。”日本多家电视台播放节目介绍巨作《百蝶图》，赞誉该作品为“中国国宝”和“世界瑰宝”。1999年，中国书画报曾连续24期连载《草虫画法》。中央、中国教育、河北、保定、廊坊电视台陆续播出《草虫声声入卷来》等艺术专题片，其业绩曾被收入《中国美术年鉴》。

　　

    苦禅门下

　　在考中央美院之前，许鸿宾深受齐白石的影响，而且决定要走齐白石这条路。到了中央美院受到李苦禅、蒋兆和、郭味蕖、李可染、王雪涛大师的影响，尤其是李苦禅和郭味蕖的画风，对其影响颇深。许鸿宾曾坦言，在他小的时候，见过齐白石，他的老师周景湘先生带他去见过齐白石。那时许鸿宾才十四五岁,因为仅此一面之缘，再加上懵懵懂懂，所以还是李苦禅先生在他心中占据的空间大，毕竟是活生生解惑授业的导师。在所有学生里面，李苦禅仅仅为他一个人写过序言。且在这之前李苦禅仅仅为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写过。为了鼓励学生，李苦禅还为他的作品中补了景。许鸿宾常用一方的“苦禅门下”的印章，就是源自于此。

  

“偷闲斋”里走出的艺术家·马德春

　　马德春， 1937年生，河北省三河市人。著名画家,国家一级画师、教授、书画鉴定专家。

　　马德春1960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并留校任教，得李可染、李苦禅、田世光、吴冠中、白雪石等当代诸多名家亲授，历任北京崇文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物管理所所长、燕京书画社副经理，中国美术家协会外联部主任、会员部主任兼艺术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鉴定研究员。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品鉴定研究室顾问、委员。其绘画创作，人物、花鸟、山水，均有涉猎，工写兼能。在古代美术史论与周易研究中，马德春独辟蹊径，发明了“通古今，贯东西”《干支公元掐指算法》，被称为《掌上万年历》，使传统干支纪年与公元的换算，简便易行，为文史研究做出新贡献。马德春曾出访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十多个国家讲学和举办展览。《中国美术辞典》、《中国美术年鉴》、《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等多部辞书均有介绍。

　　

    苦难童年

　　马德春祖籍河北省三河马各庄村。祖父马维龙既是一位京东有名的泥彩画匠，又是位技艺高超的单弦、大鼓、皮影艺人，平时靠走乡串镇表演曲艺节目为业；闲时则靠给寺庙上油彩，刷油漆，画壁画，塑神像谋生。马德春的父亲马玉成继承家传，单弦、大鼓水平很高；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曲艺艺人，武清县人。俩人于1936年结婚，婚后二人以卖艺为生。是年，冀东大旱，粮食歉收，饥民遍野。为了谋生，夫妇二人辗转来到山东济南府，打地摊卖艺。

　　1937年2月，春寒料峭之季马德春降生，贫寒的家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营养不良使马德春长得瘦小枯干。三岁那年，母亲生小妹难产，大出血猝亡，不久，小妹也不幸夭折。小马德春成了没妈的孩子，随着父亲到处流浪，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后来父亲带着他回到了老家三河。此时，家中已是举目无亲。父亲无奈，只好又带着他去北平，流落到天桥一带卖艺乞食。抗战时期的北平正阴霾笼罩，民不聊生。祸不单行，到北平不久，马玉成即染上重病，无钱医治，最终在租住的四壁透风的破屋中去世。七岁的马德春成了孤儿。马德春的姥姥割舍不下年幼的外孙，只身从武清县来到北平。娘俩相依为命，姥姥靠给有钱人当老妈子挣得一点可怜的钱养家过日，小马德春则捡煤核、拾破烂、卖熏蚊蒿来贴补家用。马德春在白眼、辱骂、受欺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48年底，北平解放，马德春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从一个捡煤核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书画艺术家。

　　

    学画历程

　　马德春少时在一位三河籍老先生的书馆中念了两年私塾，因付不起学费辍学。1947年，马德春到北京前门附近一所由“赈济会”开办的免费学堂就读，又因买不起童子军服装而辍学。解放后，考入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马德春的绘画天赋得以崭露。他很爱画画，看见什么画什么，学校的桌椅板凳，日常生活用品他都画，而且画得很认真。没有纸笔，用树枝在地上画，画完了擦，擦完了画，乐此不疲。办黑板报是马德春最上心的事，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既省纸笔，又练画技，渐渐地，他成了办黑板报的行家里手，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工作，办了无数期的黑板报。

　　朝鲜战争爆发，全国上下掀起了支持抗美援朝热潮。北京市举办“抗美援朝画展”。马德春在美术老师张紫枫的指点下，创作了一幅画并在画展中获得了一等奖。这幅画对于提高人民群众觉悟，支持抗美援朝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由此，更加坚定了马德春用画笔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1955年，马德春同时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两所大学一所公费一所自费，限于家庭条件，他选取了公费的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在学校，马德春拼命地学习绘画理论知识和中西绘画技巧，把业余时间全都用在了学习上。他的拼劲、狠劲及不怕吃苦的钻劲，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学习成绩在整个美术系始终名列前茅。

　　出于对美术的痴迷，他想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师。李苦禅曾师承徐悲鸿学西画，后拜白石老人为师学国画，并汲取石涛，八大山人，扬州画派，吴昌硕等画技，在花鸟写意方面具有独到的特点，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自成风貌。李苦禅坚贞爱国，谦恭近人，口碑极佳。拜他为师是习画人梦寐以求的幸事。马德春未曾多想也未经人引见，带着习作直接找到李苦禅家中。李苦禅看着这位不速之客，很是惊讶。马德春把拜师的想法说了出来。李苦禅很喜欢面前这位求知上进且天赋极高的英俊少年。但考虑到不是自己学校的学生，如果收他为徒北师大同道会有所误解，于是，李苦禅问马德春：“你既想拜我为师，可为什么不考中央美院？”马德春向李苦禅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李苦禅对他凄惨遭遇深表同情，对他孜孜上进、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深受感动。在这个少年身上，李苦禅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毅然决然地说：就因为你穷，我破例收你为徒。李苦禅把他领到桌案前挥毫几笔，一只鸬鹚跃然纸上，并以画为例，口传心授画鸟技法，令他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在苦禅大师的悉心指点下，马德春的画技与日俱进。半个世纪后，年近古稀的马德春提到拜师这段经历，双目含泪，表情凝重，语蕴深情：“苦禅大师常言：‘字如其人，艺术及人品之体现，人无品格行之不远，画无品格下笔无方。我在大师那里不仅学会了作画，更学会了作人。大师于我无求，唯求德艺兼修，不辱没中国画之精神。大师的教诲令我终身难忘。”

　　

    牛马精神

　　当一名职业画家，是每个学画人的梦想。科班出身的马德春从未做过一天职业画家。1960年，马德春大学毕业留校教授美术史和美术欣赏。三年后被下放到北京市崇文区任中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调到北京第一师范学校，从事美术教师培训工作。1975年，从第一师范学校调入崇文区文教局文化科主管美术教师培训和美术创作。后文教分开，马德春任崇文区文化文物局副局长兼党组成员。1984年，马德春调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外联部主任一职。这是一项不懂专业的人做不好，学专业的人又不愿做的工作。他二话没说，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为处理好职业与事业的关系，他用古人谓之“三余”和“三上”时间，把别人休息和娱乐时间用来创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他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偷闲斋”，取白居易诗：“偷闲意快胜常闲”之意，业内人士称他为“偷闲斋”里走出的艺术家。对此，他戏谑地说：“我姓马、属牛，应是当牛做马之命。埋头苦干，忍辱负重，食草献乳，任劳任怨，不须扬鞭自奋蹄，即是我的本分。”

　　马德春待人友善豁达，处事深明大义，外联部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1986年2月，应日本“日中水墨画交流协会”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刘勃舒和马德春率团出访日本，参加日中水墨画交流展览和讲学活动。日本“南画”师承中国画，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岩彩工笔画和壁画技法，中国书画家代表团的来访为提高日画地位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马德春画的《玉露滴翠》笔法纯熟，墨色如玉，画中葡萄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指触欲滴，光华润泽，美感无限，令人赞叹，深受日本各界人士欢迎，引起了轰动。2月26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接见了中国书画家代表团，对马德春的画赞赏不已。后来《玉露滴翠》作为国礼送给了海部俊树。

　　在中国美协工作期间，马德春受国家委派，先后出访日本、美国、法国、俄罗斯、立陶宛、摩洛哥、塞内加尔、加纳、多哥等十余个国家，举办展览和讲学。作为文化和平使者，马德春出访最多的国家是日本，他的画作在日本书画界享有盛誉，被尊称为“艺术大师”。

 

    硕果累累

　　马德春从事书画事业五十余年，其作品遍及海内外，曾出版有《马德春画集》、《马德春画鸡专辑》。他的多幅丈余巨作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外交部及美国丹佛博物馆等收藏。马德春的画涉猎很广，花鸟、山水、人物样样精通，工笔写意无所不能。他的工笔画《杏坛讲学》堪称佳作。画中孔圣人头上戴冠，宽袍大袖，左手握卷，右手指点状，眼神如炬，盘膝坐席，身后帷幔，图案典雅，身旁炭盘，炭烟袅袅。他的人物画《朱德的扁担》最为传神。该画取材于年过七旬的朱德委员长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一个场景。画中的朱老总目视前方，右手掐腰，左手扶着扁担，身前身后放着装满土的篮筐，脸上洋溢慈祥而又灿烂的笑容。画面线条流畅，简洁明快，表现出朱德委员长无私为民的高尚品格，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天斗地的宏图大志和革命重任一肩担的斗争精神。在花鸟画中，他擅长画鸡，出版过专辑。他画的鸡神态各异，妙趣横生，用墨洒脱，意境深远，颇具苦禅大师风骨。两幅以鸡为主题的得意巨作：《惠风和畅世代吉祥》被人民大会堂收藏，《吉庆长春》被天安门城楼收藏。

　　2005年8月5日，正值盛夏酷暑，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亲切接见了年近古稀的国画大师马德春。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等。江泽民同志愉快地接受了马德春的画作《硕果累累》并合影留念。

　　晚年的马德春似乎更忙了，他放不下手中的画笔，更放不下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中国美术事业。退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应湖南美术出版社之约，编著《翰墨佐览——书画家实用手册》一书。这是一部书画家用于开拓文思、查阅资料的实用百科工具书。马德春在悉心总结多年教学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四书五经》、《全唐诗》、《宋词选》、《毛泽东诗词》、《古文观止》、《文心雕龙》、《古代旅游诗抄》、《春联大全》、《潘天寿诗词大全》、《中国传统天文历专》、《金刚经》、《道家问答》、《笔法记》等百余部古今典籍，在女儿马彧的帮助下耗时5年撰成。这部书一经问世，得到书画界的一致好评，被誉评为“博观约取，提要钩玄。”

  

音乐界知名刊物《歌迷世界》主编、音乐家·王志远

　　王志远，原名王英，1938年10月生，北京市人，现定居廊坊，著名音乐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廊坊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音乐界知名刊物《歌迷世界》主编。

　　王志远1950年初中毕业，先后于中小学、杂技团、群艺馆等地任音乐教师、作曲和艺术指导等。他自学歌曲创作，发表作品300余首，儿童歌曲《沙沙沙》、《我编支小曲唱河北》等30余首作品分别荣获全国群星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奖项。其作品曾入选小学音乐课本。

　　

    执著于音乐

　　王志远自幼喜欢音乐。1956年，王志远考取了一家音乐学院，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入学，只好到固安县农村去做代课教师。执著于音乐的王志远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理想，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志远，并提诗自勉：

孤灯寒窗锥刺股，誓学前人苦用心。

今朝血汗滴满卷，明日祖国处处春。

　　当时王志远的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六元，除去吃饭，他把钱全部用在学习音乐上。寒暑假时，他徒步到保定群艺馆学习作曲，徒步去北京、天津听音乐讲座。他尝试着写出很多的音乐作品，但大部分不被专家老师认可。他从不气馁，继续努力创作。每有新的作品诞生，他就会去北京《歌曲》杂志编辑部，给编辑老师演唱，征求改进意见。廊坊到北京来回一百多公里，王志远背着一架破手风琴，边走边唱。鞋磨破了，嗓子唱哑了，但他依然执著，从不停歇。《歌曲》编辑部的老师们被他所感动，为他指点迷津。终于，他的作品开始发表了，并且开始获奖了。在王志远创作的300多首作品中，有30多首荣膺国家和省级大奖。

　　王志远从小生长在农村，长期辅导农村的音乐活动，对农民的喜好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坚持向民间音乐学习，善于汲取民间音乐的创作元素，创作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泥土气息。他创作的歌词题材新颖、构思巧妙，语言通俗易懂，词中有人物、有情节、有笑料，使人们在欢乐中得到艺术享受。如《王老五穿西服》、《数钱》、《赶集》等。他创作的曲调欢快、风趣、诙谐，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人编辑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迟志强的“狱歌”在城乡青少年中风靡一时。此时已调入廊坊市群艺馆担任文化干部的王志远心里很不是滋味：本应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怎么能整天唱大墙内的哀歌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产生了创办音乐期刊的念头。在没有启动资金、人力物力匮乏的艰难环境下，王志远卖掉了农村老家的房子，并以自己的全部家产做抵押，和印刷产签订了因刷合同。没有人手，他自己集采访、撰稿、组稿、编辑、校对、出版、发行于一身，在群艺馆一间只有十平米的小房子，这个取名为《歌迷世界》一人编辑部就这样诞生了。

　　1988年7月，《歌迷世界》第一期问世，四万份刊物半月内销售一空。全国有56名音乐专家表示做《歌迷世界》的顾问或编委，且不要任何酬劳，条件是要王志远把成功的秘诀告诉他们。王志远想了想，没有做什么解释，只是把一个残疾女孩儿的来信复印件寄给大家。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王叔叔，我是一个残疾姑娘，靠一支拐杖来走路。我只有靠音乐来解闷，可是学校里一个学期只教六首歌，这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平时的校园生活十分枯燥大家都觉得没意思。《歌迷世界》第一期我看了，非常好，她清新健康，既有时代精神，又有艺术性。我和同学们都爱看。不是说我们非要唱“狱歌”，我们想唱别的，可是没地方去找。《歌迷世界》是我们青年人的最美世界……

　　如今，《歌迷世界》一人编辑部已经存在了20多年了。20多年来，《歌迷世界》的小读者许多已经成为了歌手、歌星，获省级以上大奖的300余人、国家级大奖的80余人，一本小小的《歌迷世界》，对弘扬音乐主旋律、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功不可没。

  

当代河北诗坛著名新诗评论家·苗雨时

　　著名诗评家陈超说：“苗雨时的诗论从内外兼治的视野，涉及了诸多与现代人当下生存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令人困惑的诗歌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给予哲学、历史与美学的回答。”

　　苗雨时，1939生，河北省丰润县人，现定居廊坊，当代著名诗歌理论家、文学批评家。

　　苗雨时长期从事文学教学、中国现代及当代新诗研究和诗歌评论写作，出版专著多部，在省内外有广泛影响。1979年参加河北作家协会，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河北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名誉委员、河北写作学会副会长。1989年获河北文艺振兴奖，1996年获河北社科优秀成果奖，2010年获廊坊文艺终身成就奖。其传记收入在《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

　　

    从绘画到诗歌的转向

　　苗雨时1939年12月生于河北丰润谷家园村。这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名人迭出的文化名县，还乡河从域中流过，人杰地灵，使他从小饱受文化的熏陶与浸润。

　　苗雨时对于艺术的兴趣和爱好，是在中学时代养成。他上初中时期的车轴山中学，环境优美，一马平川之上一座小山，山顶是古迹，山下有小河，校舍栉比鳞次，依山建筑。这是一个远离闹市十分清静的处所，孩子们正可沉浸其中，学习、幻想。自然山水与童心相契合，加上老师的引导，苗雨时产生了绘画的兴趣，迷上了美术。毕业时他曾报考天津艺术学院，未被录取，后来考入唐山一中。唐山一中是一所比较古老的学校，李大钊曾在此校就读过。在校就读期间，他把兴趣从绘画转向文学。当时学校图书馆藏书甚丰，，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尤其是诗歌。他觉得画与诗是相通的，它们同样都是美。也许就是这种认知，决定了他高中毕业后选择志愿时报考了河北大学中文系。在河北大学，苗雨时修业五年。1965年苗雨时走上大学教学岗位，教学同时开始新诗写作与研究。“文革”过后的新时期，在思想和艺术解放的春风的吹拂中，面对新诗潮的崛起，他极为欣喜和兴奋，一下投身到这潮涌之中，生命仿佛进入了一种自由创造的状态，然后辗转到现在，己经风风雨雨三十余年了。

　　

    生命与诗风雨同舟

　　诗，在苗雨时心目中向来是神圣的。从喜爱诗歌、迷恋诗歌，到写作诗歌进而从事诗歌理论研究，他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生命历程。

　　青春年华，是诗的季节。在河北大学求学期间，校园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诗的氛围，当时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尧山壁、浪波、聪聪等已是校内外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受他们的影响，苗雨时在中文专业学习的同时，选定诗歌作为他倾心的事业。这一选择，却似乎决定他此后的人生走向。先是写诗，后来从事诗歌评论。两者都在痛苦与欢乐、失败与成功中，无不表现着他生命的尊严和一种担当精神。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此种承担虽然付出了深重的代价，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自我的人生价值。

　　从对新诗潮涌动的关注、到对全国诗歌走向的追踪、再到对河北诗歌创新主体性的确立和艺术形式更新的倡导，直至对生命与符号诗学的创构，在诗歌评论写作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诗是个体生命的纯然表现，同时也是生命情感的符号创造。生命与语言的遭逢与互动，成为他诗学探索的总体方向。后来是治史，他和著名诗论家陈超合作疏理河北当代诗歌的历史演变。作为河北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他写前一部分，陈超写后一部分，力图为河北当代诗史划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以已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经验教训，指示河北诗歌美好的未来。

　　苗雨时从事诗歌研究近30余年，已出版专著有《诗的审美》、《诗歌写作技巧》、《燕赵诗人论稿》、《从甘蔗林到大都会》、《十诗人诗选及导读》、《申身小诗百首点评》、《走向现代牲性的新诗》等，并有二百余篇论文公开发表。

　　现在的苗雨时正追踪网络诗歌，研究在新的载体的情势下新诗的精神大势与艺术嬗变……

  

驴背吟诗亦风情·马南坡

　　他经常诙谐地把自己比喻成驴，家里家外都有驴的脾气和秉性。和他要好的朋友都很喜欢他的倔劲儿，王光英先生最喜爱他画的驴，并为其题写了堂号“聊避风雨庐”；迟浩田将军为其题词“驴背吟诗”；马玉涛、黄河等以文会友的朋友更是无一不欣赏他的艺术功力和为人处世的个性……

　　他就是著名画家马南坡。

　　马南坡，（1940年—2008年）别号“抱樽堂主人”。河北大城县人。马南坡书香门第出身，自幼酷爱书画。尤擅长画动物，画驴堪称一绝，有画驴大师之誉。著有《马南坡书画集》、《马南坡书法集》，作品常在海内外发表、展览，被授予“世界书画艺术名人”称号。曾任北京陶然书画院院长，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中国佛教协会居士等。大名载入《世界名人录》等典籍。

　　2008年6月1日，正值艺术创作巅峰的马南坡，因心脏病突发与北京去世。

　　

    成长之路

　　马南坡1940年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宋纪庄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期的马南坡在故乡有着天真美好的童年。四五岁时，祖母开始将她一生积累的绘画艺术一步步传授给他。1955年，一场罕见的大洪水冲垮了马南坡位于子牙河畔的家园。他随母亲来到在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自此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在北京，马南坡拼力追索艺术，四处寻找讲座、艺术展览等，不放过任何提高自己学习的机会。即便在动荡的年代，马南坡也是把研习绘画放在第一位。他因家庭成分的原因，忍受过地主狗崽子的骂名，有过精神被欺凌的不幸……但最令他心灵纠结的仍然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碰撞，生活的困苦打不倒有精神准备的人，然而艺术的是非曲直始终拖延着动荡的记忆。马南坡在倔强中努力挣脱时间扭曲的烙印，立志探索一条苦行僧似的艺术之路。

　　由于马南坡的勤奋好学，赢得了李苦禅、韦江凡等一大批长辈的提携。在诸位艺术大师的精心指点下，马南坡逐渐摆脱了艺术的似是而非，画风和书风逐步凸显个人风骨和个性。

　　1987年11月7日，北京陶然书画院正式成立，书画界的朋友联合推举了马南坡担任院长。北京陶然书画院的成立标志着艺术向心力的凝聚，他们尝试着向更加开放的艺术天地迈进。

　　

    南坡写驴

　　自小生活在乡间的马南坡发蒙前便十分喜爱画动物画，马、牛、驴、猫、狗一些动物，每天都要出现在他的画纸上，更尤爱画驴。马南坡生前曾深情地回忆：家乡驴特多，从小看见最多的动物就是驴。家乡有个习俗，立春那天，家家户户都有要给驴挂红缨，看着美极了，所以他笔下的驴脑门儿上都是戴红缨的。小时候他常常牵着毛驴下地耕种，赶着毛驴驮货，陪着毛驴磨磨，甚至骑着毛驴上学。当看到小毛驴温顺地干着活计，却被大人们歧视和鞭打时，小小的心灵中便藏起了对毛驴深深的同情，直到今天仍为毛驴呼叫不公。他不管在世俗的观念中，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很气愤那些“驴脸”、“驴脾气”、“黔驴技穷”等坏毛驴形象的词儿。他将毛驴视之为美，曰之为“俊”，仅画集中收入的以“俊”为题材的驴画就有《十八俊》、《六俊图》、《枫林二俊》、《秋林二骏》四幅。他更常常在画上题诗表达对毛驴的感情：“粗粝其食度自雄，高栖不攀力耘耕。大地苍生被甘泽，不辞艰苦一身中。”“耳长腿细蹄如浅，形象一跃登画坛。若问此公何用场，耕田垅亩付人间。”

　　艺术，是人类用智慧、用情感、用美妙的幻想，培育出的奇花异草。马南坡极不喜欢人家用“画”来描绘他的艺术创作过程。他说，他笔下的毛驴，是他用多年心血写出来的。为了画好驴，马南坡曾经走遍全中国盛产驴的地方，长期观察新疆驴、内蒙古驴、河套驴、华北驴……研究它们的习性，分析他们的解剖图，努力从内在的骨法入笔，“写”出外在的灵性。苦心人，天不负。正是由于他孜孜不倦的磨砺，马南坡在大写意的驴图上有了惊人的收获。在马南坡笔下，画驴如同写字，横竖撇捺，侧锋为体，中锋勾骼，点、线、面结合，一笔是一笔，笔笔不含糊。只需几分钟功夫，一只笔笔透骨、血肉丰满、乖巧活泼、栩栩如生的毛驴便跃然纸上。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期间，见到马南坡的一幅《百驴图》，久久伫立在画前，爱不释手，当即不惜重金买下。著名画家陈天然观其所作群驴图后，欣然命笔题曰：“南坡画驴，栩栩如生，神态各异，情趣盎然，难得之极。”辽宁大学教授王前也有诗相誉：“从爱驴牛识做人，由书入画更堪珍，超然象外抱樽醉，尽得风流在写神”。

　　

    南坡书法

　　凡是艺术，都具内涵美的质素。有人说，马南坡的字，是画家的字，马南坡先生的画，是书家的画。马南坡的艺术情感除了大部分在他的驴图中表现，在他的书法运用上有更深的介入。他晚年所书写的大量诗句无不浓缩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和中国古老的艺术融为一体，他甚至沉浸在艺术的巅峰上久久不能自拔和入眠。

　　马南坡在书法上的研究、创作可谓匠心独特，从早期的雨打芭蕉，渐渐蜕变，让人们在字里行间体味更多的旷世佳作。为了脱掉约定俗成的写法，他常常用左手创作。我们能在他的书法里看到秦砖汉瓦，能看到汉简、帛书、石门铭、龙门造像和非主流派法帖等，能看到他对中国书法的传承脉络有着清晰的理解，对于书画技法有着纯熟的把握。

　　在马南坡最后的几年时光里，他被摩崖石刻、金石经等不一而足的碑帖深深吸引，几乎每天早上都沉醉于书法研究和创作。孜孜不倦的探索中，马南坡晚期作品兼容并蓄汉简、唐碑之大成，笔法苍劲有力，意境力透纸背，其书法成果毫无疑问地开了一代书风之先河。

  

丹青彩笔绘恬淡人生·雷金池

　　雷金池，1940年生，祖籍河北徐水，现定居廊坊，著名画家。

　　雷金池1962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北廊坊画院艺术顾问，河北美术家协会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单田芳书画院艺术总监。他曾先后担任河北省政协委员、廊坊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和廊坊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其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美术展览等全国大展，多件作品获全国、省部级各种奖项，曾被省政府授予“河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的称号。《春水满四泽》等作品被全国政协、毛主席纪念堂、民进中央、鲁迅博物馆等处收藏。他设计主持制作的《毛主席》艺术挂毯曾在广交会展出，后由周恩来总理作为国礼赠送给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

　　

    早年成名

　　雷金池祖籍河北徐水，1940年出生于天津静海。1957年他从杨柳青中学毕业，凭着对绘画艺术的挚爱而极其顺利地考取了天津师范学院美术系，师从孙其峰、刘君里、张其翼、秦仲文等多名国画名师。1962年毕业后雷金池被分配到安次县文化馆，他带着五年刻苦学习打下的坚实绘画基础投入到了火热的创作生活中；他下工厂、进农村、画人物、绘民居……不分春秋冬夏地用手中之笔不断创造美、表现美。

　　1964年，雷金池以下乡女知青侯隽、邢燕子、张秀敏、王培珍为原型创作的国画《志在农村》，不仅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美协组织举办的《建国十五周年全国美展》暨第四届全国美展和六大城市巡回展，而且还在1973年年底又以“四条屏”形式创作成“年画”被贴进千家万户。1968年，他受河北省军区党委之托亲自设计并组织创作的精美艺术挂毯《毛主席》曾轰动了全国地毯界，并作为国礼由周恩来总理赠送给了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主席。此后，他又接连创作出诸如《广阔天地》、《土元仓前话当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工艺美术开新花》等一大批令美术界同行啧啧称赞的扛鼎力作，均被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并行销全国。70年代雷金池受相关出版社的委托和约请，相继绘制、出版了《宝莲灯》、《屹立千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血溅津门》、《平原枪声》、《逐鹿中原》、《攻克襄阳》等44部热销一时的连环画。

　　

    政协岁月

　　从1988年起，雷金池相继被推荐为省政协委员，当选为廊坊市政协第一、二届常委兼文教卫生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年底便又以高票当选为民进廊坊市三届委员会委员，而后又升任廊坊市政协副主席。

　　从1988年至2008年参与政协工作二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作委员还是当领导，他都把“责任”二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当和尚就得撞钟，既然撞钟就要撞出最强音”。这既是他的工作指导原则，又是他的人生信条。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共写了100多件《提案》；其中很多提案都被列为重点提案；有的提案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而有的提案则被政府直接采纳并立即执行。如廊坊市“北排渠改造”后不久便有了“步行街”和“自然公园”的建立，而 “公务员体检、八干渠建设、隆福寺重建”等也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的政绩多多，在当地政界是有口皆碑的。

　　好多人都以为，这么多的职务压在肩上、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处理，他应该早就与艺术创作绝缘了。可实际上恰恰相反，他隐然于幕后的创作却从未间断。由于他的绘画基础扎实，再加之声名在外，在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友好往来中，他受政府之托为来宾泼墨作画用以应酬的任务十分繁重。为此，他时常都不得不利用晚上在创作室里加班至深夜，有时加班太晚就住在清冷的创作室中。在繁忙的政协工作和任务性的美术创作之余，他也从未轻忽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是在美术人才的后续培养上，他更是以传道授业和无偿地广带弟子而闻名；在京津冀地区，拜他为师的弟子不下几十个，他从来都不分远近亲疏且勤于指教。历经十几年的精心培育，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经画家均已在全国崭露头角。

　　

    行万里路

　　“外师造化、中发心源”是美术创作的基本原旨。自六十年代中期，百忙之中的雷金池每年都挤出一定时间去深入生活和搜集素材。长江、黄河、长城和黄土高原等这些具有民族象征与特点的地方都成为他踏访和拜谒的目标。几十年来，除西藏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外，他几乎遍览了全国各地人文景观与历史遗迹。1999年受台湾艺术协会邀请在宝岛举办个展之余，他抽时间深入居民区里去了解民风民俗，并到阿里山、日月潭等名胜景区采风写生。

　　在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过程中，他创作了一大批融入自己人生感悟和思想精髓的国画。原以绘画人物而见长的他，开始把笔触伸展到山川、竹林、溪涧、荷塘等领域，尤其是长江、黄河、长城和黄土高原等附有民族灵魂象征的景物都成了他画作的主要表现对象；笔墨所及，或高贵典雅、清灵俊秀，或沧桑厚重、雄浑壮阔……无论画面怎样铺陈，所画景物透过那近于写实的浓墨淡彩，均会让人有种清新优美、赏心悦目的和谐静谧之感，尤其在诗情画境的挖掘和景物的刻画上，他把自己性格中的淳朴率真融入到画作的意象里，使画作极具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较强的个人风格。

　　山水题材的国画作品《中华魂》是雷金池的代表作之一。他在创作这幅作品时，以截取横断角度的表现方式展示其一泻千里、润泽九州、意拥世界的雄阔；在画法上，他以水为阳、以石为阴，但又适当吸收和杂糅了西画的逆光，并且抛开了程式化的水法线描，而是借鉴用光影描绘水的形质，把激流飞溅、怒涛拍空、响遏行云和泥沙俱下的黄河瀑布表现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使人观之便会产生身临其境的幻化效果。他的恩师孙其峰见此画作也颇感震撼，曾挥笔赠书褒奖：“师造化善发心源，学传统独具手眼。”

　　除了《中华魂》之外，雷金池的山水画作《金山岭》参加了由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友好之船画展”并在世界各地巡展；《长城》被日本村上美术馆收藏；《黄河》参加了由巴西中华书法学会在圣保罗举办的“中国书画展”。

 

    恬淡晚年

　　2008年换届选举，早已超过退休年龄的雷金池终于从廊坊市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了。退休后的生活轻松而安逸，重新焕发了创作青春的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外出写生和艺术创作，先后出版了《雷金池山水画》、《雷金池花鸟画》等个人作品集。几年来，他重拾自己最为擅画的人物画，并且画出《留住童心》等一大批几近被人遗忘了的民俗题材的美术作品。

　　当社会上一些有心人士得知德高望重的他退休在家并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后，便纷纷寻上门来意欲为其做点什么，有些企业老板直截了当地表示愿意出巨资为他在国内举办大型画展，有多家电视台也派出记者表示愿意无偿地为他拍摄“个人艺术专题片”，还有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拍卖行也几次三番地找上门来要为他举办“个人作品拍卖专场”……面对这一切，他都一一委婉地予以谢绝。他认为在市场大潮的今日，画家如果长期沉溺于名与利的漩涡之中，那他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干什么就要吆喝什么，画家的本业就是作画，要想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就一定要甘于寂寞，并且一定要沉下心来；而经商作生意那是商家的事，还是远离一点的好！画家就是画家，画家不能改行去当商人，更不应成为金钱的奴隶。

　　晚年的雷金池过着一种简约而不简单、同俗而不流俗的平静生活，他把“心静如水、返璞归真、我画我心和我做我人”当成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我执著于绘画艺术、追求属于自己的画风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寻求一种人生的恬适与安逸、超然于淡定。什么是快乐、幸福？年青时能为人民做点事儿、能为国家分点忧；年老时平平淡淡地处世、平平和和地待人，并且能有充裕的时间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儿、画些自己想画的画儿，除此，再有就是看书、品茶和聊天，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快乐和幸福！”雷金池如是说。

  

钟情写意花鸟的著名画家·赵思温

　　赵思温，1940年生，甘肃省民乐县人，现定居廊坊，著名写意花鸟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河北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文化部民族文化基金会常务理事，廊坊市美协副主席，廊坊画院常务副院长。代表作品有《高风亮节》、《双鹰图》、《国色天香》等，出版有《赵思温花鸟画集》。

　    艺术点滴

　　赵思温1940年生于甘肃省民乐县顺化乡列四坝村的一个书画世家，自幼受家父书画艺术的熏陶，6岁起开始学画。1960年高中尚未毕业就被破格录入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学习，受业于著名国画家李苦禅、王雪涛先生，对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情有独钟，技艺大进。1973年调入河北省廊坊市群艺馆，廊坊画院成立后一度出任院长。

　　20世纪60年代，他的中国画《瑶山丰收》参加了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举办的“新芽”画展。70年代起在全国美术刊物上发表作品，曾于《河北工农兵画刊》、《河北艺术》上发表《三友图》、《胜似春光》。《河北年画》出版《梅兰菊竹》、《松鹤图》。80年代至90年代，花鸟画作品曾参加全国花鸟画邀请展一、二、三、五十届展览。作品《搏击》参加河北省书画展获二等奖；《清水芙蓉》参加全国工商联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前进》杂志发表。赵思温花鸟作品曾多次在国外展出，先后应邀参加了美国、巴西及东南亚等地展出并获奖。1987年其花鸟画参加了“中美文化产流巡回展”。1996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花鸟画集》，其作品有十件入选出版。1998年应泰国中华总商会、泰国东方文化基金会、泰国书画盆景艺术协会邀请参加中国美术家泰国大汇展，其作品《鹏程万里》荣获本次大汇展金奖。2001年3月，其花鸟画作品十余幅参加了河北廊坊书画名家作品展。2002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花鸟画画法研究》，其作品四幅收录。

　　赵思温曾为“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等场地绘制作品，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从普通工人到著名书法家·韩绍玉

　　当代著名书法家刘炳森赞誉韩绍玉：“他的行草书作，结构准确谨严而又能舒展开张，运笔持重沉实且时见轻灵飞动。”

　　

　　韩绍玉（1942—1997），河北省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市）闵庄子人。著名书法家。

　　韩绍玉1942年生于天津，自幼酷爱书法，累经数十年研习，由一名普通的铸造工人最终成长为享誉全国的书法名家，曾任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教育研修部副编审。韩绍玉的行草书结构严谨，融行、草、隶、魏碑于一体，清新刚健，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及在《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发表，曾为《经济日报》、《中国商业报》等数十家报刊题名，并为华山、黄山、沱海、漫海等远洋轮题写船名。著有《韩绍玉行草书唐诗选》、《韩绍玉行书字帖》。

　　1997年12月13日，韩绍玉因病于北京空军总医院逝世。

　　

    苦练成大器

　　韩绍玉原籍三河县黄土庄镇闵庄子。在日军侵占三河和灾荒不断的年月里，其父母迫于生计，流离到天津，以走街串巷“磨剪子抢菜刀”糊口。1942年韩绍玉生于天津市河北区小王庄。韩绍玉7岁入学，小学即对毛笔书法产生极浓厚的兴趣。他在拾柴割草、喂猪放羊之余，仍不忘练字。冬春在雪地窗花上，夏秋在浮土沙滩上，以木棍做笔反复摹写，时常忘记吃饭。韩绍玉颖悟好学，为节省纸笔，自制毛笔练书法，一张纸两面用。为练腕力，常与大同学掰腕子，挺举提拉重物；为练运笔方法和字体结构，反复临摹名家书帖。韩绍玉自幼深受老师喜爱而着力培养，10岁初谙王、欧、柳、颜、苏等书法家的基本笔法，其功力日渐加深。乡亲们看重且喜好他的书法，写春联、家信等，不少人请其代笔。

　　1958年7月，韩绍玉到北京重型机械厂当了一名铸造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未改其“研习书法，有所成就”的初衷和志向，每天下班后至少挤出两个小时习字。入厂头三年，他每月工资只有16元，其中6元寄给父母，8元买饭票，剩下2元买书法书籍。钱不够，勒紧裤带从伙食费中挤，为节约支出，他用盐水刷牙，用餐买最贱的饭菜，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不买衣服，上下班总穿工作服。由于长期节衣缩食造成营养不良血压低，两年之中曾两次住院，1米75的他体重剩下不到60公斤。工友们被其精神所感动，常有人悄悄往他褥子底下塞饭票，抢脏活累活干，想法帮他买名家书帖，找些废旧报纸供他练习书法。

　　1964年，韩绍玉与同厂女工孙永谦结婚，从此住进了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宿舍。韩绍玉除吃饭睡觉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研习书法上。他饱览楚词汉赋、唐诗元曲、古典文学名著和史书，熟读《历代书法论文选》、《中国书法简史》、《书法美学》、《书法研究》等，潜心研究甲骨文、散氏盘铭、汉代瓦当、木简、魏晋墓志、唐宋碑文、明清墨迹，尤对历代书法家字帖更是情有独衷，临摹和手抄了《草书大字典》、《行书大字典》等12部书法及其理论书籍。

　　经过十几年躬耕不辍的努力，韩绍玉奠定了深厚的书法功底，悬、倚、枕、提、按等运笔技法烂熟于心；腕、肘、臂运力自然天成，能缓能疾，能收能纵，笔随意旋，挥洒自如。1976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到处莺歌燕舞”通栏标题采用的是韩绍玉书法。1978年，《韩绍玉书行草唐诗选》出版。尔后，又陆续出版了《韩绍玉行书字帖》等专著。

　　

    艺术铸丰碑

　　1990年，韩绍玉应聘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教育研究部副编审，负责中日书法交流工作，成为职业书法家，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由普通工人成长为著名书法家之先河。

　　功成名就后的韩绍玉并没有止步，他坚持以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更高的书法造诣，拜孔庙，谒碑林，登五岳，访石窟，摹名家墨迹于汗青，觅前人书道之神韵，汲山川奇秀之风姿，启书法风格之灵性，自成一体，日臻成熟，尤以行书草书见长。其字体博采众艺，冶草、隶、魏于一护，字体清新刚健、潇洒俊逸，结构严谨、动静有态，凝重中透出一股秀气，使人大有意味不可穷极之感。韩绍玉的书法极其重视整体气韵，对书法中的分间布局、参差避让、笔划粗细、浓淡枯湿、落款钤印都着眼于艺术效果，处理得洽到好处。对每一行一字的正、侧、掩、仰、前、后、左、右，都成竹在胸，精心安排，并从书法内容上取势、取形、取神。受到启功、康殷、齐良迟、刘炳森等许多著名书法家的赞誉。

　　韩绍玉书法作品曾入选《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大字典》、《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集行草大字典》、《中日名家书法》、《中国超世纪人才库》等数十家书刊。在刘少奇纪念馆、中南海书法作品珍藏室、西安碑林等处皆有他的书法真品。日本原首相宫泽喜一的首相府内挂有韩绍玉题写的长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他还曾应邀为邓小平、江泽民、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书写作品，曾为日本原首相田中角荣、原外相大平正芳、原韩国驻中国大使卢载源等国际友人挥毫献墨。1996年，韩绍玉为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书写了巨幅壁作《赤壁怀古》。

 

    “报签大王”

　　报头是名人书法和书法名人的荟萃墨宝，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一种独特的艺术瑰宝形式，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贴得最近，读者最广的艺术品。韩绍玉以其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博得不下百余家报刊争相约请他题写名称，故而有“报签大王”之誉。他题报头以行书为主，以清秀、劲健、酣畅而闻名，风格十分鲜明，著名书画家齐良迟先生曾称赞他所提写的报头“笔机流畅，潇洒天成”。

　　著名的《经济日报》在创刊初期用的就是韩绍玉题写的报头。《经济日报》前身叫《财贸战线》和《中国财贸报》。今天的《经济日报》报头下有两个序号，后面带括弧的总序号始自《财贸战线》创刊号。1981年元月，《财贸战线》更名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1日，《中国财贸报》又更名为《经济日报》，并延续至今。《财贸战线》报头4个字，初为华国锋同志手书；改名《中国财贸报》后，采用的是标准隶书体；《经济日报》创刊时，报社决定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报头。当时韩绍玉题写的“经济日报”四个字以其清新刚健、潇洒俊美的艺术风格受到经济日报社的青睐，在众多的征集作品中脱颖而出，终被采用，直至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经济日报》题写了沿用至今的新报头。

　　除《经济日报》外，韩绍玉还为《中国环境报》、《中国机电报》等百余家报刊书写刊名，并为“黄山”、“华山”、“沱海”、“漫海”等27艘远洋轮书写船名，为“中国农业银行”等上百家金融商企单位书写过匾额。

 

  

　　“意在新罗传綮苦禅之间”，是当代书画大师范曾先生题赠韩文来的一幅题词，其中提到的新罗、传綮、苦禅三位大师，虽在年代延序上不完全一致，但概览三位的艺术成就及特色，也恰恰勾勒出了韩文来画风的基本特点。

 

　　韩文来，号求索堂主人。1942年生，河北省霸县（今河北省霸州市）人，著名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现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韩文来196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承李苦禅、郭味蕖、吴作人、王雪涛等先生。其画以简代繁，空灵清逸，构图擅变；其书用笔酣畅淋漓、洒脱奔放、平中见奇。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美术大展和全国历届花鸟画邀请展，先后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览，其讲学与写生活动遍及全国20多个省份和美、欧、日本及东南亚的12个国家。其作品曾获“全国名人名作书画邀请展”一等奖，并获“中华金奖书画家”称号。1989年被美国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聘为荣誉教授，被美国费城授予“美中文化使者”称号。代表作有《枯树赞》、《生命》、《无声》、《山花》等，出版有《韩文来画集》、《文来书画》、《写生白描水仙长卷》等多本画集。

　　

    文来其人

　　韩文来祖籍河北省霸县，1942年2月生于天津。1956年韩文来由荣吉街中一小学保送到天津耀华中学，受到美术教育家李文珍先生的启蒙和引导，开始学习写生、素描、水彩等技法，立志献身美术事业。195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卢沉、赵友萍、孙滋溪、王同仁、高潮、王德娟等先生悉心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功底。1962年由美院附中保送到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科学习，由科主任郭味蕖先生具体指导临摹古画、外出写生和毕业创作等事宜，同时任课的老师有李苦禅、田士光、萧淑芳等名家。由于同窗好友王珑的引荐，有幸得到王雪涛先生的亲切指教。在李苦禅、郭味蕖、吴作人、王雪涛等书画大师教诲、指导和栽培下，韩文来顺利踏上了以花鸟画创作为主业的书画之路。

　　从中央美院毕业到天津美院教花鸟画至今，韩文来几十年如一日，朝斯夕斯，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用志不分，专一精进，晨作而暮思，勤力而劳心，无一日之懈。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西方艺术思潮涌进国门，“中国画穷途末路”之说沉滓泛起，更有“笔墨等于零”之类的怪论，致使当年画坛兴起疑惑徘徊之风。韩文来秉承前辈师长重托，无视市场喧嚣，利用带领学生写生和艺术考察机缘，开始了“师古人”兼“师造化”的行程。他带学生赴北京、南京、上海、苏州、扬州、镇江及蓟县、河北、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广西、川贵等地写生，积累速写小稿逾万幅。自1980年至1990年十年间，他利用教学之余遍迹北京故宫、上海、南京、镇江、扬州、苏州、天津等地博物馆，展纸挥毫，在大师真迹前匍匐于地，边看边摹，一丝不苟，一画就是一天，有时连画数日，常常废寝忘食，沉浸先贤画境墨趣之中，往往乐而忘归。

　　在大量临摹历代名家真迹和坚持长期写生的基础上，于从事花鸟画教学的同时，30多年间，他以充沛的艺术激情，深刻的人生感悟，鲜活的灵心妙想，娴熟的笔墨功力，创作出数以千计书画作品，在国内外各种书画大展和出版物上频频露面，另有大型精装《韩文来画集》及其《宋人花鸟精品线描集》、《写意荷花画法》、《写意雄鹰画法》、《中国历代草书钢笔习字帖》、《中国历代草书硬笔临摹范例》等出版物行世，使“文来书画”逐渐成为国内外书画人士常议常新的一个话题。

 

    文来其画

　　韩文来花鸟画深受李苦禅、郭味蕖二位艺术大师的影响和启示。这不仅因为直接的师承关系，也与长期建立的深挚情谊与共同的艺术志趣相关。苦禅先生之子李燕是韩文来同窗好友，他每次去李燕家，都是向苦禅先生求教的机缘。苦禅先生讲的“作人要老实，画画要调皮，思想要飞扬”，“要画外求画，意在画外”，“每幅画的布局要开张得体，不能摆杂货摊，让人一览无余”等话语，都已成为韩文来深铭肺腑的座右铭。郭味蕖是中央美院花鸟画科主任，对其言传身教，影响最大。郭味藻提出的“花鸟和山水结合、工笔和写意结合、泼墨和重彩结合”表现方式，是奠定韩文来花鸟画的基石。吴作人、萧淑芳夫妇都是韩文来恩师，韩文来不仅在学校时请教，也时常到家里请教，二位先生清雅简括的画风是韩文来书画营养的重要来源。韩文来还经常登门求教于王雪涛先生，得到了“变化中求统一，创意时融情趣”的花鸟画真传。如果说中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引导文来将速写光影变成了线条，那么李苦禅、郭味蕖、王雪涛、吴作人等大师则使韩文来的线条技法升华到用笔书写的高度。韩文来到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花鸟画以后，坚持临写古画和户外写生，对天津中国画坛老前辈王颂余、溥佐、萧朗、孙其峰、孙克纲、王学仲等先生，皆以师待之，虚心请教，颇受教益，从而不断开扩其艺术胸襟和丹青眼界。他对天津美院珍藏的书画珍品，如数家珍，反复欣赏，对其中钟爱的花鸟作品均做过研究式的临摹。

　　韩文来注重以情入画，以情写意，认为一切画笔皆为情笔，一切立意皆为情意，如其所言：“畅游大千世界，静观草木灵性。世间万物皆有神，点点滴滴总是情。”1983年秋，他应邀赴甘肃张掖讲学，偶见一棵高大枯树。古树虽枯，仍有瓜藤残留，不禁喟叹生命的伟大和坚强，遂即情泼写枯树留瓜之情景，并书自作《枯树赞》于其上：枯树也是美的。它曾为大地覆过绿荫，曾把天空滤净。随着岁月的消失，它丧失了绿，成为枯树。但它并没有死，仍在默默努力着，滋育新的生命，它在无私的奉献中升华了。人啊，你也应该这样生。水墨淋漓泼写的枯树与劲笔勾写的藤蔓及瓜果，令人感受到生命的辉煌灿烂和活力弥漫，这幅画堪称宇宙生命的不朽礼赞。以书法用笔作画，用书写方式勾写花鸟形象，是韩文来从李苦禅、郭味蕖那里直接秉承的传统。他的画作用笔灵妙劲爽，含蕴丰厚，富于波捺转换与粗细浓淡变幻，工细中不乏松动与活泼，粗放时多有韵味和节奏。

　　韩文来尤其注重通古变今。他从李苦禅、郭味蕖、吴作人、王雪涛四位大师真传起步，直追宋元明清清逸豪爽画风，广泛汲取当代名家优长，博闻体要，取精用宏，坚守笔墨气韵传统，激昂时代精神，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求别开蹊径，自成一格。他于2004年初夏创作的《舜井》，表述断石古木井绳与野花烂漫之景，包含虞舜至今数千年的沧桑之变，古意幽长而今情深邃，允称怀古歌今的佳构。如范曾所说：其“意在新罗传綮苦禅之间”，其中提到的新罗（即清代画家华嵒）、传綮（即八大山人朱耷）、苦禅（即李苦禅）三位大师，虽在年代延序上不完全一致，但概览三位的艺术成就及特色，也恰恰勾勒出了韩文来画风的基本特点。

 

    文来其书

　　韩文来学习国画的同时，也一直攻习书法，始终沿续书画并重、书画并进的传统之路。以书入画，以画入书，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书画相参，书画相长，是韩文来书画艺术的基本特点。他早年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每到李苦禅、郭味蕖、吴作人等先生画室，总是看见这些先生们写帖临碑，研习书法的情致不逊于国画创作。老师们关于“善画者必善书”的谆谆教诲，深深铭刻到他心灵之中，并转化为持续终生的动力，形成“以画入书、以书入画”的乐趣。他家里藏书，书册多于画册。他攻习书法的时间决不少于研习绘画的时间。几十年来，他从金文大篆写起，秦篆汉隶、魏晋碑帖、唐宋行草，直至明清民国各家各派书体，只要能看到的，他都观赏品读，心摹手临，决不轻易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天长日久，不知不觉地练出了一手好字。

　　韩文来从长期攻习书法的过程中，体会到书法创作比花鸟创作艰难得多，要自成一体难于登天揽月，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和拼搏。他花费几年时间摹写并整合历代名家草书成果，辑成《中国历代草书钢笔习字帖》及《中国历代草书硬笔临摹范例》，为经典草书转换为当代硬笔形态做出了可贵贡献。他欣赏郑板桥将真草隶篆行各体集于一幅而自成“六分半书”的创造精神，更仰慕何绍基熔碑帖于一炉的行草书体。数十年来，他一直从古今书家碑帖中吸取养分，为创造自家书风而呕心沥血。

　　由于题画和作画的现实需要，韩文来将书法研究与创作的重点放在行书和草书上，在长期摸索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其行书或草书创作中适度融进甲骨、金文的象形字体或隶体字，造成行书或草书作品视觉的丰富与章法变幻，增强行草书法作品的内涵和力度，而在点画、使转等用笔中适度融入汉简、魏碑的重拙笔意，以便强化作品的视觉张力和笔墨份量。他注重以画入书、以气行笔，书之所至，笔到意随，书境、文境、心境融为一体，弄翰把笔，常有振迅天真、出于意外之妙。

 

融诗书画为一体的当代文人画家·胡嘉梁

　　胡嘉梁，号梁公、闲公，斋号酸庐、半闲居，1943年生，天津市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曾任廊坊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美术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胡嘉良196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他的中国画笔墨苍劲,气势雄浑,寓意深刻,自成一家。其的美术作品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人生,是融诗、书、画为一体的当代文人画家。胡嘉良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国际美术大展并获奖，数百件作品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作品收入《河北八家画集》、《中国著名书画家集萃》，《怎样画鹤》、《闲公诗草》、《胡嘉梁画集》等，传记录入《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中国文化名人大辞典》等辞书。

 

    “牛闲公”的由来

　　胡嘉梁经常以牛自喻，他的笔名叫牛闲公。提起这个雅号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原来他画室的斋号叫“半闲居”，有一次他的作品《秋鹤图》在台湾《乡情》杂志刊登时，误把半闲排为牛闲，他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异常兴奋地说：“大牛蛮蛮，大知闲闲，飞来的名字呀!”从此就用牛闲这个笔名了。曾有人问他：“你这样喜欢牛，是喜欢牛的勤苦，还是牛的奉献？”他做了个否定的手势说：“人们赞扬牛的精神，大多指的耕田的黄牛与水牛，它们的确忍辱负重，无私奉献。其实牛的性格绝不是如此简单，非洲的野牛，群居而生，许多小家庭构成一个大群体，它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一旦遇险，母牛护仔，公牛迎敌，就是像兽中之王的狮子这样凶猛的野兽，也经常让半吨重的公牛抵得遍体鳞伤。若遇强敌，野牛群起而攻之，敌人莫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动物中虽不乏身大力强者，但大多暴虐凶残，欺凌弱小。野牛则不然，它们不畏强暴，不欺弱小，以邻为友，团结互助。我喜欢牛――喜欢野牛。”

　　　　

从农村走出的剧作家·赵德平

　　他的身份很复杂，首先他是一个农民，因为他家里世代务农；他又是一位作家，他的剧作多次获得各类奖项。他率领的大厂评剧团，仅一年就走了全国的二十三个省，演出多达260场。团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赵老爹”，因为他把农村的文艺事业、把大厂评剧团、把团里人都当孩子一样疼爱。

　　他，就是赵德平。

　　

　　赵德平，1945年2月生，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当代著名剧作家。赵德平长期植根于基层农村，从事农村文化事业工作。1982年赵德平担任大厂评剧团团长，时逢全国戏剧滑坡之际，大厂评剧团已濒临绝境。赵德平经过多方调查研究，大胆进行改革，提出了“三为主”的办团方针，即剧团以小型为主，剧目以现代戏为主，服务对象以农民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对剧团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四十年来剧团下乡演出走遍京、津、冀各地，受到农民观众的极大欢迎，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在长期的文艺实践中，赵德平竖持扎根农村，写农民，演农民，他先后创作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啼笑皆非》等八部电影、电视剧和戏剧作品及《大年三十吃饺子》、《夸七爷》、《特殊邀请》等40多个小品，其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戏剧调演一等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曹禹戏剧文学奖、文华奖、飞天奖和中国电影百花奖。

 

    经营评剧团

　　赵德平出生于大厂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初中没毕业便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手艺，后来被选入县文化馆，从事群艺创作。1974年，他被调到县文工团任导演，1982年赵德平临危受命担任大厂评剧团团长，当时恰逢全国戏剧滑坡之际，大厂评剧团已经濒临解散。而如今，历经赵德平四十年苦心经营的大厂评剧歌舞团，年经济效益已逾1500万元，拥有多位全国知名演员、演出内容囊括歌舞、戏剧、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等20余种形式，拥有“九亿农民的欢笑”、“青春校园”、“石油之歌” 等17台不同类型晚会的知名文艺团体，赵德平是用了什么神奇的手段把评剧团治理的如此红火呢？

　　“治团治本，育人育心”这就是赵德平治团的秘诀。赵德平从大厂县评剧团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为主的办团宗旨，坚持为农民服务，把文艺的“二为”方向具体化，二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前沿阵地。心里装着农民观众，这就是他剧团改革措施的出发点。他不为评奖而写戏，而是为农民写戏、排戏、演戏；他提倡“队伍精干”是为了便于下乡演出；他聘用的演员大多是多面手，是为了满足观众多元化的审美要求；他研制了流动剧场，是为了方便观众，为广大农民观众提供一个较好的看戏环境。这无一不是为观众、为农民着想的。大厂县评剧团时时事事想着观众，广大观众年年月月惦记着大厂评剧团。

　　赵德平治团特别注重人的建设。多年来他始终与演员在一起，外出演出，装车卸车，装台卸台，他都与演员一起干。他爱团如家，对演员亲如孩子，演员的一切都装在他的心里。付玉龙曾是当地一个做修理汽车生意的小伙子，跟艺术完全不沾边，只是平时喜欢哼唱几句流行歌曲，却被赵德平一眼相中，招到团里，做了歌唱演员。但他的歌当时唱得还并不十分出众，倒是随机应变能力超强，赵德平觉得他做个主持人一定前途无量，于是赵德平让他出任剧团节目主持人，并全力支持他到北京向全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学习请教，终于把他培养成一个著名主持人。“胖丫儿”是个农村姑娘，到大厂剧团应聘的时候刚刚15岁，但体重已一百八十余斤。赵德平对胖丫儿因材施教，让她专攻小品，并让她拜著名小品演员李文启为师，在李文启、赵德平的调教下，胖丫儿终于成为了名角儿。凭借她的特殊体形和非凡的表演功力，一上台便能博得满堂彩。

　　李玉梅是评剧科班出身，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戏剧舞台有些萧条，她慕名投奔到大厂评剧团，想在大厂评剧团这块响亮的牌子下，自己在评剧艺术上一定要大显身手。来到剧团的第二天，赵德平却给了让她排练小品《哭七爷》的任务。《哭七爷》的剧情要求演员在台上边爬边哭边唱。她边练边想，自己堂堂科班出身的专业评剧演员，竟然沦落到靠连滚带爬地演小品谋生，太有失自己的身分，便要离开。赵德平说：“你如果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你应该认清形势，小品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艺术形式。连赵丽蓉老太太都加入了小品表演的行列，你掂量掂量自己的评剧水平和知名度比赵老太太如何。你具有很高的表演天赋，如果坚持走小品这条路将来肯定前途无量。”李玉梅被赵德平说动了，决定留下来试试。结果她的小品一炮打响，《哭七爷》成为大厂剧团长演不衰的保留节目。为了把李玉梅培养成一流的小品演员，赵德平利用与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的多年友情，让赵丽蓉收李玉梅为徒。经过赵丽蓉老师的悉心培养，李玉梅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小赵丽蓉”。赵德平的感情投入，得到了演员的信任和爱戴，也为剧团的发展，凝聚起人心。

　　上世90年代，尽管赵德平的小品已享誉全国，但剧团的收入仍徘徊不前。深谙经营之道的赵德平很快找到了症结所在：当时剧团演出市场在农村，农民的每一分收入都来之不易，文化消费观念十分淡漠。于是，在央视一次节目访谈中，赵德平提出了“一桌菜，两家吃，城市农村都喜欢”的经营思路，同时借力央视传媒等电视媒体，成功开了城市演出的市场，京津沪这样的大都市时常出现他们的身影。国家各部委也经常请他们演出，演出费用也从几千元跃升至数万元，最高达到35万元一场。

　　

    名人的尴尬事儿

　　大厂评剧歌舞团火了，赵德平也成为了名人。成名后的赵德平没有改变的是他自然纯朴的农民本色。这也让他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儿。

　　有一年冬天，赵德平去北京钓鱼台宾馆参加活动，因为走得紧，正在剧团指挥排练的赵德平一时没有合适的衣物，正赶上团里为贫困地区捐衣服，他随便在里面拿了一件，穿着就走了。由于走得太匆忙，在门口还把衣服刮了一个口子，里面的棉花都露出来了。到了钓鱼台宾馆，司机先上楼帮他找房间，房间都找好了，赵德平还没上来，下去一看，正和看门的说呢：“我是来这里开会的，不是民工。”可是谁会相信，一个穿着破衣服的人会到这里开会，所以看门的死活不让进。

　　赵德平不但穿不了新衣服，就连太高级的地方他也住不惯，太好吃的大餐他也吃不惯，这里也有一段笑话。一次，赵德平到梅地亚中心开会，组委会为每个人安排好了房间，也安排好了每天的用餐，可是，赵德平一走进餐厅，看见花花绿绿的食物就头晕，只好自己跑到外面，买了烤红薯回到房间里去吃。吃完了就把红薯皮扔在了地上，这下小服务员不乐意了，就告到了领班那，领班想，这是来开会的吗，每天放着好吃的不去吃，躲在屋里吃红薯，于是就在大会上说了。组委会里有了解赵德平的，一听就乐了，这个人肯定是赵德平，告诉小服务员，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呀。小服务员一听，赶紧去道歉。赵德平却笑呵呵地说：“没关系，这样的事遇到的多了。”

 

    植根农村

　　赵德平一向住不惯大宾馆，吃不惯大餐，却对农村的小土炕、大锅台情有独钟，他那份对农村的喜爱，绝不是出了名之后的一种作秀，而是从骨子里往外的一种喜爱。

　　赵德平的家至今还在农村。在他的家里，赵德平养了好几条狗，一回到家里，那几只狗都高兴地围着他又蹦又跳。赵德平家的屋子里，完全是农村人家的模式，锅台、大炕。不同的是，赵老师的屋里，摆的是满满的书。墙上贴的画很有特点，都是三十年代的一些香烟广告宣传画。还有一张是戏剧脸谱。在炕的正中央，一张普通的方桌放在上面。就是在这张普通的桌子上，赵德平写出了八个大戏，四十多个小品。而这些作品的素材，又都是来自农村。

　　为了选好材，选准材，他经常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谈心聊天，搜集农要中所发生的奇闻怪事，以此积累素材，丰富视野，广开思路。平常他就住在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必到。夫妻吵架，婆媳不和，只要他知道了，也决不落空。有时遇上不好的天儿，赵德平便把人们请到家里。一壶茶，不用太讲究，不需什么西湖龙井铁观音那么高档，农村人讲究喝花茶，一壶高末外加几盒烟，就能跟大家聊半宿。在毫无隔膜中，人们什么心里话都掏出来了。在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的过程中，在喝茶闲聊的过程中，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素材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啼笑皆非》的灵感来自于村民宅基地的纠纷；《罪人》的情节来自于邻村的真实故事；《男妇女主任》里那个热情高、能力差的男主角原型也是当地人；《哭七爷》的情节完完全全是村里曾经发生过的事；《大门里的媳妇》的主角是赵德平的亲二嫂。赵德平的二哥死得早，连个一儿半女都没给二嫂留下就撒手人寰。二嫂１９岁守寡，要个儿子过活，孤儿寡母，甚是可怜，但二嫂偏偏十分要强，什么事都不甘落人后。但儿子结婚后，她却更加孤独。一生要强的她，到了老年却开始喝酒，她曾对赵德平说：“兄弟，你说我一辈子要强要脸儿有什么用。到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这不白来一世吗？”在行将就木的时候，一个人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这该是多么辛酸多么悲惨啊！不久，古稀的二嫂手握酒瓶大醉而死。赵德平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为二嫂，也是为天下女性写出了《大门里的媳妇》，这出戏在天津蓟县演出，台下媳妇一哭倒一片，演出结束时，演员三次谢幕，甚至赵德平亲自上台鞠躬观众都不愿散去……

　　在剧团里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太婆走了十几里路赶到剧团找到赵德平，老太婆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认识俺，俺可知道你，你竟把各村的事儿编成戏让人看，俺有件事对你说，前天俺和儿媳妇吵了嘴，不三不四的骂了她，在全村传成了笑话，思来想去是俺不对，俺怕你知道后也把俺编到那戏里让人看，俺全家可就丢死人了”。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足以看出，赵德平的戏剧创作，在农村的深厚影响。这就是赵德平，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赵德平，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剧作家，一个深受农民欢迎的剧作家，一个永远扎根农村的剧作家。

 

幽默风趣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阎月明

　　阎月明，1945年生，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阎月明出身曲艺世家，1965年参军，1970年被选调到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曲艺队，长期活跃在部队基层文艺战线。1990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从事《综艺大观》策划工作，后又策划了《曲艺堂》、《乡村大世界》等栏目。阎月明成名于相声表演，其表演的相声幽默、诙谐与风趣，表演风格独特；他还创作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主要有《将心比心》、《开水养活鱼》、《吃侃擂台赛》、《跑题》等。除相声外，阎月明还广泛涉足话剧、影视等艺术领域，主演过《乡村大嘴巴》等影视作品。

　　

    参军走上曲艺之路

　　阎月明于1945年生于河北省霸县一个曲艺之家，他的父亲当时是颇具影响而专门从事西河大鼓表演的老艺人阎玉春。受其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阎月明从小就对表演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也为他日后在艺术领域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20岁阎月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通信连，在部队这个广阔的舞台上，阎月明凭借多年的艺术功底把部队的业余文化演绎的淋漓尽致，受到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参军后不久，他被部队领导安排到了部队的演唱组从事文艺工作，从此他在艺术道路上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在绿色军营那广袤的舞台上。

　　就在阎月明参军那年，他作为部队军演的台内柱有幸来到了北京进行了演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他们高度的评价。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他们一一合影留念。从北京回来后，阎月明与部队演唱组的全体演员在部队开始了频繁的巡回演出，深受基层战士们的喜爱和欢迎。

　　就在阎月明准备在部队的艺术舞台上大展拳脚之际，不幸却悄悄地降临在他的身上。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阎月明的家庭由贫农一下子变成了富农，他的表演艺术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变的暗淡了下来。即便如此，阎月明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由于当时相声、评书根本就不让说，他只好跟着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讲起了“革命故事”。在那个文化艺术颓显苍白无力的年代，他和袁阔成的“革命故事”在当时无疑于雨后的甘泉，为部队、为绿色的军营带来了无限的生气。后来“革命故事”居然成了部队的特色文化，受到了部队首长与战士的欢迎。也正是因为如此，本应转业复员到大庆的阎月明，被部队首长特批留在部队工作。

　　在那段日子里，阎月明为了给部队编写革命故事，他曾经七天七夜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用他自己的话说：“七天七夜没有脱过军装”。由于过度的疲劳，外加长时间灯光强烈的照射，他的眼睛患了疾病，并落下了三等残疾。即便这样，阎月明也从来没有懈怠过。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在部队八年没有回家。粉碎“四人帮”以后，当他回到老家的时候，参军前八岁的弟弟已经变成了大小伙子。当他年迈的老父亲拄着拐杖在门口迎接着这个“不孝”的儿子，阔别多年的父子俩紧紧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

　　阎月明天生幽默，性格又随和，在部队里的人缘特别好，结交下许多朋友。1970年末，他被调到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曲艺队，与著名电影演员王刚成了一对要好的搭档，二人在部队合作了整整七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两个人合作的超乎寻常地默契，直到如今两人还保持着亲密的往来。1973年，当时还是一名刚刚参军入伍的的黄宏，作为新兵调到沈阳军区的时候，是阎月明亲自到黑龙江去迎接的，很快二人也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在相声的舞台上播撒真情

　　从八十年代开始，阎月明的相声表演艺术犹如春风般地吹遍大江南北。哪里有演出，哪里就会留下他的足迹。仅在1985到1987年，阎月明就在全国巡回演出千余场，其中不乏许多义演活动。他不仅为部队演出，而且还深入基层，为地方政府、厂矿、企业演出。为了演出，他先后从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走遍了全国上百个城市。

　　演出中，阎月明感触颇深。在黑龙江七台河煤矿，阎月明下到几千米井下为矿工们演出。他曾回忆说，在那里他亲眼看到矿工们流着汗水辛勤劳动，看到了矿工们激动而又渴望得到艺术浇灌的眼神，从而神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每时每刻都震撼着他的心。次那时起，每次演出活动，阎月明都是带着最高的热情，带着神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用艺术与观众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惟有真心换人心”。阎月明在舞台带着真情的演出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和热烈欢迎。他回忆说，一年夏天，为灾民义演结束时，有个小女孩买了一支冰糕亲自送到了他的手中。接过小女孩手中的冰糕，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着，他仿佛感觉这只冰糕足有千均重。就是这只冰糕，就是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在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终生难忘。还有一次，阎月明在搭车回家的途中，出租车司机认出了阎月明，下车时司机说什么都不要钱，但是阎月明硬是把钱塞到了出租车上。像这样的事情，阎月明每年都会遇到很多很多。“艺术来源于人民，我要用艺术的最大价值为人民服务，更不能攫取人民的利益，良心是根啊！”阎月明如是说。

　　

    在中央电视台的日子

　　1990年3月9日，阎月明从沈阳军区调到了中央电视台策划组。在那里，他作为幕后的策划者凭借其深厚的艺术文化底蕴为央视的舞台了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那时，他除了策划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栏目外，他还分别在1994年和1997年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央视七台策划开辟了《曲艺堂》、《乡村大世界》等栏目。当时这些栏目就是由阎月明一手策划、一手撰稿。当时可谓影响颇深，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也与赵忠祥、倪萍等全国著名的老、中青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的相声表演艺术成就也走上人生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

　　从1991年开始，他的表演艺术已经高度成熟。他创作的相声作品《论捧》与《跑题》等，不仅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及全国巡回相声表演艺术领域屡获大奖，而且在1995年的美国华人评中国评大陆春节晚会上，阎月明的经典之作《跑题》被评为一等奖。时至如今，这两个脍炙人口的段子，外加其幽默、诙谐及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仍然在百姓之中广为流传。

　　

    老艺术家的不老情怀

　　2000年，阎月明从中央电视台退了下来，退休后的阎月明没有停歇也没有止步，他依然活跃在文化艺术的舞台上，他不仅刻苦研究相声表演艺术方面的创作，而且依然为中央电视台策划撰稿。他还在话剧、影视等艺术领域进行了大胆地尝试。有关人士对他这样评价，阎月明演技颇深，演什么，是什么，他能很快步入角色。由此，从2000年以来，他先后在多部话剧、影视剧中担任重要的角色。由此，他先后出演了《乡村大嘴巴》、《天地像》、《有情人终成眷属》等多部影视剧作，并且他的演技博得了广大电影、电视观众的喝彩。

　　当有人问及他为什么进军影视界时，阎月明坦然地说：“人活到老学到老，我进军影视不是追求时尚，而是对我人生艺术的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不会介意哪门艺术，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事，我肯定去做。”

  

铁肩正义妙手文章·张成起

　　以曾在全国掀起“审计风暴”而闻名的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同志撰联称赞他的一位下属“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这个人就是曾担任过河北省审计厅厅长、以其“散文作品都是由理性思考和生活阅历组成的，于真率、真情之中深得散文之韵”享誉中国文坛的张成起。

　　

　　张成起，1946年生，原籍河北徐水，现定居廊坊。著名散文作家。

　　张成起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任沽源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张家口地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廊坊市委书记，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省政协常委等职，中国审计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散文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其作品屡见于《新华文摘》、《中国作家》、《报告文学》、《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美文》等期刊。代表作品有散文集有《走进总统府》、《我与程维高的是是非非》等，出版有《世纪梦语》、《一枝一叶总是情》、《岁月留痕》等多部散文集。

　　

    从政为官担正义

　　张成起于1946年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幼年丧父，家境困苦。张成起的母亲是一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斗大的字识不得半升”的勤劳质朴的农村小脚妇女，带着他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艰难度日。正是受幼年时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母亲善良淳朴的性情的影响，张成起养成了耿直的性格与朴素的平民情怀，确定了他的为人、为官之道。

　　1968年参加工作后，张成起曾长期在张家口任职，先后担任沽源县副县长、副书记，张家口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92年，张成起调到廊坊市任市委书记。在他调廊坊市任市委书记后不久，随着省级主要领导的人事更替，张成起又莫名其妙地被拖入了与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一场是是非非之中。

　　程维高和前任书记长期严重不和，就任后即开始搞“以人划线”的政治势力重新组合。凡是被程维高认为是前任书记重用的红人，统统被他“冷冻”。张成起作为前任省委书记退位离休前提拔使用的廊坊市委书记，自然也被划在线外。当时张成起认为，在全省1983年机构改革时即担任地市委副书记的人中，自己担任副书记长达九年，是其中最后一位被转“正”的，从任职调整的时间上看，没有感到过什么“重用”，更谈不上是什么“红人”。在张成起看来，他与前任书记的交往一直普通的上下级关系，直到前任书记离休时，自己既不知道他的家住何街何巷，这也是张成起政治的性格使然。

　　正是由于正直的性格，张成起任廊坊市委书记的六年间，到程维高办公室单独谈工作仅仅两次，而他的家门从未登过。按说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和省委书记的个别接触似乎是少了一些。但在张成起看来这也完全是正常的。每年市委的工作，半年有总结，年终有报告。每次省委召开会议和领导下基层调研检查，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有面对面的汇报，他总觉得没有极特殊的事就没有必要再去书记办公室打扰。程维高曾有意征求张成起对一些原省委领导的看法，张成起觉得谈这些问题实在没有必要，就算当年自己对他们曾有过什么意见，也不会在他们退休或调离之后再去向别人讲，这有违自己做人的一贯准则。何况原本自己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见。所以每当此时，张成起或是讲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关痛痒的话，或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些在程维高看来，就成为了他对“重大政治问题态度不明朗”、不讲“政治”和“原则”的问题。

　　1997年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曾找到张成起，要承揽廊坊市开发区会展中心的内、外装修工程。这个工程投资是两个多亿，张成起知道程慕阳不是搞建筑的，如果把工程给了他，出现质量问题，和他打官司自己都打不赢。当时张成起婉转的回绝程慕阳，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和程维高的紧张关系。

　　1997年11月，程维高以“工作需要”为由，把张成起由廊坊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当时并不被人们看好的审计厅任职。职级没降，由“官”变“吏”，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1999年的“三讲”教育活动开始后，张成起才从程维高所撰写的“自我剖析材料”中，看到当初调整他职务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不讲政治、不讲原则”。 当时，由于感情的冲动，张成起拍案而起，公开向省委书记省委书记程维高叫板。他以“致程维高公开信”的形式直接向程维高提出了四问：“一问既然你认为我‘不讲政治’，这是党内最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应党籍不保。那么，我为什么又成了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代表，又成为你当书记时“钦定”的省委委员？为什么当时不给我任何党纪处分？你作如何解释？二问既然你认为我“不讲原则”，而审计厅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执法机关，你作为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为什么任用一个“不讲原则”的人任审计厅长？三问这到底是你用人的重大失误还是口是心非，另有难言之隐？四问如果这是你用人的重大失误，是不是应该在‘自我剖析材料’中应增加一条以我为例的对用人失误的剖析？”后来，张成起又直接找到了当时中央驻河北的“三讲”巡视组组长阴法唐，阴法唐表示不希望张成起和程维高当面谈，由他向程维高转达意见，张成起表示同意。后来程维高《自我剖析材料》的第三稿不仅把这段删了，而且加了一句“看来我在用人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尊重社会公论。”

　　程维高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大秘李真东窗事发后，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组成的中央专案组于2003年3月进驻河北。为查清李真的经济犯罪事实，专案组决定成立审计组，而奉命担任审计组长的竟然就是张成起这个河北省审计厅厅长。中央最后做出的结论认为，李真之恶，程维高难辞其咎。

　　

    恣情笔端著文章

　　张成起无论是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还是退休闲居廊坊以后，都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集《世纪梦语》、《一枝一叶总关情》、《岁月留痕》，凝结了作者对人生、对生活、对百姓的真情实感，受到全国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

　　《老屋》是张成起一篇描写人世亲情的作品。文章看起来是写老屋，实则是写母亲，行文亲切自然不动声色。文中写道：“1971年春天，当我结束了在部队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回到老家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仅仅两年没有回家，母亲已把五间新房盖好了。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作为一代人，他的一生中顶多能盖上一次房。盖一次房不仅是掉几斤肉，还要脱几层皮。当时我怎么也想像不出，一个普通的农村小脚家庭妇女，既要孝老抚幼，又要到生产队去挣那每个分值仅两分钱的工分，同时，又要东筹西借，雇车往返百余里从西山拉回石头，从窑上拉回砖头，又要拉沙拉土买石灰，还要求人脱出足够盖五间房用的几大垛土坯，请瓦工，求小工……到底工作量有多大，我无法计算，到底遇到了多大难处，母亲从未对我谈起。”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母亲的不凡，看到的事儿子优秀的根源。“母亲不管有无人来或有多少人闲坐，总是‘雷打不动’地把一床新被褥早早地铺在烧热的炕头上，然后盘起双腿，把两只小脚巧妙地藏在身下，稳稳地坐在被子上，用瘦弱的躯体为儿子焐暖一筒棉被”， 母亲的剪影是千千万万的农村母亲对在外子女的爱的缩影，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母子间躺在被窝里的闲话，萦萦绕绕，如那长长的针线。亲切、自然，让人动容。一个厅长和小脚母亲躺在农家烧热的炕上，在现实生活中能有几人？别说厅级领导，就是走出农村四十多年的普通农家子弟，能有几人还有这种对农家土炕的亲和？

　　《走进总督府》是张成起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描写透过尽显威严的保定直隶总督府，逐一审视从方承观、唐执玉，到曾国藩、李鸿章一位位曾经权倾朝野、显赫一时的一品大员，文章最后写道：“‘南亘黄河、北吞大漠、五洲称雄’的一座总督衙署，随着大清帝国的人亡政息，已沉寂了近百年。漫步于已是人去院空的古衙，定睛已现老态的几株古槐，冷观着近年来一批批贪官的纷纷落马，回首从政近三十年走过的轨迹，我似乎又明白了许多。”在这里面，读者看到的是张成起从历史、思想、文化、精神层面对为政之道思考。

　　张成起的另一篇代表作《解读李真之死》是一篇反贪檄文，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他文中写道：“一个省委书记的贴身又贴心的秘书，一个曾被正式列为省委、省政府及国家税务总局的‘双料’后备干部。今天被押赴刑场走上不归路，这既是反腐斗争的成果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言的尴尬和悲哀”。 这是一种怎样的尴尬和悲哀呢？在张成起的另一篇题为《酒醉时分》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倒觉得当前更可怕的已不是腐败现象的存在，而是国民心理扭曲变态后对腐败的一种无奈的认同。”是的，人们一边深恶痛绝地骂着腐败，一边又无可奈何地为腐败者送钱送物提供着条件。作者对腐败的忧虑，痛彻如焚；对腐败危害的深层挖掘，切中要害。

　　程维高落马后，有人说张成起是“燕赵的一条汉子”。而张成起却在《一次婉拒的采访》中写到：“就是借我一十八个虎胆，我也不想也不敢以卵击石，去和省委书记作对，更何况我面对的是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颐指气使、刚愎自用的顶头上司”。没有大话，没有得意，真是掏心窝子的话。他在《我与程维高的是是非非》中还写道“程维高老了，他的党籍没有了，儿子因经济犯罪潜逃到加拿大，女儿也因经济犯罪判了缓刑。想到他凄凉的晚年，他所缺少和企盼的，也许是一声真诚的问候。”文章中张成起没有官话、套话、上纲上线的话，只是以一个平民百姓的思维模式来看待此事。这一下子把作家和读者的距离拉近了，从小道理上把腐败的危害、代价写的那样透彻清晰，给人以警示。

　　张成起的散文抒真情、说实话、辩是非、明善恶，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家可贵的真情与良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认为，张成起的散文具有纯朴深厚的农家血脉、丰富坎坷的人生阅历、刚正不阿的人生选择、率真坦诚的心灵倾诉、凝重深远的现实精神、趣味横生的阅读快感，不徇章法，却娓娓道来。其“散文作品都是由理性思考和生活阅历组成的，于真率、真情之中深得散文之韵。”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评论张成起的一些文章“能自嘲，能反省，能怀疑，能把自己摆进去，能与底层群众沟通，与草根精神沟通，这成为他写作的灵感之源”。他认为张成起一生从政，人生，官场，世事，他具有一个实际工作者特有的优势，他对党、国大事的思索和忧虑不乏真知灼见。”

　　中国散文协会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则认为，张成起的散文 “一身正气，满纸真诚，是真正的风骨之作，其文中有的正是中国官员散文中所没有的。”

  

擅长战争题材连环画创作的画家·陈继荣

　　陈继荣，1947年生，河北大城人。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廊坊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廊坊画院艺术顾问。陈继荣擅长连环画和中国画创作，出版有连环画《血溅津门》、《平原枪声》等57部，国画代表作品有《一寸土》等，国画作品在巴西、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被收藏。其传记被《美术辞林》、《中国当代美术家》、《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等多部辞书收入。

　　

    幼年学画

　　陈继荣从小就爱画画，用树枝在地上画，用粉笔在墙上画，看到什么画什么，想画什么就画什么。1954年陈继荣上了小学，他的课本边角都画满了小人和动物，班主任看了挺生气，把他叫到办公室罚站。一位懂画的老师看了陈继荣的“罪证”很吃惊，拿出厚白纸、铅笔、蜡笔叫陈继荣画。陈继荣一口气画了七八张，那位老师把他画的寄给《小朋友》杂志社。过了一段时间，小学里收到杂志社寄来的《小朋友》杂志，那上面竟印着陈继荣画的五张画。在一个偏僻的县城小学里，这可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当时陈继荣满耳朵听到的都是称赞的话，连校长都把他叫了去，特意认认这个会画画的七岁小孩儿。

　　后来，陈继荣爱上了“小人书”（即连环画）。家里穷，他把打芦草拾废品卖的钱都买了“小人书”。对“小人书”陈继荣从来不照着样子画，而是看完了背着画，这是他从小画画的习惯。十三岁那年，陈继荣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和课本一样大小的《中国画选集》，他惊呆了，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画，喜欢的不得了，一看定价，一元零八分，买不起。后来陈继荣终于买到了这本书，买书的过程是一个让人听起来心酸的故事：当时的陈继荣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正赶上“瓜菜代”，整天只能吃野菜、榆树皮和棒子瓤子，直吃的浑身浮肿。1962年春夏之交，陈继荣得了严重的胃病，差点丢了性命。在他病危时他的母亲许了愿。病好后的四月十八那天，母亲给了陈继荣两把香和一元钱午饭钱，叫他到文安县山窝村药王庙烧香磕头还愿。步行往返四十里，连累带饿，陈继荣眼冒金星心里砸砖。他忍着，省下了那一元钱，买下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画选集》。也正因为那是朝思暮想的宝贝，陈继荣翻来覆去的看，凭着记忆画，直至垂暮对那本书中的画面仍记忆犹新。

　　

    “杨师”岁月

　　1964年陈继荣考入河北杨村师范学校。该校是一所1940年建立的学校，学校图书馆藏书达十万册，美术方面的画册、理论书及期刊有数百种。看到这些书他高兴的发了疯，成天往图书馆跑。借书得还书，为了能长期使用，他就利用假期抄书，先后抄写了《绘画透视学》、《艺用人体解剖学》、《怎样画速写》等书，不仅文字，上面的图也画上，尤其是《艺用人体解剖学》那种以图为主的书，他尽量画的和书上一模一样。

　　陈继荣对画速写情有独钟，他给自己确定“冬天多画树，夏天多画人，人动起来注重体态，静下来注重形象”的训练计划。陈继荣悄悄地观察别人漫不经心的动作，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儿上用简明扼要的线条将其勾勒下来。有一次在天津站候车，陈继荣画一个年青妇女时被警察抓住弄到了派出所，要不是所长懂点画把他放了，那次真有点麻烦。

　　四年的苦读苦练，四年的探索感悟，使陈继荣对素描、速写、艺用人体解剖学、绘画透视学、绘画色彩学、绘画构图和美学理论及创作有了深刻的理解，夯实了绘画造型基础。

　　

    桃李芬芳

　　1970至1975年，陈继荣在《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河北工农兵画刊》、《天津农民报》等报刊上不断发表作品；在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三部连环画和一幅年画《姐妹同唱一支歌》。为小说集《新嫂》、报告文学集《战海河》绘制了插图。因这些作品陈继荣名声大噪，成了大城县很多人心目中的“画家”。因此，引来很多爱画画的孩子拜陈继荣为师。

　　陈继荣前前后后收了几十位学生。他教学生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不收学费，来者不拒，因人施教。在他的学生中，既有刘进安、谢崇礼、张玉华、毕继民、刘佳宁等一大批知名专业画家，也有很多普普通通的美术教师。看到学生们取得很大成就，陈继荣感到欣慰，这是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精神享受。他对学生坦诚真挚，把自己的学识和为人之道都毫不保留地掏给学生。

    艺海撷英

　　陈继荣偏爱连环画、国画人物和山水画。1975年陈继荣出版了连环画《三辈儿》。这是陈继荣放开手脚发挥自我想象力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画连环画除了画面的艺术想象力外，还需要丰富的生活根基。在陈继荣毕业一年以后，被县专案组抽调了一年多的时间，任务是恢复日本投降时烧掉的敌伪档案。陈继荣调查了1928年至1937年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分部的负责人和1937年至1945年日伪时期的特务队、伪警察、伪维持会及反动道会门“一贯道”等遗留人员七八十人，面对面地询问笔记。为创作战争题材连环画提供了客观真实的生活依据。正因为陈继荣画出了时代感，《三辈儿》第一版印数就达七十万册。

　　1962年印刻在脑子里的那本《中国画选集》，十几年后陈继荣终于见到了部分原作。以后陈继荣又买了百余本画册、画论仔细研究，后多次去黄山、天山、长江三峡、太行山、陕北高原等地写生。通过对自然山水的体悟和对历代大师作品的研究，认识到中国艺术的造型不以视觉的科学、客观为依据，而是以真实的心理感受为基础。陈继荣天生就有领悟别人妙处而不照抄他人作品的秉性 ，“他凭借对绘画造型语言的刻苦追求，对中国绘画内在精神的深刻感悟，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山水画风格和特点。

　　几十年的辛勤挥毫，陈继荣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1984年作品《血溅津门》和《平原枪声》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1987年作品《攻克襄阳》入选建军六十周年全国美展。1989年，作品《星星之火》和《逐鹿中原》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1994年，作品《大进攻序曲》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2004年作品《雁魂》获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和河北省金奖。2007年作品《徐向前元帅的故事》获建军八十周年全国美展铜奖。作品《刘伯承元帅画传》入选全国美展。另有作品《历史不会忘记》、《支援前线》、等分获河北省美展一、二等奖。陈继荣还出版了《陈继荣山水画集》及《中国百年史》、《画说世界五千年》、《史记故事精选》、《朱元璋演义》等连环画五十七部（含合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河北日报》、《华北民兵》、《河北工农兵画刊》、《儿童画报》、《中国连环画》发表作品一千多幅。

 

钟情于大自然的山水画家·唐凤岐

　　唐凤歧，1949年，天津市人，现定居廊坊。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北省山水画研究会副会长、廊坊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唐凤岐曾被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授予“中国画坛百杰”称号，在北京、河北、山东、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唐凤岐画集》、《百杰画家·唐凤岐》、《浅绛山水画技法》等。

 

    其人其画

　　唐凤岐自幼潜心绘画，少年习画，从自学起步，曾广临先贤的画谱、图册，尤喜石涛的奇宕灵秀、石谿的浑穆苍莽，体研理法，摸索规律，奠定了笔墨造形的根基。他下过乡、当过兵，虽因“文革”而未能圆“美院”之梦，但却使他接受了意志的磨练，并长时间回避了都市生活的喧闹，也使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有了一种清脱之气。后来唐凤岐曾就读于天津美术学院，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术硕士研究生班进修，曾师从于著名山水画家孙克纲先生，学习传统技法。

　　唐凤岐对于大自然向往至深，爱之若醉，不失时机地投入生活的怀抱。多次橐笔负笈翻山越岭，足迹遍及冀、晋、秦、蜀、甘肃、新疆、广西等各处名山。游踪所至，应目会心，一一摄入画本。深刻的体察和丰富的积累，使他在艺术实践中逐渐从谙手熟心的笔墨成法中脱化出来，形成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情感特征的个人风格。

　　就画风取向来说，唐凤岐笔下不尚平淡空寂和萧散简远，更不热衷于小情小趣，而是追求境界恢奇幽邈，景象充实饱满，笔意奔放而不浮率，墨气沉厚而不浊滞，尤其对理解和把握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奥妙，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探索。在章法处理上，突破了前人“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的思维定式，或危岩峻峭，或深翳曲折，或宽远浩莽，以突出峥嵘郁勃的气势和加强物象空间层次的韵律感。峻岭之崔巍，河山之逶迤，大漠之荒渺，山野之清苍，草木之荣萃，皆在墨韵浑成之中，入微茫惨淡之妙境。他画江河原野，往往将视平线提到一定的高度，犹如登高远望，宇幕凄迷，不乏“川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的意境。

　　为产生丰富的效果和营造神奇的空间氛围，唐凤岐试图把握一种传统风格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视觉图式。在不失理趣法度的基础上大胆处理黑与白、明与暗、墨与色、清与浊、有意与无意、大墨块与小笔触等种种对比关系。弃绝冷漠的技巧和生硬的面孔，使物象充满激情和活力。

　　唐凤岐善于因心造境和凝神观道，来养育创作意匠的灵感闪光。法的运作和趣的尝试，皆源于画家心性的驱迫和情感的驾驭。那些似幻似真的意象化时空，不乏悠然意远的情致。他的《江南晨意》，沉睡的山村和玄冥的天宇，表现了梦境一般的奇瑰遐想。在月色笼罩下的僻远山乡，幻现着乡愁的冲动。心灵意象在毫无拘执的自律性笔墨中趋向升华。观者尽可从画家情感意绪的涌动中去妙悟宇宙万籁的蕴秘和深邃。

  

身在“番邦”的京剧艺术家·李宝春

　　李宝春，1950年10月生，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宝春出身戏剧世家，祖父李桂春（小达子）、父亲李少春、母亲侯玉兰，都是戏曲名家。九岁由祖父指导练功，十岁进北京戏剧学校，承袭父亲风格，专攻文武老生。坐科八年，曾受校长马连良及王少楼、杨菊芬、徐沅珊、钱元顺、茹元俊、茹少筌、马长礼等老师教导，打下文武技艺功底。经历过一段人生磨鍊的李宝春自1990年加入“辜公亮文教基金会”京剧推展小组。他铭记父亲在艺术上严格精益的指点、与在人生中深刻至情的叮咛，自励创新、勤练不辍。1997年开始担纲“台北新剧团”。李宝春曾于1987年荣获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亚洲杰出艺人；1995年受邀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戏剧协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担纲专题演讲。现任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专任副教授、台湾大学戏剧戏兼任教师、“台北新剧团”团长。他不但积极推创新戏，更致力传统剧目之整理、移植、与演出，并多次率团赴欧、美、日等地展演，宣扬国粹。

　　

    在父亲的身影下成长

　　李宝春原名李宝儿，学名李宝宝，“小达子”李桂春之孙，李少春之子。尽管当年“小达子”为培养少春和幼春煞费苦心，李宝春的老叔新春和大哥浩天也是北京戏校的学生，但是李少春却坚决反对李宝春和他的弟弟妹妹再步人艺坛，多次告诫李宝春，好好学文化，今后谁也不许学戏。不知为什么，这个李宝春真是走火人魔了，却非要学戏不可。知道父母那里讲不通，就又跟奶奶软磨硬泡，终于磨得奶奶亲自带他来到了北京戏校考场。

　　凭借家庭的艺术熏陶和自己的艺术天赋，李宝春顺利考入北京戏校，专供文武老生戏，跟王少楼先生学《鱼肠剑》、《辕门斩子》，跟杨菊芬老师学《搜孤救孤》，跟胡盛岩先生学《法场换子》，跟徐元珊先生学《一箭仇》，跟张玉禅先生学《八大锤》，又跟马连良校长学《借东风》、《问樵闹府》。在课堂上马连良先生还一再对他说：“不管你学哪一派，也得有谭派的基础。别小看这出《问樵》，学好了一辈子受益。”由此可见，作为名门之后的李宝春，在北京戏校受到了特殊的关照，学习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不久，李宝春第一次登台演出《锁五龙》的徐懋公。回家跟他爸爸一说，李少春笑了：“好好演，我就不去了。”那天演出，李宝春非常用心。他第二次演的是短打武生戏《武文华》，回家又向他爸爸做了汇报。李少春又说：“好好演，你妈妈身体不好，我们就不去了。”李宝宝当时是既希望父母去看戏，又怕父母去。见父母不去，他感到一种解脱，所以演出前他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就在他快上场前，有位眼尖嘴快的同学趴在他耳朵边说：“李宝儿，你爸和你妈都来了，一进东安市场就让我看见了。“说者无意，听者却紧张起来，演出时由于过度紧张，在蹬上两张桌子高的院墙往翻“台蛮”时，一头扎下来就坐在台上了。演出后，他的妈妈侯玉兰想到后台看看儿子摔着没有，再送给儿子一包糖安慰儿子一番。李少春说：“行了，就他这样还要吃糖啊？”夫妇俩到后台，先到主教老师徐元珊先生面前道乏致谢，再分别到各衣箱上向各位师傅道乏。走到李宝春跟前，李少春一伸大拇指说：“真行，你说我怎么夸你好？”一句话羞得李宝春无地自容。

　　就从这天以后，李宝春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上课再也不傻笑了，兜儿里的糖豆大酸枣也没有了。晚饭后学校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这时再也看不到他和同学们在宿舍神侃了，有时他和同学一块儿拉《一箭仇》的枪架子，有时请琴师给他吊嗓子，演出机会越来越多，很快就有了起色。

　　

    用京剧程式重墨描情

　　李宝春1969年从北京戏校毕业。上世纪70年代，李宝春曾在样板戏《杜鹃山》中饰李石坚，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国京剧院，与袁世海、杨春霞等同台。80年代中后期，在当时出国热的影响下，李宝春赴海外寻求发展，并在美国定居。

　　李宝春虽然攻演的是文武老生，李宝春台前幕后总予人活力充沛的印象。京剧《奇冤报》里原本只消穿一身黑蓝、动也不动就把戏唱完的刘世昌，在他改造之下，一缕冤魂挥舞加长的水袖行过阴阳边界，让场子醒目了起来。

　　当“瘦身减肥”在当今社会呈流行趋势的时候，他融合京剧身段的“舞与武”之妙和太极、芭蕾舞蹈，搭著京剧文武场加饶舌歌的配乐，开发出一套“功夫瘦身韵动”课程。台前幕后，李宝春办法想透，只为了引人入京剧之“瓮”。

　　

    得遇辜氏家族的鼎力支持

　　李宝春父亲开立的李（少春）派是京剧全盛期的大户，嫡传的他自然也熏陶出“角儿”的风范。在李少春的时代，角儿全力投身於密集的演出行程，通过高质量的表演开门立宗，而李宝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美赴台演出，和雅好京剧的政商大老辜振甫结缘、进而得到辜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支持，掌理台北新剧团，他鲜少炫示流派价值，一人身兼编、导、演数职，外加在多所大专院校教授表演，这可也绝非他父亲的路数。

　　辜公亮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是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京剧在台湾发展百年，受到辜氏家族的影响最深。辜振甫早在1940年初于日本就读研究所之际，就时常利用假期到北京看京剧。辜先生常怀念北京的演员好、戏好，是京剧的京城。他特别喜看李少春先生与谭富英先生打对台，亦喜观赏李宝春之母侯玉兰女士之表演，所以多年来对李宝春支持有加。

　　辜公亮文教基金会，是台湾推动京剧最有力的民间单位之一。2006年辜氏基金会执行长辜怀群与李宝春在京演出时就曾说，辜公亮文教基金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两岸文化的交流，最早的时候基金会是做京剧的制作。在辜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支持下，李宝春邀请了很多大陆好的表演艺术家到台湾去，一起演出，一起交流，一起创作，创出了不少好戏。他还试着把他创作的戏带到北京来，作双向的交流。此举对于促进两岸京剧事业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李宝春在辜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其创作年表年年累进，台北新剧团也已然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民营京剧团。回想当初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李宝春说，他在“番邦”，他所钟爱的京剧艺术便离了根。为了保有随时可练功、唱戏的自由，他选择开店当老板卖冰淇淋维持生计。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在美国捱过茫无目标、只管“叫功等戏”的日子，辜氏家族的知遇，让他格外珍惜。他深刻地体会到“人生机会不是常有，有了，就要把握”，故尽管因“工作所需、生活所迫”，他平时孤家寡人在台北过活，好不容易寒暑假飞回美国和亲人短暂相聚，下一出戏的功课也得如影随形。

　　如今，在台湾规模不大，步履艰辛的京剧行界中，以李宝春先生担纲的台北新剧团独树一帜，一年两个档期的传统京剧艺术节，同时邀请大陆一些著名演员和表演艺术家跨海合作，共同切磋大胆求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回响。剧团不仅得到了台湾社会中酷爱京剧的传统戏迷们所给予的鼓励和认同，同时也受到了新生代观众的喜爱与欢迎，而他们对京剧这一古老艺术所表现出的惊艳和兴致尤其令人欣慰。

　　

    因掌握创作核心而有立足之地

　　为什么要编、导、演一肩挑呢？李宝春以一贯的自嘲口吻道：“此乃不得已而为之也！”

　　李宝春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偏好新编戏，台北新剧团间续地采用大陆剧作家的作品，像近剧团上演的《巴山秀才》便源出於名编剧魏明伦的同名川剧。台湾戏曲界时兴编、导向大陆求才，但李宝春除了自导自演，剧本到了他手头，无论是新编戏或已经做出口碑的“新老戏”，他都一定修编。北京京剧院出身的李宝春语重心长地说，大陆知名的编剧、导演都很忙，何况台湾的京剧艺术空间不大，在这里作得再好也得不了奖，所以合作起来他们真正投入的时间有限，更加不可能了解台湾演员、观众的状态。如此评析下来，他宁可修编加上导演，自个儿推敲琢磨。长期“演自己修编的剧本”让李宝春掌握了创作核心，也正像他自己所言，这是台北新剧团今日能有立足之地的关键。

　　在李宝春看来，现在两岸的京剧团搞新制作都求“大”，尤其是大陆，没两三百万人民币弄不来。相较之下，台北新剧团是异数。李宝春“以小打小闹的小制作”形容该团的制作模式，台北新剧团的优势就在于“框框不大”，而且大家“都挺当成家里事样”，他说：“同样开餐馆，不见得门帘大就菜好，我们门帘小，可就把全精神摆在菜上。”

　　

    贴近观众，做有情的戏

　　李宝春自谦编剧起步得晚，“做不是特长的事就比较慢”，而且在台湾杂事多，不容易冷静下来创作，所以他都是先确定好剧目，然后飞回美国写剧本。写剧本对于李宝春来说，就像“简约美学”风格之于台北新剧团一样，刚开始其实是迫于现实的不得已，最后却做出甜头来了。像《奇冤报》这出戏，除了如前述加了表演上的可看性，末场刘世昌感伤冤虽得雪，但横死的他终究归不得家园一段，颇得观众共鸣。李宝春说，无“情”的戏唱不过瘾，基於这样的理念，在《巴山秀才》原著当中，戏是在秀才和他的老婆喝完毒药猝然身亡就落幕的，他则改成秀才在目睹官场之畸零现状而觉醒抗争，以致被骗喝下毒药，这时候，终生追求中状元、救黎民的两夫妻各唱一大套，互相表述结发以来的感触。最后秀才到底死了没有？李宝春很有信心地说，那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么一改，戏深沉了、情感浓了、人物立起来了，“人”的感觉也出来了，而这也是京剧版和川剧原著最大的区别。

　　李宝春写戏、作戏，满脑子只想著如何让戏“好看”来取悦观众、吸引观众，其他的他并不多想，至於戏剧所谓“直刺时事，能得反省”的功能，他说生活在这个社会，社会里的动态“你不想它，它对你的影响还在”，编戏时，他顶多抓点社会现象调剂一下，从不刻意去讽喻政治时事。虽如此说，《巴山秀才》剧却破天荒地邀得多位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为其“站台”宣传，海报上还有个令人愀心的副标——“一个知识份子之死”。李宝春说，这些提纲挈领的工夫都是该团执行长、同时身兼新舞台馆长的辜怀群做的。就是团队专业的分工之下，李宝春可专注於练功和创作，再配合切合时代脉动的宣传，每一次的制作和活动才得以播散出可观的能量，为台湾京剧造势。

  

舞美设计艺术家·段光杰

　　段光杰，1950年12月生，原籍天津，现定居廊坊，著名舞美设计艺术家、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理事、河北省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廊坊油画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艺术高级职称评委，曾任廊坊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段光杰自幼学画，后毕业于河北廊坊师范、河北广电大学，曾在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央戏剧学院全国舞美设计研修班进修深造，长期专业从事舞美设计工作，曾为《啼笑皆非》、《金牌属于娘》等十几部戏剧、电影、电视剧及河北经贸洽谈会文艺晚会等大型舞台演出等进行了富有特色的舞美设计制作，作品多次荣获国家及省级奖项，曾主编《舞美园地》《廊坊艺术》等艺术专刊，出版有《段光杰山水画集》、《段光杰油画集》。

　　

    早年岁月

　　段光杰生长于美术世家。受其祖父、伯父、大哥的影响，段光杰自幼喜爱绘画。他在上小学时就有美术作品参加天津市少儿美术展览，在学校有“小画家”之称。上中学时，在当时天津市四位知名青年画家之一的宋玉星教师的指导下，他走上了油画学习的道路。

　　1968年，18岁的段光杰下乡插队时，行囊中比别的知青多带的是他须臾不离的画笔和画纸。在农村劳动的日子里，绘画使他忘记了生活的艰苦，绘画驱散了他心头的郁闷，绘画给他的知青生活增添了色彩。艺术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了。当他的油画作品《夜读》和《曙光》在香河县美展中展出后，段光杰的名字很快为香河县美术界所熟知。60年代末段光杰被抽调到香河县为武装部的演出和县文宣队搞舞美，曾连续几年被抽调参加天津地区的“农业学大赛展览”的布展工作。在地区搞展览期间，他认识了在天津地区京剧团搞舞美设计的周峻山先生，后来周峻山成了他的舞美启老蒙师。

　　下乡期间，由于表现好，又有才华，段光杰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知青代表，出席过县、地区的代表大会。尽管如此，村里连续两年推荐他上大学，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成为泡影，后来是因为了解他的县级领导说了话，他才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上了中专。

　　

    艺术之路

　　真正使段光杰走上舞美生涯是他上中专时为地区杂技团参加全省汇演搞舞美受到好评。1976年，25岁的段光杰中专毕业分配到廊坊地区曲艺杂技团搞舞美，后又调到文化局艺术科工作，至今已有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来，段光杰先后为《死心眼插足记》《故都血案》《千古绝唱》《啼笑皆非》《布衣歌》《聘礼》《金牌属于娘》等十几部戏剧、电影、电视剧进行了很有特色的设计和制作，并多次荣获国家和省级奖项。此外他几乎承担了廊坊市重大文艺演出的舞美设计任务，并多次为中国评剧院、总政话剧团、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设计制作舞美。由此，段光杰成为廊坊市连续八届文艺繁荣奖的得主，并被评聘为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

　　段光杰在创作的同时，一直在思考、关注着舞美、绘画艺术的发展，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他曾于1986年和省舞美学会一起组织了“廊坊地区舞台美术培训班”，并主讲《戏曲脸谱漫谈》课程，被省舞美学会会长刘相桐先生评价为开创了廊坊乃至河北省舞美培训的先河。1987年他应邀到省里的舞美培训班讲课，讲授了《二十世纪世纪界舞美设计现代流派及其作品》。1988年，段光杰和李松茂等人发起并组织成立了“廊坊水粉画油画研究会”，并举办了廊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西画展。1992年他邀请天津美院油画系主任孙建平等来廊坊举办油画技法讲座，同时举办了第二届水粉画、油画作品展。1999年底，段光杰等四位油画家的《红黄蓝白跨世纪油画展》在开发区会展中心展出，他以欧洲古建筑风景为题材创作的作品，显示了日臻成熟的艺术技巧、扎实有素的基本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使自己登上艺术的最高点，段光杰曾在中央戏剧学院参加过全国舞美设计研修班和多次国家级舞美学术活动，并参加过中国舞美学会组织的“中国舞台美术家考察团”赴欧洲六国的艺术考察，接触到国际上的艺术新思潮，眼界愈加开阔，艺术水准的判别能力也愈加提升。在艺术创作中，他一直注重艺术理论的研究，结合艺术实践撰写并发表了《基层戏曲舞美的出路》等大量的理论文章，发表于《舞台美术家》等刊物。

  

美丽呈现精彩廊坊的舞者·宫雅健

　　她不辞辛苦，但求廊坊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她挥洒才情，只为廊坊文艺舞台七彩飞虹。对文化的热爱化作动力与信念，让她上下求索。她让廊坊舞台艺术之花绽放，人才辈出；她让文化之魂融入企业、军营、社区和校园；历届经贸洽谈会上的重大演出、历年重大节日文艺活动，都因她美丽的呈现而精彩。她就是市文化局原副局长、市舞蹈家协会主席宫雅健。

　　——第七届廊坊文艺繁荣奖授予宫雅健“终身荣誉奖”时的颁奖词

　　宫雅健，别名宫云甫。女，1953年10月生，祖籍河北高阳。研究馆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廊坊市舞蹈家协会主席。曾任廊坊市群艺馆馆长、廊坊市文化局副局长。

　　

    早年岁月

　　宫雅健自幼跟随父母在天津地区辗转成长，六十年代落户河北永清。文革期间，父亲受到冲击被打成走资派，她被遣送回了原籍，成了一名还乡知青。在那里，宫雅健度过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蹉跎岁月，也是至今仍让她难以忘怀、魂牵梦萦的激情岁月。

　　七十年代，为了普及样板戏，甘肃省话剧团、京剧团、歌剧团、平凉文工团来内地招收讲普通话的演员。当时宫雅健报考了甘肃省歌剧团，专业顺利通过，后因政审不合格被拒。当时一位延安的老革命、平凉地区宣传部的王维凡部长得知情况后非常同情她，顶着政治压力把她招进了平凉地区文工团。1972年5月，宫雅健离开了大有作为的农村广阔天地，离开了放心不下的父亲，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情，踏上了西北的征程，她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

　　平凉地区文工团的建制很庞大，由歌剧队、话剧队、京剧队、舞蹈队、交响乐队等，艺术门类非常全面，水平也非常高，能原版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沂蒙颂》、《红色娘子军》，现场伴奏都是几十人的交响乐队，在西北文艺界非常有影响，原因是有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兰州、东北文艺界资深专家，都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发配到那里的艺术人才。所以宫雅健一踏入艺术的门槛就收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期间，她曾参加现代京剧《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浜》、《绿海长春》、独幕话剧《阳山新人》（后改为《毕业新歌》）、歌剧《紫曲河畔》、话剧《补课》、舞剧《金凤花开》等剧、节目演出。1978年，随着父亲落实政策，宫雅健离开平凉，告别喜爱的演员生涯，又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文革结束后，全国文艺界迎来了久别的春天，平凉地区文工团更是厚积薄发，艺术创作激情得以释放，复排了大量的经典大戏，创造了平凉文工团历史上艺术成就最辉煌的鼎盛时期。宫雅健因过早离开文工团，未能亲历那时的艺术复兴成为终生遗憾。

　　

    情系廊坊

　　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宫雅健调到廊坊地区群艺馆，从事群众文艺辅导工作。当时廊坊建地区不久，在文化艺术方面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人才匮乏。宫雅健毕竟有过在专业团体的从艺经历，文工团的艺术性质恰好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基础。八十年代，她和胡光宇老师一起组织、排演过话剧《十五桩离婚案剖析》、《孝顺儿子》、《可口可乐》、《救救她》、评剧《春寒》的演出。她挖掘整理的《舞中幡·对花钵》、《大头和尚戏柳翠》、《挎鼓》三个民间舞蹈被收进《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河北卷》。她以河北民间舞为素材创作的舞蹈《冬网号子》、《打枣》、《逛花灯》、《唤》、《在希望的田野上》、《炮兵畅想曲》等舞蹈在全国群星奖、华北五省市舞蹈比赛、河北省舞蹈比赛中获奖。从1985年起，宫雅健一直独立担纲组织大型晚会并担任晚会主持人，一直到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大型晚会作为告别演出，她才彻底离开了舞台。

　　1992年宫雅健出任廊坊市群艺馆馆长。在馆长位置上她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对于宫雅健而言，是其人生励志、努力、奋斗、收获的十年。十年中她把所有的青春、智慧都献给了其所热爱的群众文化事业。民间艺术的挖掘整理，群众艺术的辅导培训，各艺术门类的比赛展演，大型晚会、活动的策划组织，在宫雅健的悉心组织下，群艺馆一项项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成为了全市文化艺术的中心，群众文化艺术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总体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被公认为是一支拉得起、叫得响、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精英团队。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05年，廊坊市群艺馆被廊坊市政府命名为先进集体。宫雅健自己也荣膺廊坊市先进个人。2002年宫雅健调到廊坊市文化局任副局长，主管全市的社会文化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做了行政工作，但宫雅健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偏爱与追求。多年来，她组织策划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大型晚会300多场，如“欢乐中国行·魅力廊坊”、“5·18经贸洽谈会千人合唱音乐会”、建国60周年大型晚会“祖国颂”、“十月放歌”群众歌咏大会、廊坊市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运动会开幕式、河北省第七届农民运动会开幕式、“舞动·唱响”廊坊声乐舞蹈艺术大赛等等，创造了多个廊坊大型晚会演出史上的第一次。宫雅健曾调侃，自己可能不是廊坊组织晚会最好的，但绝对是廊坊组织晚会最多的那一个。

　　

    晚霞绚丽

　　2010年，宫雅健光荣离开工作岗位，告别了政治舞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这时的宫雅健不甘寂寞，再一次在舞蹈的天地中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出于对廊坊舞蹈事业的热爱，对廊坊舞蹈人的敬重，对廊坊舞蹈事业的责任，历经一年的时间，宫雅健编辑出版了《廊坊之舞》一书。这本书图文并茂，概括总结了廊坊舞蹈33年的发展历程，对廊坊舞蹈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记载。完成此书，宫雅健了却自己一个心愿，也对廊坊舞蹈的未来有了一个交代。

　　此后应廊坊市老干部局的邀请，宫雅健担任了廊坊市老年艺术团常务副团长，开始了她艺术人生的又一个春天。老年艺术团有合唱团、舞蹈团、模特团、京剧团近200余人。正规化的管理、严谨的艺术追求使老年艺术团整体水平提高很快，真正代表了廊坊老年艺术的最高水平，在宫雅健的努力下，廊坊市老年艺术团承办了纪念建党90周年《永远跟党走》大型文艺晚会、2012年《廊坊市电视春节联欢晚会》、2013新年合唱音乐会，参加了河北省第七届农民运动会开幕式、廊坊市第六届运动会开幕式等演出，在全国第二届合唱节比赛中，该团荣获金奖。舞蹈团创作的舞蹈《逛花灯》在第六届华北五省市舞蹈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宫雅健组织创办的廊坊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堪称廊坊市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少儿艺术活动。这项活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市场运作的模式，打破了向政府伸手要钱搞活动，激活了少儿艺术活动平台的探索，成为廊坊市的一项经典文化活动品牌。

  

心兰质蕙的当代著名剧作家·兰万玲

　　廊坊龙凤之乡，龙河凤水绕城汇。京畿门户，平川沃野，人文荟萃。北宋已还，仕家辈出，文攻武备。有糊涂宰相，祖籍安次，其人事，君知未？

　　有女心兰质蕙，写吕端、曲尽三昧。胸中丘壑，玉壶春色，高山流水。燕赵风光，宫廷气象，掬芳揽萃。信京都一唱，龙翔凤翥，共山河醉。

　　这是当代著名剧作家赵大民先生于2011年11月为祝贺兰万玲创作的大型历史故事剧《宋相吕端》晋京演出成功填写的一阕《水龙吟》。

　　兰万玲，笔名婉凌、草儿。1953年11月生人，祖籍天津武清，现定居廊坊。著名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演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廊坊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廊坊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廊坊分会会长，北京市河北梆子戏迷联谊会特邀顾问。兰万玲主演过《龙江颂》、《樊江关》、《生死牌》等30余出剧目，创作剧目有《宋相吕端》、《女人九香》等。

　　

    在梦想中成长

　　兰万玲有一个美好且骄傲的青少年时代。小时候的她能歌善舞，刚一会说话就学会了唱“小鸽子真美丽，飞到东飞到西……”小学时学习就好，每次作文都是范文。小学时兰万玲喜欢看《红楼梦》、《红与黑》、《青春之歌》、《玛莎的青春》等小说。虽然看不懂，那一知半解也读得如醉如痴。从那时候起，她就梦想长大后当一名作家。但那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把她推上了演员的行列，高中快毕业时，她被天津地区抽调参加河北省的调演。她报幕、跳舞、唱歌、演剧样样行。那时候全天津地区14个县大汇演，开幕式要全体唱《国际歌》《东方红》，领导让她当指挥，而初出茅庐的她竟然大大方方的走上舞台，指挥一千多人的大合唱。众星捧月般的花样年华，使她从小就充满了自信。1972年初，高中毕业的兰万玲进入武清县剧团工作，开始学演京剧，后来改唱河北梆子，曾拜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金秋为师，受过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作曲家邵锡铭的指教。八十年代初，兰万玲自编自演的处女作大型现代戏《风起桃园》（处女作）在天津市首届戏剧节获优秀剧目奖，《天津日报》以“能文能武的兰万玲”为题，做了长篇报道，在天津市引起小小的轰动。

　　兰万玲主演过《龙江颂》、《杜鹃山》、《窦娥冤》、《秦香莲》、《杜十娘》、《樊江关》、《生死牌》等30余出剧目。小有名气的她，在练功排演之余，始终没放弃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这似乎成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写作水平，她毅然离开舞台，进入课堂，读完大学汉语言文学课程，走上了艺术创作之路。八十年代，兰万玲的主要作品有舞台剧《九月菊》、《丑女》、《雨夜惊雷》、《最后相见时》、《二亩地》及小品《欲望》、《失恋》等。

　　

    在拼搏中成才

　　1990年，兰万玲调入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局从事艺术管理工作。她始终低调做人，从不张扬。在她的生活作息表上，没有节假日且不分昼夜。做行政工作期间，完成上传下达的本职工作后，就是看书看报，不断地为自己“充电”。多次组织省、市、央视各类艺术赛事并多次担任大型晚会的撰稿、导演及艺术总监。

　　1995年，兰万玲撰写的论文《从赵德平的艺术管理——谈文艺表演团体的走向》入选第六届全国艺术管理研讨会，并获文化部论文奖；河北省第七届月季花论文奖等奖项。她撰写的评论《一出现代新戏，写尽官与民情——<水墙>赏析》、《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水墙>》思想价值探求》等文艺评论分别发表在《中国艺术报》、文化部《艺术通讯》、《河北日报》等刊物。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她从不停歇。数年中她先后创作了《逃年》、《星期天》、《今天我相亲》、《情系岗亭》、《钱该用在哪》、《约会》和大型音乐剧《公仆颂》等数十件作品，创作了50集古代寓言故事小品剧《带刺的花朵》。为省、市、各行各业大型晚会撰稿40余台。2002年创作的大型现代轻喜剧《星光》荣获河北省文化厅优秀剧本创作奖。《村民组长》发表在河北《大舞台》2002、2期。2003年度创作了反映非典时期的诗剧《市长》，戏曲《非常春季》等，获廊坊市抗非典创作一等奖。

　　

    立足本土文化

　　兰万玲在2011年12月18日《中国文化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地域文化是文艺工作者的根》的文章。她说：“河北廊坊号称中国龙凤文化之乡。从地域角度来看，是一种京畿文化，可谓人文资源颇丰……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影响下形成的，而这个特定的环境就是地域特点，地域特征又是一种大文化的含义。我生长在燕赵这片热土上，不仅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世界观也在经受着龙河凤水的洗礼骨子里那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不能不拿起笔……”

　　2008年，石家庄市梆子剧团再次约稿，兰万玲根据赵德平电视剧《女人当家》创作了大型现代戏《女人九香》。她将故事的发源地放在凤河边上，同时，又寓意女主人公九香是一只新时期的彩凤。那是怎样的一种呕心沥血，她六易其稿，曾连续三天彻夜不眠！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收获，《女人九香》接连荣膺全国专业最高奖“文华剧作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现实题材优秀剧本（戏曲类）第一名、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北片）展演活动荣获“二等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中国戏剧奖? 优秀剧目奖（一等奖）等殊荣。2012年，《女人九香》作为向十八大献礼剧目进京演出。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认为：《女人九香》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产品，是现代戏创作的榜样，九香这个角色是新时期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反映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整部戏充满了泥土芬芳的生活气息。

　　从2008年开始，兰万玲查阅大量宋史资料，创作出舞台剧《吕端》，在2009年度首届（京津冀）河北梆子艺术节暨第八届河北省戏剧节中，荣获优秀编剧奖及导演、音舞美等全项大奖和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河北省选拔赛一等奖。2011年重新修改加工，以最佳的编导演阵容进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填补了当今剧坛“糊涂宰相”的空白。同年，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在《宋相吕端》搁笔之际，兰万玲的心灵似乎也得到一种升华。她将一句“花要半开，酒要半醉”的台词赋予吕端，同时，那几句“山不争风自高傲，水不争流自滔滔，草不争春年年茂，花不争宠岁岁娇，人无私欲无烦恼，海阔天空任逍遥。”又让她重新解读了一次生活，又收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达观和从容。她期待着《宋相吕端》能给她的读者、观众同样的启迪，产生同样的丝丝入扣的共鸣。

  

丹青墨韵自清新的写意人物画家·崔建社

　　崔建社，1952年生于山西，当代著名写意人物画家，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北京墨彩画院副院长兼人物画创作室主任、廊坊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崔建社长期从事传统国画创作，曾于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高级创作班）研修国画创作，其作品以古装写意人物见长，兼攻山水花鸟。其国画作品曾于1984年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1994年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个人国画展。曾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赛并屡获大奖，先后荣膺中国美协“中国画三百家”、中国文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中国美协“中亨杯全国绘画大展”铜奖、中国美协 “牡丹杯”绘画大展提名奖等奖项。其个人代表作品有国画《马蹄声碎震长安》、《游春图》等，出版有《中国画艺术十门·仕女》、《中国画艺术十门·高士图》、《写意仕女画技法》等专著。

　　

    艺术人生

　　崔建社1952年出生于山西，早年在部队服役时，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84年，他创作的连环画作品《太行小兵》就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展，声名鹊起。然而崔建社品性淡泊、不慕浮华，经年累月，丝毫无流俗之心。其品格性情，宛茗一泓秋水，静洁明沏、远避尘嚣。圈子里人一致评价“其人也清淡，其画也清淡，人品画品，皆可以‘人淡若菊、画清如水’誉之”。

　　20世纪90年代期，屡获各类艺术展赛大奖的崔建社悄然间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1992年，其作品《纳凉》、《拒马河之秋》两幅作品参加了香港举办的“中国连环画大汇展”； 1994年其个人画展在北京国际艺苑成功举办并引起业界轰动；1994年其国画作品《游乐图》获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新铸杯”中国画、油画精品展优秀奖；1995年参加中国文联首次组织的“文艺家万里采风”活动；1997年其创作的两幅作品国画作品入选了由文化部、中国展览交流中心主办的“北京首届国际扇面书画艺术展”；1998年其国画作品《马蹄声碎震长安》获中国美协“中亨杯”全国书画大展铜奖；1999年其作品《若待上林花似锦》入选中国美协“中国画三百家”作品展览，《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2000年其作品获中国美协主办“亚亨杯”全国绘画大展铜奖、中国美协主办的“牡丹杯”绘画大展提名奖。2001年赴澳门参加澳门回归祖国一周年百家作品展。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和奖项，崔建社并没有止步，执著于对艺术创作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2002年，崔建社进入到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高级创作班）学习，主攻写意人物画创作，得到当代著名画家、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先生的悉心教授和认真点拨。王明明素以人物画闻名于世，在艺术创作上主张“力求通透传统，强调意趣，以文人画恬淡美与现代意识相融，以传统笔墨精神与生活深度相融”，这样的艺术主张对崔建社的艺术创作乃至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王明明的指导下，崔建社刻苦学习，很快地掌握了写意人物画的表现规律，各种不同写意表现技法技法他都能娴熟自如的运用到作品创作中。

　　对于像崔建社这样的中年画家，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除去其扎实基本的功底和娴熟的绘画技巧外，在北京画院的这段学习经历，对于其开阔艺术眼界、升华艺术创作思维也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研修结束后，崔建社的艺术创作又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02年其作品获中国美协“西部辉煌·全国中国画作品提名展” 优秀奖；2003年应邀参展中国美协“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华夏笔都全国百位知名画家特邀作品展；2005年荣膺国务院奖励办授予的“优秀人民艺术家”称号；2006年其国画作品《舞狮图》入选北京画院主办的“古都风韵展”并在第三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展”中荣获优秀奖。

　　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崔建社逐渐形成了“重神似轻形似，重写意轻写实，重水墨轻工细，崇尚情思意趣，追求画中诗境”的审美理念，在其所营造的绘画意境中，以尚意达情为主，注重随意赋形，情景交融，借物写情。这种创作理念，使崔建社把世间所喜、所爱、所亲、所敬之人、之物、之景，寓情于丹青水墨、尺素绢绫之间，且状之以形质骨，赋之以情风韵，表达对大自然中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故此，其画中意境隽雅而典美，奇俏而古朴，并且空灵淡泊，潇洒生动，闲和静谧，意趣高妙。这既是崔建社审美理念的表达与物化，更是其君子之心，挚爱之情流于形质之显现。

　　

    丹青墨韵

　　崔建社的绘画创作以淡彩水墨为主，以古装写意人物见长，且兼擅山水花鸟。他的绘画技艺，继承传统，而不囿守于古法；立意创新，而不荒诞狂怪；融汇现代意识，而不欺世媚俗。其画作气韵生动、格调清新、朴实淡雅、潇洒出尘，其间尽显灵动之气、风骨之气、神韵之气，柔美而英姿勃发，清淡而婀娜俊俏。

　　“仕女”和“高士”是崔建社写意人物画创作的两大主要题材，这两类作品也最能代表其艺术创作成就。在“仕女”和“高士”的造型构图上，他采取白描兼有彩墨、简笔兼有半工半写等多样化的表现方法，使所画人物仪态万千，各具风韵，进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在笔法上，其所画线条清秀匀细，气韵连贯，不呆不板，不凝不滞，拙以藏巧，熟而后生；在墨法上，浓淡相宜，水墨交融，阴阳毕现，黑白分明，其彩墨画，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相得益彰，清新流畅、淡雅传神，其作品整体呈现出景致高雅，人物灵动的艺术效果。

　　崔建社在致力于写意人物画的同时，兼功写意山水。他的写意山水画，立意深邃而高远、构图精当而大胆、笔墨放达而舒展；水墨运用坚实而又灵动、拙朴而又奇巧、艰涩而不失流畅，在笔墨技艺成熟的基础上，恰当把握用笔、用墨、用水的火候，做到绘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创作中充分体现笔、墨、水的运动规律，创造出水墨特有的美的韵律，可谓大气、墨气、灵气兼备，从中尽可透视出画家的文气、锐气和豪气，颇具大家气象。

  

“大隐于市”的孔雀公主·李秀明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的中国影坛，她算得上是一个“时代人物”，甚至有人说，那时中国人在银幕上唯一见到的明星脸，就是有着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她。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人仍珍藏着当初对她的那份纯真而美好的记忆。她，就是那个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当家花旦、如今“大隐于市”的“孔雀公主”——李秀明。

　　

　　李秀明，女，1954年12月生，河北省大城县人，中国著名电影演员。

　　李秀明1972 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1974年步入影坛，1975年主演电影《春苗》走红。1976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系统学习歌唱艺术，曾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个人演唱会。1994年，李秀明“下海”经商。李秀明在银幕上塑造了一批美丽、贤淑、温柔、善良的女性形象，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青春偶像，和刘晓庆、张金玲一起被称为“北影三朵花”。 1981年因在影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扮演四姑娘许秀云获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在北京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后下海经商。主演代表作品有《甜蜜的事业》、《年青的一代》、《巨澜》、《大河奔流》、《孔雀公主》等。

　　

    从春苗到孔雀公主

　　李秀明1954年生于天津，在当地读完了小学和中学。由于她资质较好，又爱好文艺，18岁就考进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半年后，她在一次新学员专场演出中，担任报幕员，北影著名老演员陈强独具慧眼，看准她具备良好的艺术素质，于是刚刚踏上舞台的她得到机会转向银幕。在陈强看来，李秀明独特之处在于，她的表演真挚，言行朴实，那双深邃传神的眼睛即使不演戏时也带着三分神采。论外形她不是突出地漂亮，但气质纯净，具备一种震撼力。

　　1975年，李秀明主演了上影厂出品的影片《春苗》。在《春苗》中，李秀明塑造的田春苗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无法忘记她在电影里的那双明亮的眼睛。它燃起了人们对于电影明星的热切期盼。1977年在《巨澜》中扮演饱受旧社会苦难的花鼓艺人凤妮；1978年，在著名导演谢铁骊的《大河奔流》中，她出演女区长宋敏，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美展现出来，获得好评。

　　同年李秀明主演的喜剧片《甜蜜的事业》将她推向了演艺事业的第一个顶峰。剧中李秀明塑造了一个热情奔放、充满憧憬和幻想的年轻姑娘唐招弟，其清新活泼的形象，一扫“文革”时期给观众带来的阴霾。而且这是新中国电影首次涉及了家庭伦理的一部影片。影片以浓厚的生活气息、风趣幽默的风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李秀明饰演的唐招弟喜欢扎两条羊角辫，穿一件红衣裳，表演朴素自然。影片中导演谢添巧妙的运用未婚夫田五宝跑着追唐招弟的慢镜头来表现表现出当时少有的浪漫，一度成为经典。而李秀明塑造的唐招娣的青春形象，充分地满足了那个年代里人们对美的渴盼。当时，人们用追星族的热情喜爱着她，城市里几乎家家都挂着她的挂历。人们对她的痴迷，现在的演员不大容易得到了，那时电影刚刚从“四人帮”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天空”上没有几个明星，而李秀明又是格外地漂亮有气质，同时他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1980年，她主演的《今夜星光灿烂》和神话故事片《孔雀公主》。她在《孔雀公主》中的表演再次取得轰动性成功，人们用追星族的能量热情喜爱着她。时至今日，当时的影迷一提到李秀明，就会联想起美丽善良的孔雀公主，这个来自奇幻玄妙神话国度的仙子，走路象舞蹈一样轻盈飘逸，贤淑、识大体，用神奇力量帮助爱人造福百姓。在影迷们的内心中，李秀明和孔雀公主已经是合而为一了。

 

    双料影后

　　在李秀明的星路历程中，最值得圈点的恐怕还是1981年她主演的影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秀明在剧中扮演四姑娘许秀云，这是一个遭受欺凌、饱尝精神痛苦的女性，但仍对生活、爱情满怀希望。李秀明对四姑娘的演绎，标志着她的表演功力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和高度。她以真挚凝练的表演讲述四姑娘性格温良软弱却遭遇凄苦不幸，同时揭示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四姑娘自杀那场戏，寻死前她对着镜子缓缓梳妆，目光呆滞迟钝，极富悲剧美，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李秀明因此片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第五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对于李秀明，同为当年“北影三朵花”之一，如今还活跃在银幕上的刘晓庆这样评价:“李秀明非常会演戏，我在得了‘百花奖’后心甘情愿为她演配角。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她演四姑娘，我演她的妹妹七姑娘，当时看着她表演，我不停地说‘这部影片你演得太好了’。至今，我仍然认为这部影片是李秀明出色演技的代表作之一。”

　　1986年，李秀明又主演了《山林中头一个女人》，她扮演的女主角楚楚可怜，表演可圈可点，但影片的另外一个豪放性格女角让丁嘉丽演的光芒更耀眼夺目，李秀明的表演事业开始了红灯。在八十年代国产电影陷入低迷状态的时候，青春不再李秀明把精力稍作调整，拜名师学习唱歌，苦学几年后终于在北京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但她的音乐没有给她带来新的辉煌，思量再三之后李秀明选择了放弃。80年代末，李秀明作为北影的支柱演员，参加拍摄了北影大型系列故事片《红楼梦》，作为对培养了她的北影的回报。进入90年代，李秀明又参加了电影《燃烧的雪花》的拍摄，但没有没有引起太大的凡响。此后，李秀明悄悄地告别影坛，告别了她五彩斑斓的明星时代。

　　

    转战商场

　　九十年代初经济大潮席卷神州，20年的银幕生涯后年近不惑的她，成为北京财贸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生班的进修生，两年后和丈夫在北影厂门外办起了运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994年，她的好朋友王君正导演从美国带回来两桶“品客”薯片。家人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当丈夫又一次将手伸向花花绿绿的纸桶时，她调皮地说:“你吃东西太快。这薯片是王导大老远从美国带来的，咱们得细水长流。”在两桶“品客”薯片的启示下，李秀明夫妇绕过当时“造钱机”行业房地产和股票，选择了既苦又累、投资回报慢的实业——生产薯片。从原料薯粉、机械设备到包装桶用纸，生产线上的东西全部需要进口，需要上亿元投资，李秀明夫妇顶着破产的压力干起来。1997年底“大家宝”薯片上市，恰逢京城超市如雨后春笋，为“大家宝”铺开畅销路。1998年“大家宝”销售收入4000万元，占据国内相当大的市场，形成与“品客”薯片平分秋色的势头。之后，不满足现状的李秀明，选择了与国外大公司在营销方面进行合作。她先是同麦当劳签订营销互惠的协议，接着又与可口可乐进行捆绑销售，一时间引领着消费者“喝可口可乐要配‘大家宝’”。这些举措为“大家宝”赢得了更多的消费群，也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列入MBA的教学案例之中，一些财经媒体也对“大家宝”做过专门报道。2000年，“大家宝”销售总额已超过1亿元，畅销30多个大城市。

　　对李秀明来说，市场和银幕同样精彩，而且更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智慧和勇气。从转型尝试到取得成功，其中付出多少辛苦，只有李秀明自己清楚。和同时代演员中也是经商致富的刘晓庆张扬的姿态相异，她一直低调干着自己的实业，以至于少有人知晓“大家宝”薯片的老板竟然就是那个怎么看也不象能做出大盘企业的李秀明。

　　

    大隐于市

　　2002年，在商界已获得巨大成功的李秀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选择：退出商业圈。百事集团收购了李秀明和丈夫名下的“大家宝”，这一品牌从也此被“雪藏”起来，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如今已经远离商海的李秀明和家人定居在加拿大，她守着丈夫和一双儿女过期了普通人平淡的生活。然而想要做“普通人”的李秀明，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却是无法忘却的。人们对她的思念也是跨越时空的。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和她在《甜蜜的事业》里演对手戏的李连生回忆：李秀明是个在表演上特别有天分、在生活上特别朴实的人，“非常遗憾，27年前我们一块‘谈恋爱’的，现在节目现场那一半却没来”。著名导演秦志钰筹拍《甜蜜的事业》续集时，曾想说服李秀明复出，被她婉言谢绝了。性格安静的她，不想回到这个曾经给她荣耀的地方。

　　而对于怀念李秀明的那些影迷来说说，“李秀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影代表，没有李秀明，中国电影是平庸的。中国电影，因李秀明而成就了一段最永久的辉煌!”

  

多才多艺的相声艺术家·李嘉存

　　李嘉存，1954年生，回族，祖籍河北省文安县，号伴牛堂主、三不斋人、二吃堂痴人。著名演员，画家。

　　李嘉存早年师从相声名家高英培，表演过《武坠子》、 《新编四郎探母》等诸多优秀相声作品。他出演过《宰相刘罗锅》 、《慈禧西行》、《人间灶王》、《雷雨》等多部影视作品的角色，以演出生动形象的“小角色”见长，深受观众喜爱。李嘉存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电影家协会、电视家协会会员，是南京画院、杭州画院的特聘画师。

　　

    专业“说相声”

　　李嘉存自幼酷爱艺术，少时受家庭的熏陶，热爱京剧，曾在戏校学过武生花脸，后因“文革”辍学。上班以后，他博览群书，研习文艺理论，探求各种行当的表演技艺。1988年嘉存拜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为师，在高英培的悉心教授下，李嘉存勤学苦练，开始了他真正的艺术生涯。此后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他既注重传统相声段子的表演，以夯实自己的基本功，还参加过不少讴歌改革开放的新相声和小品的演出。

　　2002年大年初三，他的老师高英培因病去世，李嘉存泪流满面，长久回不过神。大年初五，李嘉存按计划参加民族宫的相声大会。候场时李嘉存想着自己的恩师，控制不住地哭起来。舞台监督通知李嘉存该上场了。他急忙跑到化妆间把泪水洗掉，在观众的掌声中，和搭档刘洪沂一起表演了相声《武坠子》，当表演到要学击鼓发出的声音时，需要演员拍桌子烘托气氛，李嘉存一掌下去竟然把桌子给拍散了。突然发生的事情让他慌了手脚，台下的观众却笑成一片，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节目进行到最后，孟凡贵含泪告诉观众，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初三晚上去世了，李嘉存是高老的徒弟……说到这里，台上台下都流眼泪了，观众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代言拍广告

　　“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是一段尽人皆知的李嘉存代言蓝天六必治牙膏的广告，片中他那地道的“京味儿”语言和憨厚的人物形象使其与六必治牙膏一起迅速走红。

　　李嘉存成为“蓝天”牙膏的形象大使是个很巧合的机会。当时做片子的导演是他的一位朋友，偶然谈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实在太少，就问李嘉存能不能去试试，结果去了一试镜都感觉挺合适，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

　　说起当时的情景，李嘉存觉得天津牙膏厂选择他是冒一定风险的。那时候产品做广告，往往考虑使用名人，他的形象能否被大众注意并接受还需打一个问号。广告出来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一个半月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悄无声息。当时天津牙膏厂的效益不太好，启用李嘉存时，职工们心里就没底，这么一来，大家更是担忧。但没想到两个月后，订单如雪片一样地飞向了天津牙膏厂。

　　李嘉存成功了，天津牙膏厂也迅速站了起来。自从被老百姓记住后，李嘉存常常在大街上给人认出来。有一次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在大街上拦住了他，对他说：“兄弟，你一看就老实，所以你做的产品宣传我信得过，那个牙膏呀，我老用！”

 

    电视剧中的“小人物”

　　李嘉存出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他在剧中大多扮演一些“小人物”，如在《宰相刘罗锅》里演刘罗锅的仆人张成，在《京城大状师》里演张国立的仆人。从艺多年，李嘉存演得最多的就是仆人，都快成“仆人专业户”了。后来李嘉存大胆地尝试了一次戏路转变——演一个大学教授，尽管他把头发染得花白，别人还是说不像。

　　李嘉存总结，他的长处就是塑造小人物——憨厚、热情的北京人，善待朋友，善待老街坊，那才接近他的生活。2007年李嘉存和宋丹丹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乱世子民》是这部反映辛亥革命期间北京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对白。其中一场戏是李嘉存扮演的羊肉铺掌柜马大哥从监狱出来，正和同伴商量改行，马大哥想来想去还是想卖羊肉。李嘉存原本的对白是“我每天卖完羊肉，剩下点肉末子放点粉条一炖，没有比这再好的了”，他一拍脑袋，改成“每天剩下点筋头巴脑的，放上点粉条子，橇上两块豆腐，嘿，齐了”。他觉得这才是北京人说的话。

　　李嘉存还出演过《雷雨》、《慈禧西行》、《人间灶王》、《东西奇遇结良缘》、《开心就好之男人无烦恼》、《狼烟北平》等影视剧，虽然演的都是些小人物，但李嘉存从来没想过刻意改变。他最满意的角色是《雷雨》中的管家。一个小人物从卑微到权势再到一无所有，李嘉存演得跌宕起伏，全情投入。

　　虽然拍了很多电视连续剧，李嘉存却很少看电视，一是没有时间看，二是怕看了好片子刹不住车，老惦念着，心里怪闹腾的。

　　

    “业余”画家

　　荣宝斋出过一本李嘉存的画集，范曾也在李嘉存的《松鹭图》上欣然题词：“嘉存作画有奇气，不可等闲视之”。不过，知道李嘉存会画画的人并不很多。

　　李嘉存初中时就开始学画画。早在上世纪70年代，李嘉存就拜李苦禅的高足、著名国画家康宁为师。李嘉存上学时正好赶上“十年浩劫”，大好的学习机会白白过去。

　　2001年，46岁的李嘉存想进入学校正儿八经地上学画画，在他的妻子的鼓励下进入了中央美院接受专业训练。当时班里有20多人，李嘉存责无旁贷地成了“大哥”。被老师安排坐在第一排的他，也成了班里一景。李嘉存后来回忆说：“我这么大岁数，顶着一光头坐那儿常让人看了想乐。最可笑的是我进校门，保安拦住我说，李老师您找谁，我说不找谁我来上学。保安说，谁信啊，您给说段相声吧。直到自己拿出学生证保安才让我进去。” 在中央美院一年时间里，他从赵宁安、郭怡琮、郭石夫、张立辰那儿得到了系统的理论熏陶。

　　一年的学习，对他的绘画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除了得到名家的认可外，李嘉存的画还成了市场上不少人收藏的目标。在兰州一个拍卖会上，他一个4尺对裁的《大吉图》被人以28000元拍下。对于自己的画，李嘉存自有清醒认识。他真诚地说：“我最喜欢的国画家是李苦禅、王雪涛、康宁，他们都是达到巅峰的大师，我跟人家没法比，虽然自己感觉画得也还有点意思，可距离还远着呢。我怎么理解绘画艺术？可能见仁见智吧，我认为就是写情写意，之所以醉心于国画，就是因为我认为那是老祖宗留下的精华。”

  

用笛子演绎人生的音乐家·姚笛

　　姚笛，1954年生，浙江余姚人，作曲家、笛子演奏家、音乐教育家，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学院考级专家评委、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高级职称专家评委、廊坊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廊坊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笛艺人生

　　姚笛，祖籍浙江省余姚市，1954年生于天津市蓟县。姚笛从小用七个美妙的音符为自己编织了人生的童年梦想。儿时的姚笛聪颖过人，顽皮活泼，也许是祖辈喜爱传统戏曲的缘故，受家庭的影响和薰陶，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尤其是对悠扬悦耳的笛子更是情有独钟,在他幼小的心灵萌发着一个梦。他多么想得到一支属于自己的笛子，由于家境贫寒，他就自力更生打草卖钱，也就是用当时的五分钱买了一支笛子，谁料就是这样一支简陋的笛子和七个音符编织了一个美妙的七彩童年梦。

　　1965年在蓟县一中附小读五年级的姚笛参加了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年仅10岁的他上台独奏，成了宣传队的骨干，一时成为学校里的名人。从学校到部队，一直到县里，他一上场，人还没走到舞台中间掌声就响起来，一首乐曲下来接着又是一首，掌声伴着笛曲节奏自然地互动起来，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当时演奏的曲目是《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和《我是一个兵》。

　　1969年姚笛考入蓟县一中，凭借他独有的业余专长，又一次进入学校文艺宣传队。1970年7月姚笛被挑选到天津专区京剧团工作。1971年9月团里领导从长远发展考虑决定派他到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去深造，师从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杨立忠教授开始了系统的正规训练，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84年姚笛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笛、萧、埙艺术大师陆金山教授，在名师的培育下用一流的学业，一流的成绩，一流的德艺去圆那个久盼的梦想。大学期间他跨专业学习作曲，又专门开了作曲课，师从著名作曲家、教育家冯国林教授。1987年的6月姚笛在学院的大礼堂举办了个人作品演奏会，同年10月份在廊坊举办了笛子独奏音乐会。带着那深深的企盼，带着那老师们一声声语重心长的嘱托，他离开校园，走出这音乐家的摇篮。1993姚笛年调入廊坊市群众艺术馆，1994年春节，姚笛走进了中南海演出，一曲《鹧鸪飞》受到中央首长的好评。

　　90年代姚笛拜在江南笛王赵松庭先生门下，赵先生不但笛子演奏技巧高超，而且教学理念视觉新、观念新，又有一套独特的科学教学理论和方法，对不同学生、不同对象，有着不同的方式，不同手段进行施教。姚笛他再一次得到了大师的从艺做人的教诲和点拨。姚笛的笛子艺术立足北派，并汲取南派之精华，形成了既有北派的激昂豪放，又有南派的婉转缠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艺术成就

　　在音乐创作上，姚笛创作的笛子二重奏《踏青》1995年12月参加全国第五届群星奖音乐比赛，在全国30多个省市317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作曲、演奏双项金奖，为河北省夺得了荣誉并填补了器乐曲金奖的空白。由姚笛创作的歌曲《和谐家园》（张环录词，吕薇演唱）、歌曲《美丽燕郊我的家》（闫肃作词，李丹阳演唱）的MTV音乐电视在央视播出并被传唱；歌曲《桃李芬芳》（张环录词，戴玉强演唱）歌曲《燕赵情怀》（刘小放词，邵开旗、修静演唱）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深受大众喜欢。2004年、2005年姚笛连续两年在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录制专题人物两次采访，主讲河北民歌经典作品，反响强烈。2008年姚笛作为著名作曲家、笛子演奏家走进维也纳参加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的演出，一曲《踏青》的笛子独奏东方神韵，在金色大厅久久的回荡。

  

著名民间秸秆扎刻工艺美术大师·徐艳丰

　　徐艳丰，河北省永清县人。著名民间秸秆扎刻工艺美术大师。

　　徐艳丰从事秸扎刻40余年，先后创作了《天安门》、《八仙过海》、《西安钟楼》、《河南佑国寺》、《万寿亭》、《国子监牌坊》等秸秆扎刻工艺。他的力作《佛香阁》和《故宫角楼》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黄鹤楼》《天坛祈年殿》被北京民俗博物馆收藏。其作品曾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中国农民艺术展等诸多国家级大展，荣获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山花奖、民间工艺金奖、中国群众文化学会艺术精品大赛一等奖等50多个奖项。1991年、 1997年，先后赴日本、西班牙参加民间艺术交流，多件作品被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收藏家收藏。他的古建作品被国内外专家誉为 “东方构成学的典范”，堪称“中国一绝”，世界无二。1983年，徐艳丰被评为“河北省五大能手”之一，“科技能手”；1989年获河北省民间美术研究会优秀奖；1990年获中国民间艺术博览“制作奖”；1992年获中国民族文化博览特别奖；1995年获文化部“群众文化学会艺术精品大赛”一等奖；1996年2月徐艳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用生命体验写作的散文家·张立勤

　　张立勤，女，（1955年-2013年），山东章丘人。廊坊市作协主席，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6年毕业于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河》、《痛苦的飘落》、《雪又落在草上》、《阳光是我的岁月》、《树中的女人》等七部散文集和中篇小说五部、话剧剧本一部，发表作品约200万字。曾获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四、九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入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1994年被评为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1998年获河北省德艺双馨奖，2003年获河北省作协十佳优秀作品奖。

　　

    生命散文

　　张立勤是当代著名的女性散文家。她曾于病痛中经受生死考验,因此,她以生命的深层体验写作。她的散文是生命散文。即使是现在，人们提起张立勤，首先就会想到她早期创作的《痛苦的飘落》，这篇散文成了她的代表作。虽然后来张立勤写出了许多更好的散文，人们还是钟情于她。究其缘由，是这篇作品中，充分地融入了作家个人的体验，那种交流是深入内心、深入骨髓的。当时的张立勤青春的生命正在经受病魔的打击，而她始终与病魔顽强地决斗。当“生涯和魅力”的秀发一根一根地脱落，最终牵动了她内心的脆弱，于是她在《痛苦的飘落》中这样写道：“我悄悄哭了，我为我的长发，我的生，我的死。”当她终于战胜了病魔，头发开始重生，她又感到无比地振奋：“那铺满我长发的漆黑的路，那阴森森的死神的门，那脊背朝着死神走去的梦，那对女孩子不能容忍的折磨，统统见鬼去吧！”从秀发的脱落到重生，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无尽的痛苦，和在痛苦中苦苦挣扎的热血、希望以及爱。在张立勤的散文中，震动着生命的搏动，流淌着青春的热血、敞亮着自我的灵魂。她的创作，已经深入到生命体验的底层，切进了人性的深处，进而从最初的诗化悲情生化到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其艺术格调也有最初的痛苦而悲美演化为忧静深沉。

　　张立勤的散文又有着一种诗性。其行文流畅，似一条小溪，缓缓地流淌，带给你一种清凉，一滴一滴地渗入你的心田。你不得不为她细腻、丰富、独到的心理描绘所折服。作家张守仁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张立勤的散文：“《树中的女人》写天气、太阳、河流、雄鹰、窗口、山雨、树、鸟……细腻，细密，细致，细心。她沉湎于女子内心的感受，别有一种阴柔的新感觉。”她的散文，始终极力抒写个人内心哪怕是极其细微的感觉。

　　

    书家张立勤

　　散文家张立勤，是我们所熟识的。而书法家张立勤，对很多人却显得有些陌生。张立勤从小喜欢书法，她自幼临柳公权《玄秘塔碑》、《金刚经刻石》，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王羲之《兰亭集序》，王献之《洛神赋》、《地黄汤贴》，怀素《小草千字文》、《自叙帖》，张旭《古诗四帖》，《江陵张家山汉简》，《汉张迁碑》，《汉张景碑》等碑贴。其书法作品曾在日本、新加坡参展，并发表于《中国作家通讯》、《青春》、《四川文学》封二、封三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天津新报》等报刊。

　　张立勤的书法也透着她散文一般的灵气和率真，以书法倾诉心声，情浸笔墨、字随心舞、韵藏笔端、意显情境、练达品行。她的字柔而不弱、刚而不折，随心一笔、已见功力。用心写出来的书法，是没有套路的，艺术的感觉与天赐的灵性，总是带有诡秘的韵律，总是留有多重的解读空间。如果诸多书家作品中看到的多是技法上的探索与追求的话，张立勤的书作让人更多感受到的是那些属于书家自成一格的独到品质。这个品质脱胎于书家丰厚的阅历学养与内在修为。中国自古有“诗书画同源”之说，诗、书、画、文等任何艺术形式，异曲同工，在掌握基础的技法之后，学养与修为就成为考验和桎梏他们的一道最为厚重难启的大门。陷于门内，因循拘泥，难脱匠气；跨出门去，天宽地阔，大家风范。张立勤无疑已跨出门槛。赏张立勤书法，得静中之奔放，沉中之轻盈，墨淡墨重，尽显个性渲染，不拘一格中，已成对书法内涵的性情解悟。

  

入出佛门的艺术大师·史国良

　　曾经，他结缘佛门，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当代画僧；如今，他再入红尘，凭借扎实的写实功力领军中国人物画坛。“佛法即是活法”，佛门入出间，不曾改变的，是史国良用艺术描绘人生真谛的执著。

　　

　　史国良，1956年生，祖籍河北大城，中国当代著名人物写实派画家。

　　史国良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蒋兆和、黄胄、周思聪、李可染、叶浅予等。1989年他移居加拿大，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剃度出家，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供职于国家画院，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代表作品《刻经》曾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并因此受到文化部嘉奖。著有自传《回望红尘》，出版有《史国良画集》、《史国良画选》、《史国良亲鉴真品画集》《史国良速写集》、《史国良新作品》等。

　　

    绘画情缘

　　史国良195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在自传《回望红尘》中曾回忆道：“……从小就有一种天性，喜欢涂鸦，喜欢拿着纸到处画。凡是拿个东西，就喜欢乱画，就想表现。因为那时候家里很穷，孩子又多，没有人给你更多的照顾。那么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安慰我，喜欢这样做，而且不孤独。……只有在画画的时候，大家会表扬我、家长也会表扬我，身边的人也会表扬我。大家都会说：‘这个小孩，将来能当个小画家。’我就在里面得到一种力量和温暖。”

　　从小学到中学，史国良经常给老师画一些教科图。1972年初中毕业，史国良为前途苦恼时，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招收美术班，他被学校保送。1975年毕业后被分配至海淀区少年宫，此后拿着自己的画拜师于名家黄胄，黄胄觉得“画得不错”，师生结缘。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硕士专业研究生，他报考了中央美院，并被录取。22岁的他，是那一届年龄最小的研究生。美院期间，他一路幸运：师从李可染、叶浅予等人，并在黄胄身体欠佳时代为绘制过《小兵张嘎》封面，后在叶浅予推荐下为舒乙绘制过《鼓书艺人》封面。

　　1980年从美院毕业后，史国良执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从此走上了职业画家的人生道路。

　　

    走进西藏

　　史国良早期的作品以北方农村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后来他的老师、以描绘新疆风情而著称的著名画家黄胄建议史国良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创作生活基地。然而选择哪里才能闯出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呢？就在这时，一步电影给史国良带来了独特的创作灵感——描绘西藏题材的影片《农奴》，面有很多很多特殊的音乐，特殊的光线、特殊的寺庙等等，这一切深深的吸引着史国良的创作视线。

　　1979年，史国良第一次走进西藏。在那里，他被一种原生态气息的风情所震撼，以至于多年以后回忆起初到西藏的感觉是，他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个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远远看见一点红，那点儿红都是他们的红头巾、红衣服。还有白云，和地上的羊都连成一片了，再远远地听到那些歌儿。哇，真刺激，喜欢。这里人的脸呀，被太阳晒得黑了，裹一个红头巾，或是裹上一个绿头巾，都是最原始的那种颜色，我们叫原色，没调过的那种颜色。大块的黑、大块的白，什么都是一块一块的，我觉得有一种力度、有一种冲击力，不光是视觉，我觉得心灵上都很震撼。”从史国良的话语里，能深深的感受到他那一股浓重的西藏情结，从服饰、颜色、生活到藏民、宗教、大自然。带着这种情节，几十年来，史国良曾数十次赴藏采风，几乎跑遍了全藏区，用手中的画笔，不知疲惫的去描绘藏民们神秘的生活，去表现他们丰富的心灵。

　　1989年的一天，在拉萨街头众多的刻经人中，史国良偶然的邂逅了一个在角落里专心致志地刻经嘛呢经的老头儿，长时间的劳作使他的手都变形了，却依然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对宗教的一种敬畏，一种乞求。黑色的背景、穿着藏服的刻经人、准备刻上嘛呢经的牛头，这个场景很快就出现在他的画作中。正是这幅题为《刻经》的作品，一举荣膺第23届蒙特卡罗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把史国良推向了艺术人生的巅峰。

　　

    异邦岁月

　　1989年12月，史国良应温哥华大枫叶画廊的邀请赴加拿大办画展的。出国申请批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拉萨写生，接到通知后匆匆赶回北京办理签证，再匆匆迈出国门。

　　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没有任何与境外画商打交道的经验。画展很成功，可卖画的收入绝大部分落到了画商的钱袋里。帮他办理出国手续的画商又提出和他签约，他一看拟好的合同无异于卖身契，拒绝了。于是他被赶了出来。他不懂英语，在温哥华又没有朋友，背着一个黑色的大旅行袋，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了一个小旅店，就把自己安置了进去。

　　所幸史国良遇见了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中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他们帮他租下一间小小的地下室，还送给他一些生活用具。史国良从大街上把当地居民丢弃的床垫、沙发、桌椅、冰箱什么的捡回“家”，建起栖身之所。当地的华人画家知道他来了，到地下室看他。由于不懂当地的交通规则，有一天正在走路的史国良被一辆汽车撞了。他被警察裁定为责任者，腰部受了伤，还要倒赔给对方500加元。从此史国良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发作时只好趴在地上。彼时身处异国他乡史国良独自承受着和故国亲人别离的苦楚，他后来回忆：“在国外很无奈，生存的环境变了，没有朋友，没有钱，一切都变了。当时是非常艰难的。”

　　不到半年，史国良办画展卖画的钱就用完了，不过他已经在地下室又画出了一批以西藏寺院为题材的画。新结识的画界朋友把他推荐给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介绍他是蒙特卡罗艺术节上的大奖获得者。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不相信，问他要奖章和获奖证书，他没有带来，可是带来了奖章和获奖证书的照片。温哥华艺术馆馆长到史国良住的地下室来看照片，看完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他觉得不可思议：生活如此窘迫的一个中国人竟会有这样一个大奖在身边。

　　在温哥华艺术馆馆长的帮助下，1990年6月8日，史国良中国人物画展在卑诗大学亚洲中心开幕了。11幅反映西藏宗教生活的画作，全是4米长1.5米宽的宏幅巨制，连成了长达40余米庄严而生动的“大佛门”。许多媒体和社团都被吸引来了。新闻界对画展进行了大量报道，人们纷纷传说：“温哥华来了一个真画家!”

　　1993年祖国华东发生特大洪水，史国良和温哥华的华人画家组织了一次画展卖画赈灾，吸引了大批捐赠者，募集到数额巨大的救灾款。在这次画展的基础上，温哥华成立了华人艺术家协会，史国良被推举为副会长。

　　

    结缘佛门

　　1995年，史国良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选择――出家。

　　史国良说过这个选择和他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他从没留过长头发，而且很喜欢合掌，人家经常说他像和尚；后来，他临摹敦煌洞窟的壁画时，僧人们对于绘画的虔诚和执着曾经深深地打动了他；再后来，西藏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文化的氛围更是感染了他。

　　1995年年初，史国良遇到了温哥华来为寺庙的修缮募捐星云大师。星云大师一句“这史先生，从哪儿看都像和尚”，让他觉得“缘分到了”。于是在美国西来寺剃度出家。

　　从画家到和尚的嬗变，可不是一件轻松洒脱的事情。只有受过“三坛大戒”，才可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受戒之前，戒子们（等待受戒的男女）的集训生活比军营更加严格。每人被授予一个号码，代替了各自的姓名。所有的戒子编为若干班，史国良被指定为比丘三班的班首。每天清晨4时起床，只有10分钟的整理内务和盥洗时间。早课的第一堂是朝山，从山脚开始，念一句佛号，趴在地上叩一个头起来，向山上迈一步；再念一句佛号，再叩一个头，再起来……一直叩到山顶，即使赶上下雨地上全湿的时候也要叩下去。炎热的夏季，戒子们仍然要按规矩穿好六层僧衣，即使不下雨，浑身上下从里到外也会被汗水浸透。在西藏，史国良看过也画过一队队男男女女的藏民背着行囊摇着转铃，走一步叩一个长头，直叩到佛住的地方。现在他亲身经历了，尽管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叩头的姿势不尽相同。朝山过后是念经。集训时戒子们把吃饭叫“过堂”。每餐都要站队，在纠察师傅的带领下唱开斋偈；东面都为男众，西面都为女众，每个人面前放置一个汤碗、一个饭碗，坐要笔直，双目看前方，不能说话，也不能四处张望。饭毕，还要集体念“结斋偈”。上午的早课后，一般是去大殿听讲。下午课主要是练习佛门的规矩：如何合掌，如何行礼……晚课过后往往已是夜11点。晚上睡觉也有规矩：面朝里，右手托头侧卧——如释伽牟尼涅盘时的睡姿，这也有个名称，叫做“吉祥卧”，而且必须盖棉被。天那样热，戒子们总要到后半夜才能睡着，刚刚进入梦乡，起床的钟声又敲响了……

　　受戒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剃度仪式在1996年9月27日举行，和史国良一同剃度的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41名男众和女众。那是一个盛大的法会。史国良双手合十跪在地上。自从下定出家的决心，他一直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以殉道者的心情体味着献身的勇敢和悲壮。然而，现实的僧侣生涯把他的浪漫和幻想彻底地击碎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为了实现画僧的理想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

　　戒场上，黄幡飘舞，香烟缭绕，法器齐鸣。法钟“咣咣”，每一声都让他全身的肌肉震颤；法鼓“咚咚”，每一下都像敲在他的头顶上；法号“呜呜”，他觉得自己的心一片一片地破碎了。这也是一个他与尘世告别的仪式。从此以后，那个年轻的教授史国良、大画家史国良、名人史国良不复存在了，他变成了慧禅和尚，置身于小沙弥的队伍中，长伴着青灯、古佛、暮鼓、晨钟。

　　剃度后的史国良取法号“慧禅”，曾想“不再画画，安心做一个和尚”。但 “木鱼声声，禅衣飘飘”的生活，让史国良觉得太寂寞。毕竟，画画是史国良放不下的毕生追求。

　　

    回国定居

　　1997年，史国良在西来寺修行两年之后回到北京。他秉持“不妨作个画僧，让佛开启艺术心智之门，然后用艺术来弘扬佛法”的理念，传承起中国画僧的衣钵，边修佛、边艺术创作。从此，佛门多了一个艺僧。

　　北京一处三间暂借的小屋，经过简单的布置成了他修身和作画的净室。从加拿大的寺院回到北京的“人间”，他发现了生活中一些用眼睛看不见而只能用心灵感知的东西。这使他的新画作多了一层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精神家园的依恋。他要用他的艺术去深刻揭示人生，提示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而佛教的根本要义，正是“仁爱”二字，他把弘扬佛法和自己的艺术追求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这时的史国良迎来了个人艺术生涯的第二个创作高峰，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较之以往更多了一缕祥和朴实的宁静之气，其他世间人描绘宗教题材的作品多描绘宗教的苦难，而史国良的作品反映出了宗教对人的精神的解脱，这大概和他出家以后的心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史国良又自称是一个入世的和尚，这是与过去的画僧不一样的地方，过去的画僧如八大山人、石涛、弘仁、髡残、虚谷等大多是画山水和花鸟的，较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而史国良却仍然关注着人世，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存在方式，作为中国画僧的当代传人，他以石涛的“以笔墨为佛事”自励，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

　　《光明日报》一篇题为《从史国良作品走俏看艺术市场走向》的文章中这样评价史国良：“……史国良有大量的作品摆在那里。他的画作贴近生活、题材宽泛、立意新颖、启人遐思、构图精当、笔墨洒脱而厚重，作品不止是充满禅意，更多的倒是一种人文关怀和爱心，堪称中国人物画坛写实画派的重镇。”

　　

    重返红尘

　　2010年10月14日，出家十五年的当代画僧史国良突然宣布：还俗。重返红尘，史国良究竟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比当年出家还让人惊诧不已的抉择？让我们看一段当时史国良与《北京青年报》记者朱玲的一段对白：

　　朱玲：您何时有“还俗”的想法？

　　史国良：已经很久了。调到国家画院，这是个契机。作为文化部的直属单位，它有其行政要求。

　　朱玲：记得您曾言“安做画僧”？

　　史国良：画僧，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页。我出家时，就想要把这一脉传承下来。但是，我还是太理想化了。传统的画僧，多画山水、花鸟，修身养性，或画菩萨，供信众朝拜。我不属于这二者。身在佛门里，我虽然努力用绘画诠释佛法，但画的多为宗教和人的关系，着力点依然是人性的美，这被佛门中人认为烟火气太重。譬如，一位女信众给孩子喂奶，一个小喇嘛在嘬手指头，我就会画《幸福的回忆》，诠释他对母亲怀抱的留恋。这种写实的画法，在艺术上是为人接受的，在其他方面会引起争议。

　　朱玲：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史国良：出家后，在美术界看来，我是出家人;在宗教界人士看来，我是画家，一个会画母亲、甚至会画裸体的画家。这样的身份，有些尴尬。后来我想，出家、在家只是一种形式。我对真、善、美的信仰，未曾改变。

　　朱玲：您还俗，佛教中人怎么说？

　　史国良：他们表示理解。佛门进出，也是常态。张大千也曾有过这段经历。出家时，我不太重视前辈有过这种经历。

　　朱玲：害怕非议么？

　　史国良：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脆弱的。别人不解，我可以接受。但只要别人表现出丝毫的歧视、偏见，我可能会选择沉默。

　　朱玲：现在如何看待自己最初出家的选择？

　　史国良：我不后悔。对我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生命体验，也深刻影响我的艺术创作。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经历前者，复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的心大不一样了。为什么说出国后的人更爱国？可能也是这个道理。

　　朱玲：您与佛门的一段缘，丰富了您自己的生命体验，也深刻影响了另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您的妻子和儿子。

　　史国良：我妻子等了我15年；儿子的整个青春期，我几近缺位。我后面人生道路上，最要弥补的，就是他们。

　　朱玲：和妻子团聚的这一刻，什么感觉？

　　史国良：悲欣交集。

　　朱玲：您现在道谢时依然惯于使用“阿弥陀佛”，如今回望佛门，作何感想？

　　史国良：也是悲欣交集。感激、愧疚……都有，说不清楚。

　　“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我选择的样式，是做事。我更关注的是今生今世。”入出佛门，史国良如是说。而世人关注的，是中国画坛再无画僧，却多了一位更接近常人的艺术大师。

  

高举水墨旗帜的当代画家·刘进安

 

　　“一线一墨、一皴一点，完全可以囊括当代画家关于绘画艺术所寄予的理想，完全可以承载当代绘画意志的表达与技术手段的运用，因为，一线一墨、一皴一点提供的是自然观、人文观和艺术观，且极具表现特质而非自然描绘的艺术理念。”

——刘进安《谈水墨扩张》

　　

　　刘进安，别名大漠、晋盦、晋安。1957年生，河北省大城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画家。

刘进安1978年进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刘进安留校任教，1984曾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1999年刘进安调入首都师大美术系任教，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美术学院院长，上海中国画院外聘画师，中国美协会员。其代表作有中国画《三山百士图》、《正面大陶》、《正面男人》、《看美国大选》等；出版连环画有《运河英豪》、《高粱血酒》；出版著作有《刘进安·二十一世纪主流人物画家创作丛书》、《学院美术30年·刘进安卷》、《中国画50一代·刘进安卷》、《当代中国画技术·赏析-刘进安水墨肖像画创作》、《刘进安画集·中国当代画家大系》《刘进安·新文人画》、《画室探访·刘进安的艺术世界》等。

　　

    早年岁月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刘进安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八岁的时候，家中墙壁上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图画深深地吸引了他，由此刘进安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3年，正在大城中学读高一的刘进安遇到了到大城县搜集创作素材的画家秦征、边秉贵、汪国风，他们一行到学校找模特儿写生，刘进安给他们了一天的模特儿。刘进安拿出自己临摹的《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等一些连环画人物给画家们看，他们看后说不错，给了刘进安相当大的鼓励。也就从那时开始，刘进安把画画当做真事来做，每天放学回家，都要画几笔。

　　1974年4月，刘进安的一篇题为《小将上战场》的作品在《廊坊日报》发表，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副作品。1975年春，刘进安创作的《春潮》入选河北省美展，之后他被安排到大城县电影管理站工作。自此期间，刘进安受到了画家陈继荣老师的创作指导。陈继荣学识渊博，对文学历史有研究，写过小说，改编过脚本，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作品，其绘画和文化修养对刘进安影响很大，尤其他组织构图和人物动态的设计上，对刘进安影响很深。刘进安曾坦言后来画过几本连环画得益于这个阶段的积累。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那年的12月份，刘进安怀着对对知识的强烈向往和艺术的执着追求，参加了河北师范大学的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当时在廊坊负责招生的是齐梦慧和孙焕昌两位老师，他们分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天津艺师。由于考前曾通知考生携带自己平时的习作和作品，刘进安带去的是一本在《河北日报》、《廊坊日报》发表的插图剪报册，近三十余幅装订在一起的册子。当两位老师翻看到这本插图册时，显然被打动了，在公布复试名单时，刘进安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四个月后，刘进安如愿以偿，成为了河北大学美术系的一名学生。在读大学的四年中，刘进安曾得到过靳尚谊、周思聪、李天祥、赵友萍及鲁美的许勇等多位名师的指导。

　　1982年3月，刘进安大学毕业，被安排留校任教。随后，他创作了《卖炭翁》、《李逵探母》等作品。1984年他创作的《庚子血》成功入围全国第六届美展。 同年他还完成了义和团题材的连环画作《运河英豪》的创作。

　　

    南京求索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一度出现了持续的“文化热”现象，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界的艺术家普遍地转向对艺术创作个性追求，至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被美术界称之为“ `85思潮”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南京艺术学院学生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再次引发了关于中国画的大讨论，扩大了当代中国画创新的视野，也为中国画树立了文化坐标。

　　当时，对中国传统水墨情有独钟、执着于探索一条当代水墨创作新路的刘进安选择了从当时相对封闭的河北师范大学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进行专业上的研修。

　　著名画家王孟奇在《认识进安》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他来南京进修的时候还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显得特别之处就是个性内向、少言寡言、格外沉稳，但绝不缺少尖锐与幽默。往往从他近乎内秀的思维智慧中透出处世不阿，爱憎分明的品格。……那时总见他紧裹着一件旧式军大衣，永远皱着眉头，好像永远都怀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愁绪。谈及艺术他又总是说：‘画不好’。他永远紧锁的眉头又好像告诉你，他在苦苦思索。”

　　王孟奇的这一番话，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刘进安的思想与生存境况。在南京艺术学院，师友间的教学相长、思想上的争鸣、观念上的开放，无疑为刘进安的水墨人物通向现代之途铺设了桥梁。

　　原本计划一年的进修学习年，因某种原因实际上刘进安在南艺只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时间虽短，刘进安却感触颇多，收获也较大。此后的刘进安创作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走进太行山

　　20世纪80年代，刘进安曾深入到河北涉县太行山老区写生。太行山的雄奇、伟岸、深厚、博大，时时撞击着刘进安那颗敏感的心灵，使他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创作激情，它就像那锐不可当的雪崩一样，使他激情澎湃，激动不已。他在《游太行山记》中写道：“长几百里的巍巍大山，似一条巨龙在荒芜的旷野空间慢慢跃动于视野里，鸟停止了飞，空气停止了动，天变得混沌，只有地层深处挤出了轰鸣声，忽而裂痕累累……大地的错位，平洁的绿洲移为沟壑。在大脉处于暂时平静的状态，欲是令人吟咏的壮哉!”

　　日常生活中的“太行山民”不断地成为刘进安进行视觉追问和视觉倾诉的对象。他用刻骨的线条、粗犷的用笔、团墨块造型，营构出了太行人民的朴厚与憨纯，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艰辛尽悉流露笔端。这些人物形象个个壮阔、雄强、凝重，有利地表现出了一种对山区农村人生存状态的体验，他们就像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玉米、高粱”，个个洋溢着强烈的、浓郁的生命气息。

　　《太行山民》不能不说是刘进安深入体会太行的力量之力作。在刘进安笔下，这些形象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再现，他的大量的主观想象辐射在画面的整个空间，隐喻着很强的心理内容——隐藏在这种忧郁深处的对人自身的迷惑和怀疑，使其艺术在早期就有了某种现代性亦不乏超前性，因而透露出早慧早成的迹象，这不仅为他赢得了艺术的当代性和时代感，也使他很快成为20世纪80年代令人瞩目的青年画家。

　　

    90年代的思考

　　进入90年代以后，刘进安的艺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刘进安有意识地去接近传统，开始尝试回到本土和自然环境中，试图在原始艺术民间艺术和乡土艺术中寻找“现代性”的概念。他试图用传统的笔墨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及创造符合当代人审美的艺术形式。在刘进安看来，传统绘画经过历史的传承，不但丰富了绘画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同时也不断强化和印证了一个独特的结构法则和艺术理念：“一线一墨、一皴一点的中国绘画结体元素”。

　　90年代中期，刘进安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用水墨画了一批静物，这批静物就是乡村人们普遍使用的再平常不过的罐子、小碗和水果。刘进安自己认为画静物的动机也是出于一种对笔墨方式的体验，力求拓展笔墨的表现力度和水墨的表现范围，这组静物可以说是成年的进安童年生活的移情写照，正是这些平常普通、朴实的瓶瓶罐罐，让他找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他将自己的全部激情灌注在这些瓶瓶罐罐中，有意地避免传统艺术对作品所传达信息或内在意义的依赖，执着地去捕捉墨线的不同变化。

　　刘进安在《画静物》一文中写道：“重复自己的绘画内容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几幅静物上接二连三，不厌其烦。我当时的想法是，静物作为一种过程中的选择，它并不带有更深的含义，只是借助静物的形状施展画家的笔墨行为和语言方式，使自己在较宽松的物象里能够找到某种答案和感觉。所以，这几种静物同样采用了以线勾勒外形的方法。为使线的表现力更加丰富，我采用了重复、交叉、重叠等手法，并在墨的设置上有意回避和线的接触，使线的结构和组织在相应独立的同时，又强化了物体外轮廓的作用，线的审美与大笔墨色在对比中产生呼应和互补”。

 

　　1999年，刘进安由河北师大调入了首都师大。定居北京后，刘进安在体验着大都市生活，同时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现实也对他提供了新的创作环境，对他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他必须以新的艺术话题、艺术符号和表达方式作出回应。于是《正面男人》成了他切入现实的代表作。《正面男人》的手法单纯、规整甚至机械，但在视觉上却有着一种庄严的肃穆感和秩序感，简洁、粗犷、崇尚力与能量的审美境界在此得到了延伸，应该说从《正面男人》开始，进安的创作视线不仅在朝“外”看，也逐渐朝“内”审了——这不是参禅打坐式的冥想，而是进一步认请个性、发展审美、拓宽内涵。在此进安那难一割舍的笔墨情结再次以充满表现主义、充满动势和力度的粗犷和奔放，不仅给人以新奇感，更让人有一种难以抵挡的视觉震撼。

 

    新世纪的艺术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艺术创作都市化的现实使原有的文化格局和生活形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如何以建设性态度审视这一现实，建构一个蕴含民族文化记忆，具有个性和本土特征的现代语言体系，来表达人类生存的共同主题，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这一时期，刘进安在他的《辛已人物》、《倾听》、《三山百士图》、《看美国大选》中深刻而简洁地捕捉住了时代变化着的一切。这批作品有一个共同的表征：画面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但画面又给阅读者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难度。有意思的是观者已很难辨识出主题人物与非主题人物的区别，完整的形已隐匿在书写式墨线中，也没有某些特定的时代细节来唤起人们的道德判断，未完成的画面通过营构一种未完成感来唤起阅读者的本能、直觉的“反映”。在艺术手法的变换和未完成感中，刘进安将创作的重心从符号和创作中抽离出来，从而将观者从道德伦理层面判断艺术作品引向了从视觉层面进行判断。这批作品中的未完成感不仅超越了符号、图像和题材，也超越了媒介和文化判断，从而具有了一种力量——作品中的视觉张力。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刘进安用东方式的来自心灵书写式的笔墨的意趣和灵气及随机性和偶然性的抽象效果，已抽离和转换了现代主义的抽象或抽象表现主义作为创作方法论的解构、重建、整合、破坏、改造这些视觉语符。经过对笔墨的巧妙化迹，或随意挥洒，或略加控制，隐藏在动感和时间中的笔法，又使空间给人一种令人遐想的快感，散发着抽象性的韵味和美感，表现出其用水墨表达当代思维的一个新的维度。

　　“重新高举水墨旗帜，其内核就是以弘扬伟大精神为主导，重新复位由一线一墨、一皴一点所构筑的水墨原生态，并由此扩张了体现这一精神的水墨‘扩张性质’。民族文化艺术的伟大与深厚，不能成为当代绘画艺术发展的障碍，同样也不能成为重复传统秩序的理由。相反，它是孕育新艺术形态的根源与土壤。由此，现在的情形，不是我们做过了什么，而是做得很不够。”如刘进安在《水墨扩张》一文中如是说。

  

鲁道斯眼中的“世界第四大男高音”·戴玉强

　　他的歌声使他这个农民的儿子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上展露中国男高音的风采；他的歌声深深打动了“世界三大歌王”的经纪人的蒂伯·鲁道斯，这位著名经纪人公开宣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世界第四大男高音”； 国外友人称赞他是“中国歌剧的骄傲”，国内音乐界专家说他是“一位难得的全面的歌剧人才。”他自己说自己“并非用心灵在歌唱，而是用生命在歌唱”……

　　他，就是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

　　

　　戴玉强，1963年生，河北省文安县人。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主要演员，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戴玉强早年学习土木工程，毕业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1984年从山西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歌剧班，1987年在山西省歌舞剧院做演员，1990年进入总政歌舞剧团。1991年至1993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进修学习。先后从师于颜可婷、韩德章、马秋华、金铁霖、吴其辉及“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等多位名师。其歌声甜美柔润，中低声区流畅舒展，高声区刚劲奔放而畅达华美，气息从容，强弱自如，分句完美。主要代表曲目曲有《你是这样的人》、《我像雪花天上来》、《喀什葛尔女郎》、《又见西柏坡》等；曾主演过《图兰朵》、《茶花女》、《卡门》、《波西米亚人》、《我心飞翔》、《芦花白、红棉红》和《玉鸟兵站》等中外歌剧作品。

　　

    土木工的歌唱梦

　　20世纪60年代，戴玉强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农村，从６岁上学后课余就下地干活，打猪草、砍柴、养兔，初中就开始在生产队挣工分。从小受到有一副亮嗓子的父亲的影响，他对唱歌有一种自然的爱好，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李光羲、李双江老师那样，成为一个歌唱家，站在舞台上为全国人民演唱。可是，贫寒的家境不允许他放弃学业去唱歌。1980年，戴玉强参加高考，考入了北京煤矿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太原煤炭部第七工程处。

　　戴玉强工作的古交矿区工地，在一个闭塞的小山沟里。那儿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可戴玉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白天，他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地干活，晚上，就跟着收音机学唱歌。工友们都喜欢听他唱歌，大家的鼓励给了他很大的信心。终于有一天，一个同事去太原出差，回来告诉戴玉强：“小戴，你的机会来了，省歌舞剧院正在招收学员，准备送到北京去学习。你赶快去报名。”得知这一喜讯，戴玉强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请假去了太原。几年自学终于没白费，他以出色的嗓音条件和对音乐的领悟力征服了招考老师，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

　　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立即摆在了戴玉强的面前。由于他是辞职来学习的，矿上的工资没了，他的那点积蓄根本无法维持在北京的生活。于是，他决定边打工边学习。当时打工的机会并不多，几经碰壁之后，戴玉强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一份干小工的活儿。每天下了课，他就赶到建筑工地，推土、筛沙、和泥……晚上，就住在工地的工棚里看摊。工地上谁也不知道，这个和他们一样浑身是土、满脸是汗的小伙子，竟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他这样鼓励自己：“实现理想必须付出代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只有经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才能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戴玉强顽强地通过3年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并且开阔了眼界。

　　毕业后，他又回到山西省歌舞剧院。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实现自己的理想时，歌剧受到通俗歌曲的强烈冲击，剧院根本没有歌剧可演。戴玉强又一次辞去了工作，背着简单的行李第三次来到北京。戴玉强在北京交道口花50元租了半间刚刚能放一张床垫的楼梯间。安顿下来之后，他就开始四处去寻找机会。可是，半年过去了，处处碰壁的他仍然一无所获。为了生存，戴玉强又像过去那样卖苦力维持生活。在北京漂了近3年，当他身上只剩下7元钱时，戴玉强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考上了总政歌舞团。

　　

    收获爱情

　　戴玉强的妻子是北京歌舞团首席女高音刘燕。

　　二人相识是在1990年夏天，当时刘燕作为特邀歌唱演员随同总政歌剧团下部队演出，而戴玉强当时刚刚进入总政歌剧团。在刘燕印象中，虽然戴玉强长得也挺帅，但很少跟人说话，总是紧皱着眉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让人感觉像是一个被拖家带口的重负压在肩上的中年人。作为年轻人，刘燕更愿意与同龄人在一起玩儿。在整个下部队过程中，刘燕几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对他唯一不错的印象，就是歌唱得非常好。

　　回北京后不久，刘燕接到了戴玉强的电话。由于根本没想到戴玉强会打电话，所以拿起话筒的那一刹那，刘燕竟然没有想到戴玉强是谁。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后，传来了戴玉强有些腼腆的声音：“刘燕，通过上次我们一起下部队演出，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我对你的印象很深。明天，我们几个朋友聚会，真诚地邀请你来参加。”刘燕觉得事情来得突然，有些不知所措。戴玉强又说：“希望你不要拒绝我，我这是第一次主动约女孩子。”本来刘燕想拒绝，戴玉强这样一说，刘燕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答应了他。第二天下午，戴玉强把刘燕介绍给了他的几个朋友：“她叫刘燕，是我见过的最纯真、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孩。”戴玉强的开场白令刘燕非常吃惊，刘燕没想到，性格内向的他居然敢在这种场合如此表白，心中对他的印象不禁有了些改变。 在聚会上，戴玉强与上次下部队时简直判若两人。他说话极为风趣、幽默，对刘燕照顾得无微不至。更令刘燕感动的是，他当场为自己写了一首诗。那天送刘燕回家的路上，戴玉强突然抓住刘燕的手说：“刘燕，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追求过一个女孩子，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请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吧。”刘燕很感动。从此两人开始了来往。

　　随着交往的增多，刘燕在戴玉强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优点。戴玉强是一个特别用功的演员，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要背谱、练唱。艺术上他孜孜追求，人品上他又是一个朴实而讲义气的男人。渐渐地，俩人的的心越靠越近。1993年，戴玉强和刘燕携手踏上了婚姻的红地毯。二人夫唱妇随，现在是圈内公认的模范夫妻。戴玉强曾坦言，作为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当年他一方面不甘人后，渴望出人头地；一方面却有着强烈的自卑感，这往往导致他临场紧张，演唱发挥不正常，最终失败。在这种时候，正是刘燕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使他“从一个赞赏、爱慕的年轻女子的眼神中找到了自信”，从而走出了自卑的阴影，继而一步一个脚印，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看来，这位男高音在歌唱爱情、以情动人的同时，爱情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报了他。

　　

    成功坎途

　　1991年，戴玉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1993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一些著名的声乐教授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大有发展前途，戴玉强自己也以为幸运之神开始降临了。然而，在艺术道路上，等待他的仍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

　　1992年，他报名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谁知，他连初赛都没有通过。1994年，他不甘心，又报了名，在复赛就被淘汰了。1993年，戴玉强曾得到一次公派自费到维也纳参加歌唱比赛的机会。他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又借了许多钱，终于凑够路费赶到维也纳。可是，由于连日劳累，他意外失声，根本无法参加比赛。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戴玉强沮丧之余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想成为歌唱家的理想是异想天开。

　　冷静之后，戴玉强开始地分析自己的差距，寻找每一个提高自己歌唱水平的机会。他没有更多的钱去请老师，于是，就硬着头皮去“蹭课”。为了向金铁霖老师请教，他壮着胆子给金铁霖打电话；“金老师，不知您有没有时间为我指导一下？”金铁霖说：“我听过你的歌，唱得不错，只是还有些问题。来吧，我帮你克服。”这可把戴玉强高兴坏了。男高音经常要用意大利语演唱歌剧咏叹调，戴玉强又专门去学拉丁文，利用一切演出间隙背意大利语的歌词。 戴玉强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无论是在经受挫折还是获得成功时，戴玉强都要求自己有孩子般透明纯洁的心境。他觉得，只有心中没有阴暗面，才能在台上全身心地投入演唱。只有真诚做人，有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歌唱家。正是因为对艺术的奉献精神和执著追求，戴玉强才终于赢来了攀登事业巅峰的机会。

　　1995年，他戴玉强参加了中央歌剧院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在剧中扮演卡拉夫王子，获得成功。199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6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两战两败的戴玉强又报丁名。他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夺得了专业组美声唱法二等奖。接着，又在文化部首届全国声乐比赛中获美声组二等奖。同年，他赴日本静冈参加国际歌剧比赛。在37个国家和地区选派的选手中，他技压群雄，获得了第一名。

　　

    帕翁高足

　　1986年，帕瓦罗蒂第一次来中国演出时，在戴玉强心目中就像神一样。当帕瓦罗蒂在天桥剧场演出时，戴玉强曾走火入魔般地站在砖头上爬到化妆间的外面听帕瓦罗蒂练声。让戴玉强当时做梦都不敢想的是，15年后，他成为了帕瓦罗蒂在亚洲唯一的学生；18年后帕瓦罗蒂在台上当导演，戴玉强自己则在台上演唱……

　　2001年，世界三大男高音要来北京举办紫禁城演唱会，外方公司的副总裁马蒂尔斯来北京考察场地和伴奏乐团，中央歌剧院请戴玉强去试音。戴玉强去唱了《冰冷的小手》和《今夜无人入睡》，马蒂尔斯当场流下了眼泪，接连询问戴玉强的演出情况，有没有出唱片。于是戴玉强连夜到一个朋友的录音棚里录了六首咏叹调。

　　马蒂尔斯回去后就向他的老板、帕瓦罗蒂的经纪人蒂伯·鲁道斯推荐戴玉强。鲁道斯在音乐制作界的威望，类似于唐·金在拳击界的角色，非常强悍霸道。鲁道斯最初并不感兴趣，当听到戴玉强的录音时不禁愣住了，问：“这是帕瓦罗蒂何时的录音，我怎么没听过？”鲁道斯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像帕瓦罗蒂的声音，于是他让帕瓦罗蒂也听。当时帕瓦罗蒂不相信是中国人唱的，开玩笑说：“如果这是一个中国人唱的，我就不用唱，让他唱算了。”

　　一个月以后，85岁的鲁道斯先生来到北京。他特意在紧张的行程中抽出一个小时会见了戴玉强，并亲自听了他的演唱。不久，他在“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我在中国找到了‘第四大男高音’，他就是戴玉强。”

　　帕瓦罗蒂来北京演出时，欣然收戴玉强为弟子。 当年9月初，戴玉强去了意大利的佩萨罗，帕瓦罗蒂通常就住在佩萨罗面海靠山的别墅里。课堂设在帕瓦罗蒂的家里，在那里帕瓦罗蒂亲自一对一地给戴玉强授课。帕瓦罗蒂的指点，对戴玉强歌唱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其逐步步入艺术事业的巅峰。

  

在寻常中发掘美的画家·张玉华

　　张玉华的画让人有一种轻松感，这种轻松感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感情的真挚，天真活泼的情绪，这些情绪都构成了他在中国工笔画当中寻找文化的一个新推进点。

—— 赵贵德

 

　　张玉华，1964年生，河北省大城县人，当代著名画家。现任廊坊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廊坊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民进廊坊市委委员，97中国画坛百杰。

　　张玉华作品曾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第十一届全国新人新作展、`97中国画坛百杰作品展等国家级画展，先后荣膺全国首届花鸟画展一等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获奖作品、获河北省政府第六届文艺振兴奖等国家和省级大奖。张玉华出版有个人画集《张玉华工笔人物画集》、《太行风情》等七部，其代表作品有《秋的奉献》、《一地阳光》等。

　　

    子牙河畔的乡村童趣

　　北源山西五台山的滹沱河与南源太行山的滏阳河在古老广袤的冀中平原合流，称之为子牙河，直下天津汇入海河。大城县冯庄村是坐落在千年流淌、风情秀美的子牙河畔的一个古老而又普通的村落。子牙河水的哺育与滋润，赋予了这里自然纯真、地灵人杰的人文气息。1964年，张玉华就出生在这里。

　　幼年时的张玉华对图画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形象思维极为发达。不到两岁的时候便开始涂涂画画，而且画的有模有样。这样的天赋让其曾经做过解放军宣传干事的外祖父感到惊讶和兴奋，于是便开始教他画画。1970年，张玉华进入本村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在美术课上的表现也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老师布置的图画作业张玉华总是头一个完成并获高分，同学们的图画本上也总会有张玉华帮助修改的痕迹。校园里的黑板报很快成为张玉华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当他站在凳子上，翘着脚在黑板上一笔一画的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的漫画、插图图案的时候，周围总是围满一大群投来羡慕眼光的同学，这也让张玉华心里美滋滋的，也更加鉴定了他对画画的执着。1976年，12岁的张玉华进入到邻村的堤北中学读初中，很快便成为学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板报宣传员。1978年进入南赵扶中学读高中后，又成为学校美术宣传组成员。

　　张玉华的少年时代，从未离开过子牙河畔。生长在子牙河边，经历了子牙河十几年的风物流年，这里的一草一木、长堤绿水，这里父老乡亲、孩提伙伴，这里的田间牧歌、袅袅炊烟……，这熟悉而又平凡的一切一切，无一不在他的心里烙上深深的印记，许多关于子牙河往事，时常会在在脑海里浮现。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张玉华总会不自禁的打开记忆的闸门，放飞对子牙河的情感。在《张玉华工笔人物画集·蓝色风筝》一辑中，张玉华把画作的时间背景固定在了家园风情中的童年、少年时期，他突出刻画的是那些憩息自在、嘻乐玩耍、时有劳作的生活中的孩子们。在这部分作品中，张玉华为他笔下的少男少女的人物形象打下了基调：面庞、眼睛、鼻子、嘴唇、耳朵等五官的组合皆有形变，完全具备“超现实”的意趣。单看其一，变化似不大，但把面庞上的五官组合在一起，形成人物形象后，则意趣盎然。女孩子的朴素与俏媚，男童的稚拙与玩赖，均得到充分流露。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少年人物所着的衣饰，他给予较为强烈的色彩渲染，他为笔下的少女更多地穿上了漂亮而美丽的“花衣”，十分抢眼，画面感十分突出。这时候，作为画家的张玉华，已把对乡村生活的热爱、赞美融于他所挥洒的色彩之中。

　　

    艺术道路的不懈求索

　　1980年，高中毕业的张玉华经人介绍，进入到大城县文化馆业余美术学校，师从当地著名画家陈继荣先生学习绘画，在陈继荣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张玉华练就了扎实的素描和速写功底。他的处女作《浇麦》等开始在《廊坊日报》上发表。1981年，张玉华考入河北省工艺美术学校，专业学习工艺美术创作。1984年毕业后，张玉华分配到廊坊电影院工作。在电影院张玉华的主要任务是画电影海报，晚上在门口检票，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苦难磨练人的意志，意志铸造人的成就，在这种环境下他坚持创作，特别是在绘画的运用上刻苦钻研，创造了对比色彩互补调和法，十年间陆续创作了国画《晨歌》、电影宣传画《野山》、《芙蓉镇》等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并屡获全国和省级奖项。

　　1994年， 30岁的张玉华参加了第三届河北省优秀美术家创作班的学习，师从著名画家唐新一，迎来了其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巅峰。这一年，张玉华和创作班的老师、同学赴太行山龙泉关一带写生，期间创作的国画作品《秋的奉献》被评为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获奖作品，所获奖项为第八届美展最高奖项，作品发表于《美术》杂志。此后，张玉华创作的国画作品《情系篱园》入选第四届全国工笔美展，《秋天的诗》荣膺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作品展优秀奖。张玉华先后荣膺河北省第六届文艺振兴奖、廊坊市文艺繁荣奖特等奖等奖项。

　　张玉华作品成功引起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注意，后来他被调到廊坊画院从事专业创作。也正是从那时起，张玉华走上了人生坦途，其美术创作也更加刻苦发奋。从那时起，张玉华的艺术创作风格由强调色彩的运用转到强调作品线条的运用，把传统国画中“高古游丝”和“铁线”的表现技法大量运用到其作品中，通过精练、富于韵律感的线条表现各式各样的人物形态，人物形态线条流畅、飘逸，清新雅致，恬淡自然，笔势飞动灵活，使其作品表现出别具一格的韵味和内涵。2009年，在张玉华创作的《一地阳光》中，张玉华将线条的巧妙运用的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到了极点，细腻、生动、柔美的描绘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顽童稚子的众多人物形象。这幅作品成功入展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并荣膺河北省美术作品展银奖。

　　

    太行山中的人物写生

　　从2009年到2011年，张玉华连续三年参加“走进太行”河北优秀画家写生团，走进绵延数百公里的巍巍太行山脉，开始了他对水墨人物艺术的全新探索——从普通的太行山民身上发觉唯美的元素。

　　那段时间，张玉华吃、住、写生都在太行山，满眼都是太行环境，听见的是浓重的山里口音，看见的山山水水都很野、很粗犷，山里的人，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汉子和村妇，都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极其纯朴的东西刻骨铭心。一路行走，几次都掉下眼泪来。傍晚了，到一处人家，泥墙柴门，茅屋土舍，满面沧桑皱纹像沟壑一样的老大爷，端出一盆秋天收成储藏下的苹果让大伙吃，门外传来几声狗叫，居住的贫荒和那份极其纯朴、真切的乡情，让张玉华内心非常触动。他急切的想要表现这种东西。一开始用张玉华试图用线的东西来表现，但总感觉力度不够。于是张玉华尝试用最原始、最传统的水墨写实造型方法，用“书法”感觉的那种浓淡、间架、节奏进行勾勒，再慢慢填墨，慢慢体会“书法”的感觉，好像也找到了自己想表现的最纯朴的东西。

　　如果说张玉华的“乡村童趣”系列是浮现式的，是属于缓慢精神探源的话，那么到了太行风情系列，他则就是凸显式的呈现，是对另一种生活现实，是对大山子民精神现状的直接快速点击。与平“乡村童趣”所用的妙曼的柔美线条不同，他的太行风情人物，不论是结伴玩耍的山娃，还是村头石凳栖息的老者；不论是怀抱幼子的母亲，还是肩挑担子的男人，张玉华一律予以粗线条式地打磨，用粗粝、厚重、简短的笔墨线条对人物群像进行勾勒，这时，张玉华向人们呈现的是雕塑，是大山的厚重。

  

当代诗坛中绽放的“梨花”·赵丽华

　　丽华的诗歌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她发现和捕捉到生活中像烟一样轻盈的那些东西，语言亦松弛到自在飘状态，内在的诗意却被悠然守定。

——刘亮程

 

　　赵丽华，女，1964年生，河北霸州人，著名诗人，国家一级作家。

　　赵丽华的诗歌作品偏重口语风格，言简意赅，洒脱随意，《新华字典》把赵丽华诗歌风格和仿制其诗歌风格的诗歌统称为“梨花体”，拥有大批拥戴者、反对者和效仿者。2006年的“赵丽华诗歌事件”由于波及之广、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媒体称为自1916年胡适、郭沫若新诗运动以来的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赵丽华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等各大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并先后在《南方周末》《中国民航》《东方新报》《都市女报》《兰州晚报》等多家报刊开过随笔专栏。她曾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全国“柔刚诗歌奖”评委，出版有个人诗专集《赵丽华诗选》、《我将侧身走过》，合集《九人诗选》、《中国实力女诗人六人集》等，曾主编《中国诗选》、《中国女诗人合集》等。

 

    “梨花体”诗歌

　　由于赵丽华的诗歌偏重口语风格、言简意赅、表达随意，作品形式相对另类，在网络上被以其名字的谐音称之，叫做“梨花体”。这里摘录三首：

　　《廊坊，下雪了》

　　已经是很厚的一层

　　并且仍然在下。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

　　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赵丽华的“梨花体”诗歌，直白、简短、与众不同，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源于赵丽华对诗歌创作的独特的认知和理解。2010年3月6日，《新闻周刊》“人物春秋”专栏登载了袁思东对赵丽华的一段访谈。访谈中，赵丽华谈了她对当下诗歌创作个人认知：     

　　诗歌如何与现代生活发生关系，如何切入当下，如何选择一种更加契合当代的语言方式，如何与虚伪、宏大、政治化的主流话语方式相区别，如何自我而不小我，如何在极端个性中体现共性经验，如何“为那些在现实中被忽略，被贬低，受到削弱、磨损与伤害的事物与人，提供语言上的庇护。”如何使我们的诗歌即不是古体诗歌或者古体诗歌的今译，也不是学术文章的分行版和西方诗歌的汉语翻译版，如何用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语言方式描述现代人的自我，如何不断的探索与尝试诗歌所能达到的各种极境及各种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诗人们应该考虑的……

　　

    “赵丽华事件”始末

　　连赵丽华本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梨花体” 风格的诗作，引发了被媒体称为自1916年胡适、郭沫若新诗运动以来的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的“赵丽华诗歌事件”。

　　从2006年9月13日开始，互联网上一个名为“梨花教”的ID，在天涯社区的娱乐八卦论坛，发出一个题为“在教主赵丽华的英明领导下，‘梨花教’隆重成立”的主帖，在8天之内，这个ID一共发出28个与赵丽华有关的主帖，有关回复不计其数，最终使得赵丽华红遍天涯，红上新浪，并且进入寻常百姓家……”仅仅三、四天时间，就制造出了“万人齐写梨花体”的壮观场面。

　　80后作家韩寒写出博文《现代诗歌和现代诗人怎么还存在》，其中有“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话，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而以球评文字著称的李承鹏、董路等，纷纷出来给韩寒助阵。

　　随之，一些先锋诗人开始站出来力挺赵丽华！80后作家兼诗人孙智正的博文《赵丽华的诗歌很牛，跟贴的网友很傻》及70后作家兼诗人芦哲峰的博文《赵丽华的诗是一面照妖镜》，立刻被新浪网推为博首。之后，支持赵丽华，认真评价赵丽华诗歌的文章相继在各个网站出现。伊沙、沈浩波、尹丽川、孙智正等上百篇犀利文章围攻韩寒，张颐武等文化学者以及一些先锋画家、摄影家、时评家、导演、音乐人、网络作家也纷纷出来表态，表示支持现代诗，支持赵丽华。

　　2006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11版刊登出一篇署名“李舫”的记者综述，标题为《在近来的一连串恶搞事件中，诗歌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作者援引了网络上的“恶搞版”诗歌，对事件引发的诗坛乱象进行了批评。2006年11月27日，《诗歌月刊》、《乐趣园》、《伯乐》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共同主办了题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建构专题研讨》的研讨会。研讨会把现代诗歌放在急剧转换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放在全球化语境下审视“恶搞事件”暴露出来的有关现代诗歌的问题和矛盾，并对中国整个文化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7年5月之后，人们开始纷纷重新评价和支持赵丽华。新浪网在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之际推出《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专题，并附有12位诗人、作家的支持文章。

　　“‘赵丽华诗歌事件’是继朦胧诗之后诗歌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热点之一，此番几乎席卷了国内所有公共媒体参与的事件延续了近两年而未衰，积极拓展了中国现代诗学的领域，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超出了诗学的范畴，由偏冷的学术概念介入到全民性质的语言狂欢，标志着中国社会在个人思想上的重要变革。诗人与诗歌重新成为思想之时尚，赵丽华功莫大焉。”诗人周公度如是说。

 

  当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家·贾广健

　　贾广健，别名大涵，1964年1月生，河北省永清县人，当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画家，供职于中国国家画院。

　　贾广健1984 年毕业于河北工艺美术学校。199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学士学位。1994年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历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花鸟画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青联委员等职，曾荣膺天津市文艺新星、天津市鲁迅文艺奖、中国文联 “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中国文联第一届“德艺双馨”会员、97′中国画坛百杰等荣誉或奖项，代表作品有《秋籁无声》、《 藕花秋雨》、《寒河晴晚》、《冷月》等，出版有《贾广健工笔花鸟册》、《当代实力派画家精品·贾广健》、《名家名画·贾广健作品》、《工笔花卉技法》、《贾广健画展作品集》、《现代工笔名家特殊表现》、《当代名家工笔花鸟精品·贾广健》、《贾广健工笔花鸟》、《贾广健扇面·没骨花卉》、《当代中国画名家——贾广健》、《中国当代翰墨名家研究——贾广健》、《名画典藏——贾广健》等专著专集十余种。

  

来自石油战线的歌唱家·辛爱萍

　　辛爱萍，1965年6月出生，1990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系毕业，大学学历，副研究馆员，歌唱家、声乐教育家。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石油音协理事、廊坊市音协理事。

　　曾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主题歌《致祖国》主唱，全国“大红鹰”杯第八届青歌赛美声唱法第三名和特等奖提名奖获得者。曾先后荣膺中国石油文联“石油歌唱家”、“十佳石油艺术家”荣誉称号。代表曲目有《致祖国》、《美丽的小杜鹃》、《塔里木的春天多么美》、《祝福你，中国》、《走进西部》等。

　　

    歌者人生

　　天资聪颖、禀赋优越的辛爱萍从小喜欢唱歌跳舞节目主持。听着李谷一、朱逢博的歌声，小小的她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她们那样的歌唱家。小学时代，她就经常被老师安排领舞并学习二胡演奏，初中时开始学习声乐和手风琴弹奏。凭借优秀的嗓音条件和丰富的音乐知识，高中毕业时辛爱萍被学校推荐给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程志谦老师学习。她无比珍惜这个师从专业老师的机会，凭借对歌唱的热爱和坚强韧劲，她刻苦练习练，中午不休息拿着李谷一的歌曲集在琴房练到下午上课铃响。

　　1983年，辛爱萍以全省音体美考生文化课分数第一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从此开始了一边学习、一边演出、一边比赛的生活，走上了一条专业的歌唱艺术之路。1991年10月，辛爱萍调入廊坊市，1993年底作为专业人才调入管道局。1994年，她师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的黎信昌教授学习声乐，假期乘火车或汽车拜访名家自费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辛爱萍的艺术水准得到专业人士和国家领导人认可，开始在国家级演出中崭露头角。1994年在国家机关党工委比赛获奖后到中南海汇报演出，得到朱镕基、李岚清、罗干、彭佩云、司马懿艾买提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并与她亲切交谈，称赞她唱得好。1996年，辛爱萍参加中组部、中宣部、广电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等六大部委联合组织、由首都各大文艺团体艺术家组成的“孔繁森慰问团”，把《英雄》从北京清华大学、中组部一路唱到了孔繁森的老家。1998年，《辛爱萍演唱的歌》专题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星星擂台”栏目滚动播出。2002年，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首届职工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写下的一页页都是你的名字，唱出的一声声都是你的恋歌……”凭借精湛的演唱，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辛爱萍登了国家音乐界的最高艺术殿堂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舞台，与殷秀梅、阎维文等一线艺术家演唱同一首主题曲——由中宣部、文化部等单位主办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主题曲《致祖国》，成功演出21场，并参加了百场暨闭幕式晚会演出，攀上了事业的又一个高峰。演出结束后，辛爱萍受到刘延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对她竖起拇指称赞道：“辛爱萍你唱得很好！非常好！”

　　

    歌者仁心

　　不仅在舞台上、屏幕中，公益活动和讲台上同样活跃着辛爱萍柔美的身影，演绎着社会赞歌。

　　作为一名石油歌唱家，到国家重点工程施工现场为伟大的管道建设者们讴歌是她的使命。山路崎岖陡峭的兰、成、渝管线，车胎只有一半着陆，脚下就是悬崖峭壁；经罗布泊四百里无人区的西气东输和西部管道工地，举目无人环境恶劣；地处缅甸和我国云贵山区的中缅管线，地形复杂条件艰苦；……在许多对国家具有能源战略意义的管道施工现场，她走着管道将士们走过的艰辛之路，唱着对壮士们的一首首赤诚颂歌。

　　1998年特大洪水，辛爱萍参加了河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众志成城》赈灾义演晚会和廊坊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赈灾义演；2007年9月为廊坊市体育馆为白血病儿童李硕募捐义演；2008年5月为廊坊特校为孤残儿童爱心家园募捐捐款并义演； 2011年在廊坊市牧羊地儿童村为首都艺术家为孤残儿童爱心义演……

　　让自己的艺术积累和演出经验浇灌出满园芬芳，是辛爱萍对自己艺术生命的延续和拓展。从儿童启蒙到中学生参加高考，再到艺术院校毕业生歌唱能力的再提高，培养成为具有准专业水准的声乐人才，在声乐教学方面她桃李芬芳。在她的众多学生中，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郭奕君常与濮存昕、徐帆、宋丹丹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毕业于北广传媒的张露丝现在北京传媒学院任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赵姗现在北京中国歌舞团工作；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邵新现在美国读研……

　　

    歌者无疆

　　辛爱萍愿做廊坊文化繁荣的铺路人。从创作催人奋进的声乐作品，到普及歌唱艺术，从各大机关企事业职工及个体营业者的各类演唱，到离退休人员进老年大学学习，辛爱萍参与的歌唱普及工作数不胜数，为廊坊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树立城市形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廊坊成为处有歌声、处处有笑声的幸福乐园。

　　弹指一挥间，辉煌三十年。谈起自己的艺术生涯，辛爱萍总是格外谦逊：“艺术追求的是完美，真正做到完美确实不易。过去歌唱注重声音，拼体力，凭感觉，欠缺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处理；现在凭功力，凭经验，能较自如运用声音表达感情，但距离完美演绎还差很远。”

　　艺无止境，歌者无疆。

  

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玉清

　　当代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周晓说：“说玉清的少年青春小说不仅“独树一帜”而且“独领风骚”，大概不算是套话或过誉之词。”

 

　　张玉清，笔名玉清，1966年生，河北省香河县人，儿童文学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兼儿童文学艺术委员会主任、香河县文联副主席，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小作家分会导师团导师。

　　张玉清1984年毕业于廊坊师范学校，从教五年，1989年调入香河县文化馆，1990年调入香河县文联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小说集《青春风景》、长篇校园小说《画眉》、《我要做一匹斑马》，科幻小说《你是我的杰茜》获《东方少年》系列文学大奖赛一等奖、童话《少女安琪》和短片小说《地下室里的猫》等。其作品曾荣鹰冰心图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2005年张玉清被评为河北省第二届“十佳青年作家”。

　　

    为心灵创作

　　张玉清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是在他上师范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他十七岁，正是少年时代。那是1982年春天里的一天，不经意间他有了想写作的欲望，就像春天草地上自发的一株萌芽，他的心里冒出了一篇小说的构思，没有题目，主要内容是一个少年与一个少女在小河边告别的场面，少年即将远行，两个人在分别的忧伤里有一种痛楚的幸福。这个构思在他心里盛了很久，但后来只写出了一小段便没有写下去，因为那时他还不会写。他内心里一直认为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开端，尽管这篇根本没有写成的“作品”在形式上只是一个零，但在酝酿它的过程中自己内心所始终充盈的欣快与自我感动的那种特殊情怀让他永远记忆犹新。而这种“欣快和自我感动的情怀”是他长期以来写作的最本源的动力，这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精神需求。

　　198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儿童小说，题目叫《做成标本的小燕子》，发表在湖南的《小溪流》上。对于一个作家，平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叫处女作，所以他心里总有一种颇具隐喻色彩的感觉：对于一个作家从他最初走上文学道路至他能够发表处女作的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他的文学创作的处女时代，这个时代在他一生的创作中都将是一道弥足珍贵的最为独特最为美丽的风景。他至今仍十分怀念他的这个“处女时代”。

　　处女作的发表让他感到欢欣鼓舞，但写出了几篇作品后，很快他又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屡投屡败”的退稿的挫折，那时他还不知道曾国藩有“屡败屡战”的名言，因此有时不免颓唐，能够坚持下来没有弃阵而逃，仍然是得于“心灵深处的需求”，那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写作更让他认可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在这里“心灵需求”与“心灵追求”不是相同的含义，他认为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这种“需求”比“追求”更为重要。

　　文学创作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很多作家都具有在寂寞中感悟生命和感悟美的心理特点，正是这样的心理特点使作家在寂寞中坚守着他的创作天地而不至于让心灵枯萎，那是在“心灵深处的需求”的意义上的表达。

　　

    不懈的追求

　　也许是因为张玉清的创作起步于青少年，由于年龄的关系，心灵中所要表达的自然是少年的情感和心事，写出来就大多是属于儿童文学，同时他的创作又来源于对心灵的表达，所以他又是从一开始就是把儿童文学更多地做为文学来看待。在他最初创作时，他不知道还有儿童文学与文学这样的区别，那时在他心里儿童文学就是文学，是后来才知道儿童文学是一个特殊的门类，才明白儿童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他一直认为儿童文学不是浅层次的文学，不是“小儿科”，好的儿童文学具有很深层次的审美价值。

　　文学创作是很复杂的，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时时陷入创作苦闷，越来越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常常在回头一看的时候，自己曾经认为写得挺好的作品，用新的眼光来衡量却让我惭愧有加，于是内心陷入一种难言的失落和忧烦。他常常问自己：我究竟应该怎样写？我究竟应该写什么？

　　思索总是有益的，张玉清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写作，也就是在创作的动力是什么，这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品。文学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灵，而不是大脑。假如大脑参予的太多了，它就会剥夺了心灵的地位，从长远看，无论是对于作家本人还是对于文学本身，这都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他时常要告诫自己：我应该更多地为自己的心灵而写作。同时我还告诫自己：要警惕心灵的狭隘，因为狭隘的心灵是产生愚昧落后专制卑劣自私阴暗的温床；要敞开心灵，让它永远接受文明科学进步正义善良，接受自由，接受美。

　　追求总会有回报，至今张玉清已经出版儿童长篇小说、小说集十八部，他的作品以描写当代中学生生活见长，有以清纯洗练的笔调描绘处在青春期的少年躁动不安的心理特征的，有细腻入微地抒发青春激情的，有以亦庄亦谐的氛围来叙写校园生活中的悲喜剧的，其作品青春气息浓郁，表现了处于成长期的当代少年人的心理、个性及他们的思考和选择，它对少年人的心理疏导及文学欣赏均有重要价值。

   

用笔触及生活禅意的当代作家·雪小禅

　　读雪小禅的文字，如同面对一个温柔淡定的女子，听她温婉地讲述着或喜或悲，或魅或惑的情感故事，一点点浸润人心。她的笔下，总有淡淡的芬芳，弥漫出一股禅意——然后才知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们也可以做到。

——张笑阳（摘自《读者·原创版》）

 

　　雪小禅，原名王虹莲，女，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读者》杂志百名签约作家之一，获第六届老舍散文奖。出版小说及随笔集40余本，代表作有《刺青》《无爱不欢》《那莲那禅那光阴》《禅是一支花》《小喜》等。其作品多次入选中学课本读物，并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畅销日本、越南等国家。繁体版《无爱不欢》《刺青》《我爱你，再见》在台湾深受读者喜爱。曾为《流年》杂志主编。2012年，作品《风中的鸟巢》获第六届“老舍文学奖”。

　　

    文学路上

　　雪小禅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看书，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文学。高中时她发表了第一篇处女作，激励起了自己的创作热情，但是从来没有把作家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职业。雪小禅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一个电影院的放映员，或者是图书管理员，因为可以看电影、看书。即使现在，雪小禅也总是说自己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一个业余的作家。她说生活才是专业，她愿意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比如去淘一块好看的画布，去煲一锅好喝的汤，去蒸一锅野菜馅的包子，去和朋友喝酒，一个人去旅行、孤独的时候唱戏。

　　有人说雪小禅的文章，读二十个字便知道这是她的。毋庸置疑，雪小禅的青春文学很纯粹、很干净、很空灵、很妖娆，很具有别具一格的味道。她的随笔更散发出独特的个人特质，有粗硬的神经、柔软的心，更有某种坚定的格局和气象。　　

　　随笔和小说构成了雪小禅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她的小说非常细腻，空间极大，张力也极大，像一条幽微的隧道，隧道里又有无数个出口。她的小说骨架特别丰满，情节特别动人，而且有绵密的针脚。雪小禅犹如技艺超群的手艺匠人，气定神闲、不慌不忙中要把小说的气象一点点缝出来，最后呈现出特有的张力。而她的随笔则是另外一番模样，文字有特质，知识广博，文字张力更大。她自认为随笔更体现了“雪小禅”这三个字。

　　雪小禅的文字特别精致，但平常写文章的时候她却从未字斟句酌；她的文章中常有爱情的美丽、生活的味道、四季的气息、植物的妖娆、书法的气质、城市的姿态，而这些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因素雪小禅说都是源于生活。她说写作者必须食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的写作者不是个好的写作者。她认为没有比生动的生活更能打动人心了，生活超过了艺术、写作，是生命中最繁花似锦的一部分。2012年，雪小禅的《风中的鸟巢》荣膺第六届“老舍文学奖”，这是在雪小禅内心比较疼痛、空旷下写出的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疼痛可以加速一个人的饱满，不完美的才是人生，有疼痛的才是生活，如果呈现在文字里，就是一种锋芒，熠熠生辉。”雪小禅如是说。

　　

    禅味生活

　　雪小禅说生活和写作都是修行。在她眼里，生活比会写作更重要，真正的禅是生活禅。生活和写作都能让人从挫折伤害中看到光阴绽放的花朵，又把这花朵别在衣襟上。真正的生活者一定会生活，把生活过的禅意芬芳。真正的写作者，一定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找到通向内心的通行证。

　　雪小禅是痴迷于戏曲很多年的票友，她十五六岁开始喜欢戏曲，票程派。戏曲对于雪小禅的影响，潜移默化，如影随形。她去大学讲座，多以讲戏曲和写作为主。她说戏曲综合了文学、戏剧、舞蹈、音乐、杂技等多种艺术元素的古典艺术形式，很多唐诗宋词在戏曲中得到了极好的发挥，它们好像嵌入戏曲中的宝玉一样闪耀着光辉。就像她把戏词嵌入到自己的文字中一样，立刻让文章呈现出动人的光泽。在雪小禅看来，年轻的人喜欢戏曲可以让人变得沉稳、内敛、大气、古典，最古典的就是最前卫的，喜欢戏曲的人，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如果再把它渗入到文字中会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她写了很多戏曲方面的随笔和散文，开过一个专栏叫“小禅说戏”，近两年还跟随戏曲大师裴艳玲去全世界演出，感受到更多的戏曲魅力。雪小禅平时打交道的名伶人、红伶人也很多，从他们身上，她感受到戏曲的起起伏伏，也写了很多的伶人，他们对雪小禅的影响，是渗透型的。雪小禅曾到中国戏曲学院教学，一是因为是作家，二是因为痴迷戏曲。

　　雪小禅喜欢美国的画家怀斯和中国古代的画家倪瓒，怀斯有种忧郁的孤独，倪瓒有种清澈的空灵。那种是每个艺术家应有的孤独，而倪瓒那种空灵和禅意又是中国文人的特质。雪小禅喜欢读古书，喜欢贾樟柯的电影、王家卫、小津的电影，较喜欢曲艺，比如大鼓、三弦、评弹等，她说其间韵味无穷。

　　雪小禅非常喜欢旅行，她把旅行看作是是一个人的博物馆，可以把一路上的民俗、风景，装进自己心里。雪小禅喜欢云南，准备走遍云南的每一个小镇。雪小禅喜欢江南、喜欢徽州。她说江南和徽州仿佛是前世之地。而雪小禅最喜欢的，还是霸州，她说那里是永远依偎在心口的温暖的故乡。

　　“用文字腌制时间，煮字疗饥，过鲜衣怒马生活，享受银碗里盛雪闲情。”雪小禅用着样的文字来概括自己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有很多人渴望，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城市里扮演一个忙碌的角色，每天应对着尘世的纷繁现实中的雪小禅也很忙碌，但她的心里却是不慌张的。在她看来，生活总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完的。她说现在自己越来越觉得，把一坛咸菜腌制好比写好一篇文章更重要。生活永远是第一的。

  

“‘廊坊号’书法航母”上的书法名家

　　廊坊书法界队伍团结、面貌多元，艺术水平高，成就大是其显著的特点。

——中书协副主席、河北省书协主席 旭宇

 

　　改革开放以来，廊坊市培养和打造了一支讲团结、重学术、出人才、出成果的书法团队，这支成绩卓著的团队在全省乃至全国异军突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业绩。廊坊不仅有一批能够在全国摘金夺银的领军人物，而且还拥有一支在全国书坛产生影响的中青年书法家群体，他们坚持深入基层，努力创作，以老带新、互相提携，因而新人辈出、屡创佳绩，他们致力学术研究，不断厚积修养。在廊坊书法群体中，王厚祥、张纬东、高鸿源、刘以忠、尚林德、刘朝辉、胡立民、王增军等书法名家，宛若一颗颗璀璨耀眼的明星，在中国书坛上空煜煜生辉。

　　在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书法最高奖——全国首届兰亭奖展览中，廊坊7名书法家入展，在全国的地级市中入展人数名列第一。王厚祥荣获全国第二届草书展一等奖、中国书法年度佳作奖、全国电视书法大赛金奖等一系列殊荣，其狂放多变的草书书风在业内深受关注；王增军的隶书荣获全国第四届书法楹联展金奖、中国书法年度佳作奖、九届国展提名奖等；刘京闻荣获全国第三届扇面书法展一等奖；张纬东荣获全国公务员书法大展三等奖；刘朝晖在全国行书大展和草书大展中分获两个三等奖等。近十年来，廊坊书法人累计近300件作品在由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专业展览中入展获奖，显示了强劲的创作实力。廊坊市书法家王增军、王厚祥荣获中国书协2012年度优秀作品奖。胡立民、王厚祥、刘京闻跻身中国书协专业委员会委员。由于廊坊书法事业的快速发展，书法团队的出色表现，特别是队伍内部强有力的凝聚力，使全国很多人看好廊坊书法，并逐步总结升华为“廊坊书法现象”。河北省书协在廊坊专门召开推广“廊坊书法现象”的现场经验交流会。

　　目前，廊坊市有国家级专业委员会委员3人，国家级会员52人，省级会员308余人，市级会员826余人，被全国书法界誉为“一艘年轻的书法航母”。

 

张纬东

　　张纬东，1967年出生，字穆之，号无佛，斋号别古草堂，又署三省堂、墨荷精舍。河北大学图书馆学系本科毕业，中国政法大学在职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在职书法研究生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学士学位。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省书协行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廊坊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廊坊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书画中国》杂志出品人，燕山印社副社长，慕鸿书法研究社副社长。现任民盟河北省委副主委、政协廊坊市委员会副主席、民盟廊坊市委主任委员、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纬东的书法作品曾荣膺全国首届书法作品“兰亭奖”、 “三晋杯”全国公务员书法大赛优秀奖、全国首届“走进青海”书法展优秀奖。作品入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三届和第四届新人新作展、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大展、全国首届册页书法作品展、全 “行草十家展”。2000年举办个人书法展、2001年赴台湾进行书法艺术交流、2003年赴日本进行书法艺术交流，2004年荣获河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2009年被《中国书画》杂志提名为“河北省十大青年书法家”。

  

王厚祥

　　王厚祥，号稷山，1963年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书协理事兼草书委员会副主任，国书会执行会长，北京书画艺术院副院长，河北省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廊坊市青年书画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助教，清华美院客座专家。

　　王厚祥的作品多次荣获全国书法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有十几部书法专著和字帖出版发行。多次为全国、全省的全日制学生通用《写字》教材书写范字。十数次入选国展，入选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提名展，成为被提名的36位名家之一，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获首届全国大字书法展二等奖，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提名奖，第二届全国青年书法展三等奖，全国三届扇面书法展三等奖，首届北兰亭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二届北兰亭全国书法大赛特等奖，全国第二届草书大展一等奖，十届国展全国奖。由中国美术馆出版《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王厚祥》专辑，2011年入选全国12家书法媒体提名评选的“中国书法方阵·当代30家优秀范本”，成为30位当代代表书家之一，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当代中青年60人展”，并被提名为前20位名家之一，由《中国书法》杂志和“中国书法手机报”中青年名家栏目做专题宣传。

    

高鸿源

　　高鸿源，1937年生于河北唐山丰南区，自幼喜好书画，1964年毕业于河北艺术师院美术系（现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杨村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1970年调到廊坊市群艺馆做专业美术工作，1987年到廊坊画院任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第二届主席。现为河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

　　高鸿源在河北艺术师范美术系学习期间，师承孙其峰、肖朗、溥佐、王颂余、李骆公诸先生，书画作品曾多次参加省内外展览、出版、收藏、刻碑、获奖。近年来其书画作品多次赴美国、日本、比利时、巴西、菲律宾等国展出，两次到我国台湾地区展出，并随团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其作品曾获全国书法艺术节（天津）优秀作品奖、“迎澳门回归书法展”（山东）银奖、两次“河北省书展”一等奖、河北省第二届文艺振兴奖，曾编入《中国书法家大辞典》等辞书。2003年底随文化部信息协会赴欧文化考察团去德、意、法等九国考察学习，同时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书画展，并获“中法文化大使”称号。

    

刘以忠

　　刘以忠，字道修，号古燕，堂号月半斋，1950年生于生津。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刘以忠的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书法展并获奖，书法创作之余也倾力于中国花鸟画研习和创作。90年代初举办个人书画展，是河北省较有影响的书画家。他的作品被辑入多部典籍，被多家专业团体和社会各界收藏。

 

尚林德

　　尚林德，别署禹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书法家协会评级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硕士研究生课程高研班，供职于河北省廊坊市文联。

　　尚林德的书法作品曾荣膺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导报》全国首届手卷展获优秀奖，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首届敦煌国际书法大展，97全国著名书画家作品邀请展。出版有《尚林德书法作品集》，2003年赴日本进行书法艺术交流，2009年荣获中国书协“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称号。

     

王增军

　　王增军，字秋元，号味无、兰池，1960年3月19日生于杨柳青。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山印社社长。廊坊日报社主任编辑。

　　王增军的书法篆刻作品曾荣膺首届全国扇面书法大展金奖、第二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银奖、第七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首届书法长城奖、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全国奖、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提名奖、第二届全国隶书展提名奖、2011中国书法年度佳作奖、第三届全国隶书展优秀奖等；其作品曾入展第七、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首届全国书法兰亭奖展、第二届西泠印社全国篆刻展、第二届和第四届全国书法新人新作展、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正书展、首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中国美术馆第二届当代书法名家提名展等赛展。

    

刘京闻

　　刘京闻，1967年生于山东陵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国家画院沈鹏班助教，张旭光书法工作室助理导师，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刘京闻的作品多次入展全国书法展及兰亭奖作品展，曾获全国第二届青年展二等奖，全国第三届扇面展一等奖，2012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三名”工程，同时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中青年60家”作品展，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中青年书法家档案”丛书，2012年担任“孔子艺术奖”全国书法展评委。

    

胡立民

　　胡立民，字文安，号太阳村人，1959年８月生于河北文安县。文化部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创作基地副主任，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导师工作室导师、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教授、导师，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北方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首批被国家投资收藏作品的56位书法名家之一。

　　胡立民幼承家学，酷爱书法，先后临习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后拜高鸿源先生、旭宇先生为师，临习了欧阳询《九成宫》，魏碑、墓志系列以及二王诸帖。其作品以楷书、行草为主，曾入选由中国书协举办的中国首届兰亭奖，全国第七、八届书展，六届中青年展，首届扇面展，三、四届新人新作展，全国一、二届行书展，三、四届楹联展，首届扇面展，二、三届全国正书展，并获三届正书全国最高奖。获翁同龢杯书法提名奖，出版了《胡立民楷书爱国诗篇10首》、《当代河北名家——胡立民精品集》、《胡立民作品集》、《楷书章法与创作》、《中国当代书法大典. 胡立民卷》、《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作品集.胡立民卷》等书。在全国，全军举办的“三峡杯”、“远太杯”、“盛世国风”等大展大赛中获金奖10余次。其作品在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连续四年被《中国收藏指南》评为具有升值潜力的百名书法家之一。

    

刘朝辉

　　刘朝辉，别署刘兆辉，号卧莲居士。1972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秘书长。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刘朝辉的作品曾荣获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全国大型书法展一等奖、“国粹杯”全国书法展一等奖、西泠印社首届手卷楹联扇面展最佳手卷作品奖、全国首届行书大展三等奖、全国首届草书大展三等奖、纪念老子诞辰2578周年全国书法展获三等奖、河北省优秀会员展最高奖“长城奖”、 21世纪全国首届书画篆刻家作品展铜奖)等奖项；其作品入展河北省中青年书法家精品展、中国首届、第二届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全国第三届正书展、首届世界华人艺术展、首届、二届、三届青年书法篆刻家书法展、第五届新人新作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书画展、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高恒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全国书法篆刻展、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千人千作展、全国五百人书法精品展、第二届中国楷书名家作品邀请展、第三届中国书坛中青年“百强榜”、全国首届手卷书法展特邀作品、全国第三届青年展特邀作品、纪念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30周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第二届册页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