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理论前沿 聚焦廊坊 理论动态 理论交流 中心组学习
社会科学 生活之友 史海泛舟 理论讲堂 专家库

文物古迹卷

时间:2014年11月14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字体:

目录

概论

第一章  廊坊历史文化遗存       1

1.远古传说与历史文献     2

2.廊坊地区史前文化遗址  3

3.廊坊地区夏、商、周文化遗存     11

 

第二章  遗踪览胜       14

1.战国古长城     15

2.廊坊境内的运河及遗迹  19

  隋唐永济渠    20

  宋代“沿边溏泺”和辽金“运粮河”       21

  京杭大运河·北运河    22

  通泽县城遗址       23

  霸州——古益津关       23

  信安镇    25

  龙泉寺    26

  北运河·香河县    27

  王铎       29

  金门闸    30

  清乾隆御题诗石碑       31

  吴打庄与红庙沉船遗址       32

  王家摆古渡口       33

  宝庆寺    34

  安头屯中幡    34

3.古代战争的奇迹——边关地道     35

4.三教遗迹  42

  隆福古刹——古县村隆福寺       42

  龙泉钟声——信安龙泉寺    46

  塔镇灵山——三河灵山塔    50

  弘儒文庙——香河文庙       55

  真武道场——西户屯真武庙       60

5.古镇遗韵  64

  胜芳古镇——古院落    64

  王家大院       65

  张家大院       69

  杨家大院       75

6.河岸古城  80

  临泃故城遗址       80

 

第三章   廊坊大捷——寇仇止于此地     83

 

第四章   廊坊城市变迁与永定河的关系  94

 

第五章   廊坊名人古墓     106

  龙冢       107

  孙膑墓    110

  唐王墓    115

  郑忠墓    117

  董满墓    119

  史天泽家族墓地    123

  刘体乾墓       126

 

第六章   名人旧居 祠堂 清真寺     134

  刘源灏旧居    135

  解氏祠堂       139

  北坞清真寺    140

  大围河清真寺       142

 

第七章   造像、经幢、石刻     145

  北魏太和十一年佛造像       146

  王龙村陀罗尼经幢       149

  前南庄墓幢    151

  大辛阁石塔    152

  崔家坊御诗碑       156

  张仁宪神道碑       159

  重修法华寺记石碑       163

  重修净觉寺碑       165

  勑赐普济寺记       166

  福德庄严碑    167

 

第八章   文物诉说历史     169

  青铜器    170

  铁器       179

  瓷器       182

  其他类    222

 概论

  廊坊位于华北平原中东部,河北省中部。地处北纬38°28'至40°15',东经116°7'至117°14'之间。地处中纬度,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干旱多风沙,秋季秋高气爽,冷热适宜。廊坊处在海河流域中下游,水系发达,流经本市的大小河流有20条。

  廊坊境域北起燕山南麓的三河,南抵子牙河畔的大城。北部与北京为邻;西部与保定市的涿州、雄县、高碑店接壤;南部与沧州市的任丘、河间、青县相连;东部与天津市的武清、宝坻、蓟县交界。由于1974年的行政区划变动,北京与天津地域相交,使廊坊形成北部三县与境域主体不相连接的版图。廊坊城区拱卫于北京东南,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成一条直线位于中间。廊坊市距北京、天津各60公里,距省会石家庄280公里,距首都机场和天津机场70公里,距天津港100公里,距京唐港、黄骅港200公里,形成了依托中心城市和空港、海港发展经济的独特区位优势。廊坊因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环渤海腹地,为首都门户和著名的卫星城。素有“京津走廊上的明珠”之称。

  廊坊自然资源丰富,有着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熔剂白云岩、水泥用灰岩、紫砂陶瓷用粘土、海泡石以及地下热水、矿泉水等矿产资源。煤炭主要分布于北部三河市和南部大城县境内。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安次区、永清县、固安县、霸州市和文安县,已探明石油储量2亿吨,天然气储量186亿立方米。辖区内各区、市、县均有地下热水分布。

  廊坊西周以前属冀州之野,明代《长安客话》记载:“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古安墟”即为今天的安次区常道村。现地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北部为燕国封疆,南部燕、赵、齐曾互有领属。汉属广阳郡、渔阳郡;唐属河北道幽州;宋、辽时分属北宋河北东路、辽南京道(析津府);元属中书省京畿地方;明属直隶京师;清属直隶省顺天府,雍正年间顺天府设四路飞虎厅,廊坊安次以南的6县属北京南路,三河、香河县属北京东路;民国属京兆特别区;解放初属河北省通州地区,1955年河北省通州市改通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廊坊改属河北省天津地区;1973年河北省天津地区将武清等5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天津地区行政公署迁安次县廊坊镇;1981年河北省天津地区改名为廊坊地区,廊坊镇升为县级廊坊市;1989年廊坊地区与廊坊市合并,撤消县级廊坊市,改设县级安次区,地市合并后设地级廊坊市。2000年安次区析出一部,设县级广阳区。今天的廊坊市隶属河北省,为地级市,下设安次区、广阳区、县级三河市、霸州市、香河县、固安县、永清县、文安县、大城县、大厂回族自治县10个县级单位。幅员面积6429平方公里,总人口389.8万人,共辖90个乡镇3222个行政村。市区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已建成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40万。

  廊坊境内河流交错,交通要道贯通东西南北,经济、文化发展得天独厚,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又经历古代北方多民族的迁徒、融合、聚居,历史文化积淀甚丰。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最晚从距今8000—7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在廊坊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连绵不断多姿多彩的古代文化。永定河流域北福地一期文化的广阳区北旺遗址,泃河流域上宅文化的三河孟各庄遗址、北福地二期文化的三河刘白塔遗址,大清河流域后岗一期的文安太子务遗址、龙山时期的文安小王东遗址等的发现,即证明了廊坊悠久的史前文化,也体现出廊坊史前文化的多样性、融合性和不连续性等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作为中国北方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决定了廊坊在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融合中的重要作用,成就了其联接中原与东北及长城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枢纽的地位。夏商时期,这里是南北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不同的部族,不同的文化,在廊坊大地上碰撞、交融。三河、大厂、香河均发现夏商时期北方草原特征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大坨头文化遗存,而在南部的文安、大城、霸州则分布着较典型的中原商文化遗存。

     长期以来,廊坊一直处在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孔道之中。到了东周时期,廊坊又是燕、赵、齐三国接壤之地。燕国南长城等诸多东周城址、大型遗址和货币等遗物的发现,体现出的不仅是“以邻为壑”的战争,更主要的是繁荣、交流与统一。秦汉以后,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廊坊辖区内发现的文物遗迹数量骤增,遍布各地,文化面貌高度统一。宋辽金时期,这里又是草原帝国与中原政权对峙所在。保定军、信安军、益津关等边界关隘军寨以及永清地下古战道等,皆可藉以窥见昔日战火频仍、兵马纷争的情景。明、清时期的宦官墓地及治理永定河水患等文物遗存,对于当时政治史、水利史等方面的研究亦有特殊的价值。1200余处古代城址、遗址、墓葬(群)、建筑、碑碣石刻、军事工程、水利工程等遗存的发现,真实地记录了数千年来廊坊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廊坊还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廊坊大捷”曾给帝国主义列强极大的震憾,为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悲壮而勇敢的篇章。

  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廊坊的历史文化与文物有其自身的特色。近些年来经济日益发达,文化也繁荣起来。然而,廊坊这座地处南北文化交流要道之上的燕赵重镇,虽然文物数量众多,价值较高,但至今大家的认识却是颇为零散的,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弘扬祖国文化,宣传廊坊地区人文历史发展,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精心编撰了这本《廊坊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古迹卷》,以翔实的文字阐述,配以珍贵实物资料佐证,将廊坊7000多年来连绵不断的历史和40多年来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清晰而系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领略各个历史时期廊坊人民质朴勤劳的美德、卓越高超的智慧与奋斗不息的精神,有助于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振奋精神,创造廊坊的美好明天。同时,也希望藉此增强全社会保护文物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这必将促使更多的人们了解、认识廊坊,并推动廊坊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第一章

第一章 廊坊历史文化遗存

  廊坊史前遗存发现的数量较少,但文化却呈现出多样性,以永定河为界,南北有差异;进入夏商周时期,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从西周开始,廊坊地区南北两个文化界线逐步消失,形成特征有一定地域性的周文化。

1、远古传说与历史文献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同时也是传说中的帝王、神灵。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不仅很多,而且对后世的影响极大。然而,关于“黄帝族源地”的争论目前也非常多:有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川、湖南等说。在以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为社会组织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炎帝、黄帝部落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两大氏族部落,炎帝、黄帝为部落首领,黄帝打败了炎帝结为联盟,又打败了蚩尤,成为更大的氏族联盟,也就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传统认为炎黄时期是华夏民族起源时期。

  史书文献对廊坊历史的记载可追溯到远古传说时代,明《长安客话》、清《东安县志》均记载“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古安墟即今北常道村(广阳区)。《史记》中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位于今河北省西北部永定河上游一带,大约北纬40度附近,涿鹿之野包括了廊坊在内的涿鹿到泰山之间的方圆几百里的范围。

  史书记载与历史传说要得到证实,离不开考古发现,考古发现为其提供了有力证据,以证明历史的真实性。考古发现是以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划分的,考古学文化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以及相同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原始社会从考古学角度来划分,可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我国中原及北方地区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有有仰韶文化(公元前7000-6000年)、裴里岗文化(公元前5300年-46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4350-3950年)、兴隆洼文化(公元前8200-7400年)、赵宝沟文化(公元前6800-4500年)、上宅文化(公元前5000-4000年)、磁山文化(公元前5400年-前5100年)、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3000年)等。

  炎帝、黄帝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学上来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期时代文化,以1921年最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在对仰韶文化遗址的认定上,通常将以磨制为主的石器、彩陶、农业经济、家畜饲养等方面作为业经济、家畜饲养等方面作为基本的标准。它分布于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目前已发现的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以河南省和陕西省为最多,河北省也有数十处。

  廊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主要有广阳区北旺遗址,三河市孟各庄遗址、刘白塔遗址,属于前仰韶时期;文安县太子务遗址、小王东遗址等,为仰韶时代后岗一期文化,发展为后岗二期哑巴庄类型,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廊坊先民从8000年前就开始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

2、廊坊地区史前文化遗址

  廊坊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廊坊的人类活动史最晚始于距今8000年前后,到距今约4200年止。人类活动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廊坊位于华北平原中东部,北倚燕山,西近太行山,东临渤海湾,境内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鲍丘河、泃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分属海河水系的南北两支,地貌除三河市有小部分山地丘陵区和山麓平原区外,绝大部分为低平的冲积平原区及平原边缘洼地。廊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永定河下游平原的广阳区北旺遗,泃河沿岸的三河市孟各庄遗址、刘白塔遗址,海河南支大清河下游文安县太子务遗址、小王东遗址等。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主要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时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

  廊坊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广阳区北旺遗址

  廊坊地处永定河流域下游,自古地势低平,海拔12米左右。其上游的北京市东南部和下游的天津市西部平原地区,目前尚未见有史前遗存的资料报道。北旺遗址位于永定河下游平原的广阳区北旺村东偏南,是目前渤海湾西岸平原地区发现的距现海岸线最近、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属于前仰韶时代筒形罐系统的北福地一期,称为北福地一期北旺类型。2006年,北旺砖场停产后职工陆续在暴露的地层中发现陶器残片、角器、石器等遗物。2007年5月13日至5月25日,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遗物出土于距现地表下约8.3米、厚3—48厘米的泥炭层中,有陶器残片、骨角器、石器三类,另有灼烧过的木柴和动物骨骼、鹿角、螺壳、蚌壳、朽木等。陶器以夹蚌灰褐、黑灰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器类多直壁、斜直壁浅腹平底盆,另有支脚、器盖等,器表纹饰以压划纹和平行线、弧线、折线构成的几何纹为主,有少量戳点纹、穿孔和浅细的刷划纹等;石器有少量斧、凿和磨棒、砾石等;骨器仅见磨制的镞,角器以麋鹿角为原料加工而成臿形居多,另有复合工具曲尺形器等;陶器的器类和整体特征与保定易县北福地一期文化相同或相似。北旺遗址三个样本年代经碳十四测定,数据与北福地一期文化相近,距今8000—7000年之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北旺遗址是目前渤海湾西岸平原地区距现海岸线最近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北旺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华北平原今永定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是研究这一区域史前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全新世以来本地区自然环境变迁、河流迁徙过程中的填充淤积作用对地貌形成的影响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抢救发掘,是永定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北旺遗址的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

  工具类有石器、骨器、角器。石器有石斧、石凿、带槽石器、带坑窝石器、砺石等。骨器仅出土一件镞。角器出土较多而且完整,器型主要有臿、锥、曲尺形器。

 

 

 

 

 

           北旺遗址采集标本             石斧             北旺遗址采集标本

 

        

 

 

                缽                              锥                          曲尺形器、臿

  生活用具

  北旺遗址的居民所使用的生活用具多为陶器,有夹蚌陶和泥质陶两类,以夹蚌陶居多。由于未出土完整器物,可辨器型多为支脚、盆、器盖、器底。支脚类多为泥质陶,少夹蚌陶。

                                        

 

 

 

 

灰陶支脚                                  灰陶支脚

  廊坊史前居民的住房

  原始人类为避寒暑风雨,防虫蛇猛兽,住在山洞里或树上,这就是所谓的“穴居”和“巢居”(树上筑巢)。如云南元谋人、广东马坝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山顶洞人等原始人的居所,均为洞穴。经过不断进化,古人开始营建房屋。据目前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最早的房屋建筑产生于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的房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北方建筑模式——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多圆形,地穴有深有浅,以坑壁作墙基或墙壁,坑上搭架屋顶,顶上抹草泥土,有的四壁和屋室中间还立有木柱支撑屋顶。一种是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建筑模式——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一般是用竖立的木桩或竹桩构成高出地面的底架,底架上有大小梁木承托的悬空的地板,其上用竹木、茅草等建造住房。干栏式建筑上面住人,下面饲养牲畜。

  廊坊先民最早的住宅是在三河孟各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的。孟各庄遗址位于三河市孟各庄村西北,泃河左岸,1978年发掘,是泃河沿岸发现最早的史前遗址,为前仰韶时代兴隆洼文化孟各庄类型,地层堆积分上下两层,清理圆形锅底状灰坑10个,半地穴房址2座。房址平面近方形,斜坡式门道开在南面,生土墙壁经人工拍打,四壁对称设圆形柱洞共16眼,较粗的洞多分布在南北两壁;室内地面撒细沙后再经烧烤,略呈方形的灶台位于室内中部凸出地面,一侧有灶坑,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孟各庄遗址代表性地层、遗迹单位和陶器组合特征,体现出孟各庄遗存的复杂性,将其分为三组,一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代表性器物有三段式复合纹筒形深腹罐、灰陶硬胎矮罐、短划纹直壁盂、支脚、碗等;二组陶器仍以夹砂陶和掺有滑石粉的陶器为主,有极少泥质陶,纹饰主要是抹压条纹、刮条纹、“之”字纹,器形以深腹罐、缽为主,另有平底素面碗、圈足碗、支脚等;三组仍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数量增加,代表性器物为夹砂深腹罐、盂、碗和少量泥质红陶及红顶陶缽、碗,器表纹饰增多,以刮条纹、几何纹(斜平行线构成的三角纹)为主。三组间代表性地层、遗迹单位和主要陶器夹砂陶深腹罐等的器形、纹饰演变轨迹清晰,并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孟各庄遗址年代距今7500-6500年。

  三河刘白塔遗址,位于燕山南路泃河下游右岸的二级台地,为釜鼎系统的北福地二期刘白塔类型,1991年10月为配合泃河大埝工程,廊坊市文物管理所会同三河市文物管理所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试掘,试掘地点位于遗址的东北角。试掘共开10×2米探沟两条,5×5米探方两个,总面积45平方米。清理发现有灰坑遗迹,出土遗物有:泥质灰陶、夹砂、夹蚌褐陶等器物残片,器形有罐、釜、盆、盂、鼎足等。泥质陶有红陶罐、灰陶红顶罐、碗、缽等。石器有磨制穿孔石斧、石铲、石磨盘、磨棒等。2001年4月,经河北省文物局批准,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遗址进行了普探和第二次试掘。试掘探方选在遗址中部,开5×5探方两个。发掘出土夹砂陶釜、盂、碗等,夹蚌陶盆、泥质陶缽,石器有石斧、刮削器等。

  刘白塔遗址两次试掘表明遗址地层堆积单一,陶器组合较为单纯,不见含滑石粉陶器,泥质红陶、红顶陶占多数,夹砂陶少于泥质陶,有少量的夹蚌陶和极少的泥质灰陶;代表性器物是泥质红陶、红顶陶平底碗、缽、盆和夹砂、夹蚌陶折沿圜底釜、平底盂等,夹砂大口深腹罐的数量不多,并有极少的鼎。根据主要陶器的陶质、器类组合等,比对周边同时期文化遗存,刘白塔遗存应属于太行山东麓的北福地二期文化的釜、鼎系统。参考北福地二期文化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下限不晚于距今6700年。

  孟各庄遗址农具——石耜:石耜是一种翻土农具,使用灵活,适于开垦疏松的沙质土壤。这件石耜形体较大,工艺较精,为石灰石质,呈紫灰色,硬度高。三角形锋端,刃缘磨光,有使用痕迹。

      

 

    

        

        

        孟各庄遗址出土石斧                 孟各庄遗址出土石耜

  孟各庄遗址工具——石斧:石斧为石器时代砍伐工具,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期,主要用于砍伐树木。此件石斧通体磨光,器身扁平,棱角规整,两侧齐平,双面弧刃。器体厚重,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孟各庄遗址石磨盘、磨棒:这两件石器通常合用为粮食加工用具,琢制而成。石质坚硬,呈褐黄色。圆角长方形,两端翘起,磨面有一道长条划痕。底部无支脚,显示出泃河流域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孟各庄遗址出土石磨盘、磨棒              刘白塔遗址出土石耜

  刘白塔遗址工具——石耜:石灰石质。通体磨光,体扁长。两端均双面刃,稍窄的一端为直刃,另一端为弧刃,制作较为精致。

  孟各庄遗址生活用具

  褐陶碗:夹砂陶质,内含粗砂粒较多,手制而成。斜尖唇,大敞口,斜直腹,小平底。通体饰三角划纹。

  黑褐陶碗:夹砂陶质,内掺杂细砂,手制而成。口微敞,圆唇,斜直腹,小平底。器表上部呈黑色,下部呈褐色,素面磨光。

 

 

 

 

 

 

                          褐陶碗                                      黑褐陶碗

  刘白塔遗址生活用具

红陶缽:细泥红陶质,慢轮修整。口微内敛,浅弧腹内收,小平底,素面无纹饰。

  褐陶釜:夹砂陶质,胎体内含粗砂粒较多手制而成。斜尖唇,大口微敛,斜直腹,小平底。通体饰倒三角划纹。

  

 

 

 

 

 

                         红陶缽                                           褐陶釜

  细泥红顶缽:细泥陶质,胎体疏松。直口,圆唇,深腹,圜底。口沿下饰一周凸起的弦纹。顶部有红色宽带,系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的。其为目前刘白塔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红顶器。

  红顶缽:泥质陶质,下腹部呈灰色,顶呈桔黄色,烧制火候较低。直口,圆唇,深腹,圜底。是刘白塔遗址出土陶器中数量较多的器类。

 

  

  

 

  

  

                  红陶钵                                           红顶缽

  永定河以南新石器时代遗址

永定河以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仰韶时代后岗一期文化,发展为后岗二期哑巴庄类型,主要有文安县太子务遗址、小王东遗址。

太子务遗址位于文安县太子务村南,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位于大清河流域文安县的东南部,原为高台地,现地表下即为文化层,厚30—110厘米,发现灰坑、红烧土层遗迹。陶器按质地可分三类:泥质陶,包括细泥红陶、黑陶、灰陶,从采集的标本看,细泥红陶的陶色亦有所不同,有偏橘色、褐色等,陶片多为素面,有的陶器口沿外壁绘有黑色宽彩带;夹砂灰陶;另外, 遗址上还发现有夹蚌红陶器物残片,质地较疏松,为方唇、敞口、斜直壁、平底。纹饰主要包括斜划纹、网格纹、粗绳纹、细绳纹几类,器形有缽、壶、盆、碗、罐、豆等。太子务遗址年代距今约6000-4200年。

小王东遗址位于文安县大留镇小王东村西,俗称“坨子”地,1985年首次发掘,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2002年配合工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进行第二次试掘,清理灰坑2个,文化层厚近2米。出土遗物有陶、石、骨、蚌、角器等,陶器以泥质灰黑陶为主,器形有罐、鬲、网坠、器盖、环等,器表多素面。比对罐、器盖等典型陶器特征,小王东遗址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2300年,并含有早商及周时期遗存。

    

    

    

    

    

    

    

        小王东遗址出土双系罐       小王东遗址出土器盖       小王东遗址出土器盖

3、廊坊地区夏、商、周文化遗存

  廊坊境内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址比新石器时代遗址明显增多,其中在潮白河流域的大厂、三河、香河三县(市),共发现大坨头、西小汪、庆功台、诸葛店等遗址20多处;在大清河流域的文安、霸州也发现了霸州一中、文安县小王东等10余处遗址。以永定河为界,北部地区夏商周时期以大坨头文化(夏末商初)为代表,发展为围坊三期(商中、晚期)文化,再发展为张家园上层(周)文化。南部夏商早期遗存缺乏,商中晚期、周遗存的面貌与中原文化近似,整体特征属较单纯的中原文化系统。

  大坨头遗址

大坨头遗址位于大厂县大坨头村,潮白河支流鲍丘河西岸的高台地上,1964年发掘,当时被称之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发现的夏至早商时期的遗存中包涵有明显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特征,所以当时考古学界都把这个地区的夏至早商的遗存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学者也注意到这个地区与燕山以北的辽西区存在的典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着明显区别,所以出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雪山类型”、“大坨头类型”、“药王庙类型”、“壶流河类型”等。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发现的夏至早商时期的遗存不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是一种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同源不同流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即“大坨头文化”。

  1964年发掘了大坨头遗址,清理房址2座,出土陶器、细石器及铜镞等遗物。陶器主要有鬲、甗、盆、缽、豆等,以夹砂红褐陶质为主,泥质陶较少,另有部分黑衣陶和极少的泥质红陶;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饰三角、方格纹等纹饰。大坨头遗址住房为半地穴式,分单间和多开间两种,均有斜坡式门道,地面铺细砂。

  大坨头遗址生活用具

 

 

 

 

 

                                      鼓腹鬲                                                甗

 

 

 

 

             扁裆鬲                                      盆                              筒腹鬲

  香河庆功台遗址

  庆功台村西遗址位于香河县刘宋镇庆功台村西,潮白河故道东岸。遗址东西约200米,南北约300米,分布面积60000平方米。1994年发现,1995年发掘,清理灰坑和墓葬各一座,墓葬为东西向土坑竖穴墓,出土夹砂褐陶鬲、折肩罐、石刀、靴足鼎、折腹盆及金臂钏等遗物。

  庆功台1号墓折腹盆:夹细砂青灰色陶质。形体近方形,侈口,折沿,直腹,下腹内折。腹壁黑陶衣磨光,折腹下饰有抹痕的细绳纹,底拍印绳纹。沿面残存红色彩绘痕迹。

  庆功台1号墓折肩鬲:泥质黑衣陶,模制粘接而成。口微侈,短沿,直颈,折肩,近弧形裆,三锥形足。肩、裆、足饰绳纹。器表涂黑色陶衣,并残存红色彩绘痕迹。

  庆功台1号墓折肩罐:泥质黑衣陶质,轮制。侈口,圆唇,短束颈,斜弧腹,小平底。肩以上部分素面磨光,腹壁器表饰弦断绳纹。

  庆功台1号墓靴足鼎:泥质磨光黑衣陶质,轮制,靴足手捏而成。直口,短颈,折肩,斜弧腹,平底,下附三靴形足,肩腹结合处有3个与足相对应的乳突状饰。该鼎器形奇特,在燕山南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极为少见。

  

 

 

 

 

              折腹盆                          折肩鬲                            折肩罐

 

 

 

 

 

 

                                  靴足鼎                      诸葛店彩绘陶鬲

  三河诸葛店遗址

诸葛店遗址位于三河市燕郊镇诸葛店村西北,当地群众称“北大坨”。遗址东西约250米,南北约250米,分布面积50000平方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此采集一件彩绘陶鬲,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

彩绘陶鬲:夹砂灰陶质,手制经慢轮修整而成。侈口,圆唇,束颈,折肩,分裆,三锥形足。肩径略大于口径,器高与器宽相近。口沿涂有红彩,器表彩绘先以红线勾出轮廓再填以白彩,腹部以三角形纹为主体纹饰,彩绘稍有剥落。

  廊坊史前、夏商周时期文化呈现出的基本特征是多样性与融合性共存,年代越晚融合性越强,最终走向统一。以永定河为界,廊坊史前、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南北有差异。北部地区前仰韶时代,筒形罐系统的北福地一期北旺类型与兴隆洼孟各庄类型共存,再与釜鼎系统的北福地二期刘白塔类型交流融合,形成仰韶时代筒形罐系统的上宅文化中、晚期遗存;夏商周时期的大坨头文化(夏末商初)发展为围坊三期(商中、晚期)文化,再发展为张家园上层(周)文化。文化序列基本完整,整体面貌特征属大的北方文化系统。南部属于仰韶时代后岗一期文化,发展为后岗 二期哑巴庄类型,夏商早期遗存缺乏,商中晚期、周遗存的面貌与中原文化近似,整体特征属较单纯的中原文化系统。最晚从西周中期开始,廊坊境内永定河这条文化界线逐渐消失,统一为有地域特色的周文化。

   

第二章

第二章 遗踪览胜

1.战国古长城

  最早记载廊坊境内战国燕南长城遗迹的史籍是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卷二百八十五:“八月,李贞言:‘与契丹千余骑遇于长城北。’”胡三省注:“此战国时燕所筑长城也,在涿州固安县南。”战国时期,今廊坊的文安、大城两县地处燕、齐两国边境,《大清一统志》及文安、大城的清代、民国史志虽有长城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1989年廊坊的考古工作者首先在大城县杨堤村等处发现俗称“长城堤”的战国长城遗存,并做了小范围调查。1999年,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结合县志及地名、地貌、水文等资料,对文安、大城两县境内战国长城的位置、走向及相关的城址、遗址、烽燧等进行了考古调查。

  战国长城的位置、走向

  战国长城由保定市雄县张青口村穿大清河,在北舍兴村西北进入廊坊市文安县界。长城依大清河而东北走向,经新镇等村西,在鹿疃村西北转为东西走向,到苏桥村西北,大清河南堤与长城重合至左各庄村。长城到左各庄村东龙潭湾再沿东淀西南缘、文安洼东北缘一线高地向东南,经张管营堤、南陶管营、滩里村西南、赵家营等村,在大长田村东南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长城南偏东走向,沿子牙河与文安洼间高地,经小长田村东、德归村西、西柴沟、南三岔口村进入大城县界,再经西子牙村西、旺村村东、商庄子、孙河、北赵扶村西,在南赵扶村西南与子牙河大堤相接,自此子牙河大堤与长城重合,西偏南走向至刘固献村南。西支长城自文安县大长田村东南端起,南偏西走向,经小长田村西,穿司吉城村,经夸大口村东,再沿文安县东南境东北─西南向垄岗高地,经康黄甫、徐黄甫村西、岳辛庄村西,在韩村西南转为东偏南走向,经前艾子村南进入大城县界。长城继续向东南延伸,沿文安洼西南缘,经郭底村西南、王轴北村北、前孝彩村南、西万灯村北,在南楼堤村东南转向南偏西,经温村东、大王都、小王都、二姑院村西,穿大城县县城东部,出县城后经任场村东、宋庄子村西、王庄村北,穿杨堤、咸堤、高堤村,穿刘固献村西部,在村的西南端与子牙河大堤相接。东、西两支长城在此汇合,走向西偏南,并与子牙河大堤重合,经东迷堤、西迷堤、王演马、刘演马等村南,在毛演马村西南转为南偏西走向,至东马村,长城遗迹消失。据《日下旧闻考》、清代《大城县志》“沿河千里长堤,一名长城堤,又名护城堤,自县南马阁村起,沿三岔口进入文安”的记载,现大城县东马村当为战国燕南长城的终点。

  战国长城的称谓

  廊坊境内战国长城文安县北舍兴、新镇、鹿疃段称千里堤,鹿疃至苏桥段称官堤,苏桥至左各庄段称千里堤,左各庄龙潭湾、南陶管营、艾头、滩里段称古堤,滩里、赵家营、大长田段称长城堤。东支长城大长田、德归、西柴沟、南三岔口及大城县西子牙段称长城堤,旺村、商庄子至南赵扶段称古堤或老路,南赵扶以下段称子牙河大堤。西支长城文安县大长田、司吉城、黄甫、韩村段称老路,韩村及大城县郭底、前孝彩、南楼堤、大王都、任场、杨堤、高堤、刘固献段称长城堤,刘固献、西迷堤、毛演马至终点东马村段称子牙河大堤。

  今天人们对战国长城的不同称谓是其功能属性随历史发展不断演变的结果。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战争防御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将靠近边境原有的大河堤防另加以扩建,把水利工程改造成军事防御工程,同时具备防水——堤和防御——长城的双重功能。在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因特定的军事作用而被称作防御性质的长城。秦统一后,防御功能丧失,防水功能依然,尤其是在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的文安、大城地区,长城经历了防水——防御——防水的演变过程。在历史上,其用作防御功能的时间虽短,地位却很重要,又因防水功能沿用时间长,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双重称谓“长城堤”。随着历代水利工程的修筑,仍起着防水作用的长城在后期利用、增筑、重修过程中,名称也随之变化,而以时间最近、规模最大者称之,即有了今天的官堤、千里堤、子牙河大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地段长城及在长城基础上增筑的堤埝防水作用也逐渐丧失,由于文安、大城地势低洼,积水洼淀众多,古代乃至近现代人们徒步旅行、商业活动和运输只能沿建于垄岗高地上的长城、堤埝进行,如千里堤清代曾作为驿站通行大道,称“官马大道”,自民国直至1960年,千里堤仍是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时代久远,历代相袭,长城因功能的改变而被称之为“老路”。同时各历史时期水利工程使水系重组,河道趋于稳定,或官或民在长城上增筑的堤埝防水作用不断减弱、丧失,随之而改善的交通环境使车马人行不再依赖地势较高的长城,遗迹却保存下来,世代相传、演化,就有了“古堤”的称谓。

  战国长城的修筑时间

  燕国南长城的修筑时代,一般根据《史记·张仪列传》中提到的“易水长城”一事和燕昭王在武阳建下都加强南部边境防御的史实,认为始建于燕昭王之前,而完成于昭王时期。战国七雄中燕国“最为弱小”,战国中期开始国势渐盛。西支黄河的渐塞和东支黄河入海口的南移,使燕齐两国改以滹沱、易水为界,在经历了长时期与齐国修好之后,随着国力的增强,燕国与齐国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两国曾互有征伐。相对处于弱势的燕国在疆域之内沿易水(滱水)、滹沱水修筑长城以求自保,应在情理之中,时间可能在燕易王前后,即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文安县北舍兴、新镇、苏桥、左各庄、滩里、大长田、德归、南三岔口,大城县西子牙、旺村、商庄子、南赵扶、刘固献、毛演马至东马村为终点的长城始修当在此阶段。沿线战国时期遗存皆位于长城燕国一侧,姜庄子、赵么、完城、郭底等遗址、城址均出土有燕明刀币,文安县曾出土“郾王职作 萃锯”铭文戈,表明长城属燕国始筑无疑。

  齐威王和宣王初期,齐是威慑东方的大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公元前356—320年)言:“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大城),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宣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五旬而举之。”这不仅说明当时齐国的强大,也表明燕国东南境无险可守,且防御设施薄弱。公元前311年燕昭王立,为报齐破国之仇,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外交、军事等措施,国势大增,燕“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马六千匹,粟支十年”。这一时期齐国的主要战略方向转移,南与楚、赵争夺中原,侵楚,灭宋,伐赵,穷兵黩武,国势渐衰,燕齐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燕国有能力和机会重新修筑边境的防御设施长城,即文安县大长田、司吉城、康黄甫、徐黄甫、韩村及大城县郭底、南楼堤、大王都、任场、杨堤、刘固献段长城。这条建在洼淀边缘高地和西南——东北向垄岗高地上的长城,不仅可少受水患威胁,也与易水、滱水长城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且较前一条长城坚固,又利于后方支援的南长城防线,增强了抵御齐国入侵的能力,同时也完成了伐齐的军事准备。所以,西支长城极可能修筑完成在燕昭王时期的乐毅伐齐(公元前284年)之前。

  文安、大城两县战国时期地处燕、赵、齐边境,三国曾先后互有领属,燕易王前后和燕昭王时期修筑的易水下游(滱水)、滹沱水长城,即今文安、大城两县的燕国南长城,秦汉时期乃至以后历代仍继续发挥着防水作用,致使历代史志学者忽略了它作为长城的重要历史作用。加之两县地势低洼,古河道众多,清代以前淀泊河薮相连的恶劣环境,严重阻碍了前人收集信息资料的途径,这是造成史籍对文安、大城两县燕国南长城无记载的另一个原因。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之河流各历史时期的多次改道、淤积作用和“溏泺”防线等大规模水利工程,更增加了前人确认、记述战国燕南长城位置、走向的困难,使其成了战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廊坊境内的运河及遗迹

  中国大运河是浙东运河、隋唐运河、京杭运河的总称。

  运河是中华民族用血汗铸就的伟大工程,是中国古代贯通南北方的唯一航道。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廊坊地处华北平原,北倚燕山、西接太行,地势多淀泊洼地,自古就有很多河流经过廊坊,然后向东流入大海,如永定河、子牙河、黄河、白河、拒马河、鲍邱河、泃河等等,素有“九河下梢”之称。这些河流为开凿运河提供了天然河道。历史上隋唐运河之永济渠和今京杭大运河·北运河都从廊坊境内通过,运河沿岸留下很多遗迹和故事。

 

隋唐永济渠

  永济渠,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引黄河支流沁水入今卫河至天津,凿通廊坊淀泊,溯桑乾河(今永定河)通涿郡(今北京)。隋炀帝为了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在涿郡集结军械粮饷,所以“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隋炀帝不顾人民死活的举措,引发隋末人民大起义,不几年隋朝就灭亡了,但运河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永济渠今已不存在,但从历代史料和故道遗迹可以还原其在廊坊境内的流经路线,自山东一直向北经沧州(今南运河),至静海县独流口折向西北经过文安、信安、霸州、永清,向东在安次旧州接桑乾河达涿郡(北京)。《宋史·河渠志》记述缘边塘泺时云:“其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渠合破船淀、灰淀、方淀为一水。”又云:“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永济渠为一水。”“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为一方。”(乾宁军在今青县,破虏军即信安)表明永济渠离开了今南运河后,西行经信安、霸州。丰利(文安)、通泽(永清)二县为隋朝为保证运渠畅通,专门在沿线设置。《顺天府志》永清县沿革下记:“隋大业七年因开渠通辽,乃于县西置通泽县。”《太平寰宇记》记:“大业七年征辽,途经淤河口,当三河合流之处,割文安、平舒二邑户于河口置丰利县。隋末乱,百姓南移是城。贞观元年以丰利、文安二县相近,遂废文安城,仍移文安名就丰利城置县,即今理也。”宋代文安县治是隋设置的丰利县城,而丰利县的设置是由于通辽运渠(即永济渠)途经该地。

 

宋代“沿边溏泺”和辽金“运粮河”

  宋辽对峙时期永济渠因战乱逐渐荒废,北宋一段称“沿边塘泺”,是指保州(今保定)到信安之间沟渠纵横、淀洼连绵的塘泊环境,由于多缘宋境分布,史称“缘边塘泺”或“沿边塘泺”,又称御河。信安、霸州以北,辽金称之为“运粮河”。

  宋辽时期,桑乾河(今永定河)在廊坊东南部有两条支流,称为龙河和凤河(古永定河支脉,非今龙河与凤河),由于隋唐时永济渠北上借桑乾河河道入北京,所以龙凤河也是永济渠故道,此时被称为“运粮河”。宋辽澶渊结盟之后,进入一百多年和睦时期,双方在界河(拒马河,流经霸州、信安、高碑店等地)沿岸开辟贸易市场,辽利用凤河天然水道,到信安、霸州等地进行贸易。龙河河道则与拒马河、桑乾河、涞水、易水相通,商船可以从宋朝的信安贸易市场直抵辽在涿州的贸易市场,将双方的香药、犀象、茶叶、粮米、漆器、牛、羊等物资进行交易。

  宋辽时期,另外一条在廊坊境内的“运粮河”,又称“萧太后河”,在香河县,辽宋对峙期间,幽州地区闹灾荒,宋朝封锁粮食北运。萧太后命军卒民夫,开挖一条从燕京经潞县、香河、武清至北塘的运粮河,转运辽东海漕粮物,沿用至金代,即今青龙湾故道。

 

京杭大运河·北运河

  元代在隋唐运河的基础上,又相继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取直疏浚,将原运河进一步通到北京城内。公元1293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后利用白河下游河道贯通京杭大运河,此后,由通惠河至白河下游这段河道(北起通州南至天津)就被称为北运河。此后白河下游段成为南北水运的主要航道,是元、明、清三代运河的北端。北运河从北京通州北关到天津市红桥区的新红桥入海河,流经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香河县、天津市武清区、北辰区、红桥区,全长186公里。北运河香河界内全长23.81公里。

 

通泽县城遗址

  通泽县因永济渠而设,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县治所在今永清县城西五里通泽村。永济渠从县西北五里通泽村进入,至县西南东流入霸州淀泊渠。唐天宝元年更名永清县。通泽县城的兴起和衰落与永济渠的兴废息息相关。至今仍能找到通泽县城的遗址,位于永清县曹家务乡通泽村南,遗址内曾出土过隋代的石辘轳、砖地、瓷器、陶器等。    

 

 

 

 

 

 

 

 

 通泽县城址张善敬墓出土墓志              张善敬墓出土青釉四系罐

 

霸州-古益津关

  霸州市历史悠久,位置在永清县和信安镇之间。唐代以前,霸州辖境大部被水域覆盖,河湖密布,溏泊堤岸绵延不断,人烟稀疏,故建置时间较晚,兴起于唐末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汉民族的对峙。公元692年,永清县由安次析出,安史之乱后,为防止北方民族势力南下,在永清南境设益津关,即霸州建置的前身。五代晋由子石敬瑭割十六州赂契丹,益津关入辽22年。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收复失地建霸州。宋初,州治移至益津关,州关同治,杨六郎(杨延昭)镇守于此。与信安军相同,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是霸州建置的显著特点。

  益津关,一说又称草桥关,据《霸州志》载“州北一里北关厢外有草桥关”,相传“杨延郎建草桥于此,因此得名。”当时,关城皆为土墙,沿城井(护城井)七十有二,值隆冬令甲士汲水浇城凝水,虏疑不敢进。因战略地位重要,益津关成为北方一大重镇。宋人称:“此固三关之锁钥,实则冀中之机枢”。

  宋辽对峙时期,在冲突趋于缓和的一段时间,霸州作为宋朝的重要榷场,其边境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霸州是宋辽时期宋的四大榷场之一,此外还有雄州(今河北雄县)、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辽向宋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宋交换的商品主要有丝绢、茶叶、粮米、漆器等。

  元明清时期,民族统一,霸州不再作为边关或边贸,但由于其处于京津冀的水陆要冲,贸易功能和商业传统却未完全丧失。明清时期,霸州发展成为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华北商贸和文化重镇。一千多年的商业发展铸就了霸州丰厚的商业文化传统。

 

信安镇

  据《霸县新志》载,“信安”始建于西汉初年。信安的得名也是根据西汉著名大将韩信曾于此安营屯粮而得名信安。唐朝时,信安镇位于永济渠与白沟河的交口,称淤口,为一处关隘,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北伐,收复关南,于此置淤口寨,宋辽对峙时期,宋太平兴国六年在此置破虏军,守将为杨延昭,与益津关同拒辽军,澶渊结盟后改破虏军为信安军。由于宋辽对峙,永济渠以信安为界,南北通航中断,但仍为粮食、军事物资的重要运输通道,信安成为北方重镇。金代定燕京为中都,信安段永济渠仍作为重要的漕粮运道。同时,信安也是宋、辽、金时期重要的边界贸易市场,交易的商品包括香药、犀象、茶叶、粮米、漆器、牛、羊、马、驼等物资。

  金代末,由于受桑乾河的影响,信安北上涿郡段淤塞严重,金章宗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决定漕船不再经信安北上涿郡,改由静海、独流至柳口,东至三汊河口,北上武清,达于中都。这一决定致使信安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近800年间,不再有太大的发展。

  宋元时期,随着军事、商业的发展,信安的文化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典型代表就是龙泉寺的兴隆。

 

龙泉寺

  龙泉寺位于霸州市信安镇爱国街村中心,京保公路北700米。始建于唐末,该寺又称龙花寺,总占地面积1706平方米,金大定三年(1163年)重修,元末明初寺院被大火烧毁,明永乐年间在寺院原址重修。明崇祯十三年(1640)又大修,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修大雄宝殿。现仅存大雄宝殿。1993年由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信安镇政府对大雄宝殿进行修复。

  龙泉寺建有山门,山门内有泥塑四天王脚踏磨鬼。院内东西有钟楼 、鼓楼、配殿。中间为大雄宝殿,殿内泥塑释迦牟尼佛像,现存大雄宝殿为砖木结构,庑殿式绿琉璃剪边菱心布瓦顶。后为千手佛阁,泥塑千手千眼观音和十八罗汉。寺院中有石碑两通,一通为明永乐年间重修龙泉寺碑记;另一通为1993年重修大殿碑记。

寺内有古井两眼,出甘泉,可供十方之众,故得名龙泉,该寺即为龙泉寺,是历史上有名的禅宗道场。传说,宋辽作战时,杨延昭被困淤口关(信安),恰逢大旱,宋营官兵饮水奇缺,唯有这两口井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杨元帅大悦,军心稳定,宋朝八贤王赵德芳闻之亲临视察,叹曰天不灭宋,实乃龙泉也,遂派兵严守,尔后受之“御井”美称。现龙泉寺大殿乃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重修,一九八二年七月河北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运河·香河县

    香河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六千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其建制远溯辽宋,辽太宗在此设淑阳郡,时城东南滨水,掬觉微香,故名香河。明朝燕王朱棣曾有意在此建都,后因统兵北香河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六千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其建制远溯辽宋,辽太宗在此设淑阳郡,时城东南滨水,掬觉微香,故名香河。明朝燕王朱棣曾有意在此建都,后因统兵北上,在此留下一大憾事。

  受桑干河的影响,信安北上涿郡段淤塞严重,金代晚期,永济渠旧道荒废,香河县境内的河流被利用作为漕运河道。元代利用流经香河的白河下游作为贯通京杭大运河的河道,是为北运河。

  大运河流经香河,对香河的经济和人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古渡春荫和西河箫鼓(西河即流经香河的北运河,每当官船过往之时,必然停楫以岸,岸上鼓声齐鸣,其声响彻全县)被列为香河八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官吏名士受到这里自然和人文美景的感染,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

咏“古渡春荫”

五绝:王豫立

芳村接春云,浓荫暗极浦。

日落水烟生,渔艇纷相聚。

七绝:

依依官柳复长堤,渡口春烟人望迷。

惹目且收河上泪,殷勤分与绿千畦。

七律:熊膏

城西古渡柳如烟,三月风光正可怜。

渔子鸣榔歌欸乃,美人柏桨恺婵娟。

浓荫蔽日疑无地,流水浮香别有天。

斗酒双柑何日办,驾来坐大堤前。

五律:胡其俊

渡口饶春色,春深柳乍繁。云开风坠雨,林束籁鸣滩。

夹岸*声乱,艤舟人语欢。絮飞三月尽,又见雪漫漫。

五律:袁懋德

春色印平川,芳菲送客舷。王孙凄古道,张绪忆当年。

舞燕啼莺外,斜风细雨天。只今寻旧迹,回首一惘然。

七绝:袁懋功

柳花飞处雪成堆,油壁香车面面开。

一片绿荫迷望眼,碧波痕皱小舫来。

咏“西河霄鼓”

七律:

锦缆轻抛星斗横,西河警鼓夜来鸣。

阗阗击傍渔灯起,隐隐声从客棹行。

旅况漏残眠不得,乡心月落梦还惊。

劝君莫作寻常,处处相闻似禁城。

五绝:王豫立

画航棹兰桨,笳鼓声互竞。沙鸟起前洲,素波自相映。

七律:熊膏

擎鼓阗阗何处音?长河西去日初沉。

援桴疑是将军令,维缆侦知使者临。

轻按棹歌芳草渡,缓随渔唱落花荫。

从来野宿无鸣铎,拟作更筹报夜深。

五律:胡其俊

远渡繁铙吹,偏宜入夜闻。风飘声递急,露坐响弥纷。

博望槎衣斗,伏波樯倚云。太平持节使,应只报明君。

七绝:沈惟耀

千里黄沙震鼓吹,三洲长夜水弥弥。

楼船睡稳飞青雀,动地渔阳觉已迟。

 

王铎

  王铎(1592-1652年),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字觉斯,号嵩樵、痴庵等,河南孟津人,祖籍山西洪洞。

  当地传说,王铎在马从龙(香河知县,王铎岳父)任知县期间曾长期客居香河,并写有《香河县》一诗。另一说,当年王铎殿试赴京时即于张庄登岸题诗。

  张庄明代称张家庄,北运河曾流经张庄村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时整治北运河河道时被“截弯取直”,改为现状河道。现地表已经难以辨清故道形态。

  从王铎本人的生平经历看,王铎久住香河的可能性不大,但途经香河拜谒马从龙的故交则是有可能的。王铎中进士后曾多次来往于河南孟津家乡和北京之间,有时是由陆路,有时则为水路。经由水路时香河为必经之地。

  王铎书法作品《草书五言律诗四首》作于壬午年,即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香河县》诗的背景是明末乱世时期明朝内外交困,地处京畿运河岸边的香河一片荒凉,作者对此表现出的无奈与感慨跃然纸上。

 

金门闸

   金门闸位于香河县红庙村西南,北运河东岸,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时称金门闸(又称红庙闸口)。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为减轻水患,开凿了青龙湾减河。乾隆三十七年在北运河与青龙湾减河交汇处建造石闸一座,并赐名“金门闸”,有乾隆亲笔题诗一首。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在清代基础上改扩建。目前,清代金门闸现存南、北两处闸台,北闸台保存较为完整,平面略呈梯形,外壁为条石,内填夯土,夯土层厚20厘米,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26米,高4.4米。南闸台上迎水、由身、下分水等各部位条石无存。金门闸的主要作用是在汛期调节北运河洪水的下泄流量,使北运河的洪水沿青龙湾减河下泄,以保证北运河河道的行洪安全;在非汛期期间,闭闸蓄水,保证运河水位,满足通航需要,或向下游供水。

  红庙金门闸的营建是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反映,闸的设计、选址、取材与施工,均体现出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较高的科学性、先进性。金门闸是北运河上现存的重要的运河水工设施遗址,对研究运河史、水利史有重要价值。为配合中国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推进遗产保护工作,河北省文物局于2012年全面启动河北省大运河沿线重点文物抢救保护工程,金门闸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申遗点。

 

清乾隆御题诗石碑

  石碑位于香河县红庙村金门闸南闸台的树林中,仅存大半截碑身,碑座佚失。汉白玉石质,碑身残高1.3米,宽1米,厚0.33米。碑身文革时被推倒,正面涂上水泥灰浆,又屡遭破坏,碑身正面仅存乾隆御笔草书“尺落低均疏  引河宣”诗句,四周环绕云纹,纹饰雕刻精美。此碑文字与《香河县志》载:弘历《御题金门闸》“金门一尺落低均,疏浚引河宣涨沦。通策略同捷地闸,大都去害贵抽薪。”之诗多字相合。县志上还记载,土门楼闸又称王家务大闸,乾隆时赐名金门闸,并题诗。根据对碑刻上的文字考证,与文献记载内容相符,书法特征与之前发现的乾隆御制诗碑上的字体一致,此碑应是文献所载的乾隆御制诗碑。

 

吴打庄与红庙沉船遗址

  在北运河东岸的吴打庄和北运河与青龙湾交汇处的红庙村南曾经各发现一处沉船点,沉船的发现为运河的功能提供了实证。红庙沉船为1975年春夏期间在运河内鸡嘴坝施工时挖出。船为木制,已糟朽。在船舱内发现3 个黑瓷碗、一个褐釉瓷碗、一个青花瓷酒杯、一个青花瓷小碗,另发现少许尸骨。到1975年7、8月份时,汛期洪水将鸡嘴坝新坝冲毁,在坝东青龙湾河口内冲出一条沉船(木制),村民在船里捞取了瓷盘(已被毁)、一把铁刀、三只缸胎小罐。

  吴打庄村西沉船出土地点位于香河县五百户镇吴打庄村西南北运河河道内(东岸),沉船为抽砂时发现。2003年8月由廊坊市文物管理处负责清理。船为木制,残长11.34米,约三分之一已无存。在船舱内发现大量青砖、青花瓷碗(残)、铁镰、木梳(残)等。京杭运河是漕运的主要通道,各地上缴的漕粮进贡的城砖、墙砖,都通过它来运输。明代官府规定运河上官家船必须免费代运城砖,每只粮船,需带城砖四十块。嘉靖三年又规定每艘粮船带砖九十六块,民船每艘十块。由于大运河航道曲曲弯弯,涝时激流汹涌,旱时缺水难行,运送青砖的船只,常有倾覆。吴打庄发现的沉船有可能是负责向京城运送青砖等材料的民船,遭遇意外沉覆于此。

 

王家摆古渡口

  古代桥梁较少,很多河流都是用船渡方式衔接两岸交通,包括码头、引道等。王家摆位于北运河中部,漕运兴盛时期,王家摆附近河面上,舟渡往来不息。

  关于“王家摆”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唐代潞河边上有一个使船的大汉叫王彦章,此人身高八尺,力大无比,手使的船篙是两丈多长的大铁棍。久而久之,这个渡口被大家叫做“王家摆渡”。一天,李存孝(唐末至五代著名的猛将,武艺天下无双,勇力绝人)年幼时随母过河,当船行至河中心,王彦章发现李存孝蹲在船头,用手指抠船上的铆钉,一转眼抠了一堆。王彦章气得抡起铁镐就砸向李存孝。想不到,李存孝伸臂一搪,大铁镐便成了对头弯儿。王彦章大怒,让李存孝赔篙。李存孝拿过铁篙,顺手一捋,又将铁篙捋直,还比原先长出二尺。王彦章叹道:“有李存孝,哪显我王彦章啊!”遂弃船隐退。1973年王家摆大桥建成,王家摆渡口的舟渡就逐渐消失了。

宝庆寺

  宝庆寺位于香河县安平镇王指挥庄村西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相传明代指挥使王云肆(又名王云寺,湖南长沙雉鸡坨人)随燕王朱棣率兵北上,屡立战功。于通州旧城南关三间房落户。明末,其后代迁居此地,并在运河南岸建宝庆寺。现存建筑为中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从原址迁建。

  宝庆寺为一进院落,坐北朝南。轴线上依次为山门、正殿,正殿两侧有东西耳房,院落中有东西厢房各三间、东西盝顶儿(平顶房)各两间。现仅存正殿,残损严重。宝庆寺庙内原有两口铁钟(钟上雕有精美纹饰和经文)、香炉一个、佛像(泥塑)等,后遗失。

 

安头屯中幡

  相传起源于隋唐时期,后随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发展,船工受船帆启发而创造的娱乐表演形式,后经不断的改进和发展,成为节日庆典表演节目。清代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从杭州沿运河回京,途经香河时,安头屯中幡为其表演,深得乾隆皇帝赞誉,诏令敕封安头屯中幡会幡面一对,上书“龙翔凤舞”,下书“人神共悦”,并赐黄马褂等全副值式(演出服饰)十二套,另赐打鼓、花钹、门幡等若干。清代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咸丰帝举办登基大典,颁诏安头屯中幡老会进京参加祝贺,颁诏再次敕封幡面一对,上书“风调雨顺”,下书“国泰民安”,并御赐安头屯中幡会“重兴老会”会名,所有人员值式一套,其中“国泰民安”幡面保留至今。安头屯中幡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运河的开通客观上促进了运河沿线区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对外交往和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地区,中外优秀文化得以迅速传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运河上大量的渡口、船坞、码头等运河特有节点的产生,促进了沿岸城镇、村落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推动了运河沿岸文化的发展,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

3.古代战争的奇迹—边关地道(古战道)

  “万里长城与战道,地平上下两奇观!”万里长城不论谁都耳熟能详,是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但知者甚少的是在我国冀中平原顶端的燕南大地,筑有一条可与其相媲美的“地下长城”——宋辽边关地道遗址。

  宋辽边关地道遗址位于廊坊市永清县境内,涉及永清县六个乡镇,已查明有地道的有南关、蔡家营、右奕营、白垡、西镇、戴小营、瓦屋辛庄、北孟村、李家口、乔靳各庄、龙虎庄11个村,重点试掘了5个村,共挖出洞体长173米,出土文物有铜镞、水缸、三彩罐、白瓷盘、鸡腿瓶、钱币等。从实地考察看,古战道不仅工程量大,且结构复杂。造型上,洞体高矮各异,宽窄不一,延伸曲折,直角转向,走向不定;设计上,既有较为宽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还有翻眼、掩体、闸门等军事专用设施;埋藏深度上,呈立体分布式,同一地道群内,甚至同一洞体内,也分深、中、浅三层,最浅处距地表不足1米,深处则达4~5米。此外,洞与井相通,有气孔、放灯台等生活设施,可以供人们在里面长时间栖息。建筑材料均为青砖,防御性能突出,专家学者们经过分析讨论认为,永清古地道不是简单的藏身洞,不是老百姓个人所为,其性质是宋代军民经过精心策划、在统一组织领导下建造的大型永久性地下军事工程,也是边关御敌的配套工程。

  烽火狼烟冲天起,金戈铁马立战勋。如今的廊坊地区繁荣富强,但在千年前的宋朝却是辽宋两国反复争夺的焦点。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的北宋政权在消灭北汉后,随即向辽国发起进攻。力图全部收回燕云十六州,辽国当然不肯放弃这块丰美的土地,双方展开激战。结果,北宋倾国之力的两次进攻均遭惨败,陷入被动应付的局面,辽国在取得这两次胜利后即发兵南侵,双方又经历了残酷的君子馆之战和易州(今河北易县)诸战,互有胜负。后来,辽军在徐河(今河北满城、徐水境)之战受挫后的数年中未大举南攻,而宋朝因精锐部队基本消耗殆尽,不得不在战略上发生重大转变,即放弃以武力收复幽蓟的打算,将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燕云十六州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十六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割让给辽以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分界线就从长城、秦岭一线南移到了河北平原地带,北京以南就是百里平川,无险可守,辽国骑兵可以任意骋逞纵横,对宋国边防形成巨大忧患。那时候的永清县城归辽国管,整个永清被分成两个县,县城以北的永清县属于辽国,是两国交兵的战场;县城南关以南的永清县属宋朝,县衙门设在霸州城。今永清县发现的边关地道处于古战道的最北端,位于宋军北部防线的最前沿,它由县城城南分两处走向。一是从永清县城南关西南通往霸州城,一是自永清县城东南通向霸州信安镇,霸州城和霸州信安镇都是宋军屯兵的重镇,前线辽敌一有动向,即可迅速将情报送达指挥部,据此分析,宋辽边关地道可能开挖于北宋转入战备防御阶段之后,是北宋军民为防御辽军而规划修建的。

  如此庞大的军事工程是什么人主持修建的。据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编的《霸州志》记载:“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始自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必以出师。”这一记载非常明确地指出霸州(含永清)的地道为杨延昭(杨六郎)所治,也与杨延昭在宋辽边境的一段经历相吻合。

  杨家将的英雄传奇几乎世人皆知,讲述了北宋杨家的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代人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动人事迹。杨延昭为杨家将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景德二年(1005年)时任莫州防御使的杨延昭经宰相寇准举荐,任保州知州兼沿边都巡检使,紧接着就升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或称都总管),成为高阳关路的最高军事长官。杨延昭从此成为河北前沿的总帅,统兵数万,防守天津至太行山下一线的边防。高阳关、 益津关、瓦桥关是河北边防的重要关口,都在杨延昭的管区之内。晋、冀民间流行小调《小放牛》就有“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词句。清代书法家潘祖荫《秦輶日记》说:“直隶安肃县北河店,即河阳渡,国初大破李自成于此。河之下流曰白沟,有六郎堤,宋杨延昭守益津关所筑也。今新城北有孟良营,雄县有焦赞墓。稗官非尽杜撰,惜史无可考耳。近人诗云:拒马河边古战场,土花埋没绿沉枪。至今村鼓盲词里,威镇三关说六郎。其二:亚古城荒焦赞墓,桑干河近孟良营。行人多少兴亡感,落日秋烟画角声。”描述的就是杨家将戍守边关的事迹,再现当年杨六郎守卫边疆、浴血奋战的情景,残阳如血,鼓角相闻,寄寓了人民对杨六郎的讴歌与思念。

  永清县后奕镇附近有一土台,人称“六郎台”,据县志记载,此台原“高数丈,广七亩,为宋将杨业(即杨继业)所筑”;养马庄乡的杨官营相传就是宋帅杨延昭的中军帐,杨六郎当年就是在这里指挥着千军万马奋勇抗辽;里、外澜城传说是杨六郎驻军於口关(今霸州信安)时,所筑“狼城寨”,并以狼城河分为里、 外狼城,其河由边家河和混河交汇而成,相传北岸为浑河水,其流浊,南岸为边家河水,其流清,亦属“永清八景”之一,后狼城改为澜城;而养马庄、马厂、东溜、西溜相传都是杨六郎养马、放马的地方。六郎台遗址位于永清县后奕镇南门村内,地势东高西低,西为梨园。东西100米,南北100米,遗址中心有一条南北向小公瓦路,东部被民房占压,西部遗址因村民取土已变成洼地,遗址东南有奶奶庙旧址,遗址已被破坏,地表无暴露遗迹现象。曽出土过汉代莲花纹瓦当、清代瓷碗残片。传说六郎台系汉武军台,杨六郎保宋抗辽在此点将,故得名。据群众讲此遗址上早年有庙宇,清代重修过。遗址年代汉、清。

  六郎城遗址位于信安镇新立街,杨六郎戍守的淤口关就位于此处。六郎城遗址东北部分已建民房,仅存遗址西南部,东西200、南北300米。遗址西、南部为耕地,北部地势低洼,有积水,地表长有芦苇,遗址东、北侧紧邻民房。六郎城是淤口关防御重地,是宋军抗辽作战指挥的大本营。

  明代诗人谢榛曾在此赋诗一首,是对六郎城的真实写照。

登六郎城

荒城才极日,怀古泪先挥。

百战空名在,三关事久非。

蓬蒿迷故国,风雨泣重围。

睥睨留悲壮,啼鸟傍晚旧。

  宋辽边关地道遗址的发现与调查填补了宋辽时期历史的一项空白,使我们对当时的战争、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宋辽边关地道199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作为燕赵大地的子民,深深地被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所震撼,被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们所折服。

  1989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高等院校及北京市有关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河北省与廊坊市文物管理部门负责同志等共三十多人,在永清县招待所召开了永清县地下古战道考察暨学术研讨会。一些专家认为,做为古代防御工程的地下古战道,在一定的历史地期,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无逊于长城,就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而言,其价值均可谓“堪与长城比”(赵其昌先生题句),称的起“地下长城,国家瑰宝”(王树民先生题词),“万里长城与战道,地平上下两奇观”(史树青先生题句)。

  古战道的发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可低估,“可补正史所未载”,为文物、历史以及古代军事、古代建筑等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提供了新课题。

 宋辽古战道考察暨学术研讨会专家合影

4.三教遗迹

隆福古刹

  安次,据清代《东安县志》载,西汉设置,属渤海郡。东汉改属广阳郡。当时县城就在今天廊坊西边的古县村。后魏改叫安城。属燕郡。隋代以后仍叫安次县,属涿郡。唐代以后改属幽州。直到唐代武德初年,才因水患从古县迁到常道村。在汉至唐之间的数百年间,古县一直都是远近闻名的县城。前几年,古县村北还有残存的夯土城墙,这座小城中当年还有一座佛教寺院——隆福寺。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后,经过东汉、南北朝、隋近六百年的传播,到唐代达到了最盛期。公元645年,唐朝僧人玄奘自天竺(印度)带回六百五十多部佛教书籍回到长安,用近二十年的时间译成佛经七十五部,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公开大力提倡佛教。武则天时期出于政治需要,达到“皇权神授”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极力推崇佛教。僧人法明和尚公元690年编撰《大云经》四卷献给朝廷,经文说“太后(武则天)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做天下主”,地方官吏也百般奉迎,形成了唐朝的第一个崇佛高潮,各地纷纷建寺刻石,并出现了以武则天为弥勒佛的世俗造像,推动了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

  隆福寺早已无存,它建于何时、毁于何代都不得而知,但推测应该建于隋末,那时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就经过古县的西边。随着永济渠的开凿,安次的经济、文化发展收益良多,而且隋文帝父子都大力倡导佛教,寺院建于此时还是有些根据的吧。隆福寺经历唐武宗灭佛也没受到太大影响,那时山西、陕西一带的僧人都逃到幽州,在唐、契丹边界地区安顿下来,大量寺院得以保留。因此今天在华北、山西北部保存下来的很多佛教寺院建筑有很多是辽代的,比如山西大同的华严寺、河北新城的开善寺、天津蓟县的独乐寺等等,古县的隆福寺到辽代乾统元年(公元1101年) 时还在。

  唐代安次县隆福寺在古代较重要的文献中未见记载,仅在地方史志中提及它所遗留下来的石质灯楼,而隆福寺的规模、建筑格局、形式、宗教传承等均难以考证。隆福寺已荡然无存,但寺院的一件石灯保留了下来,为我们传达着历史的信息。从这件石灯的铭文上知道,这座石灯是一位俗姓艾的法师发起,当地信徒捐助雕凿而成的。

  灯楼是根据它上面篆书题刻的“大唐幽州安次县隆福寺长明灯楼之颂”而命名的。灯是佛教寺院中供于佛前的六种供具之一。《佛说施灯功德经》提到:“于佛塔庙奉施灯明,乃至供养少许灯芯或酥油灯,即使此灯的亮度仅能照一台阶,而福德之大,不是声闻、缘觉所能了知,只有佛才能够通晓。” 佛教认为灯能破除黑暗,代表智慧之光破除一切愚痴和恶道。

  石灯雕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是武则天执政初期,还没有改国号。由联体壼门方形基座、圆形覆莲底座和八角灯柱及联体圆形仰莲、八边形承托盘组成。方形基座边长136、高22厘米,八角灯柱每边宽23.5厘米,八边形承托盘边长52厘米,顶面錾平,并刻有卯槽两周,中心錾圆形浅洞,原应放置有灯室,早年失佚。灯现存高3.4米。

  灯柱雕饰共分四部分,顶部各面浅刻花纹图案。上部各面雕双层尖拱龛,龛内高浮雕坐佛像一尊。中部为序文、心经、燃灯偈等内容,另外灯上还镌刻了很多供养人的名字。下部每面线刻胡人伎乐。

  作为佛教供具的石灯存世者不多,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是山西太原童子寺北齐石灯,陕西乾县、山西长子县、河北曲阳县均发现过唐代石灯,其结构均由灯座、灯柱、承托、灯室组成。隆福寺长明灯楼仰莲承托顶面的卯槽表明原应有灯室,与唐代石灯结构相同。

  安次古县村隆福寺长明灯楼是目前已知纪年最早、雕刻内容最丰富的石灯,无论在整体形态,还是佛像、伎乐的神态和动感及肥硕的莲瓣等方面,无不体现是盛唐时期佛教雕造艺术的成就。隆福寺石灯楼因其雕立年代和特殊的社会政治及宗教背景,使之成为研究唐代中期佛教石刻及造像艺术、佛教与封建皇权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现在,这件石灯已经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廊坊博物馆里。

龙泉钟声  

  一、信安

  信安,始于西汉,唐以前为水乡泽国,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因其处于永济渠与白沟河的交口,唐朝于此设淤口关。后周世宗柴荣收复燕云时称淤口寨。北宋初期,改为破虏军,与益津关同拒辽军,史载守将为杨延昭,景德元年(1004年),也即澶渊结盟之后,宋辽进入和平对峙时期,改为信安军----信安之名始于此。金代改军为县,金元光元年(1222年)升镇安府,元朝建镇,此后再无战事,信安逐渐成为华北商业重镇。

  信安留下很多文化历史遗迹,如龙泉寺,越石盟坛,六郎城遗址,文天祥题词处等,只可惜,很多古迹在屡次战乱和文革时期遭到毁坏,至今只能从残砖断瓦或古稀老人口中得寻其旧貌。

  越石盟坛,位于信安镇爱国街王弼口处。旧时,在王弼口东侧有一高耸的土台,相传是东晋时刘琨歃血为盟,誓讨石勒的盟坛。

  六郎城遗址,遗址位置众说纷纭,大概位于今信安镇新立街及周边,亦称宋城一角,传为宋将杨延昭筑寨处。

  文天祥题词处,亦称“文相题壁”或“馆壁题词”,地处信安镇旧街道的“文庙”内(文革时被毁)。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被俘,从杭州被押解到大都(北京),途中经过信安,达旦不寝,留下一首《南楼令》词。“雨过水明霞,潮痕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懊恨西风吹世换,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只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信安曾经有一块清朝的碑刻,断了两截,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文天祥途经本地的往事。

  元世祖至元九年(1218年)丞相伯颜南巡曾乘水路于北京广渠门起程绕行通州由永定河路经信安,特留宿三日赏查信安盛地。(通州志有考)

  二、龙泉寺

    龙泉寺大殿

  据寺内石碑记载,龙泉寺始建于唐末,原名“龙花寺”。辽代大康时期重建。金代天眷元年(1138年)扩建,金大定三年(1163年)皇帝下诏改名“普照禅院”。元代称龙泉寺,因寺内有井,出甘泉,可供十方(佛教术语)。元末明初时毁于兵乱。明永乐时期在原址重建寺,仍称龙泉寺。明宣德年间、天顺元年(1457年)、天顺五年(1461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及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均曾重修。传说宋辽作战时,杨延昭被困淤口关(信安),恰逢大旱,宋营  官兵饮水奇缺,唯有龙泉寺这两口井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杨元帅大悦,军心稳定,宋朝八贤王赵德芳闻之亲临视察,叹曰天不灭宋,实乃龙泉也,遂派兵严守,尔后受之“御井”美称。  

  一九八二年七月河北省人民政府确定龙泉寺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存大殿。一九九三年,由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信安镇政府对其进行修复,并重建了山门、后佛楼等。

  三、古寺建筑特色

  寺庙史建于唐末,辽、金、明、清曾多次重修。龙泉寺分三殿,前为山门,中有大佛殿,后有千手观音阁。另外,建有角门、钟鼓楼、东西配殿、东西厢房、便门等建筑物。并绘有龙泉寺鸟瞰图。建筑总体为明清风格建筑。明清寺院布置大多以数层院落构成,且多以南北中轴线为主,自男而北为山门,门内左右为钟鼓楼,正面为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再后为藏经楼,两侧廊庑,气势庄严雄伟。龙泉寺原属此类格局。前部只是将山门与天王殿合而为一,但使用功能不减,当地乡民称之为金刚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做歇山顶,室内塑有韦陀手持宝杵像,两侧塑四大天王像,整体构造与正定隆兴寺山门极为相似。山门左右两侧辟有劵棚便门,以备僧侣日常出入。山门往北有一甬路,直通大雄宝殿和后佛楼。甬路两侧有钟鼓楼、水井和厢房、配殿等。

  现存大雄宝殿,前出月台,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绿琉璃庑殿顶,

四坡正中以黄琉璃瓦做菱形花心,并以黄琉璃瓦剪边。庑殿顶在李诫《营造法式》中称为四阿或五脊殿,是大式做法中最高等的形式,在宫殿庙宇中,只有最尊贵的建筑物才使用庑殿顶。古建筑瓦作,依材料分为两大类,即布瓦与琉璃瓦。其中琉璃瓦是一种特级瓦,寻常百姓不得使用。大雄宝殿台基高出地面90公分。《大清会典事例》载有顺治十八年关于台基高度的规定:公侯以下,三品以上,房屋台基高二尺;四品以下至士民房屋台基高一尺。可见龙泉寺虽规模不大,但等级是极高的。以琉璃瓦做剪边的做法,在明、清两代较为常见。后佛楼为重檐歇山顶建筑,下层供佛像,上层储藏经卷,可见,后佛楼亦为藏经楼。在规模较小的寺庙,将多种使用功能集中于一座建筑,是寺庙建筑史上的一种常见的做法。

  龙泉寺的兴建是代表信安佛教文化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其建筑形制的等级之高,也可见信安镇在宋金元乃至明清时期,都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备受朝廷关注的一个城镇。

 

 

 

 

 

 

            龙泉寺大殿保护标志                          龙泉寺保护标志

 

塔镇灵山

  一、历史沿革

  三河,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4年)始置路县(今三河县和北京市通县地共为路县)。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又改称为潞县(路加水旁自东汉起)。东晋、十六国(公元317年至420年)三河属前燕和后燕。北魏(公元386年至557年)三河属于幽州渔阳郡。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分潞县东部另建三河县。以地近洳河、鲍邱河、泃河三水而得名,隶属于幽州。县名沿用至今。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改属于蓟州。后晋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从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起,三河县随之并入契丹。隶属于蓟州。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三河属南京道幽州都府蓟州。后改幽都府为析津府。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河县属于北平府。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清初,三河县隶通州属通永道。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三河仍属于顺天府。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顺天府改名京兆、直隶中央政府。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迁都南京,直隶改称河北省。三河县隶于河北省。

  二、灵山

  灵山,位于三河市城区东北7.5公里处,海拔877米,是燕山余脉至此融结,突兀成峰。山虽不高,风峦秀丽,东面与整个燕山相结,其余三面皆为平原,有泉水从灵山之南麓涌出,是京东首处集山、水、林、古迹的自然景区,尤以泉水为盛,山脚下三面有泉,泉水清澈甘甜,汇流成溪,环绕九十九湾入洵河,有“灵山素玉”之美称。据三河县志载:城北十五里有灵山焉。随地涌泉,涓涓不息,附近居民恒藉以灌园,所产蔬菜较他处鲜美。灵山的黄瓜、白菜在京东很有名气。黄瓜瓜味清甜爽口,汁液粘稠鲜美。小清河岸上了年纪的人说,以前,小清河两岸瓜架排排。夏秋两季,人们推车挑担,把瓜运往集市出售,或串乡叫卖。更令人称奇的是,灵山黄瓜长的特别快,据说,头天晚上把架上的嫩瓜拦腰折断,再原茬对好,第二天早晨就能愈合。

  三、灵山寺

 灵山全景

  灵山原有灵山寺,抗日战争时期被毁。原灵山寺最早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据县志记载,清同治元年正月至二年四月,重修了灵山寺的正殿和东西配殿,并增修了神龛座。此工程于同治二年四月十五日竣工,所以这一天就被定为了“灵山庙会”。当地的老人说,灵山寺气势雄伟,西南山脚下还建有戏楼,人们可坐在山坡上居高看戏。戏楼东侧, 还建有娘娘庙一座。每到庙会期间,商贾云集,游人接踵,善男信女,烧香拜佛,民间艺人,演戏走会,一片繁荣。

  原寺有三层殿和东西跨院,共有40间房。大殿为菩萨殿,西配殿为达摩殿,东配殿为关帝殿。南面有倒座房5间,中间一间为山门。大殿前东西两厢各3间,另有东西跨院。西跨院正房5间,西厢房6间,为佛事活动用品储藏室,东跨院正房4间,东厢房3间,为僧房、厨房等用。山门外有一钟鼓楼。

  可惜,这些建筑,除戏楼保留到解放后才被拆除外,其余连同灵山寺一起被日本侵略军一把大火烧为灰烬,只留下山上孤塔和一些庙基痕迹,昔日红墙黄瓦、殿堂钟楼已荡然无存。即使如此,每到星期日和灵山庙会,来此处游玩的人也很多。为弘扬民族文化,再现昔日繁荣热闹景象,灵山脚下的大唐回村于1998年遍请能工巧匠,在灵山寺原址建正殿三层四座、东西配殿、钟鼓牌楼及庙堂、念佛堂、佛经交流处等大小共十五座八十九间,各殿内塑佛像三十七尊。工程于1999年5月30日竣工。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会长为该寺天王殿、大雄宝殿题写匾额;北京佛教协会理事、北京灵光寺演道大法师亲自主持开光仪式。

  四、灵山塔

  灵山塔,位于灵山顶端,为灵山建筑群中唯一的古代建筑。灵山塔为楼阁式实心塔。相传为辽代佛塔,据考证建筑风格为明代,是否为灵山寺附属建筑无法考证。

  塔分五级,高约12米,形为八角,砖木结构。由塔基、圭角、塔座、塔身、塔檐、攒尖式塔顶、塔刹(原物已失,现构件为1998年重修)。

  塔基散水砖砌,方砖排列成斜坡状,有利于排水。

  圭角浮雕卷草纹,纹理生动流畅,遗憾的是大部分残破。

  塔座由须弥座和叠涩覆莲座组成。下部须弥座逐层为下枭、炉口、混砖、束腰、上枭、混砖、上枋组成,均为砖砌。束腰八面,每面中央部位砖雕花卉一朵,其花形叶脉,雍容大方。须弥座上接覆莲座,先是四层砌砖,逐层内收,然后接砖雕覆莲,形如巴达马,是元代以后覆莲纹的演化,线条曲迦自然流畅。再上平砌一层砖。

  塔身,共五层、八面,第一层:东、西、南、北四面均为“假门”样式,券脸雕蓄草图案,简洁大方,门内应有图案或经文,但已被水泥抹平,无法考证,其余四面为塔壁,无雕饰,中央部位镶一方砖,上雕楷书“佛”字,威严庄重。第二、三、四、五层塔身逐层内收、减短,东、西、南、北四面置“假窗”,券脸雕蓄草花纹,其余四面中央部位镶一方砖,上雕楷书“佛”字,纹饰文字均与第一层相同。由于屡次受到雷击,塔身东南裂开很长一条缝隙,从塔顶直至第一层塔身,裂缝约5毫米,已维修,但已影响塔身坚固和美观。

  塔檐,共五层,均是由直檐、半混、枭砖、檐椽、飞椽、盖板砖组成的冰盘檐,角部出木质角梁一根,布瓦顶,逐层相应塔身缩小、内收,只在第五层围脊有合角兽(方砖雕刻而成)。每个塔角设置套兽、凤铎。清风徐来,凤铎叮当作响,可传十里开外,韵如编钟,悠扬悦耳。

  塔刹,按明代佛塔样式重修,攒尖式塔顶上置仰莲座,座上呈三层葫芦式塔刹,塔刹上装避雷针。

  1993年7月灵山塔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由河北省古建保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加固维修。

        

香河文庙

  文庙即孔庙,是中国古代祭祀供奉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地方文庙又是地方官学教授儒学的最高学府,又称“学宫”。地方文庙是“庙学合一”的礼制性建筑,故有“庙学”之称。

  孔子逝世后,鲁哀公亲诔,次年命祭祀孔子,将孔子“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为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岁年祭祀”。唐贞观元年(公元630年),太宗李世民下诏“州、县皆立孔子庙”,孔庙即在全国各地兴建。唐玄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因此,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代之后简称“文庙”。

  唐代以后直至清代的各县都建有文庙,文庙在13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具有鲜明地方风格的最高标准庙学建筑群。到了清朝末年,全国已有文庙1800多座,遍布华夏大地,这些文庙在各地兴教育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地文庙是由“文庙”与“学宫”两部分组成。其中,文庙是学宫的信仰中心,学宫是文庙存在的依据,二者并置组成“庙学合一”的礼制性建筑群,即“庙学”。“庙学”是地方官学的最高学府,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皇帝下诏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教育新制后,庙学则完成历史使命。

   

明万历版《香河县志》文庙在县城中位置

  目前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是著名的山东曲阜孔庙,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还保存宋至民国时期的文庙,文庙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对于研究和弘扬儒家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香河文庙的历史

  香河县文庙位于香河县城淑阳大街路北香河第一小学院内,坐北朝南,为香河县明、清两代文庙所在地。据明万历版《香河县志》记载,香河文庙始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迁于今址,原有棂星门(先师门)、泮池、戟门(大成门)、大成殿、乡贤祠、名宦祠、敬一亭、明伦堂等建筑。现仅存戟门及东西耳明万历版《香河县志》香河文庙在县城中位置房各三间。戟门始建于明初,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知县陈增美改戟门五间为三间,后经历代重修,今作为香河一小的库房使用。现总占地面积355平方米,其中戟门建筑面积138平方米。

  洪武四年(1371年)知县韩琚始建儒学,在县治东。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训导谭震捐俸重修西宅正房三间,东西房各三间,寅宾厅三间。

  嘉靖四十年(1561年)知县刘耀武重建。

  隆庆二年(1568年)知县万通重修。

  万历十二年(1584年)知县王访改原寅宾厅三间为启圣祠。

  万历二十年(1592年)知县陈增美因“文庙旧逼近市,制不闭洫”议更之。积贮至次年春,大兴土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知县陈增美改戟门五间为三间,重修道义门一座,重修教谕宅一所。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知县焦元卿建育贤坊一座。

  万历四十年(1612年)知县徐一鸣重修棂星门一座,较原址进八尺。改建启圣祠东“寅宾厅”三间,正房三间,东西房各三间,训导宅一所。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知县徐一鸣创建三间正房,三间东宅,东西房各三间,寅宾厅三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主簿郭凤来重修。

  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戟门明间脊枋下有楷体墨书题记:“时大清光绪拾柒年岁次辛卯仲秋榖旦重修”,“前代理香河县事金铨教谕王承宪特授香河县知县唐典训导马焕文暨阖邑绅士监修通州益寿木厂商人贾俊承修”

  光绪十九年(1893年)文庙后部的承衣殿及崇圣祠改为“劝学所”,后改为“淑阳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文庙由大成殿分为两部分,前为“香河学堂”,后为“淑阳书院”。

  民国五年(1916年)县长翁量能、劝学所长王凤翰提倡重修。

  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大成殿驻保卫团总团部。

  民国二十年(1931年)设在“承衣殿”的“师范传习所”改为“乡村师范学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党香河县党部占用文庙后半部,乡村师范学校迁往真武庙。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香河县商会主席王辅廷等募资重修。

  新中国成立后,为县文化馆占用。

  二、香河文庙的建筑格局

  明代初建时的格局:最南为棂星门一座,其次为道义门一座,进道义门为泮池,往北为戟门三间,泮池东西分别为名宦祠和乡贤祠各三间。戟门北为先师殿三间,东西庑各五间。先师殿后为明伦堂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分别为日新斋房、时习斋房。明伦堂后为御制敬一亭三间。先师殿东为启圣祠一所,启圣祠东为寅宾厅及东西厢房各三间。明伦堂东为教谕宅一所。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庙南首为道义门一座,砖木结构、琉璃瓦顶。进道义门为东西向泮池,深三尺,上架拱形砖桥三座,护以栏杆。泮池东为名宦祠三间,西为乡贤祠三间。名宦祠南隅有文笔一杆,高二丈余,下有基座,上有峰顶,中书“文笔”二字。乡贤祠南隅有砚台一方,呈长方形,长五尺,宽三尺,高三尺,南北置向,砖石结构。泮池北,戟门三间,前后敞通,平脊筒瓦,内壁彩绘。穿戟门,有甬路直通正殿,正殿三间,飞檐如翼,内壁彩绘,当中供孔子牌位。殿前月台东西长六丈、南北宽三丈,高三尺,护以花墙。正殿左右,东西庑房各五间。正殿西侧有月形门通往殿后明伦堂。

  现在香河文庙仅存戟门三间,位于香河县第一小学门内东侧。戟门南为新盖一层平房距其14米,北为教舍距其2米。东为学校院墙,西为甬道。

  三、香河文庙现存戟门的建筑形制

  香河县文庙戟门,面宽三间,进深三间,尖山式悬山布瓦顶建筑。

  戟门平面前后檐柱各用四根,前后金柱各用四根,两山中缝不用柱。前檐檐柱置现代装修,原装修已无,现金柱上仍存有装修卯口痕迹。后檐墙体砌至额枋底皮,墙体酥碱、剥蚀严重,左右山墙为五花山墙与耳房相接,山墙签尖、拔檐为水泥堆砌。前檐墀头为青砖十字错缝淌白砌筑,青砖规格280×140×70。梁架结构为五架梁前后抱头梁,七檩用四柱。檐柱间施檩垫枋三件,檩下纵向置抱头梁、穿插枋。明间穿插枋之间施纵向垫木以承抱头梁、,垫木出头砍割如霸王拳形制,后尾砍割出锋如雀替形制。金柱间施檩垫枋三件,檩下纵向置五架梁,断面尺寸为380×350,五架梁下施随梁,梁头为霸王拳形制。五架梁上立瓜柱两根,瓜柱柱脚纵向施连二角背。瓜柱间施上金檩、上金枋两件,檩下施三架梁,规格为320×300。三架梁上立脊瓜柱,柱脚纵向施角背,柱头施大斗承接纵向之异型栱,其上承脊檩。该建筑梁架用材规整,角背雕刻精美,建筑体量较大。

 

 

 

 

香河文庙戟门正立面图

  香河县文庙虽然仅存戟门,但却是香河县城内唯一留存的清代官式建筑。梁架有清光绪年间彩绘及墨书题记,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戟门建筑规模较大,用材规整,做工考究,雕刻精美,梁架、彩绘保存完好,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金檩出梢及燕尾枋                       戟门东山墙墀头及檐檩

 

真武道场  

  西户屯真武庙是廊坊市区保留下来的唯一的古建筑,位于市区东环路东侧,西户屯村西。清代,这里属于武清县的辖区西缘。村里人讲,西户屯始建于明朝初期,当时有田、褚、邸三姓在此定居。因田家出了一个皇家护卫而得名护卫屯。民国时期,村民嫌隙,分成东、西护屯两个村子。

  过去,每年腊月三十晚上,人们都会把五谷杂粮放在真武庙的真武大帝座下,正月初一看哪个相对长“长了”,就播种那种作物,而且被播种的作物年年丰收。

  到了春天,农历二月十三到十五是西护屯的庙会,商贩会于几天前就准备好货品,到此叫卖,方圆百里的剧团、花会也会一展身手。

  西户屯曾建有真武庙、三官庙、观音堂等三座寺庙,就像其他的城隍庙、关帝庙、龙王庙等等一样,真武庙在过去几乎每个乡村都有。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对西户屯村真武庙有明确记载,但始建于何时无从考证。民国六年时村民捐资维修。新中国成立后真武庙最后一位主持李海泉道长被儿子接回山东,之后一直由西户屯集体管理。文革期间,因真武庙和三官庙有大量壁画,面临着被打成四旧、拆除的危险,村民便以修房为名,用白灰将壁画抹住保护了起来。此后真武庙和三官庙相继做过大队部、学校,虽然房梁、门窗被部分拆除,但其整体结构和原始风貌并没有改变。今天的真武庙只保留了前后两座建筑,坐北朝南,均为面阔三间的小式硬山布瓦顶建筑,木梁架和屋顶基本保存原来的风貌,室内梁、檩上有清式旋子彩绘,是典型的北方清式做法,但门窗装修早已被毁。从建筑形式看,它的等级不高,但后殿廊心墙及殿内两山墙壁上保存的壁画较为可贵。壁画是使用矿物质颜料绘制的道教人物画,殿内壁画均长5米高3米,每面各绘6人,他们有的面目狰狞,有的慈眉目善,有的端庄,有的威严。画面线条流畅、细腻,其造型特征、用色、绘画技法等均符合民国时期的壁画艺术风格。

  真武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供奉真武大帝的道场,真武也称玄武,源于中国本土的四神(又称四象、四灵)信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在古代还代表着四方、四色,也与五行、二十八宿有密切的关系。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玄,是黑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的形式显给世人。因此,最早的玄武就是乌龟。它和另外三神的形象不同,为蛇缠绕龟的形象。

   

西户屯真武庙后殿

  玄武在道教中既是颇受崇拜的神明,又是一个可以引导修行的意喜欢他不象。最初的四神崇拜中的玄武被后世道教尊奉为“真武大帝”。真武大帝的身世,后人多认为是在隋炀帝时,玉帝将自己的三魂之一,化身投胎于挣乐国皇后,厌恶尘世,舍位入武当山上修行,成功飞升,镇守北方,号曰:玄武。而其他的青龙和白虎,只做了山庙的门神,朱雀成了九天玄女。玄武在宋代身价培增,并被人格化,这与宋代皇帝的推波助澜分不开。宋太祖时,即有真武、天蓬等为天之大将的传说。宋真宗时,传说:‘营卒有见蛇者,军士因其建真武堂。(天禧)二年闰四月,泉涌堂侧,汲不竭,民疾疫者,饮之多愈。’真宗说此事,下诏就地建观,赐名‘祥源’。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真武庙。也正是这一时期,为了避宋圣祖赵玄朗的讳,玄武改名成真武,此后各地纷纷建立真武庙。

  西户屯真武庙历经沧桑岁月,风雨侵蚀,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记录当年维修时间的木条还钉在真武庙的脊檩上,见证着那段历史。

 

5.古镇遗韵

胜芳古镇——古院落

  胜芳镇历史悠久,是中国北方一处具有水乡特色的文化古镇。始建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最初因地处河堤汇合处而得名堤头村。公元前278年燕王以武力收复此地,取共享和平之意,改堤头村为武平亭,后为避讳皇帝年号且因渭水河流经此地,遂将武平改为渭城。北宋仁宗年间,改名为胜芳,“胜水留芳”之意。古时的胜芳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水旱码头,“水则帆樯林立,陆则车马喧阗”,客商云集、风景秀丽、交通便捷。成为沟通京津保的商贸集散地,清朝时被列为直隶六大重镇之一,素有“小天津卫”之称。胜芳较之省内其它小城镇乃至一般县城,有许多有过之而别人又不能及的辉煌看点。

  2008年10月23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胜芳镇列为“河北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王家大院”、“张家大院”已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王家大院、张家大院”是素有胜芳“八大家”的私宅,家资富足而且住宅都很讲究,建筑别具一格,不亚于北京一些达官显贵之宅弟。今天,就让我们重新回望一下仅存的这3处私宅。

  隔着狭窄的中山大街,路南,一片精致的古典院落,磨砖对缝,斗拱飞檐———是聚兴堂的张家老宅。路北,弥漫着奢华的欧洲风格,穹门朱漆,围廊彩绘———是王子坚的府第。岁月沉浮,上年纪的街道和宅院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仅凭这些散碎的土木遗存,仍可领略镇上“大宅门”的昔日繁华。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位于廊坊市霸州市胜芳镇内老城区中心地带。大院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为胜芳八大家之一的师竹堂王家,主人王子坚,家产富足但此人一读诗书,嗜好享乐,生活极为奢华。

  大院占地面积652平方米,建筑面积518平方米。王家大院原为二进四合院格局,内分四小院,大门朝西。东北角小院为欧式建筑风格,东南角小院为非洲式建筑风格,西北角小院为中国传统清代建筑风格,西南角小院为中西合璧建筑,欧式门窗,四面回廊。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西南、东南两院及大门、二门、三门均被震塌毁,西北、东北两院基本完好。大院从设计到施工,都由当时天津著名工程专家负责,耗费白银三万余两。

  现存西北角小院清代风格建筑为青瓦屋顶,四梁八柱,正面为满堂红,雕漏窗,油漆彩画。东北角小院为欧式建筑,穹门朱漆,围廊彩绘。墙体配饰海石榴花卷草、蝙蝠状卷草、牡丹、凤凰、绶带鸟、百灵鸟等砖雕图案,并在所有额砖墙面上以特制红土砖拼砌各种图案。门窗绘饰欧式古典图案,窗外加百叶窗,西洋设计风格。地面原为木地板,后大部改为水泥砂浆地面。

  该院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多次作为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近年经过全面修缮,按原貌重建了大门和影壁,重现了昔日风彩,已列为廊坊市文物、民俗旅游景点,成为京津地区旅游胜地。

   

 

 

 

 

 

           东北角小院内欧式建筑

 

 

 

 

 

 

                         砖雕                                西北角小院内清代风格回廊

               

  

  

  

  

  

  

西北角小院内欧式建筑及围廊

 

 

 

 

                                       石榴花卷草砖雕图案

 

                           

 

 

                                   砖雕

 

    

 

 

王家大院围墙

 

 

   

  

  

王家大院保护标志

  王家大院历史沿革

  王家大院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堂号为“师竹堂”,户主王子坚。大院从设计到施工,都由当时天津著名工程专家负责,耗费白银三万余两。

  1935年,河北省银行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名“冀中银行”,协调胜芳境内各银号,融通资金,指导监督胜芳与各大城市汇兑银票,使胜芳成为当时冀中金融中心。

  “七·七”事变后,河北银行胜芳分行被日寇强行没收,改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仍在此办公,直至抗战胜利。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此设胜芳镇抗日治安团团部。

  1945——1947年为中共胜芳市委办公所在地,“胜芳保卫战”作战指挥部即设在此处。

  天津战役期间,聂荣臻、杨成武和刘秉彦在此指挥作战。

  1948年为晋察冀边区银行胜芳办事处所在地,“平津战役”作战指挥部即设于此。

  1949——1958年为中国人民银行胜芳支行和中央金库胜芳支库。

  1961年——2000年,该院一直是胜芳镇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曾先后接待过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刘澜涛、荣高棠、安子文、郭沫若、周杨、李德生等国家领导人,和英、美、苏、法、意、保、捷克、蒙、南、伊拉克、朝鲜、越南等国家代表团、参访团。

  王家大院历经了一百余年,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是十九世纪末我国建筑与国外建筑形式交汇融合的缩影,中西合璧、南北结合,既保留了传统精华,又借鉴了外来文化。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当时的建筑水平和高超的艺术创作才能。充分表现了胜芳镇在清代做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景象,也为研究北方古建筑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张家大院

  张家大院位于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中山街南侧,始建于清末道光十年(1830年),原房主为胜芳八大家之一的聚兴堂张家。张镒(1875—?),字蓟之,号仲金,清代附生,花翎二品衔,从一品封典。时任京浦铁路的财政总管,家资雄厚。张镒自幼就怀济世心愿,一生济困乐施,热心教育。从民国六年至十八年,仅张公一人就七次开设粥厂,累计出资达数千两白银。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直隶省村镇第一开办了万选女子学校,培育了一大批女性知识分子。“兴学碑”载:“有奇四乡邻邑,闻风负笈,来集先后卒业于校者濒千人,可谓盛矣!”

  张家大院占地1648平方米,建筑面积1015平米,大小房屋51间,临街有垛口和女儿墙,房顶周边有更道,四周为封闭式砖墙。张家大院为四个院落,从管式敞亮的北门出进,东侧两院略带西洋风格,屋顶四周多砌冰盘檐。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充分表明了院主人当时的开朗、开化的纳新思想。西侧两院为中国传统建筑,房两山全为铃铛排山脊。正脊为鞍子脊。正房则加垂脊并附垂兽,主次明朗;在脊盘头上雕有柿子花,象征事事如意。四个四合院靠小门、回廊相连和贯通,为典型的清式木构架硬山建筑,东侧两个小院为欧式建筑。两个小院中间有穿堂鸳鸯厅,一厅挎四室。大院房屋多为青瓦房顶,廊檐、回廊、檐墙多精美雕刻。各小院均砌石阶、铺青砖地面。大院内筑有更道,供守夜、巡夜之用。是一座中西结合、南北结合、官民结合的北方水乡典型的清代民居建筑。有关专家考证后认为,它的开发和利用价值不亚于山西的乔家大院。

        

    

 

 

张家大院平面图

  

 

  

 

张家大院大门

 

 

 

   

聚兴堂正房

 

 

 

  

 

西侧清式建筑一进院

             

 

  

 

一进院西厢房及更道

 

  

 

 

一进院东厢房

 

  

 

西侧清式建筑二进院

            

         

 

            

东侧小院欧式建筑

            

                                                         

                                                     

                              

欧式门窗

            

 

 

  

一进院东厢房屋檐

 

                 

张家大院围墙

  张家大院历史沿革

  张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原房主为胜芳八大家之一的聚兴堂张家。该院系由聘雇北京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建成。

  1935年以前由本户居住。

  1935——1937年为商震所属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某营驻地。

  1945——1947年为中共胜芳党政机关办公用地。在平津战役中,它曾是共和国将军孙毅同志的指挥所。

  天津解放前夕,在这个大院里开办了接管天津市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大批进津接管干部,其中有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坚、天津市食品家协会刘子川等。天津电台也在此院诞生。天津广播电台第一个声音、新华社天津分设的第一张报纸均发自这里。

  建国后,该院多次被电影、电视剧组作为古建筑房屋拍摄外景用,如电影《小兵张嘎》、电视剧《血溅津门》、《燕子李三》、《龙嘴大铜壶》等。

  2001年,该大院被霸州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10月被河北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家大院是保存较完整的清代民居,大院的装饰、砖雕、石雕、木刻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研究河北、北京地区清代民居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杨家大院

  胜芳杨家大院位于胜芳镇内红星大街32号。杨家大院由当地乡绅杨玉环建于1928年。分前后两进院落,前院由东、西两个四合院组成。二进院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后罩房和三间西厢房。院落平面布局及各单体建筑现状保存基本完好,总占地面积1139平方米,建筑面积568平方米。现由胜芳镇文化站占用和管理。

  

   

 

  

 

杨家大院总平面图

 

 

  

 

杨家大院一进西院大门

 

 

  

 

 

杨家大院一进东院大门                 杨家大院二进院正房

 

  杨家大院坐南朝北,临街。曾为粮库,内部经过改造。条石台明,建筑墙体为青条砖砌筑,干摆做法。封后檐墙顶部博缝上承五层冰盘檐(头层檐、半混、炉口、枭砖、盖板)。硬山合瓦屋顶。檐顶砌青砖矮墙。檐部开排水口,分别置四个石质“L”形水嘴。用墙上开三个方形窗。东端辟院门,院门为圆拱形,以砖起劵,券脸及门两侧饰水磨石。门上以水磨石、水泥饰几何图案。

 

  

 

 

  

  一进西院正房  建筑坐北朝南,面宽五间,中间为过厅。台明似为水泥,上置木板。墙体青砖砌筑,干摆做法。前檐为五层冰盘檐(头层檐、半混、炉口、枭砖、檐椽),硬山合瓦屋顶。装修基本保留原来式样,刷铁红漆。

                

 

 

  

  一进西院倒座房  坐南朝北,临街,曾为粮库。

 

  

 

  

 

  一进西院西厢房  建筑坐西朝东,面宽二间,进深一间。硬山小平顶屋面,屋面铺砖。条石台明,墙体青砖砌筑,干摆做法。檐柱为梅花柱。前檐木质檐椽、望板。原有装修保存较好,窗饰冰裂纹木棂条。挂檐板雕镂西洋式花纹。

 

 

   

  

  一进西院东厢房  东厢房为重建,以红砖砌筑,单坡顶,已非原貌。

  

   

 

  杨家大院更道入口处楼梯              杨家大院二进院正房屋顶

 

 

  

 

  一进东院全景图  分为正房、东厢房、西厢房、倒座房

 

 

  

 

杨家大院外景

  杨家大院历史沿革

  杨家大院建于1928年,建成后一直由杨氏家族居住使用。建国后为胜芳镇仓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为胜芳文化馆、胜芳文化站占用管理。

  杨家大院是历史文化名镇胜芳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它和王家大院、张家大院等众多民居院落一样,是构成胜芳历史名镇的建筑要素,是近代中国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建筑实例。杨家大院是中国近代华北地区在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民居形式,其屋顶做法、下碱做法、装修及屋顶排水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杨家大院的设计者对于平面布局的把握十分灵活,根据建筑功能、主次关系对传统的四合院布局进行了调整;大门、屋顶及装修、雕刻等均体现了营建者巧妙的构思和高超的建筑技艺,从而使整组建筑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

6.河岸古城

临泃故城遗址

  

   

 

 

临泃故城遗址全景

  临泃故城遗址位于三河市东关村东1000米。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150米,面积75000平方米。遗址中间被水渠分隔成两区。临泃故城址地表暴露泥质红陶片、泥质灰陶片、黑陶片、夹蚌红陶片、布纹瓦当、青砖、兽面纹瓦当、圆形瓦当、箭头、唐三彩碎片、隋“五铢”钱、青瓷碗、白瓷盘、白瓷碗残片等遗物。城址高出南、东、西三面地表2—6米不等。遗址的南侧东西两头,有残存的很小一部分城墙,残存城墙高出遗址地面约3—4米,残长6—9米,为夯筑,夯土层厚度约为8—15厘米,内含陶片和零星灰块及人骨,残存夯筑城墙宽约15米。遗址北侧因河水冲刷形成的断面,可以明显地看到文化层,文化层的厚度为1-1.5米,最厚约4米,包含物以泥质陶片最多,瓷器残片较少,器形有豆、罐、盆、盘、碗等实用器。临泃故城址暴露遗物中有大量的青砖、板瓦、筒瓦、圆形瓦当等建筑材料,纹饰有布纹、兽面纹等。据《畿府通志》记载,临泃故城址始建于东晋后赵时期(公元328——350年),亦称“临渠城”。北魏、北齐、北周为渔阳郡潞县地。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渔阳郡,改属幽州,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属涿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属幽州,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析潞县(治于今北京通县城关)置临泃县,属元州,临泃故城址仍为县治所在。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废临泃县,置三河县,以地近洳河、鲍邱河、泃河三水而得名,属幽州,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改属蓟州。五代唐庄宗同光初年,废三河县。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芦龙节度使赵德均建置新城,即今县城。隋唐时期为临泃故城的兴盛时期,临泃故城址废弃后仍旧被沿用至宋辽时期。

  根据临泃故遗址的现存状况、暴露遗物及所处位置,临泃故城遗址是廊坊市的历史考古阶段的一处十分重要的古城址,为研究隋唐时期城市建设、功能及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出土器物

隋代青釉瓷碗:口径14、足径7、高8厘米。口内敛,弧形深腹,腹以下向内斜收,平底,底足微侈并略向内凹。胎体较厚,夹杂有细小砂粒。胎色青灰,烧制火候较高,胎釉结合紧密,无剥落现象,施透明的青色釉,釉层较薄,釉面斑驳不匀,器内底部有3个等距离分布的圆点形支钉痕,周围有深青色积釉。器表施半釉,近底部以下露胎无釉,有乳白色化妆土垂流痕迹。

 

 

  

               临泃故城城墙夯土                     临泃故城遗址保护标志

 

 

 

 

  

青釉瓷碗

 

 

  

 

 

第三章

第三章 廊坊大捷                            ——寇仇止于此地!

  满清朝廷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世纪末,欧美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闭关锁国政策使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四伏。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和殖民心态,使列强将炮口对准中国。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向英国侵略者屈服,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其它西方国家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56年至1860年,英、法帝国主义蓄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投降卖国,分别与英、法、美等签定了《天津条约》等一批新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和大片领土;其中允许外国神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租买土地的条款,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矛盾。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暴发,清政府屈膝求降,中日《马关条约》中国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澎列岛,日本取得在中国直接投资办工厂的权利。各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浪潮,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多年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在华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十字架,而他们的道袍里面却藏着武士的全副盔甲。”他们怀着为其政府开辟殖民地的想法,凭“盖印执照”,藐视地方官府和中国法律。满清政府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先后颁布了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条例和保护外国教堂的教案处分办法,给予外国传教士较高的政治地位,教堂成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国中之国。外国传教士依仗本国政府的支持和清政府的保护横行乡里,无视中国传统宗教礼俗,蓄意挑起民教冲突,传播福音竟然带来了杀人放火,民众的反洋教斗争不断,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1898年,以山东赵三多等为首领的义和拳众,在直鲁交界的蒋庄马场发动反洋教起义。树起“助清灭洋”旗帜,点燃了义和团运动的星星之火,一场农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当时满清掌权的慈禧太后得知情况后,称义和拳都是邪术惑人,没有什么用,下旨山东直隶两省严禁义和拳。清朝统治内部,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需求,在对义和团是剿、是抚的问题上左右摇摆,山东、直隶等地时剿、时抚。端王载漪为使其子大阿哥转正为皇帝,利用义团团山东巡抚毓贤面对“拥众千百、枪械林立”的民众反帝流浪潮束手无策,只得变剿为抚。当下出示张贴,允许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义和团很快壮大起来,发展到京津、河北等地。

  1900年春夏之交,京津两地义和团运动全面高涨,沧州、静海、安次等州县义和团挺进天津,张德成、曹福田、杨寿臣等率领的义和团,成为天津保卫战的主要力量。同时涿州、霸州等地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参加围攻西什库天主教堂、东交民巷使馆等灭洋战斗。义和团运动的迅猛高涨,使帝国主义列强惶恐不安,列强军舰集结渤海湾和大沽口外,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6月10日,英、美、日等八国组成的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任统帅,从天津乘火车进犯北京。廊坊地处天津北京之间,当年北宁铁路(今京山铁路,俗称京津铁路)贯穿廊坊,落垡站是西摩尔联军进犯北京的必经之路。6月6日至10日,落垡、武清等地义和团烧毁了落垡车站,拆毁了部分铁路,为阻击联军侵略者做了必要的准备。6月11日下午,西摩尔率领的联军抵达落垡龙河大桥附近,被迫停车抢修铁路,埋伏在铁路两侧的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等武器,在倪赞清、姚福财等率领下突然杀出。英勇的义和团众挥刀挺枪与侵略军展开白刃格斗,荣营村大师兄王山抢夺联军军旗在手,义和团前赴后继,越战越勇。后援的美国炮队赶到,才解联军被围之困。落垡阻击战拉开了义和团廊坊大捷的序幕。

  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义和团落垡阻击侵略军的消息迅速传开,安次、霸州、武清、永清等地义和团纷纷向铁路附近的落垡、北昌等大坛口集结,拆毁了廊坊至万庄的大段铁路,准备与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6月13至16日,廊坊附近的义和团在北昌坛口大师兄高景泰等率领下攻击袭扰立足未稳和抢修铁路的西摩尔联军。落垡等坛口义和团在倪赞清、纪干臣、姚福财、王洵等率领下,向留驻落垡的英军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英军难以支撑,不得不向廊坊的西摩尔求援,西摩尔借回援之机退逃到落垡。6月18日,聚集在北昌等坛口和围困廊坊车站的义和团达数千人,同时姚旺统领的2000多名清军抵达廊坊,并迅速沿铁路有利地形展开。下午2时许,义和团在高景泰等指挥下向坐困廊坊的联军发起攻击,联军开枪开炮乱射,义和团顺势向墩台村方向撤退,将联军引进伏击圈,设伏的清军借助地形,长短火器向联军发起攻击,义和团乘势反击。联军的机枪、快枪向冲上来的义和团和清军疯狂扫射,义和团民、爱国清军同侵略军进行了顽强惨烈的战斗。在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合力打击下,联军只得乘车向杨村溃退。清军马队和安次等地义和团尾随追击,18日深夜,对龟缩在杨村车站的联军发动袭击,40多名联军伤残毙命。义和团廊坊大捷历时9天,共打死联军62人,打伤332人。

  廊坊大捷,是中国近代史上撼人心魄的一次重大战役,是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在此次战斗中,中国人民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震惊了世界。义和团在廊坊抗击八国联军这出色的一役,不仅阻止了洋兵更多地进入北京,而且也大大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战决心。从而使得天津和北京没能遽然陷入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这一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史实永传佳话。西摩尔事后回忆说:“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是近代枪炮,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灭”。

  

 

 

 

                                                         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上谕

 

 

   

 

义和团落垡东大桥阻击联军遗址

  说明:1900年6月11日下午,西摩尔联军被迫停在落垡车站以东龙河铁路桥附近,抢修铁路,埋伏在铁路南侧的义和团,在倪赞清等率领下,手持土枪、大刀、长矛向联军发起冲锋。面对联军密集的枪弹,义和团民毫无惧色,与敌军短兵相接,打响了中国人民抗击列强武装侵略的第一枪。

  

  

 

 

安次东储村大师兄王洵遗照(右起第二人为王洵)

  说明:王洵,安次县著名义和团首领,安次县县丞曾到东储坛口拜团。王洵率领本坛口义和团参加落垡阻击战。

 

   

 

义和团旗帜                                    义和团令牌

 

 

 

  

     

义和团团练旗帜

 

 

  

 

义和团旗帜

 

   

 

 

          义和团“坎”字旗                          阜平县龙泉关义和团旗

 

   

 

 

义和团在北京郊区的设坛告示                 北京的义和团“揭贴”

 

  

 

    永清县义和团大师兄刘昆山用铁刀                     义和团印章

  长102、宽5.5厘米

  说明:刘昆山、周大庆等组织参加焚烧安立甘教堂,杀死孙、孟二会长。

 

   

 

  武家营(西新民)村义和团民周大庆用铁矛头,长50.4、宽4厘米;

  周玉春用铁矛头,长48、宽5.3厘米。

  胡庄村义和团民高尚贤用铁矛头,长36、宽5.5厘米。

  高恒用铁矛头,长21.宽4.1厘米。

  

 

  

廊坊义和团用过的海螺号

  说明:螺号为安次县董常甫村义和团用品,使用者解四爷。在落垡、廊坊抗击西摩尔联军等战斗中,解四爷吹响螺号,鼓舞义和团向联军发起冲锋,民间文学作家张士杰搜集义和团故事过程中发现保存。此螺号曾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91年,张士杰后人张瑞祥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取回。2005年捐赠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现存廊坊博物馆。

 

 

 

 

安次东储村大师兄王洵双手带

  

 

  

    

安次东张务村义和团乐器:笙

高47厘米,吹管长22.7厘米

  

  

 

安次东张务村义和团乐器:云锣

高75.8、宽52厘米

  说明:为东张务村义和团上法、出征、祝捷等活动中使用的乐器。

  

  

 

 

周总理接过德国格罗提渥总理归还的义和团旗帜

 

 

 第四章

第四章 廊坊城市变迁            与永定河的关系

 

  廊坊市的变迁离不开永定河,永定河及其支流是廊坊境内最主要的河流。永定河的泛滥淤积,对廊坊城市演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永定河及安次境内永定河沿岸曾经的古城治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见河流对一个地区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治水、兴修水利工程都是历朝历代的大事,从大禹治水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再到现在的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无不说明河流的利用是多么的重要。廊坊市的变迁与永定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说廊坊市的变迁,实际上也是廊坊治所变迁的过程,而廊坊治所变迁也就是安次区(县)治所变迁。永定河及其支流龙河、凤河、老龙河、旧天堂河、新天堂河贯穿安次全境。安次县治几经迁徙,都与永定河水患有关。

  “永定河即桑干河,古濕水也。以其水浊故曰浑河,以其色黑故曰卢沟河,又迁徙不常名无定河。永定河之名清圣祖所赐也。”(民国《安次县志》)。永定河最初名为濕水,漯水,也称治水,后称芦沟水、浑水、无定河,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始称永定河,属海河流域五大河流之一。流域面积47016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45063平方公里,平原面积1953平方公里。永定河全长747公里,流经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共43个县市。永定河上游有桑干河和洋河两大支流,在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汇合,以下的河段称永定河,在延庆县汇入妫水河,经官厅水库流入官厅山峡(官厅水库至三家店区间)。从官厅至朱官屯河长30公里,官厅山峡河长108.7公里,至门头沟三家店流入平原。从三家店以下至天津的入海口,河道全长大约200公里,在水利系统将其分为三家店至卢沟桥、卢沟桥至梁各庄、永定河泛区和永定新河四段。永定河自安次区西部白家务(今属广阳区)北寺垡入境,经王玛、大北市、朱官屯,到后沙窝出境入武清县,境内全长42.8公里,属行洪河道,河道上建有王玛桥、东苑家务桥、朱官屯简易闸、赵庄漫水桥等。

  史载“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安墟”即北常道村(现属广阳区)。距今3000多年前,周武王封召于燕,以常道乡为采邑,常道城称安墟庄。汉初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设安次县,县治位于今古县村;唐武德四年(621年)年因浑河水患,县治移至石梁城(朱官屯北的灰城村);唐贞观八年(634年)县治移至常道城(今北常道村);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迁治于耿就桥行市南(旧州村);五代十国时(936年),县治于崧城(今稽查王村);元中统元年(1260年)改名东安县,县治迁于今旧州,1261年东安县升为东安州,治所仍为旧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因浑河水患,州治移至于常伯乡张李店(今光荣村),洪武九年(1376年)东安州降为东安县,县治仍为张李店。民国三年(1914年),东安县复名安次县。从1369年至1950年的581年间,安次县治一直在张李店(光荣村)。1950年永定河洪水泛滥安次县治从张李店迁至廊坊。

  洪武二年(1369年)东安州治从旧州急迁治于张李店时,“城池未建,凡官庙民居俱属草创”。接下来的五百多年里,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乾隆、同治等十一位皇帝,先后进行15次改、扩建,不断增建官庙,扩修城池,《东安县志》记载,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最后一次修建后,东安县城张李店的规模为:“城周围七里二百四十步,东阔七百六十四步,南阔七百一十八步,西阔五百六十步,北阔八百步,高二丈七尺,广一丈五尺,池深八尺阔一丈二尺”(注:一里为588.6米,一丈为10尺,一步为6尺,一尺为32.7厘米)。这样一座581年的古老县城,洪水不断在城外冲刷淤积,以致使套城高于城内近10米。当1956年洪水再次凶猛来袭时,它再也无法抵御,终于被淤埋于地下,毁于永定河水患。

  2、泛滥成灾的永定河

  清《东安县志》载:“浑河水浊而性悍,水浊而易淤,性悍则难治。”永定河汇流面积大、坡陡流急,径流量年际、时、空分布不均,含沙量大,善淤易决善徙。自古以来,河道多次变迁,迁徙南移,元、明、清以后,更是南北迁徙无常,下游地区民不堪命。永定河曾取道高梁水入海,据《水经注》记载,元代以前,漯水故道支流在大兴、宛平、通州界古高粱水。永定河南徙始于金、元。而永定河之所以有漯水之称,因其源出山西漯头山之天池伏流,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以前,取道漯水入海,漯水为永定河古道。1351年之后,永定河舍漯水不断冲滚南徙。尤其是自元、明以来,迁徙不一,固安、永清、霸州、安次或南或北屡次为害。

 

   

   

永定河水系图

  

  

    

  

     

永定河下游变迁图

  清《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记载数次永定河水患。东汉元康元年(公元167年),安次大水。唐武德四年(621年),原县治(古县)因永定河水患被淹,移至石梁城(原灰城村,现朱官屯村)。唐建中元年(780年),安次大水,苗稼荡尽。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洪水泛滥,安次流民逃到边塞的有四万人。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秋,境内大水,遣大将军李崇矩治水;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浑河决口大水。南宋元符元年(1098年)十月,安次大水;淳祐七年(1247年)五月,浑河安次决堤。

  元、明时期,永定河水患更为频繁,几乎无岁不有,且不断南迁冲滚。元大德四年(1300年)五月浑河决口;元大德六年(1302年),浑河溢,坏民田;元皇庆元年(1312年),浑河决口;元泰定三年(1326年),大水,平地成川;元至正二年(1342年)浑河大水淹田。

  安次县西汉时始设,由于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人口随之增长。到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安次有12000户,约32000人,辽代安次境内亦有12000户。元中统元年(1260年),安次改名东安县,1261年升东安县为东安州,治在旧州。到了明洪武二年(1369年)因浑河水患,州治移至常伯乡张李店(今仇庄乡光荣村)。虽然明初从山西、浙江、陕西、甘肃、山东等地大量迁入人口,但元、明因永定河水灾溺死逃亡者不计其数,致使人口不增反降,据洪武八年(1375年)统计,东安有3774户,15851人,户数不及前代三分之一,规模急剧缩小。因此,在洪武九年(1376年)时,东安州降为东安县,县治仍在张李店。

  县治迁往张李店之后,浑河水患并未减少,几乎年年都有,而且灾情更重。成化九年(1473年)七月,骤雨连绵,水势泛溢,平地成川,人畜漂没,死者不可胜数。正德九年(1514年),安次秋潦,道路行舟。嘉靖四年(1525年),大雨,麦苗尽伤;嘉靖十年(1531年)六月,大水无麦;嘉靖十四年(1535年),夏涝;嘉靖十六年(1537年),安次大水伤稼;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安次秋大水,涝三次;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夏,安次淫雨五昼夜,大水猛涨,人多溺死;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大风雨沙;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月,大水。隆庆三年(1569年)秋,大雨泛溢,淫雨三十五日,禾稼尽伤。明隆庆五年(1571),浑河溢。万历二年(1574年),浑河冲决其地(码头村),遂成河道。万历八年(1580年),浑河溢。万历十一年(1583年),浑河决堤口,水失故道。万历四十年(1612年),浑河徙逼东安县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浑河徙逼县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六月,暴雨,浑河溢入东安县城。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初二,浑河水入城,房舍淹没,人架巢为屋,禾稼尽伤。

  清顺治二年(1645年),东安大水伤禾;顺治十年(1653年),河溢田淹,民不堪命。康熙六年(1667年),大水。雍正十一年(1733年)秋,浑河溢。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大雨,浑河决堤四十余处,平地水深数尺;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六日,浑河溢。乾隆五年(1740年)六月,浑河溢。《畿辅通志》记载:从清顺治八年(1651年)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221年间,永定河下游改道达14次之多。民国三年(1914年),东安县再次复安次县之名。《廊坊地区水利志》记载: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以前的67年中,永定河先后发生较大范围的决口、漫溢达23次,安次县屡屡遭灾。

  民国时期,1912、1927、1939年三次大水,均为连续大雨,永定河水暴涨,安次县城平地水深三四米。1939年以前,永定河水入三角淀,即西起贺尧营,东至北运河,南、北遥堤间,面积600万平方公里,群众称之为浑河套或沙涨地,淀内分南、北、中三泓,中泓路线经安次而过,规定淀内不准筑堤打坝,任水漫流。淀内人常说“滚浑河约二三十年一转,由南泓、中泓至北泓,又回到南泓”。1939年永定河水患之后,洪水游荡的范围是自梁各庄至屈家店,长61公里,南北宽16公里,面积4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永定河新泛区的作用是调蓄洪水,削减洪峰。安次区在永定河新泛区内有白家务、旧州、杨税务、大王务、大北尹、落垡、仇庄、调河头、码头、东安庄等十个乡镇的114个行政村。从1939年到1958年期间,永定河在新泛区南迁北滚多次游动变迁。1949年7、8月间,大雨倾盆,永定河漫溢决口36处,安次平地水深数尺。1950年7月6日,洪水包围了安次县城,县治从张李店迁至廊坊。1952年12月11日,永定河决口,安次37个村庄被淹。1954年洪水淤淀,安次城内犹如盆底。1956年8月4日,永定河水破城而入,洪水过后,深于城外地面8-10米,面积3.585平方公里的旧城池淤成平陆。

  3、永定河的治理

  永定河自西向东横贯安次,古无堤防,溜走成河,泥沙停淤为地。辽、金将北京作为陪都,称为“燕京”。金灭辽后迁都于北京,称“中都”。元代改称“大都”。明、清为首都。自辽金时期开始,安次即为京畿重地,永定河屡屡为患,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重视首都防洪,治理永定河就成为各朝代重要任务。到清朝,随着国力逐渐强盛,永定河治理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众多的治理方略,如筑堤束水引清刷浑,河、淀分治,宽筑遥堤,下改中分,回归南流故道,改移下口,疏浚河道等。“筑堤束水”是康熙皇帝提出的,针对永定河含沙量大,善淤多徙的特点,提出“今欲治之,务使河深且狭。束水,使流籍其奔注迅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采用“筑堤束水,束水攻沙”的办法治理,并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派遣河道总督于成龙付诸实施。“河、淀分治”的主张是雍正年间的允祥提出的。根据河与淀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提出“治直隶之水,必先治淀”的指导方针,把治河方略从单纯着眼于治河,转移到治淀,河、淀分治上来。雍正三年(1725年),将永定河下口由郭家务开挑引河,使河水东入三角淀,过王庆坨归淀河。随之接筑两岸大堤,筑围淀遥堤、隔堤坦坡堰等。持筑“遥堤”主张的代表是乾隆初年河道总督顾琮,他主张“治浊流之法,以不治而治为上策”。他说,永定河在芦沟以下原无堤防,水涨,则洪流散漫数百里之间,水深不过尺许,水退后,则淤沙肥地,可得一水一麦之利,而永定河现在,既然有堤,难言不治而治,惟应用均沙之法,即:宽筑遥堤。北遥堤上起鹅房村,由东安、武清二县南部,至鱼坝口;南遥堤利用原来两岸的堤防和已淤高的河身代替。南北遥堤及新改河身留宽十里,下游并入大清河与诸水汇流,仍由淀河达津归海;同时,将圈入的村镇垫高地基,或用护村堤围护,或迁移堤外,免受冲决之患。

  安次为“畿南钜邑”,在各种治理方略下,安次境内修建了众多防洪工程,其中总长129.72公里的护路堤、新龙河左右堤、北遥堤是主要堤防,另有北小埝、北前卫埝、北围埝,新天堂河右堤,凤河左右堤、南遥堤共113.4公里,同时还有建有多处涵洞、渠道、水闸、桥梁等。

  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御驾亲临安次,指导永定河治理。《东安县志》记载康熙皇帝曾驻跸东安县十五次,而因视察永定河水患及治理永定河时曾十次驻东安(《东安县志》83-84页),或驻县城,或驻村。其中康熙八年(1669年)两次来东安县体察民情都住村,“春二月见城内积水未干,出城驻尤家庄”,“冬十月驻旧州”。朱官屯出土的回龙亭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文记载了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永定河,拨款疏河筑堤的史实。除了回龙亭碑外,四圣口村御诗碑、小朱庄修堤碑、南昌村修桥碑、重修博济石桥碑也都是与永定河水患或治理相关的石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加大了治理永定河的力度,修建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等以缓解下游泄洪压力。地方政府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经过多年不懈治理,永定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逐步得到了有效治理。

  4、安次区——廊坊城区

  十八世纪初廊坊还是一个偏僻小村,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京山铁路建成通车,并在此设站,之后才渐成集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军首领西摩尔率英、美、法、德、俄、意、日、奥八国联军沿京山铁路北侵,义和团奋起迎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城区面积0.4平方公里,人口近4千,已建有“三角地”、东南西北四条主街及东小街、南小街。

  1948年12月13日,廊坊解放,当时城区面积仅0.5平方公里,人口近5000人。共8条街道(4条主街与4条背街),全部为土路,且较狭窄,全长不足3000米。城区仅有房屋3000余间,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

  1949年初廊坊设镇,隶属安次县。从1949年至1970年安次县一直隶属天津地委。1950年安次县政府迁驻廊坊。1958年全国农村以社代乡,廊坊镇遂并入廊坊公社。1958年底与武清合并,1961年安次、武清分县,安次恢复原建。1965年又重新恢复廊坊镇建制。1969年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迁址廊坊。1974年改称廊坊地区。1982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廊坊市(县级),廊坊镇改为廊坊市(地辖),把安次县北史家务、南尖塔、桐柏、北旺4个公社和小廊坊、新开路、北门外、北大街、天桥西、南门外6个办事处划归廊坊市。1983年3月1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安次县建制,将安次县行政区域划归廊坊市(县级)。198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廊坊地区改为省辖地级市,原廊坊市改为安次区,区委、区政府驻廊坊市区,全区辖6个镇、13个乡、6个街道办事处,隶属廊坊市。安次区实为廊坊市区,廊坊市就是在安次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00年区划调整,将原安次区划分为安次区和广阳区两个行政区,以京山铁路为界,路南为安次区。经过建国后六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廊坊已经发展为一个人口40万人、城区面积54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齐全的中等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自古以来,永定河对廊坊来说意义非凡,留下了许多有关永定河的记载与传说。有关永定河泛滥、治理的石碑很多,如回龙亭碑、四圣口村御诗碑、小朱庄修堤碑、南昌村修桥碑、重修博济石桥碑等。

  回龙亭碑:原位于安次区调河头乡朱官屯村,现位于廊坊碑碣苑。碑身高197、宽101、厚39厘米;碑座残高101、长133、宽65厘米;碑首残高98、长115、宽96厘米。碑身四周均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人为敲杂的痕迹,碑身上端、下端榫缺失,碑阳右侧靠中下段缺失较大;碑首顶部左、右角缺失,右下角缺失;碑座整体四周均缺失。碑文为乾隆皇帝著名的《阅永定河记》,记录了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永定河下令拨款疏河筑堤,记载了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八年的70余年间,永定河曾6次改道的水文资料。碑身侧面刻有乾隆御题诗一首。

  

 

 

回龙亭碑

  四圣口村御诗碑:御诗碑原位于廊坊市永清县三圣口乡四圣口村北副业机床下,碑首被机油污染。现已被四圣口村重立于村北200米的耕地中,东临一条南北向小土路。碑为青石质,高300厘米,宽107厘米,厚32厘米。碑首浮雕二龙戏珠,篆书题额:御笔。碑文为乾隆皇帝亲笔题诗:旧时北岸今南岸,近就南堤今彼堤。迁就向宽资荡漾,已看帆过各淤泥。旧识黄河利不分,挟沙东往向瀛□。浑流今有清真流亘,□□思量未易云。新口疏成颇吸川,安□自可保当前。都□六十年三改,长此径行正未然。给资拨地迁村墅,让水还□一麦□。安土不难事姑息,那知深意训盘庚。这首诗记述了乾隆二十年,冰窖河口淤成南高北低,皇帝亲临阅示。碑阴首部浮雕二龙戏珠,碑身素面。碑座为四圣口村立碑时新建,青石质,长210厘米,宽90厘米,高90厘米。

  小朱庄修堤碑:石碑位于永清县三圣口乡小朱庄幼儿园院内。青石质,高220厘米,宽57厘米,碑首高52厘米,碑座高34厘米。碑阳碑额雕云龙纹,楷书“千年不朽”,碑阴双龙戏珠图案,楷书“万古流芳”。碑阳正文“创建于永定河口堤村庄……大清光绪九年岁次未三月二十六日,朱家庄合村人等立”,此碑记录了由于永定河经常泛滥,朱家庄人捐款修建永定河堤之事。

     南昌村修桥碑:原位于安次区龙河河堤故道。青石质,碑通高142、碑身宽64、碑身厚14厘米;碑首:高46、厚15,宽67厘米。无碑座,碑首顶部稍有残缺,碑身阴面部分字迹模糊。碑首:方形,圭角,阳面浮雕云纹,题额楷书:万古流芳。碑阴楷书题额:芳名不朽。碑阳记载了清代雍正、乾隆、道光年间三次修建南昌村石桥的经过;碑阴镌刻捐资建桥人的姓名,部分字迹模糊。

    

           

 

     南昌村修桥碑                                 南昌村修桥碑碑首

  重修博济石桥碑:石碑位于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大王务村村内,石碑位于大王务医院的东南角。碑为青石质,通高208、宽71、厚24厘米,碑首刻双龙戏珠纹,阴刻“颂德碑”。碑身四周楷体阴刻回字纹,碑文主要记录了民国6年永定河决口,淹及落垡一带,上海义赈协会、京兆公署请官款、本镇公司等出资将原九洞之石桥重修为十一洞,于民国7年6月告竣,刘光鑫撰文,赵光弼书。

  

  

 

重修博济石桥碑                           重修博济石桥碑碑首

 

  

  

第五章

第五章 廊坊名人古墓

龙冢

  龙冢位于大城县王文乡龙冢村东,现东西长30米,南北20米,封土为长方形二层阶梯状。龙冢规模之大,非一般官吏所能享用。在大城当地,龙冢又叫“万龙山”,“扶苏墓”。但据史书,扶苏死于上郡即今天的陕西绥德,他死后怎么会移葬大城呢?

 

  

 

 

龙冢古墓

  还有传说龙冢的主人是秦二世胡亥。亦有一说为秦始皇第十三子的。

  龙冢主人究竟是谁?清乾隆年间,大学士于敏中在主编的《日下旧闻考》有这样的记述:“相传始皇巡狩驻跸于此,值幼子薨,因瘗之”。于敏中之所以这么写,是他援引了《城冢记》的记载。《城冢记》是三国魏文帝时代的一部古籍。今天虽未见到原著,但其距秦代较近,还是可资信的。可资信的地方在于它记载的是“始皇”的“幼子薨”,而非所传的扶苏或胡亥。于敏中治学是可信的,有理由相信于敏中曾到过大城。

  据传,秦始皇大概有20多个儿子。除长子扶苏和二世胡亥外,其他儿子几乎都没留下名字。因此对前面提到的秦始皇第十三子或亡葬在大城的秦幼子的名字,我们也是无从知道的。

  “人生十年曰幼”,“幼子薨”的记载表明这个墓主是个10岁的孩子。那么,这个“龙子”哪一年,又为何亡葬于远离首都咸阳的大城?

  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是在灭掉六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这一次,他北至今天的甘肃一带。第二年,他二次巡游,至泰山后沿着渤海又至今天的胶州半岛的最东端。第三次巡游是公元前218年,他再次登临胶州半岛。第四次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至“碣石”即今河北的秦皇岛。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是“三十七年十月”即公元前210年,“少子胡亥”随之,至今天江浙一带后,又折向胶州半岛,返回时他病逝于“沙丘平台”即今天的河北广宗。按逻辑推理,秦幼子一定是公元前215年随父出游的,并且在巡游碣石后病死在回咸阳皇宫途中的。去时是从北边的“上郡”去的,返回时是沿着渤海西岸驿道行的。大城恰恰位于中原地区通往东北地区的古驿道的要冲。当秦始皇北登碣山面对大海中的“神仙”发出“长生不死”的请求后,便返程了。车队浩浩荡荡进入了大城地界。大城古称徐州。这个古徐州成名在春秋时期,初始,属齐国。齐国的国君齐简公在公元前481年被臣子“田常弑简公于徐州”。战国时期,徐州更名平舒,成了燕、赵两国的交界地,分别修筑了燕、赵两条长城。令秦始皇没想到的是他的幼子竟生了病,而且很严重,最后竟夭折在平舒地界上,而且夭折在原属燕国的地界上。大城的旧志中记载,秦始皇之子亡葬在县北“六十里的段堤村”,这个地方当属古燕国之地———其实这是个不全面的记载,因为段堤村并没有秦幼子墓葬地,倒有可能是秦幼子染病后夭亡之地。

  秦始皇为什么又向南走了25公里后才安葬幼子呢?这与秦始皇的个人好恶大有关系。在灭掉的六国中,秦始皇对燕国最为愤恨了,12年前,燕太子丹曾派杀手荆轲谋刺他。从段堤向南走25公里,就是给他生命留下深刻印记的古赵国的地面了。于是推想秦始皇强忍丧子的悲痛,又向南行走了25公里后,才安葬了幼子。他为心爱的幼子选的墓地被赵长城环抱———这条赵长城在早一年的“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中被废。

  2200多年来,没人敢废掉这座龙冢。不是后人惧怕秦始皇,而是它与一个神秘的传说有关,这个神秘传说还被写进旧县志中,“昔年居民向冢祈福,无不得者,后因屡负不偿,遂不应。人呼为仙人墓”。谁敢动有灵性的“仙人”东西?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这个“仙人墓”还真显了“灵”,每天大批善男信女们跪在它的面前焚香祷告,乞求“仙药”,一时间好不热闹。

  有关秦幼子墓的故事还有许多:靠近墓地的村子被称为龙冢,墓南的童子村传说是因摊派了童男殉葬而得名,墓西的七女村则是摊派了7名童女而得的名,墓北的孝彩村传说是供孝衣、搭彩棚的村落……秦始皇为了安葬幼子,竟株连了许多无辜百姓,扼杀了许多与幼子同龄的孩子。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吹雨打,龙冢虽不甚完好,但文化价值及其历史、科学等方面的价值是巨大的,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发掘和认识。但有理由相信,龙冢的主人应是秦始皇的幼子。理由很简单:一是秦汉时期大城还没有封侯的人物,一般官吏岂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坟墓。二是古墓无碑无建筑物表明这个墓葬是仓促间建筑的。龙冢有多大?当地群众说:“七亩圪垯八亩坑”,“八亩坑”表明墓葬是就地挖掘而成。最耐人寻味的是秦始皇5年后也死掉了,随之秦帝国“天下土崩瓦解”;龙冢未能立碑建祠也与百姓对秦始皇的认识有关,在百姓眼里,他是个凶如虎狼的暴君,其幼子亡掉,竟株连了当地无辜的幼童陪葬,当地人能立碑建祠吗?

  秦始皇幼子亡葬龙冢还给了我们一个联想的空间,就是这个幼子在秦始皇众多的儿子中一定最受宠爱,也一定是个不凡的“龙子”。他和秦始皇一起外出巡游天下这一年,胡亥已经15岁。他应小于胡亥。胡亥为十八皇子,他并非前人所传的第十三皇子。假如秦始皇这个心爱的幼子不过早地夭折,也就没有秦始皇带胡亥巡游的可能,也就没有胡亥篡位的机会,也就避免了强大的秦帝国很快土崩瓦解的历史。……假如说这个幼子没过早夭亡,说不定还是他接了皇位。

  也许这个假设太过于沉重,但龙冢的主人更让人沉重———他叫什么名字?年龄几岁?或许这是永远无法解读的历史了。

  回到现实,文物工作者早年曾在墓北部进行勘探,并发现的朽木等遗物,且在龙冢古墓的地表发现绳纹碎砖、陶片、夹砂红陶片等遗物,故此分析龙冢应为秦汉时期的大型土坑墓葬。其占地面积较大,根据其现存封土规模分析,该墓葬应不是一般官吏所能享用,它反映了当时的墓葬制度和习俗,为研究我国北部地区秦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及其文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例证。

 

固安方城孙膑墓

  孙膑墓,位于固安县方城村东,据咸丰九年《固安县志》记载:“孙膑墓在方城村东南一里许有石门”。 该墓地现为孙庄孙氏祖坟,占地约5000平方米,修建年代不明。据孙庄孙姓人介绍:该墓确属齐国大将孙膑,不知哪辈儿孙遭祸,朝廷抄捉孙门。于是后人携孙膑棺椁奔逃,逃至方城,绳断、杠折,便将其棺椁葬于此地。孙膑墓地表原为“八卦”形建筑结构,风格独特,规模宏伟,1957年至1958年平毁。墓址部分修建民房所占,近年曾发现刻有“致尊” 二字石门额一方、石桌一件、石碑一通。

  关于孙膑墓的位置,还有说位于三东鄄城县箕山镇孙花园村东北0.5公里许向阳河东岸。孙膑归隐故乡在孙花园著《孙膑兵法》,死后葬于村北。明代,墓被黄河泥沙淤埋地下。1990年在村北向阳河东岸出土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亿城寺墓碑一块,上刻“膑墓址深邃”。另,在清代穆彰阿、潘锡恩等人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卷二二中,于河北省河间府“陵墓”下记载有“孙膑墓”,上载:“孙膑墓,在吴桥县东南十五里,旁有庙”。又据清人梁玉绳《人表考》卷四“孙膑”条下,亦引《一统志》的记载:孙膑去世后,“葬河间府吴桥县东南十五里”。

 

  根据史料记载,孙膑墓应当不只一处,有可能是衣冠冢,也有可能是空冢。到底真正孙膑葬于何处?给后人们留下了悬念,或许要等待找到更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来证明了。

  孙膑名字的由来

  孙膑,原名孙伯灵,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齐国人,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孙膑生于阿、鄄之间(今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菏泽市鄄城县北一带),乃孙武的后代。孙膑四岁丧母,九岁丧父,从小跟随叔父孙乔。孙乔是齐康公的大臣,齐康公被田太公驱逐后,孙乔等旧臣也被驱除,孙膑在逃难中与叔父家离散。他长大后,与庞涓、苏秦、张仪等从师于鬼谷子,孙膑、庞涓学习兵法,苏秦、张仪学习游学(也叫纵横学)。庞涓的天资学业虽较好,但实际能力和孙膑差得很多,而且他为人奸猾,善弄小权术,又不被轻易察觉。他与孙膑同学兵法时,很是嫉妒孙膑的才能,可在嘴上从未流露过,一再表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一定要举荐师弟,同享富贵。心地善良的孙膑,与庞涓兄弟相称,如同亲兄弟一样。转眼过去了几年,孙膑、庞涓两人,经过鬼谷子的精心调教,兵法、韬略大有长进。这时,传来了魏惠王招贤纳士的消息。本是魏国人的庞涓,觉得机会来了,决定下山应招。临别时,他向孙膑保证,此行一旦顺利,马上引荐师弟下山,扶同做一番事业。

  庞涓到魏国后又是送礼,又是托人说情,很快见到了魏惠王。此人毕竟也有些本领,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被封为将军。随后,庞涓指挥军队同卫国和宋国开战,打了几个胜仗后,庞涓成了魏国上下皆知的人物,从此更得魏惠王的宠信。春风得意中的庞涓高兴了好一阵子,又突然沉寂下来。原来他有了心病:论天下的用兵之法,除了孙膑之外没人能赶上自己了。一想到孙膑,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按照当初的诺言办吧,就得把孙膑推荐给魏惠王,孙膑的声名威望很快就会超过自己;不去履行当初的诺言吧,孙膑一旦去了别的国家,施展起才能来自己同样不是对手。庞涓寝食不安,日夜思谋着对策。

  一天,正在山上攻读兵书的孙膑,接到庞涓差人秘密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庞涓先叙述了他在魏国受到的礼待重用。然后又说,他向魏惠王极力推荐了师弟的盖世才能,终于把惠王说动,请师弟来魏国就任将军之职。孙膑看了来信,想到自己就要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了,深觉自己的师弟挺讲义气,立即随同来人赶往魏国的都城大梁。孙膑来后,庞涓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几天过去了,就是没有魏惠王的消息,庞涓也不提此事。孙膑自然不便多问,只好耐心等待。这天,孙膑正在读书,忽然,屋外传来一阵吵嚷声,他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被闯进屋子的兵士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带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立即宣布孙膑犯有私通齐国之罪,奉魏惠王之命对其施以膑足、黥脸之刑。孙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随即省悟过来,高声为自己辩白。然而,一切都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兵士七手八脚扒去孙膑的衣裤,剜掉了孙膑的髌骨,并在他的脸上刺上犯罪的标志。孙膑倒卧在血泊之中。原来,庞涓把孙膑骗来之后,即在魏惠王面前巧言诬陷,使孙膑遭此伤身之祸。庞涓以为,受刑后的孙膑成了一个残疾人,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和自己较量了。而孙膑因受髌刑,故名孙膑。

  历史典故——田忌赛马

  齐使把孙膑带到齐国后,把他推荐给将军田忌。田忌很欣赏孙膑的才能,也很同情孙膑的不幸遭遇,招他为宾客,以上礼待之,言计从。当时,在齐国的王室贵族之中,流行一种赛马游戏。田忌与齐威王赛马时胜少负多。孙膑在场观察了多次,发现双方出场的马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种水准,每一种水准的马力相仿,于是对田忌说:“下次赛马,我可以使将军获胜,赌注不妨下得大一些”。田忌非常高兴,和齐威王赛马“逐射千金”。比赛当天,孙膑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让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最后再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田忌恍然大悟,依计而行,结果,田忌两胜一负,赢得了千金的赌注。这就是“田忌赛马”故事的来历。

  这个小故事揭示军事上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就是在战争中要从全局着眼,善于统筹,为了总体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利益。正确地运用这一规律,就可以从全局上看处于劣势的—方,采取出奇致胜的战术,做出某种让步,而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达到的以弱胜强的预期目的。正因为“田忌赛马”这个小故事里蕴含着真理的内核,所以一直传为佳话,流传深远。另外,孙膑在“田忌赛马”中所采用的方法,也被视为“策对论”的最早运用。其实,对孙膑来说,帮助田忌在赛马中获胜不过是略施小计,田忌却由此对孙膑更加折服,并把他正式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和他交谈兵书战策,孙膑尽吐平生所学,两人谈得十分投机,齐威王认为孙膑是个难得的军事天才,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立即拜孙膑为军师。这样,通过这次赛马谈兵,孙膑一鸣惊人,由—个“刑余之人”一跃而成为统帅齐国大军的首领,在战国群雄角逐这个动荡的大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大显身手。

  著名战役——桂陵之战(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魏将军庞涓发兵8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赵国抵挡不住,意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欲派孙膑为大将,率兵援赵。孙膑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的残疾人,带兵为将多有不便,还是请田大夫为将,我从旁出出主意吧!”齐威王想想也好,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8万,前往救赵。大军既出,田忌欲直奔邯郸,速解赵国之围。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应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兵直取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奔赵回救。这一战略思想,将避免齐军长途奔袭的疲劳,而致魏军于奔波被动之中,立即为田忌采纳,率领齐军杀往大梁。

  魏军好不容易将邯郸攻陷,却传来齐军压境,魏都城大梁告急的消息。庞涓顾不得休整部队,除留少数兵力防守邯郸外,忙率大军驰援大梁。没料到,行至桂陵陷入齐军包围。魏军长期劳顿奔波,士卒疲惫不堪,哪还顶得住以逸待劳的齐军?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连主将庞涓也被活捉。到头来,魏国只好同齐国议和,乖乖地归还了邯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其实,也是孙膑对庞涓的重重一击。但孙膑并没有杀庞涓,只是训导他一番,又将他放了。

  著名战役——马陵之战

  公元前342年,庞涓又带领10万大军、1000辆兵车,分3路进攻韩国。小小的韩国抵挡不住庞涓的进攻,一时形势危急,遂接连派出使臣,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有主张坐山观虎斗的,有主张发兵救援的,相互争执不下。孙膑一直没有说话。齐威王见状便说:“先生是不是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啊?”孙膑点头说:“是的。我以为,魏国以强凌弱,如果韩被攻陷,肯定对齐国不利,因此我不赞成见死不救的主张。但是,魏国现在锐气正盛。如果我们匆忙出兵,岂不是要代替韩军承受最初的打击?”齐威王说:“那么,依先生的意见怎么办好?”孙膑说:“我看可以先答应韩国的请求。他们知道我们能出兵救它,必然全力抗击入侵的魏军;而魏军经过激烈拼杀,人力物力也会大大消耗。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兵前去,攻击疲惫不堪的魏军,拯救危难之中的韩国,就可以用力少而见功多,取胜易而受益大,不知陛下以为如何?”齐威王十分赞赏孙膑的谏仪,当即采纳。

  一年后,当魏韩两军交战更为激烈,双方实力已大大削弱的时候,齐威王才决定派兵出战,仍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于是,孙膑与庞涓又一次相逢在战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生死较量。战役之初,按照孙膑的计策,齐军长驱直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魏国的都城大梁。时过不久,孙膑得知庞涓回师都城的禀报,便对田忌说:“魏军一向自恃骁勇,现急于同我军决战。我们要抓住这个心理,诱使他们上当。”田忌说:“军师的意思是……”孙膑接口道:“我们可以装出胆小怯战的样子,用迫兵减灶的办法诱敌深入。”当庞涓日夜兼程赶回魏国本土,传令抓住齐军主力,与其决一雌雄。不料,齐军不肯交战,稍一接触即向东退去。庞涓挥师紧紧追赶不放。头一天,见齐军营地有10万人的饭灶;第二天,还剩5万人的灶;到第三天,只剩3万人的灶了。庞涓见状高兴,得意地说道:“我早知道齐国的士兵都是胆小鬼,如今不到三天就逃跑了大半!”于是,传下将令:留下步兵和笨重物资,集中骑兵轻装前进,追歼齐军。

  孙膑得知庞涓轻骑追击的探报,高兴地对众人说:“庞涓的末日到了!”这时,齐军正好来到一个叫马陵道的地方。马陵道处于两座高山之间,树多林密,山势险要,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走,是一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孙膑传令:就地伐树,将小路堵塞;另挑选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在树干上面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随后,命令1万弓箭手埋伏在两边密林中,吩咐他们夜里只要看见出现火光,就一齐放箭。傍晚,庞涓率领的魏军骑兵果真来到马陵道。说前面的道路被树木塔塞,庞涓忙上前察看。朦胧间他见路旁有一大树,白茬上隐约有字,遂命人点起火把。当庞涓看清树上的那一行字时,大吃一惊,知道中了孙膑的计谋。他急令魏军后退,但已晚了。埋伏在山林中的齐军,万箭齐发,猝不及防的魏军死伤无数,乱成一团。庞涓身负重伤,知道败局已定,拔出佩剑自杀了。

  孙膑无论是指导田忌赛马还是指挥桂陵和马陵之战,都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略上能正确地选择作战时间、空间,在战术上因势利导,制造假象,用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示敌等谋略使敌产生错误判断而自动就范,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其创造的“围魏救赵”的战法,为历代兵家所借鉴。

  

唐王墓

  唐王墓位于文安县城东南11公里龙街乡姜庄子村南,现为一高大土丘,封土高出地面5米,长70米、宽60米,墓的西部边缘部分被破坏,地表暴露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罐、豆、绳纹砖、蚌片等器物残片。

  1973年以前,封土南侧曾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立碑一块,称之“唐潞墓”。传说,在东汉末,有一位名叫唐潞的驻军首领,常年在燕国南长城附近屯兵把守,文安处于低海拔平原洼地区,经常闹水灾,百姓深受其苦。唐潞投入巨大精力修筑堤坝,后人为了纪念其功德为其立碑,出于景仰之情,在以后的传承中,将其墓称为“唐王墓”。而文安的太子务村,相传就是唐潞之子为其父守孝之地。唐潞的真正身份,目前还没有资料证实,文安县志中也只有简单的记载:“唐王墓在城南天德店村南故丘巍然世系无考”。据村民介绍,1969年姜庄子村在唐王墓封土前挖东西向深沟时,在地表约1米下曾发现一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室高2米,发现有陶楼、陶鼎、陶俑等遗物。1974年,村民在封土上挖地窖,曾发现多枚刀币。而在此墓的东侧,紧邻商周遗址,据此分析,此处应为建筑在古遗址上的汉代墓,该墓虽保存程度不是很完整,但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宏伟气魄。唐王墓是我国汉代上层阶级权利和财力的象征,该墓无大规模被盗记载。应是研究北方墓葬文化规制及当地丧葬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该墓现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郑忠墓

  郑忠墓位于廊坊市经济开发区东方大学城校区内,原地表仅存有青石墓碣,墓碣在东方大学城基建施工中被建筑机械损坏,文物勘探过程中在墓碣北9米、距地表下1.7米发现6.5×6.5米的砖砌遗迹,应为郑忠夫妇合葬墓。现墓碑存放于廊坊碑碣苑内。

    

    

    

    

郑忠墓考古勘探工地

  墓碣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通高2.6、宽1.1、厚0.27米,青石质,表面磨光,碑首拱形,无纹饰,隶书碣文,额篆“大唐故高士荥阳郑府君之碣”。长方形石座长1.3、宽0.8、高0.5米,汉白玉石质,正中有凹槽,与碣底榫卯结构。

  郑忠,字惟忠,生于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卒,与其妻合葬于“武清县西北崇仁乡白塔东北原先茔之左”。据碣文记述:其高祖在隋末窦建德起事时任武清县令,因窦攻武清时坚守城池有功,加右尉大将军,进封永年公,封邑武清,子孙克守勋业。其父郑承元曾为杨公之幕僚,授陪戎副尉。忠即郑承元之长子,“安史之乱”期间曾被安禄山、史思明委任为东光县丞、左卫兵曹等职,但因其不愿与乱军合流,而在史氏任命后“曾不视事,佛衣解印,请留幽都,阖门静居,屏弃尘世”。其子郑希潮“安史之乱”后,被朝廷升迁为“金紫光禄大夫,历太仆卿、文安郡别驾,转殿大监、幽州节度判官上柱国。”墓碣同时还记述了隋末窦建德农民起义军“围逼武清”的史实等内容。

 

董满墓

  1977年在文安县麻各庄村南修筑公路时发现。为圆形单室砖墓。墓室上部已遭严重破坏。出土随葬品44件,其中陶俑19件,镇墓兽7件,家畜、家禽俑13件,磨、龟模型3件,三彩扁壶1件,石质墓志1方。

  董满墓三彩扁壶  口径8.8×5、通高29厘米。模制而成。体呈扁圆形,直口微侈、短束颈,肩上部凸起双系,有细小穿孔。扁圆腹下部向内斜收,平底,假圈足较高。器身两面模印相同的凹起纹样,中间部位使用双重凸线饰四方圆角开光,内饰一凸起乳钉,腹边缘饰联珠纹一周;下方塑凤鸟一对,凤鸟高冠曲颈,凤鸟上方塑一蟾蜍,肌体丰满,作欲跃之状。蔓草纹点缀其间,枝叶肥厚,连绵缠绕,果实丰硕。整体构图爆满,主体突出。扁壶胎质细腻,釉色由黄、绿、白三色构成,彩度适中,斑斓典雅,烘托出极富浪漫色彩的盛唐风范。

  胡人俑  通高26.5厘米。戴方顶护颈风帽,额前有凸出的缨饰,浓眉深目,高鼻阔口,穿右衽大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左臂微前屈,手掩在袖内曲垂於腹前,右臂屈於胸前,五指并拢,手中有圆孔,原执物已失,足蹬尖头靴,立於长方形底座之上,通身呈浅橘红色。

  昆仑奴俑  昆仑奴俑通高22.5厘米。圆脸,大眼高鼻,身着圆领右衽窄袖长袍,下穿无裆裤,左臂下垂手掩於袖内,右手握拳置胸前,立於长方形底座之上,通身呈淡黄色。

  陶牛(2件)  一件高9、长22厘米,另一件高8.5、长27.5厘米。一件弯颈低头,短角,有辔,粗尾屈於臀部,伏卧於中空的弧圆形底座之上;另一件短颈昂首,弯角,缚辔头,四腿弯屈跪卧,细长尾曲於脊背。

  伏卧男俑  伏卧男俑长20、宽10厘米。表现伏卧在前弧方内凹座上的中老年男子形象。其头戴幞头,巾角结於脑後,身着窄袖长袍,腰束带,左腿屈压身下,右腿屈於身体一侧,穿尖头靴,双臂前拱,头侧枕於双手之上,浓眉闭目,两腮及眼角皆有皱纹。

  女乐俑(2件)  女乐俑一件20.5厘米,另一件高22.5厘米。式、服饰相同。头结刀形半翻高髻,着交领对襟襦,长裙铺地,跽坐於方形底座之上。一件双手执排箫於胸前,一件双臂均残。

  女执箕俑  高17.5厘米。束螺髻,着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上身挺直,单腿跽踞,双手执箕,通身呈淡白色。

  

 

 

女执箕俑                                    文吏俑

  文吏俑  通高32厘米。头戴冠,长方形脸,内着长衫,腰束宽带,外穿圆领宽袖黄色短袍,双臂屈於胸前,双手相叠,拇指与食指间有弧形槽,原执有器,惜已佚。左足方头靴外露,立於圆形矮座之上。

  女侍俑  通高26.5厘米。头结刀形半翻高髻,面颊丰满,长眉秀目,身着长筒裙,肩披帔帛,帔帛左端压在前屈的小臂下,右端被挽於胸前小臂之上,散垂过膝。立於矮圆形座上,通体呈粉红色。

  陶灶  通长16、高6厘米。长方形灶面,中间有二小釜,一大釜,后端有一短粗管状烟囱,拱形灶门,灶的一侧连接略低於灶面的炊具台。

  陶鸽  高12厘米。昂首翘尾,双翅并拢,站於方形座之上。身呈淡黄色。

  仪鱼  通高9、长26厘米。仪鱼,人面鱼身,人面丰满,鱼身侧扁,背有脊,两侧有胸鳍,通身划出弧状鳞片,卧於长方形底座之上。

  镇墓兽(2件)  通高18、长20厘米,另一件通高14、长23厘米。一件人首鸟喙,环眼束戴幞头,巾角结於脑後,粗肢利爪,腿有鬃毛,昂首蹲卧在椭圆形底座上,呈土红色;另一件缩颈昂首,大口小耳,牛鼻环眼,体肥硕,粗肢利爪,两腮、脊背、四肢刻划鬃毛,形象狰狞,四腿弯屈蹲卧於椭圆形底座上。

  男侍俑(2件)  一件通高28.5厘米;另一件通高27厘米。一件头戴幞头,巾角於脑後,方脸细目,络腮胡,身着圆领内衣,外穿翻领窄袖对襟长袍,双臂屈於胸前,手掩於袖内,靴尖外露,立於长方形座上。通身呈浅黄色。另一件戴黑色幞头,巾角於额头,面部丰满,内着窄袖长衫,外穿半袖对襟翻领长袍,双臂前屈,手指并拢拱於胸前,原执物已失,靴尖外露,立於方形底座之上。通身呈浅橘黄色。

  男仆俑  通高23厘米。束梳髻,额束窄巾,瘦长脸,细眉长目,身着右衽窄袖长袍,腰束带,带端垂於身後腰际左侧,双手掩在袖内拱於胸前,鼓腹,靴头外露,立於长方形座之上。通身呈浅黄色。

  侏儒俑  残高17.5厘米。头顶部残,身着大翻领窄袖长袍,袒胸露腹,腰束带,左臂垂於体侧,右臂前屈手指并拢置腹上,立於中空的长方形底座上。通身呈土红色。

  胡人俑  残高23厘米。头已失,身着左衽小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左臂微屈,长袖曲垂近膝,右手握拳於胸,足穿尖头高革幼靴,立於长方形底座之上。通身呈浅粉色。

  陶犬(5件)  身长10-13厘米,宽6.5-8.5厘米。犬均前腿平伸,头伏於腿间,细目短耳,颈带圈,尾细长弯曲於身体一侧,皆匍匐於长方形底座上。

  镇墓兽  长18、高17厘米。蹲卧在椭圆形底座上,短颈昂首,上齿外露,狮鼻小耳,粗眉环眼,头顶竖冠,体侧有双翅,扁尾直垂,四肢粗壮,牛蹄。身呈淡红色。

 

  

 

陶犬                                          镇墓兽

  虎形陶兽  座长11.5、陶兽身长8.5、通高6.8厘米。匍匐在中空的三层台座之上,巨吻环眼,前腿平伸,有利爪,一后腿掩於身下,一后腿微弯屈,尾短粗曲於臀侧。

  陶野猪  长18.5厘米、高8厘米。伏卧在梯形底座上,长吻,獠牙外龇,竖耳,嘴涂红色,四肢弯屈。

  异形陶兽  身长13.5、通高9厘米。蹲卧在中空的椭圆形底座上,狮鼻大口,上齿外露,下颌触地,圆睁双目,粗眉上挑至额头,耳短小,腮边有长鬃毛,额头饰鳞状纹,粗肢利爪,形象凶猛。

  墓龙  通长30.5、通高18厘米。卧於中空的底座之上,身体呈“S”形,两端各有一人头,昂首,头戴尖顶护颈帽,长眉细目,前肢平伸,有利爪。

  骆驼俑(2件)  身长26.5、高20厘米。一件昂首竖耳,四腿弯屈,捲尾伏卧,双峰间置鞍,上搭圆角花袋,并置一野猪头;另一件屈颈跪伏,双峰间置长方形鞍,鞍上有驮囊,两侧各搭丝束,并挂雁、野兔、水壶等物。

  董满墓志  长60、宽30、厚10厘米。青石质。通体呈长方形。楷书志文,共有14行,满行26字。首题:“唐版授恒州藁城县令董明府之墓志铭。”董满,字士盈,原籍邢州平乡,生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奉诏版授恒州藁城县令”,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十二月卒,次年三月迁窆于文安县北。董满祖父董满荣为北魏梁州司马;其父为北周江王记室。在廊坊出土的金石史料中,其时代较早,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史天泽家族墓地

  史天泽(公元1202年—公元1275年),字润甫,元大兴永清县(今廊坊市永清县)人。自元太祖八年(公元1213)随父兄降元,历经太宗、定宗、宪宗时期,并扈从元世祖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拥立世祖继位,“位兼将相,望重四朝”,对元朝的建立和元初的政治及国体制度的确立等都有较大的影响。纵其一生,出将入相近五十年,功勋卓著,却不居功自傲;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进不求名,退不避过,竭忠报国,尊主体民,器量涵弘,识虑深远,是元朝唯一官居左右丞相之汉人。

  史天泽家族墓地,位于永清县大辛阁乡张四营北街,因永定河改道作用,现被张四营北街民房覆盖,仅存的三通碑刻暴露出地表45~120厘米,呈东西排列,已不是原来最初位置。据清《顺天府志》:“真宜史氏墓,县(永清)西南25里,广袤一顷余,冢以百数,碣今多毁失,仅存四焉。”又清乾隆四十四年《永清县志》:“旧志,史丞相天泽墓在县西南20里焦垡村,墓前神道碑翰林学士王磐撰.今磐碑已失,仅存史氏庆源碑、秉直神道碑、乾隆四十二年知县周振荣掘地得进道神道碑。”《永清县志文徽》载录了碑文,即《史氏庆源之碑》、《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协史公神道碑铭并序》、《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史公神道之碑》、《史丞相神道碑》,与《顺天府志》所记碑的数目相同,所录碑文当无误。

  史氏庆源碑现露出地表,高45,宽93,厚26厘米,碑首雕盘龙。据碑文记载:史氏“至唐有太师者始占籍永清之兴隆里人,××××辽静江××使,又为尚书左司,任于金,以明经登第为县令,其子亦以荫补为县×××。”清乾降四十四年《永清县志》载:“永清沿革,自唐以前最为纠纷难考。”说明史氏自唐设永清县建制开始至金朝初期,均为官宦之家,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并非如《元史·史天倪传》所载曾祖史伦“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金中期开始弃官隐居故里,变为豪富乡里的大地主。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1)北方大旱,史氏一次“发粟八万石赈饥者,”可想史氏之巨富的程度,并开始“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真正发展成了雄居一方的豪强武装势力。当时史氏家族的影响非同一般,完全是有组织,具备一定规模的地方武装势力,也只有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背景和影响,才能受到元蒙古统治集团的青睐和重用。1213年史氏降元后,木华黎“乃以天倪为万户”,寻即“授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史秉直1215年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路行六部尚书;史进道1227年任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自此,史秉直,史进道“治北京十有余年,每施一号令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闻其风者虽为妇人孺子之愚暗,军伍戌夷之骄抗,亦×敛任为之敬从,无有少忤者”。1234年史进道退职后荐其长婿张之翼代其职,北京成了史氏的家天下,1220年开始,史氏家族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史天倪以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进驻真定后,真定就成了史氏家族的封地——一个新的家天下:史天泽——真定等五路万户;史天安——真定等路万户;史楫——真定路总管同判本道宣抚司事;史权——真定等路总管兼府尹;史樟——真定顺天新军万户。如此先后统治经营真定,其势力发展到世人称之为真定史家的地步,史氏家族也就逐步成了元代最有名的汉人世侯。

  史氏本为汉族,弃金降元后在元代民族等级至上统治制度下一门显赫,官势不衰,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为官期间所采取的某些方法和措施在消除社会弊端、缓解民众饥苦、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适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实:史秉直“遣放兵俘获为奴者二百余人,还为齐民”;史进道“治北京十有余年,轻徭薄赋,悯弱抑强”;史天祥“纵其奴千余口俾为民”;史天泽奏罢“周岁輙出倍息,稍积则鬻妻卖子不能偿”的“羔羊债”,“内立省部以杜绝政出多门斜封墨敕之权,外设六道宣抚司以削夺郡县官吏世袭专擅乏弊,给百官俸禄使得官者有以白赡而得保清廉之节,禁贿赂请托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为殉情枉法之私”。这些举措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都应予以肯定。但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元代只能被视为个人行为;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世袭统治和蒙古族对汉族及其它民族的封建统治。所以,史氏家族被元末以汉族为主体的起义军和后来的明政权视为“汉奸”,据清乾隆四十四年版《永清县志》,史氏的老家韩侯乡兴隆里原名龙风庄,《永清县地名志》载:因史氏投降为官的缘故,“灭门九族,全村被焚毁,成为一片焦土,后迂民在此建村,取名大焦垡。”可想而知,村庄都被焚毁,更何况是投降者的墓葬和家族墓地呢,这也许即是永清县没有史氏后人的原因。所以,永清县史天泽家族墓地当是被元未明军或其它起义军毁于元顺帝未期。皇帝特旨王磐所撰立于墓前的史丞相神道碑亦应毁于此时。

 

刘体乾墓

  刘体乾墓地位于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东储村东南,光荣村(原安次县故城)东北,该地为永定河泛区,1950年、1953年永定河两次泛溢决口,石刻被淤埋于地下,1956年修筑廊泊公路时,刘体乾墓地石刻即被掩埋于路基之下,多年来,地表仅暴露神道碑碑首、东侧石望柱及一根石牌坊柱柱头。2003年,廊泊公路拓宽工程中清理出土石牌坊、神道碑、石像牲等石刻14件(座),现均存放廊坊碑碣苑内。

 

  

 

 

刘体乾墓地发掘前地貌

     石牌楼  为四柱三间三楼柱出头式,长方形条石铺底。石柱为倭角方形,边长45厘米,边柱高327、中柱高370厘米,石柱承托小额枋处雕饰荷叶纹;柱下部由抱鼓石围护,边柱各有抱鼓石3件,中柱各有抱鼓石2件,抱鼓石中部均雕刻转角莲纹;柱头满雕流云纹。明间门道宽210厘米,两柱间由下向上依次为小额坊、栏板、明间大额枋、檐楼,小额坊下部两端雕饰雀替,栏板楷体阳刻“敕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刘公神道”,檐楼为歇山顶式仿木结构,饰正脊兽、戗兽(部分缺失)。次间门道宽185厘米,两柱间由下向上依次为小额枋、栏板、次间大额枋、檐楼,小额坊下部两端雕饰雀替,栏板双面雕如意云纹,檐楼为歇山顶式仿木结构,四角饰戗兽(缺失)。额枋、栏板与四根石柱以榫卯相连,缝间填以白灰、碎石片。

  望柱  2件。由方形石基座、八角形须弥底座、柱身、承托、望兽五部分组成。底沿雕有卷云纹;柱身为八面柱体,素面;承托呈束腰状圆形,浮雕仰莲、覆莲及连珠纹;望兽呈蹲坐式。

  石狮  2件,圆雕,完整。卧式,身长146、宽48、高70厘米,底座长110、宽55、厚11厘米。面相凶猛,两前爪向前卧于石座之上,昂首,嘴微张露齿,颈部、下巴、前肢肘处均雕饰鬃毛,尾贴于身体一侧,鬃毛飘逸,动感十足,狮爪紧扣地面,关节清晰,健壮有力。

  石虎  2件,圆雕,完整。通高118、宽50厘米,底座长80、宽50、厚17厘米。蹲坐式,两前足着地,嘴微张露齿,双目圆睁,神态威猛,虎尾穿过一侧后肢内侧伸向前爪处,似在摆动。

  石羊  2件,圆雕,有裂痕。身长122、宽47、高70厘米,底座长94、宽50、厚11厘米。卧式,四肢屈于腹下,膝盖与足呈平行状卧于长方形底座上。两弯角呈半圆形将耳环绕,四蹄腕处各饰一绺绒毛,绵羊形尾贴于臀部,体态略显肥硕。

  石马  2件,圆雕。一件完整,另一件残。身长190、宽65.5、高147厘米,底座长165、宽65、厚15厘米。卧式,四肢屈于腹下,膝盖与足呈平行状卧于长方形底上。鬃毛呈波浪式垂于颈两侧,尾贴于身体右侧,四蹄腕处各饰一绺绒毛。

  石翁仲  2尊,圆雕。位于神道碑南24、东4米处。一尊为文官,完好,通高225厘米,底座长95、宽53、厚15厘米。站姿,人座一体。宽面长须,戴文吏帽,双手执笏于胸前,长袍宽袖,露足。另一尊为武官,腰部及下身断裂,通高215厘米,底座长90、宽60、厚15厘米。站姿,顶盔束甲,双手执锏,立于方形座之上。

 

  

 

神道碑                                           谕祭碑

  神道碑  有称之为圣旨碑。碑额浮雕双蟠龙纹,阳面圭形额题,无字。碑文竖行,右上首刻“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碑文主要记述了刘体乾的政绩、官职、卒后追赠其为太子少保及纪年——万历五年四月。石底座平面呈“凸”字形,周边为方形砖砌散水,底座下铺青砖一层,边缘为竖砌,顶面错缝平砌,基础为长方形石板。

  谕祭碑  碑首浮雕双幡龙纹,阳面圭形额题,篆书“谕祭”二字。碑身顶与碑首相接的凸榫残损,碑身右上角斜竖裂,碑文竖行,内容为明万历五年皇帝遣顺天府通判祭奠刘体乾的祭文。

  谕祭碑  碑首浮雕双幡龙纹,阳面圭形额题,篆书“谕祭”二字。碑文竖行,内容为明万历四年皇帝遣顺天府通判祭奠刘体乾的祭文。

 

  

 

         石牌坊栏板                               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

  刘体乾,字子元,直隶东安(今廊坊安次)人,生于公元1500年。据《明史》及地方志记载,刘体乾一生供职三朝。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中进士(即明清时殿试合格者)。初授行人,掌管传旨、策封等事。改兵科给事中(官名,在内廷服务,秩从七品)。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转左给事中(给事中的副长官,秩从六品)。嘉靖时期,“帝以财用绌,诏廷臣集议”,多数大臣建议“追宿逋、增赋额”,唯独刘体乾上疏陈述只有革除冗官冗费才能“国计自裕”,他提到的冗费即为冗除“光禄寺”(主掌膳食、帐幕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的官署)之费,可见其为官之“耿介”。刘体乾积功升任通政使,后迁刑部左侍郎(为刑部尚书的副职,秩正三品)。改户部左侍郎,总管国家的仓库、物场。隆庆初(公元1567年)晋升为南京户部尚书(秩正二品)。隆庆帝在位期间,“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刘体乾相劝,其他官员也“交章乞如体乾言”,皇帝只好“命只进十万两”,却夺刘体乾半年俸禄。隆庆皇帝多次向太仓取银购丝帛、奇珍异宝等物,刘体乾清正刚直、善于判断,每次上疏,均据理力争,最终“积杵帝意,竟夺官”。神宗即位(公元1573年),重新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尚书。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卒,赠太子少保(官名,多为加官或赠官,正三品,凡有太子少保衔者,多被尊称为宫保)。谕祭碑记载刘体乾“持身耿介、任职清勤”,进一步印证了史料记载,万历皇帝先后两次派遣顺天府官员谕祭并立圣旨碑,体现了对刘体乾生前政绩的充分肯定。另,刘体乾友人吴哲曾送刘尚书诗一首:“都门十里攀辕日,阙下诸艰去国时。四海征输心力竭,一生清节骨毛知。忧民有疏频焚草,解组归田但食斋。从此御河桥上望,流波出浦凄其。”

  

 

 

 

刘体乾墓地石刻复原全景(廊坊碑碣苑)

  古代石刻是古人有意识的对岩石进行有意义的刻画。具体指刻着文字、图画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碑碣等石制品或石壁,主要包括石碑、画像石、摩崖石刻和岩画等。廊坊地处平原,古代石刻尤显珍贵,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碑刻、石幢、石雕等是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刘体乾墓神道石刻数量、种类较多,雕刻手法粗矿简洁,线条流畅,人物形态庄重大方,肌体丰满,神情自若,动物整体造型逼真形象,威猛膘悍,体态硕大稳健,生动传神,石牌坊结构匀称和谐,造型美观大方,堪为石雕艺术的精品,为研究明代雕刻艺术和明代官员墓葬等级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刘体乾墓地石牌坊复原全景

 

  

 

 

刘体乾墓地神道复原全景

 

 

  

 

刘体乾墓地谕祭碑(左1,左2)神道碑(右1)

 

  

 

石翁仲(文官)       石翁仲(武官)                修复后的望柱       

 

 

 修复后的石狮

  

 

 

修复后的石羊(左)                           修复后的石羊(右)

 

     

 

修复后的石马(左)                    修复后的石马(右)

 

  

修复后的石虎(左)                     修复后的石虎(右)

 

  

第六章

第六章

名人旧居、祠堂、清真寺

  

刘源灏旧居

  刘源灏(1794-1865)为国子监学正刘锜长子,字鉴泉,号晓瀛,直隶顺天府永清(今河北省永清县)刘街村人,他16岁中秀才,嘉庆二十一年(1816)中举人,道光三年(1823)考取进士,投翰林院编修,参加重修《康熙字典》。道光14年(公元1834年)充山西乡试正考官,取举子61名。次年出任扬州府知府,扬州案犊繁多,源灏抵任后词讼随到随结。原积压旧案有几年、十几年的,甚至几十年的。他白天坐堂处理公务,晚上调来原案稿件挑灯夜读,逐一披览,多年陈案件件弄个一清二楚,来龙去脉,起始原由了如指掌。往往不三数语而结,郡人惊诵神明。他在任扬州选贤任能,所属八个州县万余文童举行府试,他亲自阅卷。凡考试成绩优秀者招来扬州读书。因此,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如王凯泰,蒋超伯等人。有一年秋,洪湖水盛涨,如果开坝泄水则下河数州县田地将被淹没,若不开坝水位上涨有冲决之险,源灏为百姓生命财产着想,力主迟开坝,可是河帅派人严摧开坝,他为民请命,坚持不开,是时下河居民沿堤齐集数十万人,哭声震地。源灏泣日:“乡民迁徙高阜,开坝人夫齐集等候,水长则开,水平则止,我在此立候。”言毕,水势渐渐消落,在场人皆惊喜,西岸居民欢声大作,伏地叩头曰:“我们的生命、财产皆大人为之保全!”事后当地人民为源灏立长生禄位牌,以铭其功德。

  道光19年(公元1840年)升任陕西督粮道,到任后见省城西安鼓楼大街石路破损,年久失修,车辆难以通行。源灏慷慨解囊捐银万两,动工兴修,一年告成,省人刻石立碑记其事。又在关中书院增设诗赋课,时人传诵。后转任陕西西潼商道,他下工夫清理税务、裁减浮费,商贾云集,使省城繁荣起来。潼河西岸百姓长年引河水灌溉农田,但因年久淤积,农民失利。源灏损资重修水渠,引水归故道居民公送匾额以感其恩德。在任山东按察使时,山东省盗匪蜂起。源灏一面清理冤狱,一面严令查捕盗匪,地方渐渐安宁。随后升布政使,他加力整顿财务,翦除滥款约二万余两,各属欠款纠纷极力清理,禁止滥支,设法催缴欠项,如数上解京饷。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山东逢灾欠收,源灏请命调入粮米30万石赈灾民,百姓得沾实惠。次年粤匪窜陷临清,源灏督办省城团练,昼夜巡防,确保城乡安全。后又升任贵州巡抚,到任不久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率部由四川入黔,屡陷州郡,直至广顺距省城七十里。源灏日夜筹防,心力俱瘁。是时田兴恕将军在贵州军威颇振。源灏奏请入黔办理军务, 田将军率部屡战屡捷,省城转危为安。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升任云贵总督。次年2月源灏因精力渐亏又患腿病逐乞修归故里。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正月初八病故,享年7l岁。死后与赵夫人葬于后奕镇北,“文化大革命”中坟墓被毁,有墓志一块尚存。

  刘源灏亲授其弟刘源俊苦读诗文,源俊于道光15年(公元1836年)得中进士入翰林院选改编修。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5年)任荆州府知府。乡人称其兄弟二人为大翰林,二翰林,称其故里为翰林院。

刘源灏故居位于永清县正南15公里的刘街村(原刘靳各庄),它是河北现存唯一的清代官居。原建筑面积占地约20亩,由东、西、 南、北几套院落组成,房屋百余间,主院八个大门,周围院墙内建平顶房屋,更夫在屋顶可沿院墙巡视院内外,建有角楼一座,为保安人员指挥部。东西两院之间的马道内曾建有家庭戏楼一座。现存古建筑1座,坐北朝南,面阔5间18.5米,进深3间8.1米,占地面积150平方米,硬山布瓦屋面建筑,五架梁,砖、木、石结构,东西墙有拱形侧门。南面墙体及北面墙上半部分为村民补砌,屋顶部分已塌。院内有石碑一通,青石质,高1.5、宽0.53、厚0.16米,碑首刻龙纹,为刘家七世墓碑。大门处有石构件3件,为青石质,其中2件用于门柱下端,刻有梅花、荷花等图案,另一块置于大门口西侧,应为石桌构件。翰林双井,相距40米南北排列,北苦南甜,苦水井水做洗衣、浇地等用;甜水井水经水道先流入老爷庙过滤后,在流入翰林院各院供饮用。甜水井边的大柳树直径将近一米,至今仍生机勃勃,他处少见。

  在刘源灏旧居对面建有刘家祠堂,现存有正房及厢房各一座,均为硬山布瓦屋面建筑。正房坐东朝西,面阔5间、进深2间,通面阔16.6米,通进深5.6米,前檐檐柱间为木门窗,其余三面墙体围护,偏房面阔2间7.5米,进深1间5米,现仅存西、南两面墙体。祠堂因年久失修,风雨侵蚀,墙面毁坏严重,部分被村民用现代砖垒砌,整体破旧不堪,濒于倒塌。

  永清县刘街村刘源灏故居是河北省境内仅存的河北梆子,昆曲科班旧址,仅存的建筑恰是当年科班的排练厅,弥足珍贵。

  始办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永盛和河北梆子(兼教昆曲)科班,就坐落在这座刘宅(翰林院),为当地二翰林刘源浚之子刘铁山及大翰林刘源灏之孙刘卓生所办。其师资力量之雄厚,艺徒出科后成材率之高,与同时期的科班相比均属上乘,因此成为河北梆子初兴阶段影响最大的科班之一。永盛和科班前后共办三科,刘铁山主办前两科,刘卓山主办第三科,艺徒六年出科,出师后演出三五年再办第二科,前后达30年之久,共培养出艺徒70余人。主要教师有纪发(艺名十二红)和小锅圈等。著名演员有李桂春、魏联升、郝永雷等。这些演员对河北梆子剧种(包括京剧)的繁荣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

  永盛和于民国三年(1914年)左右散班。在当时条件下,能坚持三十余年办科班,并培养出众多国内有名的演员,这说明永盛和教学是有特色、有成就的。

  2012年刘源灏故居被公布为永清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将通过政府主导、部门运作、后人支持、群众参与,推动故居修复工程进行。先期对翰林院现存建筑过厅、祠堂、翰林井进行抢救性保护、修复。同时,通过走访刘源灏、刘源浚后代及曾在翰林故居生活、学习、工作过的人员,广泛搜集翰林故居相关史料,使这座蕴含深厚文化意义的建筑得到较好的保护与流传。

 

解氏祠堂

  

解氏祠堂全景

  位于安次区东沽港镇淘河村南淘河中心小学院内,祠堂现存大殿和东、西配房及门楼,门楼前左右各一石狮,院内存留四棵古松柏。据传清光绪年间,为修建颐和园时本村解师傅、李师傅所获老佛爷奖赏后,解氏家庭在淘河村南大兴土木,雇佣能工巧匠修建“解氏宗祠”。后不久,在宗祠西跨院又修建了不少房子,1913年开办了“解氏私立小学”。宗祠和学校连成一个整体,据传说是遵循《朱子治家格言》中:“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教诲。宗祠内除供奉祖先的大殿和东西配房外,其它房舍做为学校的课堂,当时名为“解氏私立小学校”。因教室紧张,现大殿做为教师办公室,东西配房为学生教室。该祠堂位于淘河中心小学院内,现做为小学教室及教师办公室用地。

 配殿                                          正殿          

清真寺

  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礼拜、穆斯林举行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亦称礼拜寺。兴建清真寺被视为穆斯林神圣的宗教义务和信仰虔诚的体现,哪里有穆斯林,那里就建有清真寺。清真寺的主体建筑是礼拜大殿,方向朝向麦加克尔白。大殿正面墙中有凹壁(米哈拉布),左前方有阶梯形讲坛(敏白尔)。较大的清真寺还有宣礼塔。塔顶呈尖形,故称尖塔,系唤拜之用。

 

北坞清真寺

 

   

北坞清真寺全景

  北坞清真寺位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夏垫镇北坞村中心。北坞清真寺始建于明朝,是河北省十大清真寺之一。它座落于自治县境内最大的回民村——北坞村,古寺座西朝东,其主体建筑礼拜大殿长40米,宽23米,面积约90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可同时容纳1200名穆斯林聚礼。古建筑在风格上保留着阿拉伯式建筑的痕迹,因此,它也是中阿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这座古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遭遇过炮击,解放后,在十年动乱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落实,清真寺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修复。通过多年来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及广大回汉群众的捐助和努力,现已基本上恢复原有的风貌,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开始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寺门前的小石桥,结构简朴,名曰天心桥;走进寺门,迎面便是3间宽大的对厅,其两侧各立石碑一块。穿过对厅是一色方砖没地而又宽敞的长方形天井。天井市北侧对着南北讲堂,是阿訇和乡老们讲教和议事的所在。西面,便是清真寺的主体建筑——礼拜大殿。大殿近40米长、17米宽,面积660多平方米,可容2000余人礼拜;殿前有抱厦,后有窑殿,北坞清真寺侧面布瓦硬l山屋顶,三部分浑然一体。侧观殿脊起伏,呈马鞍形,在西端的窑殿顶上耸立着塔式四角高亭,名曰望月亭。殿内圆柱林立,木制地板上铺着毛毡、垫席之类。大殿西墙上,有砖雕四壁呈拱形门洞状。内雕花卉经文。西北角上是结构精巧的“敏白尔”。大殿的南北面是砖砌拱形窗口。大殿和北讲堂的北面,另有侧门可入,这里有沐浴室、井房、学堂等建筑,中间有月亮门相通。整个建筑群,结构紧凑,布局严整,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这座砖木石结构的古寺,始建年代难以考证,据寺内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碑记可知,由当时回族太监李奋庸在原寺的基础上扩建、增修而成。后经清代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多次修葺。是廊坊市保存完整的清代古清真寺之一。 

  

大围河清真寺

  大围河清真寺位于文安县城西北大围河乡大围河村,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该寺始建于明朝永乐(1403年)年间,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

  礼拜殿坐西向东,面阔三间,进深六间,为重檐映山式,砖木结构,瓦顶,长方形石基。前廊深3米,前后四根明柱。北侧建有配房七间,为磨砖对缝瓦房,保存完好,现为寺内人员办公、起居场所。1993年在大殿东南建女寺及女浴室,2000年在大殿西侧建望月楼。

  大围河清真寺古寺经过历代修缮,尤其是最近大修后,更加气势雄伟富丽堂皇。迎门大殿中六柱耸起,四面挑角做为脊楼。脊角梁头镶有龙头、等兽头装饰,花纹绚丽,玲珑剔透,基本保持了乾隆年间的建筑风格。

  据寺中碑文记载,乾隆宠爱的维吾尔族妃子名香,宫中赐号“容妃”,人们称她为“香妃”。她随乾隆出巡时,委派回族曹姓太监到此在明代清真寺基础上扩建而成。乾隆皇帝亲书“正大光明”,并制成蓝地鎏金字匾,挂于大殿正门。后曹太监定居围河,死后葬于该村,至今寺里保留他的墓碑。 

  

   

大围河清真寺北侧

 

  

第七章

第七章 造像、经幢、碑刻

  岩石是人类用于承载文明信息的最古老材料之一。从复活节岛石像到云冈石窟,从刻于玄武岩上的汉莫拉比法典到汉白玉雕琢而成的碑铭题刻,这些造像石碑标记着人类文明的足迹,诉说着一段段尘封的历史。

  廊坊市历史悠久,人类活动史最早可追溯至8000年前。8000年来,廊坊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其中不乏颇具价值的石质文物精品。

  一、佛造像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载。佛教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同时也深深烙上了中华民族的印记。而佛像造型及所持器物的形象和意义也越来越中国化。

北魏太和十一年佛造像

  北魏时期,统治者与佛教的联系日趋紧密,当时的社会认为帝王就是佛,礼佛就是忠君。统治者利用佛教强化其统治,故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各地塑造了数量、题材众多的佛造像。

  北魏太和十一年佛造像于1999年12月出土于永清县支各庄村。造像的周围发现有建筑遗存,应该为古代的寺庙遗址。

  造像为青石质,高1.52米,宽0.85米。通观这尊造像,具有浓重的大同云冈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

  造像的正面浮雕有一佛二菩萨像。其中释迦居中,面相清秀、眉眼细长,但口部及下颚残缺。主佛两侧的协侍菩萨像形体较小,残损严重。左侧一尊菩萨仅存头部和手持莲蕾的残迹;右侧的菩萨仅残存有一支左臂弯于腰际。

     

      

             

             

             

造像正面                                造像背面     

  造像的背面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雕有一尊坐佛,但头及右臂残缺。中部为仿木结构的殿宇,其间为顶龛,释迦、多宝二佛并排而坐于龛内。下部刻有楷书发愿文。发愿文虽已残缺,但令人欣喜的是标示年代处十分完整,可知其雕造于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与云冈石窟为同一时代建造,为目前所知河北地区出土北魏时期纪念款石造像中较早者。

  此造像年代较早且纪年明确,对研究廊坊乃至河北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具有难得的价值。

  文化解读: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廊坊市永清县的北魏太和十一年佛造也修造于这个时期。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工程前后一共用了64年,其中最早的是有昙曜开凿的五个窟,后来逐步开凿了200多个窟。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秀骨清像”的源头。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纵观群佛,在这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巨石横亘,石雕满目,甚为壮观。

  二、经幢

  幢,梵语叫“驮缚若”,意译为幢。幢的本意就是旌幡,原本是我国古代作仪仗用的以羽毛为饰的一种旗帜。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徒在长筒圆形绸伞上写经叫经幢,为了保持耐久,又将经刻于石柱上叫石幢,后来亦称为经幢。我国石柱刻经始于六朝,绝大多数是刻有陀罗尼经的,少数则刻心经、弥勒上生经等。

王龙陀罗尼经幢

  王龙陀罗尼经幢于1976在年固安县王龙村北发现。经幢原为寺庙附属物,金代天辅年间修造。经幢为汉白玉石质,通高近7米,由座、身、顶组成,幢身刻尊胜陀罗尼经、波若波罗密多心经。

  此经幢比例匀称,造型优美,多组精致的浮雕、圆雕形态变化多端,意境灵动流畅,组合成完美协调的整体。幢身的雕刻技法娴熟,线条奔放明快,造型生动美观,体现了动静结合、气势贯通的艺术境界。刻于幢上的经文书法秀美,笔力遒劲,挺拔俊逸,气韵流畅,雕刻精细。王龙陀罗尼经幢堪称金代石经幢中的精品,亦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品。

  文化解读:密宗与陀罗尼经幢

  公元八世纪,佛教密宗(又称“真言宗”)由印度传入中国并日渐流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作为密宗经典,主要内容是佛为善住天子宣说攘灾延寿之法,显示尊胜陀罗尼之灵验。于是,众信徒认为咒语——陀罗尼包含深奥的经义,倘若有人书写或反复诵念即会解脱他的罪孽,得到极乐。唐后,密宗慢慢在中原地区衰退,却在西藏地区和日本盛行至今。

  为使陀罗尼经永存,善男信女们便将它刻于上有顶下有座的八棱锥形石柱上,这就是当初较为简单的经幢。辽、金时期是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各地陀罗尼经幢的建造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经幢造型也逐渐复杂,日趋华丽考究,发展演变成集建筑雕刻艺术、佛教内容于一体的完美石雕建筑。

  说到陀罗尼经幢,就不得不提到河北保定市赵县的“赵州陀罗尼经幢”。该经幢建造于北宋景祐五年,为开元寺的建筑物,后寺废而经幢仍存。经幢全部用花岗岩石雕琢叠砌而成,高16.44米,是我国尺寸最为高大,造型最为华丽,刻工最为精细的一座陀罗尼经幢。  

前南庄墓幢

  墓幢是经幢的一种,是信佛者在墓地所立。墓幢也称坟幢或墓铭幢,多刻陀罗尼经文,为了祈祷死者能够超生,兼有为家人祈福的作用。墓幢始创于唐,盛行于唐宋时期,以后转衰。

  前南庄墓幢于l990年5月4日出土于安次区杨税务乡前南庄村,是奉昌等人为其父母所作,记叙了死者生平事迹,又具有墓碑的作用。该幢修建于辽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金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重修。

  此幢为青石质,通高3.14米,幢身分为座、身、顶三部分。底节幢身的八面柱体上阴刻有楷体《佛顶尊圣陀罗尼经》、立幢人家事、立幢经过、立幢时间等内容。上节幢身四大面龛内各雕坐姿佛像一尊,为佛教中的四方之佛,即东方香积世界的阿閦佛、南方欢喜世界的宝相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的微妙声佛。四小面阴刻佛像名称。

  该墓幢造型古朴典雅,以束腰为主,底腰细瘦,以突出上部的复杂多变,使基座保持稳定。幢体比例匀称,造型别致,雕刻手法细腻,汲取了我国传统的石雕技法,是一件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也是我省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较完整的辽代墓幢。

  前南庄墓幢的发现弥补了我省墓幢的空缺,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具有很高的价值。

  三、佛塔

  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我国以前,我国没有“塔”,也没有“塔”字。当梵文的stupa传入我国时,曾被音译为“塔婆”、“佛图”、“浮图”、“浮屠”等。由于古印度的Stupa是用于珍藏佛家的舍利子和供奉佛像、佛经之用的,亦被意译为“方坟”、“圆冢”,直到隋唐时,翻译家才创造出了“塔”字,作为统一的译名,沿用至今。

大辛阁石塔

  大辛阁石塔原来位于永清县大辛阁乡大辛阁村南500米,现迁移至大辛阁村南白塔寺院内。

  石塔始建于辽代,通高6米,汉白玉石质,由座、身、檐等部分组成,为八角密檐式实心塔。清于敏忠编撰的《日下旧闻考》中记载:“永清西北十五里辛窑村龙泉寺有白石塔。”即为此塔。

  石塔塔底为八角须弥座。每面束腰处雕兽头,须弥座上有仰莲圆形盘状石雕。塔身为八角形,每角雕出凸棱作角柱,直达塔檐。塔身正南面下部浮雕两扇四抹头毬纹格扇门,门上浮雕团龙;塔身东南、西南两面浮雕披甲执兵力士各一尊;塔身正北浮雕佛像一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着覆搭双肩袈裟,手结禅定印。塔檐为八角形,由下而上逐渐内收,每层檐均以一整块石头雕成,共13层。塔檐面雕瓦垄,檐端刻出滴水、勾头。最下一层塔檐底面刻出檐椽、椽飞、角梁,每角雕斗栱一朵。最上一层塔檐以八角攒尖式结顶。原塔刹早已毁失,此塔与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内辽代石塔的形制极为相似,当属辽代寺院的附属物。

  

 

 

                                                    石塔底座

              

 

  

 

大辛阁石塔                              塔身浮雕力士

 

 

  

 

塔身浮雕佛像                塔身浮雕力士              塔身浮雕力士

  文化解读:中国佛塔

  佛塔的造型起源于印度。根据佛教文献记载,佛陀释迦牟尼涅盘后火化形成舍利,被当地八个国王收取,分别建塔加以供奉。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塔的建筑在后汉末年就已经风行全国了。中国的工匠们将印度原有的覆盆式塔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楼阁相结合,便产生了楼阁式的佛塔,继而由楼阁式衍生出密檐式塔等形制。

  

   

  

  

  

早期覆盆式佛塔:印度桑奇大塔

  1、阁楼式塔

  阁楼式塔的形式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楼阁,这种塔在中国古塔中历史悠久,形体最高大,保存数量也最多。

  阁楼式塔的代表当属山西应县木塔。该塔距今已有950年之久,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佛塔。木塔通高67.31米,约相当于现在20层楼房的高度。全塔上下除了砖石塔基和铁制塔刹外,整体架构所用全为木材,没有一根铁钉,数以万计的构件全靠卯榫互相咬合定在一起。木塔屹立近千年而不倒,其结构之固堪称一绝。

 

  

应县木塔                                      应县木塔内部

  2、覆钵式塔

  覆钵式塔又称喇嘛塔,是藏传佛教佛塔,主要流传于印度、尼泊尔,中国的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区。

  覆钵式塔是一种实心的建筑,供崇拜之用。被用作舍利塔,还可做僧人的墓塔。其形体大小不一,中国现存最大的覆钵式塔是建于元代的北京妙应寺白塔。

  3、密檐式塔

  密檐式塔的第一层很高,以上各层骤变低矮,高度面阔亦渐缩小,且愈上收缩愈急,各层檐紧密相接,故而得名。廊坊市永清县的大辛阁石塔便是典型的密檐式石塔。现存最古的砖塔河南登封县的嵩岳寺塔即属于密檐式塔。此塔修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是中国现存古塔实物中年代最早的。

  4、金刚宝座塔

  金刚宝座塔源于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塔。塔的下部是一个巨大的金刚宝座,座的下部有门。宝座上建五个小塔,供奉着佛教密宗金刚界五部主佛舍利。这种塔在中国从明代以后陆续有修造,其中以内蒙呼和浩特慈灯寺金刚宝座舍利塔最为著名。该塔建于清雍正年间。塔由塔基、金刚座和顶部的五座玲珑宝塔组成。

  四、石碑

  早期的树碑风气始于周代,当时碑石上不镌刻文字,称“无字碑”。春秋时出现了“碑”这个名称,但它当时是宗庙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桩子,同时,人们也根据它在阳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来推算时间。到了战国时期,大贵族殡葬时,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轳辘系绳缓缓放下,“碑”就是那时装轳辘的支架。殡仪结束,往往把这个支架留在墓地里。直到西汉,墓地石碑的上部仍凿有一个圆孔(叫作“穿”),这是来供悬棺下葬用时留下的痕迹。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鹿孝禹碑”。东汉开始大量出现镌刻文字的碑石,用以歌功、立传、纪事。一直流传至今。

  碑的结构一般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首主要刻些碑名,或仅起装饰作用。碑身刻写碑文,碑座起承重和装饰作用。明以后,碑座改为似龟非龟的赑屃。传说,赑屃是龙的九子之一,善于载重。

崔家坊御诗碑

  崔家坊御诗碑位于文安县崔家坊西北,修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通高260厘米、宽100厘米、厚26厘米。

  乾隆皇帝先后四次巡视文安县,对当地的水利工作十分重视。此御诗碑的诗句便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二年第一次巡视文安时所题。县官向皇上禀报了文安的水灾及丰歉情况后,乾隆得知辛巳年(1761年)秋文安洼遭大水,癸未年(1763年)发帑修筑堤防。此次巡视河堤工作,确见文安洼水已干涸,连年获得好收成,百姓欢天喜地,乾隆很是高兴,即兴赋《阅文安堤工作》一首:“辛巳秋行潦,风浪掀喧豗。文邑本大洼,长堤报漫开。清水向南泄,百里遭沴灾。蠲赈命妥为,急堵决口培。苏桥至马村,加高益厚皆。大工癸未就,涸土耕犁排。连年幸有收,元气复天垓。堤上兹临阅,士民欣我来。叩谢尔莫亟,吾犹抱慊哉。”御诗碑的碑身由碑额、身、座三部分组成。碑座已遗失。碑额雕刻有四龙交盘的浮雕造型,阳面中间篆刻有“御制”二字。碑身的阳面及两侧均为行书体乾隆御笔碑文,阳面用五体诗称颂竣工的苏桥至左各庄村段大清河堤防工程保民利农,记述了乾隆巡视时亲见“清水向南泄,百里遭灾”的景况,并对治理文安洼的水灾缺乏良策表达了遗憾之情。特别是误人言开永定河南岸入中亭河,更使洼地水灾频发。两侧面记述了堤防竣工、乾隆巡视题诗的时间等内容。

  文化解读:乾隆皇帝与文安水患

  自古以来,“形如釜底”的文安洼淀便是水患频发之地。据记载,乾隆皇帝对文安的水患关注有加。

  关于乾隆皇帝重视文安水患有一民间传说:清朝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7年)乾隆帝南巡,登舟顺古京杭大运河南下,龙舟驶入大清河西上来到文安县崔家坊村,见这里河洼链涟似海,一片水乡泽国。这时候从东南方向乎悠悠乎悠悠漂来一个庞然大物。定神远望原来是一个锅盖般大小的大王八口衔一块竹牌朝龙舟游来。它把口里的竹牌甩到了龙舟上,随后开口讲道:

  “宿儒前来讨封也,闻皇上巡幸来文,驻跸濒河,时文邑水灾壅于上书,欲诉无由,乃在龙舟前帝命拯出,为民请命。呈上竹柬请皇上拆视。”乾隆帝见此情景,慌忙曲膝跪下,打开竹牌“请主上登堤向南一望”九个大字映入眼帘,乾隆帝不知所错,在众臣的簇拥下登岸来到一处高地上远望文安大洼,汪洋百里惊涛骇浪,乾隆帝下传圣旨:文安乃弹丸之地,北平近如版图,重念其民久遭水患,疲困为甚,蠲免文安县银米、丁税、差徭三年。当时的文安县令郝琏钦奉上谕,文安人才得以存活。

  从这颇具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文安水灾的严重程度和乾隆皇帝对当地水患的重视。

清代大学士于敏中主纂专供皇帝御览的《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中记录了乾隆皇帝先后曾四次巡视文安,真实反映了其对畿南州县的水利,特别是对文安的水利工作、田畴丰歉的关注。乾隆皇帝多才多艺、善诗能书,在巡视文安时,每次都以吟诗作赋抒发情怀,并传谕旨为民办实事。作为一位封建君主,这种深入实地,体察民情,求真务实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张仁宪神道碑

  所谓神道碑是墓道前记载死者事迹的石碑。树立墓碑的风气从东汉时广泛流行,当时豪强地主讲究门阀,因此树碑成为他们夸耀身世的重要手段,后汉以来,碑的制作愈来愈精,大都打磨光滑,到了唐代,雕刻艺术日臻成熟。

  张仁宪碑位于文安县城西北1公里,文安镇相公庄村北300米,碑为汉白玉石质,通高4.30米,碑身宽1.44、厚0.54米。根据碑文记载,张仁宪碑年代为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为唐朝卢龙节度史张仲武为其祖父张仁宪立。张仁宪官至太子中元,死后追赠为工部尚书。碑首雕有蟠龙纹,碑额题有“大唐故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之碑”。碑身字迹部分风化不清。赑屃座,座下为大理石条铺成的石床,约3米见方,该碑整体雕刻线条精美,粗壮有力。碑文由幽州节度史掌书记李俭撰。

  此碑用汉白玉雕成,通高4.3米,碑身宽1.44米,厚0.54米,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呈半圆形,浮雕四龙交蟠,龙首垂于碑侧。雕刻刀法圆熟,线条流畅,形态逼真。阳面篆书题额“大唐故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之碑”。碑身阳面阴刻隶书碑文, 记载了张仁宪家族的世系、官职,详录了张仁宪家族九世17人,并详细记述了其孙张仲武的战功。石碑的碑座为石雕贔屃,敦实厚重,雕刻精细。因年代久远,石碑于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冬断裂倾倒,当时的文安县令刘宝楠修复重立,后再次裂倒,于1984年再次修复,并建房保护起来。每当清晨晓雾迷漫,丰碑突兀,人们想象张公当年统帅千军万马,旗旗招展,威武雄壮的气势,美其名曰“唐碑吐雾”。后来,被列为文安八景之一。张仁宪碑是目前廊坊市唐代石刻中保存最完整、最高大的墓碑。它反映了我国唐代北方雕刻艺术的风格,是研究张仲武家世的依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文化解读:文安八景

  文安古八景分别为:胜水荷香,文谭灏影,汉桧凌霄,唐碑吐雾,九川雪浪,万柳金堤,苏公胜迹,孟母高台。因年代久远,除唐碑吐雾外另七景早已无存,我们只能从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墨画中追忆这些逝去的美景。

  一、胜水荷香

  今霸州市胜芳镇原属文安县。此处原为胜芳淀,过去多栽植莲藕。每到夏季,碧绿的荷叶映衬盛开的荷花,微风吹拂,清香四溢,绵延数十里,灿如云锦。“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美丽的景象真有杭州西湖的风采,故称之为胜水荷香。胜芳集市贸易繁荣,商贾云集,为直隶(河北省)六镇之一,南来北往的人跨关渡河,胜水荷香的美名传遍海内外。

 

  

 

 

胜水荷香意境图

  二、文谭灏影

     文谭灏影在文安县城北偏西8公里,急流口乡急流回村的北急流口(自然村)西北边。其地古临漳水,系河道决口急流冲积而成的深水大坑。澄波浩渺,古岸萦回,天光倒垂,日影在下,人游览于岸边自有一番乐趣。因年代久远,现仅存二三百平米面积。原有石桥一座,名为“文济”,清代咸丰九年曾经重修过,今已不存。潭本名“文安潭”,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曾经到过这里,说文安潭的名字是禺王留下的。

  三、汉桧凌霄

  灵集寺内有的两棵高大的桧树。桧树是叶子如柏树、枝干像松树的一种常绿乔木。这两棵树相传是汉代建寺时栽植的。过去十年九涝,洪水频仍,文安洼的树特别少,尤其是桧树在这里更不常见。物以稀为贵,每当秋收之后,地净场光,登高远望,百里大洼一览无余,两棵古偿苍劲挺拔,参天并立于高冈之上,确实很壮观。                   

  四、唐碑吐雾

  张仁宪碑位于文安县城西北1公里,文安镇相公庄村北300米,石石碑为汉白玉石质,通高4.30米,碑身宽1.44、厚0.54米。根据碑文记载,张仁宪碑年代为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为唐朝卢龙节度史张仲武为其祖父张仁宪立。张仁宪官至太子中元,死后追赠为工部尚书。碑首雕有蟠龙纹,碑额题有“大唐故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之碑”。碑身字迹部分风化不清。赑屃座,座下为大理石条铺成的石床,约3米见方,该碑整体雕刻线条精美,粗壮有力。每当清晨晓雾迷漫,丰碑突兀,人们想象张公当年统帅千军万马,旗旗招展,威武雄壮的气势,美其名曰“唐碑吐雾”。后来,被列为文安八景之一。

 

  

 

 

张仁宪碑远景                                    九川雪浪意境图                     

  五、九川雪浪

  九川雪浪为文安曲堤店遭受洪水灾害的境况。当时曲堤店为众水所汇之区,洪水泛监时一片汪洋。文安八景其余七景,或为名人遗迹,令人向往,发思古之幽情;或风景宜人,颇具特色,乡人引以为荣。唯此景展示过去遭受洪水灾害时的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六、万柳金堤

  这是大清河南堤,又称千里堤。因为沿堤栽植柳树,长堤横亘,高柳参天,碧水东流,渔舟荡漾,宛然一幅美丽的图画。大堤有柳树的护卫,取固若金汤之意,所以称为万柳金堤。

  七、苏公胜迹

  在文安县城北20公里苏桥镇,北临大清河与霸州相望。因宋代苏洵曾授霸州文安县主簿,故该县曾建桥及苏公祠,祠在河北,清代已废。虽云苏公胜迹,其实苏洵并未到县任职。

  据欧阳修《故文安主簿苏公墓志铭》记载,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转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礼书修成之后,呈奏朝廷,未等批复下来,他就病故了,当时是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活了五十八岁。说明苏洵并未到过文安。

  八、孟母高台

  位于大柳河镇东一公里,富各庄村北。原来有一高大的土台,台下有洞,深广莫测,相传为宋将孟良藏母处,台下有碑,题日“孟母之墓”。清朝末年碑已不存。1958年前还有不太高的土台,方圆十几米。

 

重修法华寺记石碑

  重修法华寺记碑刻位于廊坊市安次区杨税务乡禅房村西北300米,为我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碑阳楷书记载法华寺始建于辽金时期,重修于明万历年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东安县志》中有记载。法华寺也称无樑寺。传说一道人至此,见其荒凉景况,一夜之间筑起三层大殿,自此无樑寺闻名百里。当年香火相当旺盛。该建筑技术精良,非常坚固,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被拆除,现只存“重修法华寺碑记”石碑一通。碑为汉白玉石质,由碑额、碑身和赑屃座组成。碑首浮雕双龙戏珠,篆书题额:重修法华寺记。碑阳楷书记载法华寺始建于辽金时期,重修于明万历年间。万历七年,王良友、宋君月、葛君进、君宗孝等出资重修殿宇,陈君龙、王希武等出资砌甬道、侧殿。撰文:文林郎前知掖县事邑人李应期;题额:文林郎知东安县事关中王朔;立碑:王良友欧阳美成;书丹:文林郎前知临淄县事邑人魏柟;刻石:彩育赵得功赵得勋。碑阴:碑额浮雕双龙戏珠,篆书:万古流芳,碑文楷书损资人名单。安次县志记载:“法华寺在县西北禅房村相传辽金时建俗名无梁寺明万历十七年重修有礼应期碑存。”

  法华寺历史上是安次较有影响的佛教寺院之一,地方志有记,由山门、主殿、后殿、配殿等组成,尤以砖结构主殿闻名乡里。有“无梁寺(法华寺主殿)、固城塔、茨坪大疙瘩”的赞语。

 

 

  

 

 

重修法华寺记石碑全景                       新建法华寺碑亭     

  2011年7月对法华寺遗址进行勘探,2012年安次区为打造人文景观,根据勘探报告中的勘探平面图,建碑亭、正殿。

 

重修净觉寺碑

  重修净觉寺碑位于广阳区九州镇王小寨村南300米。碑为青石质地,由碑首和碑身、碑座(赑屃座)三部分,碑座及部分碑身埋于地下。露出部分高280厘米,宽88厘米,厚22厘米。碑首浮雕二龙戏珠,篆书题额:勅赐净觉寺香火碑记。碑阳记述了净觉寺的建筑规模很大,钟鼓有楼诵经有堂,金刚殿观音堂的情况;净觉寺香火繁盛,四方备淄纷纷来寺坐禅,群众见状无不欢欣。碑立于景泰四年(癸酉)仲夏四月。题额:赵昂;书丹:经局正字广阳赵昂;刻石:陆旺。碑阴记录了捐资人姓氏。据《安次县志》记载:“净觉寺在县治西北五十里小寨村明宣德八年张盛建”,此碑为净觉寺附属石刻。由于石碑年代久远,长期暴露于野外,遭受风雨侵蚀,字迹风化严重,有些模糊不清,难以辨识。

 

  

 

 

碑首                                              碑身上部

  石碑于2010年12月7日夜里丢失,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立即报案并赶赴案发现场进行调查,在公安和文物部门及社会大众的严力打击下,失窃1个多月的明代重修净觉寺碑被犯罪分子丢弃在王小寨村附近的公路旁,碑身和碑座均无缺失。重修净觉寺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碑首侧面                                           赑屃碑座            

 

勑赐普济寺记

  勑赐普济寺记碑现位于永清县龙虎庄乡西龙虎庄村委会院内。与福德庄严碑并排竖立,左侧为勑赐普济寺记碑。碑为汉白玉石质,碑身高345厘米,宽110厘米,厚35厘米。碑首为方形,浮雕二龙戏珠,碑阳题额用楷书写有:勑赐普济寺记,碑文楷书:京都顺天府永清县龙虎庄重修勑赐护国普济寺碑记: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衡郡植斋曾朝节撰,奉正大夫光禄寺□乡兼司经□正字加四品俸华亭华石包渐林书 陈良弼篆,大明万历三十肆年岁次丙午孟春吉旦立石。记载了朝廷对礼部尚书曾朝节给予的晋升和嘉奖。碑阴题额楷书:万古流芳。碑文风化,模糊不清。碑座方形,正面浮雕二龙戏珠,两侧面浮雕龙纹。根据碑文纪年碑刻为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原村中的寺庙早已毁失。石碑于上世纪末由西龙虎庄村委会重新在院中立起。

 

福德庄严碑

 

  

 

  福德庄严碑位于永清县龙虎庄乡西龙虎庄村委会院内,与勑赐普济寺记碑并排竖立,右侧为福德庄严碑。福德庄严碑为汉白玉石质,碑身高320厘米,宽110厘米,厚36厘米。碑首方形,浮雕二龙戏珠,碑阳题额楷书:福德庄严碑记,碑文楷书:福德莊巌碑记 皇帝陵管事恭仁康定景□ 御前辦膳 钦赐蟒□玉带加俸禄□□ 勅赐护国普济寺工完事偹□□ 佛像经书供器地上场园家事 凡普济寺坐落 大明万历三十肆年岁次丙午孟春吉旦同立。记载了护国普济寺重修完工,佛像、经书等法器设施也安放到位,朝廷对负责人给予了赏赐和嘉奖。碑阴题额楷书:永远题名。碑身风化剥落严重,字迹模糊。碑座为方形,正面浮雕二龙戏珠,两侧面浮雕龙纹。碑座有裂纹,用水泥修补。根据碑文纪年碑刻年代为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原村中的寺庙早已毁失。石碑于上世纪末由西龙虎庄村委会重新在院中立起。

  文化解读:明代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17岁于濠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25岁投入白莲教徒郭子兴部下,加入打着佛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行列。他目睹了元代崇尚喇嘛教所生的诸多流弊,以致成为腐败亡国的因素之一。因此,他对佛教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知。即位后,对佛教基本采取既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方针。这便形成了整个明王朝对佛教的态度。

  明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执政长达四十八年。他在位时大兴寺庙,对佛教四大名山相当护持,不但拨款修庙、供僧,也印造了大藏经赠予各大名山。又在皇太后过世时,恭请高僧超度。但他在治国上却无所作为,历史上给他的评价是“消极怠政的敛财主”。明神宗十岁登基,由权臣张居正等辅政,在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十年中,国家百事转苏,欣欣向荣。但在张居正死后,神宗亲自理政,尽反张居正之所为,不但沉溺于酒色,又贪求金银珠宝,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致使民穷财竭,又欲废长立幼而不能,遂心灰意懒,不临朝政,官缺不补,致使政局瘫痪,江河日下,无法收拾。后人论明史,有谓“明亡于崇祯,而实始于神宗”之说。

  可见,江山社稷的安危不可仅仅寄于佛祖的保佑和佛教对民众的教化,勤政为民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第八章

第八章 文物诉说历史

  文物是有形的历史文化载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人类活动都是社会活动,任何历史遗物都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蕴含着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诸多内容和信息,没有时代(或年代)特征的文物是不存在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尤其是古代文物,是某个时代(或年代)人们的社会活动遗存,有生产他的那个时代(或年代)的一定人群,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需要,运用当时所能得到的材料和掌握的技术创造制作出来的,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内容。文物的历史性,是文物最重要的特点。并与文物的物质性、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不可变异性、价值的客观性、作用的永续性,共同构成了文物的特性。

  文物,根据时代可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根据获取的技术方法和形式可分为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传世文物的含义较容易理解,就是祖上传承下来的或通过合法的形式交换取得的文物收藏品,出土文物是考古发掘、文物调查(普查)采集、征集的,有明确层位和出土地点(遗址、墓葬)的遗物。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在三十多年的文物调查(普查)、考古发掘和日常工作中,通过科学的技术方法,保护了我市一大批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文物,为复原历史、研究历史和社会发展积累了重要实物资料。

青铜器

  青铜器是红铜与锡或铅按一定配比合炼后铸造的器皿,人类以青铜作为重要原料制造工具、用具、礼器和武器的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考古学称为青铜时代。我国铜金属的应用最晚始于龙山时代晚期,考古学的青铜时代始于文献记载的夏代,经历商、西周至春秋时期,与奴隶制国家产生、发展和衰亡相终始。我国时代最早的青铜器是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爵、铃等夏代青铜器。夏、商、周时期青铜主要用于铸造礼器、酒器和兵器,工具、农具极少,春秋时期开始吴越等南方诸侯王墓多用原始青瓷礼器代替青铜礼器。从战国开始中国社会进入考古学上的铁器时代,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特别是冶铁技术的出现和铁器的推广,青铜器铸造尤其是象征社会地位的青铜礼器逐渐衰落,代之以原始青瓷礼器和漆器及陶礼器,青铜主要用于兵器、货币和铜镜及饰件等日常用具的铸造,种类数量日趋衰减。廊坊境内大城、文安、霸州、三河等都有不同时代的同期出土,已知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为商代晚期铜爵,文安“龙岗”墓葬出土,铭文“父丙”,遗憾的是1995年被盗。目前现存时代最早的为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

  战国时期,廊坊北部的三河市属燕管辖,遗存集中于泃河、潮白河、鲍丘河沿岸,三河市灵山乡大唐回村西墓葬,1978年发掘,出土铜鼎、豆、簋、卣、匜、勺、双翼镞各一件。双村南墓葬,1978年发掘,出土铜鼎、豆、簋、剑、戈、车軎、带勾、三棱形镞等随葬品。

                    

  

 

 

双村战国墓蟠虺纹铜鼎

  口径19、通高23厘米。平底,浅鼓腹,三高蹄足,长方形附耳外侈,盖中心设一桥形钮,并竖立三矩形钮。腹部饰蟠虺纹、重菱纹各一周。耳、矩形钮、足上端饰兽面纹。

  鼎为古代炊器,用于煮盛鱼肉。多为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新石器时代为陶制,商代出现铜鼎,汉代有漆鼎。在奴隶社会被当作礼器使用。

                    

  

 

双村战国墓兽纹铜鼎

  腹长径14.5、短径12、通高15.5厘米。子口,深腹,圜底,三兽首蹄形足,腹两侧附环形耳。盖中心部位置环钮,其周围等距离分布有三鸟首状立钮。盖面和器身腹部分别饰3只和4只卧兽纹,兽张口翘尾,身披鳞甲。

    

  

双村战国墓青铜戈

  内长6.8、通长18、胡长5.2厘米。长援微上昂,双面刃,中间起脊。前锋呈圭形,胡较短,闌处设3穿,直内,后缘微上翘,缘中间有一梯形穿,一面近缘处有一梯形印记。

  戈为古代兵器,盛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多为青铜质。戈属勾兵,可用于钩杀,下接长柄,主要用于车战。

    

  

 

双村战国墓蟠虺纹铜軎辖

  軎上端口径4.6、下端口径5.2、长4.8厘米。辖通长8.6厘米。这对车軎宽缘外折,缘下有长方形穿辖孔。一件近口饰内填斜线纹的凸弦纹一周,通身饰以星点纹为地的蟠虺纹。另一件近口饰内填三角形涡纹的凸弦纹一周,通身饰蟠虺纹。辖身为长条形,一边微曲,兽首、尾两端各有一穿孔。

  軎、辖为古代车上的构件,青铜质。軎又称“轊”,略呈长筒形,套在车轴两端,使车轮固定,并保护轴头。其上有一横穿孔,用以插入辖,使軎固定。辖呈长条形,一端较大为辖首,可插入軎和车轴端的孔内,使軎固定在轴上。

       

  

 

双村战国墓铜削

  通长15、环长径2.4厘米。弓背,凹弧刃,前端已残,柄两面饰两条凸线纹,柄端环形首。削为古代刮削工具,又称“削形刀”,主要作文具。

 

 

 

 

大唐回战国墓蟠虺纹铜豆

  口径16.8、足径10.4、通高28厘米。子母口,盘形浅腹,口沿两侧附环形耳,柄较粗短,喇叭形圈足。口上承覆钵式盖,盖顶设圆形捉手,捉手顶面饰一周雷纹。盖面与豆盘腹部装饰相同,皆饰蟠虺纹、变形蝉纹、三角涡纹各一周。圈足上饰蟠虺纹一周。燕国铜豆经历了豆柄由粗短到细高、纹饰由繁缛到简略或素面的演变过程。这件铜豆为战国时期燕国早期盖豆的流行样式。

   豆为中国古代食器,上作盘形,下有高足,有的有盖。新石器时代出现,商周时期仍流行,西汉前期偶可见到,不久消失。多为陶质,商周时期也有青铜和漆制品。

     

 

 

大唐回战国墓提梁卣

  口径11、通高25厘米。上置深盖,盖壁内束,盖面凸起,顶部设四个圆环形钮。器身溜肩,垂腹,圜底,下承三个蹄形矮足。肩上部两侧设一个完整的提梁,便于提携或取火温酒之用。

  卣为青铜酒器,盛酒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椭圆形口,深腹,圈足或三蹄形矮足,有盖和提梁。器身有圆筒形、椭圆形和方形,有的器身作成鸱鸮、猫头鹰等形状。

    

  

 

 

大唐回战国墓蟠虺纹铜盖鼎

  口径16.3、高25厘米。子口,扁球形腹,圜底,三兽面蹄形足,双附耳外侈,耳面饰兽面纹,腹部饰蟠虺纹、三角涡纹各一周。盖中心置一桥形钮,周边游三矩形钮,面饰鸟纹,矩形钮内侧盖面饰一周蟠虺纹。

       

 

 

大唐回战国墓青铜匜

  口径16.2×11.5、高16、身长23厘米。器口呈椭圆形,圜底,三蹄形足,鸟首形管状流,尖喙,倒水时上喙可自动开启,构思颇为巧妙。鸟环眼,竖冠,双耳凸出,颇为凶猛。腹尾端设兽首环状鋬,口下饰一周绳索纹,腹部饰一周羽毛纹带。足上端饰兽面纹。此匜整体设计巧妙,造型别致。

  匜为盥洗器,出现于西周中期,沿用至战国时期,青铜或漆木质,陶质的多为明器。器形椭圆,三足、四足、圈足或无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盥洗时用以浇水,与盘(接水)合用。

  

 

 

大唐回战国墓蟠虺纹铜簋

  口长径13、短径10.9、高14厘米。椭圆形器体,弧腹,高圈足,口两侧附兽状环形耳。盖面中心有环形钮,周边竖三鸟首形钮,盖面和腹部纹饰相同:由两周綯纹构成长方格,内填蟠虺纹,圈足底边饰一周綯纹。

  簋为盛装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自商代出现,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时期,至战国中期时已颇为少见。此类铜簋造型已与西周及春秋时期燕国铜簋有较大差异,对研究战国时期铜器组合及相关礼制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小唐回燕国刀币窖藏

  1973年三河市灵山乡小唐回遗址出土。通长12.6~14.9、身宽1.4~1.6厘米。刀币出土时存放在夹蚌灰陶罐内,约700余千克,应为钱币窖藏。多数刀币磬折,弧背,凹刃,刀柄从纹止于刀身处。刀币上有阳文铭文,均为“明”字,“明”字的“月”外笔圆折或方折,笔划粗壮浑厚或细而刚劲。背文种类繁多,常见有“左”、“右”为首的合文,或“一”、“二”,或“上”、“下”等,另有“燕”、“行”、“千”及数字和符号等。

  刀币为东周时期青铜刀形货币,主要通行于齐、燕、赵地区。齐刀体大厚重,长约17厘米,铸有“齐法化”、“即墨之法化”等面文,制作精致。燕刀轻小,正面铸一“明”字,俗称“明刀”,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也有发现。赵刀同明刀大小相仿,刀身较直,刀面铸“邯郸”、“白人”等地名。

    

 

 

 

“安阳”布币(战国)

  1982年文安县刘么遗址采集。通长4.5~4.6厘米、首宽1.8~2、肩宽2.5~2.6、足宽2.9~3厘米。共5枚。均平首,束颈,方足,小聳肩,钱身外郭内弧,面文铸“安陽”2字。幕无文。与之同时还采集到燕刀币4枚,均为磬折刀。这批钱币是继三河市小唐回村出土700余千克燕国刀币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其中赵“安陽”布是廊坊地区首次发现的战国布币。

  布币为东周时期青铜铲形货币。出现于春秋晚期,战国中后期广泛流通。主要通行于三晋、两周地区。起源于青铜鎛,从鎛得音叫“布”。最初柄部保留銎形,为铲形工具的缩小,成为“空首布”。后演变成平首布,不复有銎,作片状,又分作方足、尖足、圆足三大类。其上多铸有文字,有“安邑”、“晋阳”、“离石”、“蔺”等地名,“一釿”、“半釿”、“十二朱”等币值单位。王莽复古时曾重造布币。

  

 

 

     

铜矛(战国.燕)

  1976年三河市东城子遗址出土。长37.4、宽4.4厘米。青铜质。中脊凸起明显,斜从凹陷,近锋处收狭,双刃略呈弧形,锋尖,扁方莖以装柲。其器类似短剑。

   

  

 

     

兽首铜带钩(战国)

  1976年大城县郭底村出土。长8.3、宽1.2厘米。青铜质。整体作琵琶形,螭首。带钩亦称“犀毗”,最晚于西周晚期出现,战国至汉代较为流行,主要用于束括腰部革带。这件铜带钩造型小巧玲珑,制作较为精细,是战国时期比较典型的带饰。

          

  

 

 

 “别部司马”铜印(汉代)

  1976年大城县完城村出土。印面宽2、高1.5厘米。铜质,呈扁方形,桥形钮,繁印面呈正方形,篆书阴文,直读“别部司马”。“别部”意为偏师,汉代将军府多有司马一官,以其为副职,总理所部的事物。

  印章古称玺,约起源于商代。汉代以前主要用于封发简牍,在封泥上打出印文,以防私拆。以往此类汉代铜印章发现不多。这件“别部司马”铜印章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军队官职设置提供了实物资料。

  

 

四神规矩镜(汉代)

  大城县毛演马古墓出土。直径13.5厘米,缘厚0.5厘米。镜作圆形,半球形钮,圆形钮座。钮外饰双线方栏,栏内饰四叶纹。栏外四边各向外伸出一T形符号与L形符号相对,每个T形符号两边各饰一乳钉纹。方栏四角又与V形符号相对,将镜的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其间饰四神等纹饰。外区依次饰栉齿纹、三角锯齿纹各一周。宽素缘高起。    

铁器

  铁器是以铁矿石冶炼加工制成的器物。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进步。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铁器出现于春秋时代,其中多数发现于湖南长沙地区。春秋时期,一种以冶铁和牛耕为标志的新生产力出现了。战国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这个时期的出土文物中,铁器数量大为增加,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占居主要地位,铁器种类也相当齐全了。楚、燕等地区的军队装备基本上也以铁制武器为主。战国时期的铁器还经由朝鲜传入日本。汉代铁器的制造和使用量很大,已普及全国,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器类、数量显著增加,质量又有提高。汉代铁农具发现的数量远比战国多得多,有犁、钁、锸、铲、锄、耙、镰等。汉代冶铁和制造铁器的遗址共发现30余处,地点遍及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等省区。在已发现的冶铁遗址中河南省的巩县铁生沟遗址最具代表性。遗址面积21600平方米,发掘出炼炉8座,熔炉1座,藏铁坑7个,矿石坑1个,配料池1个,铁器166件。铁器使用于农业以后,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使得农业生产率提高。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汉代农业生产有显著提高。东汉时期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

  我市目前在三河市错桥村发现一处汉代铁器窖藏,出土有犁、钁、臿、铲、锄、钩等农具,承輨等车具共近30件,均为使用过的旧器。该处地表暴露有较多的器表饰细绳纹、弦纹的泥质灰陶罐、瓮、碗、壶、筒瓦等汉代特征遗物。我市还在安次区落垡砖厂金代遗址出土铁器和铁农具、车具,有六耳鋬釜、三足釜、车輨、镰、铧、铡刀、带踏双齿耒各1件。遗址出土铁器与北京、内蒙古、河北宣化等地金代遗址发现的同类器物相似。

           

  

 

铁犁(汉代)

  1984年4月三河市错桥村出土。通长15.4、裆距15、翼长17.5厘米。铸造而成。整体呈“V”形,翼尾稍残,两翼平直,尖上无脊,翼和尖内皆有空槽。

          

 

 铁铲(汉代)

  通长14.4、銎口长4、宽13、刃宽13.6厘米。铸造而成。短柄,长方形銎口,背稍高,圆肩,背面肩缘有凸棱,身薄稍内曲,刃口平直。

                     

 

 

 

 

铁锸(汉代)

  宽14、高19.4厘米。铸造而成。整体呈凹字型形,身和刃内均有纳柄空槽,空槽以下填有加固的铁板,弧刃。

           

 

 

  

 

车輨(汉代)

  内径14.8、外径16.8、对角直径20.8、高4.5厘米。铸造而成。内圆,外呈等边六角形,各底边内弧,六个角外侈。

 

  

 

 

 

六耳鋬铁釜(金代)

  1989年5月安次区落垡砖厂遗址出土。口径28.5、腹径35.8、通高26厘米。铁质,平沿,敛口,沿下施三条弦纹,深圆腹,小平底,沿下附6个板状鋬。

        

 

  

 

铁镰、耒、铡刀(金代)

  1989年5月安次区落垡砖厂遗址出土。镰长27—29、身宽3.7—4.5厘米。连铁质。共3件,皆弓背曲刃,细长柄,其中两件刃作锯齿状。

  耒通长59、齿长34.5、宽10厘米。耒铁质。前出双齿。齿断面呈长方形,前端出偏刃。齿上部横出踏柱,柱长9、直径1.7厘米。銎为圆筒形,直径4.5厘米。

  铡刀长80、宽20、柄长20厘米。铡刀铁质。前端有穿孔,刀身较宽,后接圆筒形长銎。

 

 

  

       

铁三足釜(金代)

  1989年5月安次区落垡砖厂遗址出土。口径28.5、腹径31、足宽4.5、通高31厘米。铁质。两组稍残。侈口平沿,扁圆腹,小平底。双耳立于沿上,三扁条状足微外撇。腹外壁存3条纵向铸缝,腹上部施弦纹。

瓷器

  以瓷土(高岭土)或瓷石为原料,经配料、成型、干燥、施釉、焙烧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称瓷器。瓷胎烧结后质地致密,不吸水或吸水率很低,瓷釉透明,呈玻璃质层不吸水。瓷器的烧成温度在1200度以上,胎釉经高温烧成后结合紧密,不易脱落。我国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夏代就烧制出了“瓷器”,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夏县东下冯、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均出土豆、盉、罐、钵等“瓷器”或“瓷器”残片;商周特别是春秋战国、西汉时期“瓷器”烧造技术不断发展改进提高,器类增多,但胎泥均淘洗不纯净,呈灰色、灰白色,釉层薄厚不均匀,胎釉烧结不够紧密,陶瓷界称东汉之前的瓷器为原始青瓷。东汉时期烧制出了成熟的青釉瓷器,还烧制出了黑釉、褐釉瓷器,并创烧了早期白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制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南北朝时期烧制制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白瓷。到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制瓷业进入发展的兴盛期,创烧出了大量新品种,从单色釉发展到多种彩色釉。

  目前河北省发现最早的“瓷器”遗物是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器物残片,器形有尊、折肩罐、罍等。廊坊出土的瓷器最早时代为隋代,唐代数量增多,以宋、辽、元代各类瓷器出土数量最多,霸州盐水河遗址、城关码头遗址、香河栖隐寺塔基、大城郭底宋墓、安次西永丰和三河行仁庄辽代墓等出土了众多的定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等窑口瓷器。明清两代、民国时期瓷器出土极少,大多为原文物商店收购入藏。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期遗址出土夏代原始青瓷盉(残件)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出土夏代原始青瓷豆

        

 

 

 文安县西关唐代墓群出土瓷器

     

    

固安县公主府五代墓出土瓷器

    

  

    

安次区西永丰辽墓出土瓷器

     

 

  

   

霸州市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瓷器

   

  

 

        

青釉四系罐(隋代)

  1999年永清县通泽村出土。口径10、足径10.5、通高25厘米。直口,短颈,溜肩,垂腹,腹以下内收,饼形足微外侈。肩附四系,系略高于口沿。胎质青灰,内夹杂细小砂粒。施青釉未及底,釉面不甚均匀,深浅不一,有凝脂状泪痕,积釉处釉色较深,呈深青色。该罐造型敦厚大方,是隋代青瓷器中的佳作。

              

 

  

黄釉缽(唐代)

  1983年霸州市范家坊出土。口径21、通高10.9厘米。敛口,弧壁,深腹,平底。施黄釉,器内施满釉,器外施半釉,釉色不甚均匀,有积釉和垂釉现象。腹下部及底露胎,胎质呈青灰色。

         

 

 四系瓷罐(唐代)

  1975年大城县郭底村遗址出土。口径8.5、底径8.5、高20厘米。圆唇,敛口,矮领,圆肩,鼓腹,假圈足。颈肩部饰四双泥条系,腹部饰一周突起的弦纹。胎色灰白,施半釉,釉色青绿,遍布开片,腹部两侧留有窑粘。

         

 

 三彩扁壶(唐代)

  1977年文安县麻各庄村南出土。通高29、口径8.8×5厘米。模制而成。釉色由黄、绿、白三色构成,彩度适中。体呈扁圆形,直口微侈,短束颈,肩上部凸起双系,有细小穿孔,扁圆腹下部向内斜收,平底,假圈足较高。器身两面模印相同的凸起纹样,中间部位使用双重凸线饰四方圆角开光,内饰一凸起乳钉,腹边缘饰一周连珠纹;下方塑凤鸟一对,凤鸟高冠曲颈,凤鸟上方塑一蟾蜍,肌体丰满,作欲跃之状。蔓草纹点缀其间,枝叶肥厚,连绵缠绕,果实丰硕。这件三彩扁壶在器型和装饰技法上保持了唐三彩传统的特点,造型典雅别致,制作精细考究,画面布局合理,线条清新流畅,色彩斑斓典雅。

  “三彩”器是用瓷胎或陶胎在低温下烧制的彩釉器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河北邢窑窑址出土有此时期器物残片。唐三彩是唐代流行的一种低温彩釉器,始烧于初唐高宗时期,唐玄宗开元年间极盛,安史之乱后逐渐衰退,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唐三彩制作工艺复杂,红色陶胎以普通陶土为原料,白色陶胎以瓷土为原料,制为坯体后,施以含铅的低温釉,釉中使用铁(呈黄色)、铜(呈绿色)、锰(呈紫色)、钴(呈蓝色)等多种金属作为着色剂,经过两次烧制:将作好的坯体装在窑内烧至1100度左右,陶坯成形后,再上釉彩,然后再放进窑内烧至900度左右即可。在烧制过程中,铅釉的流动性强,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色釉有浓淡变化,各种釉色互相交溶浸润,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的色彩,如浅黄、浅绿、深绿、赭黄、褐红、天蓝、茄紫等多种色彩。唐时多以褐、绿、黄为主,故称“唐三彩”。三彩是通称,并不限于三种颜色。除褐、绿、黄外,还有白、黑、蓝、紫等颜色。唐三彩的器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生活用器,有瓶、壶、罐、碗、盂、枕等十多种。第二类是俑,有人物俑和动物俑,其中塑造最为精彩的是人物俑中的仕女俑、武士俑,动物俑中的马和骆驼等。第三类是居室用具的各种模型,如亭台楼阁、假山和水榭、各种房屋、仓库等。

      

  

 

三彩梅花纹长方枕(唐代)

  1993年固安县方城村出土。长11.5、宽8.5、高5厘米。瓷枕通体呈长方形,枕面褐色边线内绘20朵梅花,梅花以褐彩勾边,填黄褐彩,以绿彩为地,侧面为黄、绿、褐彩相杂,斑驳多姿。侧面设一气孔,以防止烧造时变形。瓷枕是中国古代瓷质卧具,出现于隋代,宋元时期流行。器表挂彩釉,绘有故事、图案或题有诗句。唐代三彩瓷枕极为少见。此件瓷枕为随葬品。

        

  

 

白釉瓜棱形盂(五代)

  1984年固安县公主府砖厂出土。口径6、足径7、通高9厘米。小口,圆唇,溜肩,圆鼓腹,腹下斜收,矮圈足近直,胎质较致密,胎色略发黄。器内施满釉,器外腹部至底部不施釉。釉层较薄,釉色白中泛青灰,釉汁垂流处色泽较深,釉面有黑色和褐色斑点。腹上部压印5条纵向凹槽。其造型别致,釉层薄且均匀,釉面莹润透明,为五代定窑瓷器佳作。

                

  

葵口盘(五代)

  1984年固安县公主府砖厂出土。口径14、足径3.7、高3.5厘米。五瓣葵花口,薄唇外侈,浅腹。腹部斜直,近底内收,窄圈足内束,下部外侈,胎质细腻坚密。通体施白色通明釉,唯底足露胎无釉,釉色白中泛青,釉面光亮莹润。器内底平展,转角处施一凹弦纹。

    

   

白瓷刻花莲纹注壶(宋代)

  1975年大城县郭底村宋墓出土。口径4、底径8.5、高15厘米。直口,平唇,径呈直筒形,较长,斜折肩,弧形腹,腹以下渐内收,下承矮圈足。颈与腹一侧安有扁条形鋬,肩上部一侧附细管状曲流。鋬上贴折枝梅花,肩上部刻划覆形焦叶纹,腹部主体纹样为双层仰瓣莲纹。胎胚白而细腻,器壁较厚,烧结火候高。通体施白色釉,釉面匀净,造型端庄古朴,装饰纹样洗练疏朗,刻划手法豪放流畅,与丰满圆浑的器形相匹配,颇具庄重典雅之美。这类器形在宋辽时期最为常见,器形变化也十分丰富,可分为中原型和契丹型两大类,属中原型的有兽流壶、提梁壶、瓜型壶、葫芦壶等;契丹型主要有摹仿游牧生活中常用的皮袋容器烧制的鸡冠壶和皮囊壶等。由于生活习俗不同,日常用器和汉民族也略有差异,因此,契丹族也创造了很多带有本民族特征的精美器形,这些精美之作,也曾对当时的定窑及中原地区其他窑口瓷器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汉民族和契丹族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交往中进行的。这件白瓷刻花莲纹注壶,属中原传统器形,其工艺手法则突出了辽瓷的制作风格,是两个民族的文化制瓷工艺相结合的精湛之作。

  注壶是中国古代酒器,出现于晚唐,五代、宋元时期流行,相当于后世的酒壶。质料有金、铜或瓷几种。形状如壶,长颈,有盖,腹一侧有嘴,一侧为柄,习惯称之为“执壶”。

                      

  

 

定窑酱釉瓷碗(宋代)

  1967年霸州市盐水河遗址出土。口径10.8、足径3.7、高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斜直壁,下承外侈浅圈足。胎坯较细,胎色灰白。施酱色釉,近底及圈足露胎无釉,釉面匀净,呈现出细小的橘皮釉纹理,局部有缩釉亦称“笑釉”现象。该碗器形规整,釉色纯正匀净,是宋代定窑同类产品中的上品,廊坊地区目前发现仅此一件。

  定窑,宋代北方瓷窑。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曲阳宋属定州,故名“定窑”。该窑始烧于唐代后期,盛于北宋,元以后衰落。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唐代产品以黄、绿、青等釉瓷为主,五代后多为白瓷。北宋是最盛期,产品以白瓷碗、盘居多,胎土细腻,釉色润泽,器口因覆烧而不挂釉,称为“芒口”。器内壁以印花、刻花和划花技法装饰各种花卉图案和动物形象。定窑以白瓷驰名,形成以定窑为主的定窑系,河北、北京、山西等地均发现定窑系窑址。定窑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曾出土“尚药局”、“五王府”款的瓷片。同时也烧造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酱色釉瓷器是宋代定窑的特色产品,即文献中所称“紫定”,在当时被世人青睐,因此被当时多个窑系争相烧制,成为时尚产品。

                      

  

 

 

白釉长颈瓶(宋代)

  1967年霸州市盐水河遗址出土。口径2.9、底径3.8、高8.5厘米。口外撇,细长颈,圆鼓腹,圈足。胎体较厚,胎质白中泛黄,且不甚精细,制作较为规整,通体施白色釉,器下部及圈足露胎无釉,且有粘砂现象。釉色白中微泛黄,釉层较薄,较均匀,据此特征该瓶应为宋代定窑产品。

                      

  

 

白瓷杯(辽代)

  1999年安次区西永丰辽墓出土。口径8.2、足径3.2、高5厘米。圆唇,直口微敛,深弧腹,腹以下向内收斜收,矮圈足。胎坯较厚,质白且细润,烧结致密,口沿下部刻仰形尖头莲瓣纹一周,腹部刻饰凸起粗壮竖线花瓣脉络,器表施化妆土。通体施白色通明釉,口沿刮釉成“芒口”。该杯镌刻犀利,线条宽厚,突出了莲瓣浑厚肥壮、饱满挺拔的特质,也表现出此时期定窑白瓷独特的制作技法。

          

 

  

 

香河县棲隐寺塔基出土瓷器(辽代)

  棲隐寺塔,又名香城塔,是寺内的建筑之一,位于香河县于辛庄村南。据《香河县志》记载,棲隐寺始建于辽统和二十四年(公元1006年),塔亦为当时所建,是一座砖砌实心塔。寺院早已无存,塔经清康熙、光绪年间两次重修。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塔被毁。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塔基时,于地表0.7米处发现一个边长0.9米的方形穹窿顶地宫,内置白瓷净水碗、白瓷塔形罐各1件,白瓷花口盘16件,另有陶质仰莲托座1件。棲隐寺塔地宫出土文物保存较好。

                          

  

 

 白瓷塔形罐

  通高58.5、口径8、底径16厘米。由塔刹、塔身、基座三部分构成,整体为圆柱形,腹中空,可贮物。塔刹于塔身分制,塔刹由相轮、宝瓶、华盖组成,塔刹即罐盖,子口,与罐口相接合。塔身素面无纹,呈筒状,12层单檐。圆形须弥座,由上下两个圆形坡面基台组成,上层薄小,下层大且厚实,大平底,上凹,坡面上分别刻饰双层覆莲纹,刻划自如,粗犷有力。胎体白而细腻。通体施白色釉,唯底部无釉,局部有积釉现象,积釉处呈浅青色。此罐造型稳重厚实,端庄朴厚,体现出小器大样的制作技巧。

  塔形罐是受印度佛教影响的产物,此类器形唐代较为流行,此罐为建塔时放置的佛教祭器。

  

 

白瓷花口盘

  口径14.5、底径6.5、高4厘米。花形口外侈,圆唇,浅腹,壁斜直,近底折收,下承矮圈足。器外壁依花口压印凹线12道,内壁起相应凸棱。器内底留有4个不规整的条形支烧痕。胎质白色,微泛黄。通体施白釉,器外施釉不到底,釉面不慎规整,粘有细小颗粒,并夹杂褐色斑点及青黄色釉。此类花口盘在棲隐寺塔基内出土16件,其胎质、釉色及制作工艺较为粗劣,属北方民窑场所生产的粗质白瓷。

         

  

 

 

白瓷净水碗

  高10、口径14、足径5厘米。敞口,深腹。束腰,下腹弧鼓,近底内收,下承窄圈足。胎质洁白细腻,通体施白釉,釉层薄而匀净,圈足内露胎无釉。造型精巧别致,制作规整,烧结良好,瓷化程度高,胎壁极薄,在阳光下呈半透明状。此类精细产品十分少见,是辽代白瓷中的罕见之物。

  这件白瓷净水碗与同时出土的塔形罐均属佛教器具,“佛具有六种,花、塗香、水、烧香、饭食和灯烛。”其中“水”用碗来盛放,故名“净水碗”。

   

 

 

 白瓷刻花牡丹纹梅瓶(辽代)

  1976年香河县文化馆征集。口径2.6、底径12.5、通高38厘米。小口,短束颈,丰肩,肩以下内收,近底部外撇,平底。瓶体由4组双凹线纹分隔为5层装饰带,肩上部及近底部光素无纹。腹部主体纹样为3株折枝牡丹,线条圆转,飘逸美观;下腹部饰2层半圆形和圆形钱纹,构图简单,排列有序。胎质白而细腻,底部露胎无釉,细砂底。通体施白色釉,釉色白中微泛黄,釉层较厚,釉色中有细小的开片纹,色深者为黄褐色,色浅者为浅黄色。胎与釉烧结不甚紧密,局部有脱落现象。

  该瓶在器形制作和装饰技法方面直接受定窑影响,造型质朴,刻划刀法简练明快。肩部圆浑丰满,呈上宽下窄状,修长秀美,有如亭亭玉立的美人一样,正如叶喆民先生借用东坡诗所形容“欲把梅瓶比西子,曲直刚柔总相宜”那样令人陶醉。充分展示了辽代制瓷工艺的特殊风貌和水平,加以花纹流畅,格调淡雅宜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

  梅瓶也称“经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及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器腹有“清沽美酒”与“醉乡酒海”的诗句。由此可知,梅瓶不仅用于贮酒,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仅考虑到贮酒容量,还注意到造型优美。

     

 

 

白瓷瓜形注壶(辽代)

  1986年永清县东关辽代墓葬出土。通高20、底径8厘米。壶体矮小,呈瓜形,无颈,设虚盖,平口,边缘突出一周窄小凸棱饰。壶盖与壶身连为一体,盖内凹,构成一贮池,卧于器上端,中心有一孔,便于注水,孔上方设扁条状形钮,宜于遮尘。提梁捏塑一瓜3主蔓,似一拱桥横跨在盖沿之上,匠师又巧妙地捏塑了两个瓜蔓分枝,附于主蔓两侧,既增强了壶梁的支撑力度,又富于装饰性。提梁和口沿上分别贴塑团花及瓜叶纹,盖沿下方设一圆柱形短流,壶腹圆弧,压印9条凹线瓜棱纹,腹以下缓收,近底折收,下承矮圈足。胎质洁白,通体施白色釉,底足无釉,有旋制纹及跳刀痕。釉面光润明亮,局部有刷釉痕及脱釉现象,积釉处呈淡青色。这件白瓷瓜形注壶的成功之处,是制瓷匠师把陶瓷工艺与自然物有机结合起来,丰富了瓷器的造型,其自然物的生动形象与高超娴熟的制瓷技艺融为一体,堪称艺术佳作。

  

 

 

龙泉务窑白瓷碗(辽代)

  1991年4月广阳区翟各庄2号墓出土。口径24、足径6.6、高6.5厘米。侈口,圆唇,弧壁,深腹,圈足稍外撇。通体施青白釉,内底有涩圈,露胎无釉。外壁近底脱釉,胎体较厚。内壁上腹部等距离分布3组由褐色圆点组成的五瓣梅花图案,寓意“落花流水”。它属龙泉务窑粗瓷产品,此类器形在廊坊市所属各区、市、县多有出土,但加饰褐彩梅花图案的并不多见。

  龙泉务窑窑址在北京门头沟龙泉务村,故名。它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辽金瓷窑遗址,总面积2.76万平方米。该遗址1958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75年复查后确认为辽代窑址。1990年至1995年,共发掘1270平方米,出土各类器物共8000余件。龙泉务窑是辽代瓷窑中第一个经过科学手段进行考古发掘的窑址。龙泉务窑白瓷以含高铝、钛、低硅为特征,这个窑烧造的辽三彩除了以铅作助熔剂外,还发明了用对人体无害的天然硼砂代替铅作助熔剂,这一发明比国外的硅酸盐珐琅釉早五百多年。该窑产品特征是:釉色以白瓷为主,兼烧青釉,黑釉,也烧造三彩器。白瓷胎白坚致,白釉泛青或泛黄,釉色、工艺技术和花纹特征与定窑相似。器物造型有葵口盘、折腰盘、瓶、壶、孟等。釉色有黄、白、绿,器物已见的有菩萨坐像、坐佛像等,龙泉务窑盘,碗里心或足部多数留有4-6个支烧痕。部分器物装饰浮雕菊瓣、莲瓣。三彩坐佛像采用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手法瓷塑。

              

 

龙泉务窑白釉莲花托注壶(辽代)

  1975年三河市出土一件龙泉务窑白釉莲花托注壶,通高17.7厘米,注壶口径3.7厘米,底径7.5厘米,托碗高15.7厘米,口径18.1厘米,底径9.5厘米。胎薄,质洁白细腻。釉薄,积釉处白中泛黄,莹润光泽。注壶直口,长颈,广肩下折,上腹较圆,下腹微收,矮圈足。盖似覆杯形。顶为一小尖钮,盖面宽沿,盖口可套在注壶口上。壶折肩处的一侧有弯曲的细长流,另一侧有把手,安于壶颈中部与折肩处。把手的至高点堆贴一系饰。自壶肩至腹部分刻均等的阴纹六条,使腹呈莲花式。托碗形似六瓣莲花,微敛,腹较深,鼓圆。圈足较高,微外撇。此注壶造型优美别致,做工精细,系辽代白瓷佳品。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葵口盘(金代)

  2012年1月广阳区小廊坊金代墓群M7出土。口径18、底径5.9、高4.5厘米。曲口碗,沿残。方唇,六3曲花瓣口,折腹,上腹稍内曲,腹壁六条压槽呈六曲形,圈足底。胎色白中泛灰,质坚。白釉微泛青,光润匀净。内底4枚长条形支钉痕。

  

 

 

 

 

白瓷碗(金代)

  2012年1月广阳区小廊坊金代墓群M9出土。口径19、底径8.6、高4.6厘米。沿残,圆尖唇稍外侈,敞口,内折腹,外壁斜直,矮圈足。胎质较细,胎色较白。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釉色光亮,白中微泛青,内底8枚圆形支钉痕。内壁模印竖条状纹饰,内底一周花瓣纹内署条状弦纹。

   

  

 

白瓷盘(金代)

  2012年1月广阳区小廊坊金代墓群M10出土。口径15.3、底径5.7、高3厘米。完整。圆唇,敞口,平沿稍上翘,内折腹,外壁斜弧,圈足。胎坚致,含少量黑色杂质。满釉,釉色光亮,白中微泛黄。内底4枚长条形支钉痕。

 

  

                  

白瓷刻花小罐(元代)

  1984年廊坊市广阳区大伍龙元墓出土。口径2.6、足径3.、腹径5.2、高3.5厘米。直口,矮领、圆唇,丰肩,圆鼓腹,矮圈足外侈。器上部刻柳斗纹,纹理清晰,规整有序。器表施白釉,釉面有开片纹理,外壁釉不及底,近底部露胎无釉。胎质白且细腻,腹下部光素,且有旋制痕。出土时带有荷叶形盖,后佚。

                    

 

  

 

磁州窑白地褐彩凤鸟纹罐(元代)

  1976年河北霸县文物管理所征集。高44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26.8厘米。直口,圆唇,广肩鼓腹,平底。通体施白色釉,釉色白中微带黄,胎质较为细腻,呈灰白色,釉面光洁莹润,褐彩鲜艳,画工精细。以三道一组的褐彩弦纹隔为三组装饰纹带:颈下部为排列规整的直线竖条纹。肩上绘海水江牙及牡丹纹,为传统纹样中的“落花流水”。器身主体为对称的两面开光,内绘两只凤鸟,昂首引颈,双翅平展,尾部弯曲作翱翔状,凤鸟周围填数朵祥云,开光间饰上下对称的草叶纹。整体构图严谨,主题突出,线条豪放流畅,表现手法雄浑泼辣,动感强烈,给人以凤翔天宇、鸣嗥九霄之感。这类凤鸟纹图案虽比较简单,但经制瓷工匠巧妙组合,精心绘画,使图案生动形象,凤鸟展翅翱翔,栩栩如生。

  此罐造型质朴,庄重典雅。在器型和装饰技法上保持了磁州窑传统的特点,器型的外部轮廓线敦厚矫健,丰满圆浑。构图简明疏朗,形象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画面布局合理,绘画技法娴熟流畅,笔意纵横豪放,有一种随心所欲、奔放不羁之感。

  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东艾口村和磁县冶子村一带,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它始烧于北宋中期,元以后衰落,历时300多年。磁州窑瓷器制品以白釉绘釉下黑(褐)彩瓷器为主要装饰方法,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胎呈黄白色,粗松较多,釉质白而莹润,较光亮。它所烧制的瓷器品种繁多,如盘、罐、碗、瓶、枕等,纹饰图案多取材于当时的民间生活,线条流畅,格调清新。装饰技法有绘、划、剔、刻、印花和珍珠地划花等。磁州窑多姿多彩的装饰风格在北方流行甚广、影响很大。

           

 

  

磁州窑白地褐彩草叶纹罐(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7.2、底径6.2、高9.5厘米。直口,短颈,丰肩,斜直腹,卧底,器形制作小巧精细,胎体薄厚适中。通体以褐彩绘饰图案:肩部饰弦纹及水波纹,腹部主体纹饰为草叶纹,构图简明疏朗,绘画技法熟练粗犷,与精巧的造型相匹配,使这件白地褐彩草叶纹罐更显朴素、明快。

            

 

 

 “大吉利”瓶(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3.3、底径4.2、高13.2厘米。卷沿,束颈,圆肩,上腹略鼓,下腹内束,隐圈足。施半釉,釉色发黄,肩上饰两周褐彩宽弦纹,上腹褐彩书:“大吉利”三字,书风颇为随意。

  

钧瓷碗(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17.5、足径2.7、高3.5厘米。敛口,圆唇,斜腹,圈足外撇。施天青色釉,口沿釉呈黄色,釉色中有均匀白斑点及兔毫纹路,外壁施半釉,釉层较厚且垂釉现象明显。露胎处色泽微红,胎厚,且粗糙、坚硬。

  钧窑,中国古代北方瓷窑遗址,在河南省禹县,分布范围达30余万平方米。始烧年代有唐、北宋等说,盛烧于宋,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金元时期仍烧造。该窑利用氧化铜、氧化铁呈色不同这一特点,烧出釉面错纵映掩的青篮、黑、紫、红、绿、黄、月白等窑变色彩,色泽光亮幽雅,绚丽多彩。其瓷胎呈浅灰色,厚实端重。产品有花盆、洗、尊、炉、钵、瓶、碗、盘等,器表纹饰较少,有的在釉层上留有烧制时自然形成的长条形裂纹,称“蚯蚓走泥纹”。在盆、尊、洗等器底按器物大小顺序刻一至十汉字编号。当时河北、河南、山西等地许多窑场均仿烧钧瓷,形成钧窑系。

          

  

 

 

钧瓷碗(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15.3、足径5.8、高6.5厘米。敛口,圆唇,斜腹,圈足外撇。施青灰色釉,口沿釉色泛黄,有开片、沙眼,外壁施釉不及底。露胎处呈灰白色,胎质细腻坚硬。

           

 

  

 

钧窑瓷盘(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16、底径9、高3.2厘米。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口沿釉色微泛褐色,其余部位施蓝釉,釉色莹润光亮。

           

  

钧窑瓷香炉(元代)

  三河市孟各庄出土。口径15、腹径17、高13厘米。敞口,折沿,方唇,圆鼓腹下垂,腹下部向内斜收,底凹凸不平,三兽形足。颈、肩处有一周凹弦纹。器表施天青色釉,釉层较厚,釉面有紫红色的垂釉斑痕及较密集的砂眼。器内及三足底部露胎无釉,露胎处为紫褐色,内壁有制作时留下的轮痕。

         

 

  

 

钧窑瓷罐(元代)

  固安县王龙村出土。口径14.5、足径9、赴京19.5、高14.3厘米。直口,圆唇,短颈,圆鼓腹下斜收,高圈足外撇,肩部饰对称双系,系上施凸棱。天蓝色釉兼带紫斑,釉色光润,釉层较厚有开片并显现兔毫状纹路,内壁垂釉现象明显,口沿及双系釉色微黄。内底及圈足无釉,露黄灰色胎。

               

 

  

钧窑瓷碗(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16、底径5.5、高7厘米。敛口,圆唇,斜弧腹,圈足。器表施豆青釉,略显浑浊,通体开片形成金丝铁线,予人拙雅之感。为仿哥窑器。

  哥窑,宋代瓷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传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各主一窑,生一所烧称“哥窑”,生二所烧称“弟窑”。传世“哥窑”青瓷胎薄,色黑如铁,通称铁骨;口沿及圈足釉淡显胎色,有“紫口铁足”职称;釉面多有疏密不同的纹片,称“百圾碎”。

                

 

  

 

龙泉窑青瓷盘(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12.6、底径6.5、高3.2厘米。敞口,圆唇,弧腹,窄圈足。胎质坚硬细腻,器内底压印一束折枝花,通体施浅绿釉,釉色微微泛黄,釉层较厚且有细小的开片纹理。

  龙泉窑为中国古代南方瓷窑。在浙江省丽水地区及周围的武义、永嘉、文成、泰顺等县。发现400余处,产品质量较高的窑址在龙泉县大窑村一带。该窑以烧造青瓷著名,始烧于北宋,盛于南宋至元,明中叶衰落。北宋时期产品与越窑接近,为灰胎或白胎,淡青釉或青黄釉,刻划团花、牡丹、蕉叶纹、莲瓣、童子戏花等,器形有碗、盘、执壶、双耳瓶、五管瓶。南宋时期产品胎体厚重,釉层透明匀净,后期烧制成薄胎厚釉青瓷,分白胎和灰黑胎两类。白胎釉色有粉青、豆青、梅子青等,柔和滋润如美玉。装饰有凸弦纹、浮雕式莲瓣和堆贴的牡丹、双鱼等,釉色有粉青、墨绿、蟹壳青等,釉层有细密开片,称“百圾碎”。元代产量大增,有各式碗、盘、杯、瓶、炉、执壶及瓷塑、佛像等,釉色青黄,盛行刻、划、印、贴、堆、塑、镂、雕和褐色点彩等多种装饰手法。龙泉青瓷从宋代便远销海外,深受亚非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促进了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

           

 

  

 

龙泉窑豆青釉碗(元代)

  1984年霸州城关元代码头遗址出土。口径7.5、足径2.7、高3.5厘米。直口,方唇,弧腹,圈足外撇。施豆青色满釉,釉层较厚,有开片,内壁开片纹呈黑色。

        

 

  

黑釉罐(元代)

  1996年固安县王龙村出土。口径16.2、足径9、高16.2厘米。直口,圆唇,外沿微凸,圆腹下斜收,最大腹径在中部,圈足外撇,且内高外低。颈肩处设较小的双系,系上饰6道凸棱。颈部饰一周凸弦纹。外壁施黑釉,下腹部及圈足无釉,内底有套烧的砂堆痕。

 

 

 

  

白地红彩缠枝莲八宝纹香炉(明.宣德)

  1975年安次区西固城村出土。口径13、高12.5厘米。直口,圆唇,束颈,弧形腹下承蹄形三足,腹上部贴饰对称双耳。通体施白色底釉,釉质肥厚莹润,釉色浓重凝厚呈枣红色。耳、颈、足部分别绘海水纹、忍冬纹、垂带花纹。腹部主体纹饰为缠枝莲托“八宝”纹。“八宝”亦称“八吉祥”,为佛教常用的8件宝物,即法论、法螺、宝伞、白蓋、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它们分别位于8组缠枝莲花上,花、宝结合自然和谐,各自构成一组完美的图案,不仅丰富了整体装饰效果,又增强了佛教文化色彩。

  香炉在中国流传时间很长,形制、品类千变万化,尤其是瓷质香炉更是丰富多彩。这件香炉为仿青铜礼器的造型烧制而成的佛前供器,造型端庄秀美,轮廓线条简明疏朗、自然、明快,双耳弯曲向上作内敛型,装饰图案新颖别致,极富新意,绘图技法朴拙苍劲,在同类器物中尚不多见。著名古陶瓷学者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认定其为“宣德之物”,被国内外古陶瓷界视为珍品。现藏河北省民俗博物馆。

           

  

 

 

 

青花浣手仕女纹梅瓶(明·宣德)

  口径5.6、底径12、高34.2厘米。小口,束短颈,丰肩,肩以下内收,平底,浅圈足,细砂底。器身以5组双线弦纹分为四层装饰:颈部饰忍冬纹一周;肩部绘折枝牡丹纹两组;腹部主体纹饰为仕女浣手纹,辅以菊石、松竹、围栏、流云透月、兰竹摇曳等;胫部饰蕉叶纹一周。整体构图严谨和谐,疏密有致,青花原料采用国产平等青与进口苏勃泥青两种结合使用。以平等青描绘人物细部,所绘人物眉清目秀,衣纹飘逸。用苏勃泥青绘树石围栏及大面积色塊,突出了苏勃泥青蓝中泛紫、铁锈斑驳及水墨画中晕散的特殊韵味。特殊的配色、巧妙的构图、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使这件造型庄重圆润的青花仕女瓶达到了整体的和谐统一,体现出制瓷匠师娴熟的技法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是明代青花瓷器中最受人们喜爱推崇的陈设观赏品之一。

           

 

  

 

 

青花孔雀牡丹纹罐(明·正统)

  口径21.5、腹径36.5、通高37厘米。直口,矮颈,丰肩,硕腹,腹以下至底收拢,圈足浅宽,底部露胎无釉有火石红痕迹。通体以旋纹隔为四层装饰纹带:颈部环饰格锦纹;肩部绘一周荷莲纹;胫部绘变体莲瓣纹一周;腹部主体纹饰为山石牡丹纹及一对神态各异的孔雀,一只回首顾盼,一只舞动双翅相随于后,鸡冠花、蓟菜、蜜蜂、蝴蝶点缀其间,整个画面自然活泼、生气盎然。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孔雀牡丹纹大罐,其胎质、造型、图案、画意及青花发色,均与这件罐大致相同。另外,与其装饰图案内容、画风相近的,还有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大盘、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收藏的束腰香炉、南京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小口梅瓶等。因此,这件孔雀牡丹大罐的年代定为明代正统时期较为确切。

  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公元1436~1464年),正值景德镇瓷器生产的衰落期,流传于世的瓷器精品较少,大件的精细之作更为少见。这件青花孔雀牡丹纹罐,器形硕大,胎体浑厚,釉面肥腴光润,绘画技法娴熟流畅,笔意纵横豪放,青花色泽浓重深沉,当中微泛红褐色,反映了此时期青花瓷器的工艺特征。它的发现与征集,填补了此时期河北省此类博物馆藏品的空白,为青花瓷器的研究增加了新资料。

                  

   

 

 

青花八仙人物将军罐(明.嘉靖)  

 

 

 

  

  口径32、高58厘米。器表釉面肥润平整,白中泛青,俗称“亮青釉”。青花的色泽蓝中泛紫,彩度浓腻艳丽,颇具朴实之美。器身由弦纹隔为4层装饰带,颈部饰松、竹、梅及松枝盘结而成的“福”字。肩部一周饰如意云纹,内绘灵芝,底层饰寿山福海、壬字云纹、灵芝等吉祥图案。图案疏密有致,饱满而不觉拥挤,充分体现了嘉靖时期的装饰特点。腹部主体纹饰为八仙人物图,8位仙人各执宝物(暗八仙)踏浪过海,各显神通。人物勾勒渲染,线条刚劲流畅。人物形象各异,既有理想中的仙人风骨,又有世人的精神气质。顶部大片升腾的景云及足下飞溅的波涛与人物情景交融,相得益彰。

  此罐器体硕大,胎体厚重,造型古朴凝重。无论从烧造、造型及彩绘各方面均堪称明嘉靖年间民窑青花瓷器中的佳品。

                        

 

  

 

青花荷莲鱼藻纹缸(明·嘉靖)

  口径68、底径52、高38.5厘米。敞口,平唇,斜直腹微外鼓,近底部略内收,平底内凹。器内、外施满釉、釉色呈青白色。底部无釉,且有制作时留下的布纹衬垫和火石红痕迹。器物主体表现莲塘景色,两对游鱼穿跃在4组水草荷莲之间,菱茭、睡莲及浮萍点缀其间。瓷绘采用写实手法,鱼儿惟妙惟肖,把鱼体柔滑的质感及迅疾穿跃的速度都表现得活灵活现。更难得的是,画师并没有描绘水波纹,却通过鱼儿嬉戏,使水草荷莲有随波荡漾之感,恰似一个宽阔的水中世界。口沿上、下及底脚处,分别饰有几道青花弦纹,唇口外侧凸棱上楷书“大明嘉靖年制”。青花6字横款。此件青花鱼缸,造型规整,修胎精细,构图清新别致,青花色浓翠艳丽中略带紫红色,是当时西域进口的回青料与国产石青料配合使用的结果。也是明代嘉靖青花瓷器的一个典型标志。

                        

  

 

青花双龙纹缸(明·嘉靖)

  口径68.5×74、、底径55、高42厘米。敞口,折沿厚唇,斜直腹,微微外鼓,下部略向内收,平底下陷(俗称塌底)。器内外施满釉,釉色呈青白色(也称“亮青釉”),底部无釉,且有制作时留下的布纹衬垫痕迹,嚣身主体纹饰为二条五爪龙,肘生翼毛,一条回首顾盼,一条尾随于后,头尾相向处饰一火珠纹,也称“赶珠龙”或“二龙戏珠”,双龙绘制与同时期的瓷绘风格大致相同,龙口大张,露齿,吻部高昂,形似猪嘴,舌尖上翘,下颌平伸,鬓毛向前疏卷,二目圆睁,额生角,隐于翻卷的毛发之中,龙体满饰鳞纹,背鳍排列稀疏的锯齿纹,秃形尾,驱体弯曲,腾游在流云及火纹之间,祗沿上下及底脚处饰几道青花弦纹,唇口外侧凸棱上楷书“大明嘉靖年制”6字青花横款。

  这件青花龙纹鱼缸,图案结构洒脱奔放,整个画面欢腾热烈,生气盎然。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多使用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南窑笔记》中记载:“嘉靖窑用回青,故浓艳华翠。”《浮梁县志》中又详细记述了回青与石青掺合使用而生产的不同效果:“回青淳,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石青定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十分之一,谓之混水……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石青多则黑。”这件青花鱼缸的青花色泽与史料中记载相符,回青和石青配合适中,反映出青花色度高而纯净,色相浓翠艳中略带紫红色,形成了嘉靖朝青花色泽的一个典型标志。

 

  

 

青花山水人物纹碗(明·万历)

  1990年3月永清县瓦屋辛庄出土,现藏河北民俗博物馆。口径11.5、高5.5厘米。直口微敛,弧腹,窄圈足。薄胎。外壁画面以江岸近山为主,远景夕日低重,犹如挂在蜿蜒绵亘的山林之间;中景为宽阔浩淼的江水,两叶扬帆的小舟自江边飘泊,几只大雁掠过水面向空中飞去;近景一老者悠然垂钓,背后山崖峭壁,怪石杂树。整个画面远、中、近景前后呼应,远山峰光淡露,近山峭壁垂天,从而展示了中景江水茫茫,一望无际的辽阔景致。

  

 

              

 

青花一束莲纹碗(明·万历)

  1990年3月永清县瓦屋辛庄出土,现藏河北民俗博物馆。口径11.5、高6.5厘米。直口微敛,弧腹、窄圈足。薄胎。器内光素无纹饰,器外口沿、圈足勾绘弦纹,腹部绘两组对称的一束莲纹,荷叶、水草叶均一笔点画,不加勾勒,以铁线描手法绘出了荷叶梗及水草茎的绂柔纤细、弯曲活泼的自然意趣,其中荷叶的筋脉,运用了剔地露白(也称“提筋”)的技法,突出了叶筋脉络,使之清新亮丽,悦目传神。

 

 

  

 

青花八仙寿字纹碗(明·万历)

  1990年3月永清县瓦屋辛庄出土,现藏河北民俗博物馆。口径22、高10厘米。敞口,弧形腹,斜削细砂拱壁底。薄胎。器内口沿饰梅花、海水江涯及水草一周,也称“落花流水”。内底的双栏圈内饰仙人骑鹤图案。外壁由旋纹隔为三重装饰带,口沿环饰开光式梅花纹一周,腹下部近底边饰为变体莲瓣纹一周,腹部主体纹饰由4组开光组成,开光内各绘2个八仙人物,开光以外用行书“寿”字填满整个画面,俗称“满地装”。

        

  

 

 

永乐款青花后赤壁赋图碗(明·万历)

  1990年3月永清县瓦屋辛庄出土,现藏河北民俗博物馆。口径16.2、高8厘米。撇口、斜直腹,斜削式细砂拱壁底。厚胎。器内口沿及底部环饰“落花流水”纹带一周,底心书“永乐年制”4字楷书款。外部口沿及腹下部分别饰弦纹,腹部主体纹饰为草书《后赤壁赋》全文和《赤壁泛舟图》。画面中,江水浩瀚,一叶扁舟随波飘荡,船尾梢公摇橹,书童煎茶;船舱内苏东坡与好友黄庭坚、佛印三人饮酒赏月,江岸水光接天,泛起层层浪花,拍击山崖和乱石,天空高悬一轮明月,正是诗中描述:“江流有声,断崕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赤壁夜景”。

  这幅《赤壁泛舟图》生动地描绘了北宋大文豪苏轼夜游赤壁的故事──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十月十五日,苏轼夜游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后赤壁赋》。

  万历时期景德镇民窑瓷业为了迎合国内外市场的需求,陶瓷业生产已具一定的规模。《明神宗万历实录》卷四一九载:“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四万人。”可见当时瓷业生产盛况空前。陶瓷生产的兴盛与发展,复古之风也悄然兴起,仿制前朝的名品佳作和仿写官窑款识也蔚然成风。如仿制永乐“压手杯”,“成化仿款”斗彩鸳鸯碗、盘,书写“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等相当普遍。这些款识的书写随意、自然活泼,从而也形成了万历时期文字装饰的新内容。这件青花后赤壁赋图碗即为这一时期景德镇民窑生产的时尚品种,它代表了此时的装饰风格和陶瓷艺术的新成就。

                      

  

 

青花双龙纹罐(明·万历)

  口径27.5、高52.5厘米。侈口,圆唇,溜肩鼓腹,腹以下渐收,平底。器身绘上下3层纹饰,肩部绘一周缠枝莲纹,底部饰寿山福海纹一周。腹部主体纹饰为2条长足五爪行龙,一条回首顾盼,一条尾随于后,头尾相间处书一草体“寿”字。整体构图紧凑、饱满、活泼,采用以线勾勒轮廓,再用青花平涂、渲染的绘画技法。既有别于明初的一笔点划,也异于明中期精描细绘的装饰效果。

     该罐属万历中期以后作品,是继嘉靖之后在青花瓷制作又一个颠峰时期出现的典型产品之一。除瓷土及青花原料选用较前朝有所差异外,仍瑕不掩瑜,其制作工艺及瓷绘手法等方面仍有改进和提高,并且形成了中期以后明朝官窑瓷器制作的特点。该罐不仅为人们鉴定同时期器物特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且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青花缠枝莲纹盖罐(清.顺治)

  1984年征集。口径24、底径26、通高57厘米。直口,圆唇,短颈,丰肩,圆腹下直收,最大腹径在上部,平底。盖与器身以子母口相扣。通体饰缠枝莲纹,盖沿、器身口沿、肩上部施以弦纹。此罐造型雄浑古朴,装饰典雅,色泽浓艳苍翠,釉质光润闪青,线条勾绘酣畅有力。

  

 

 

 

 青花月影梅筒形花觚(清·顺治)

  口径19、底径14、高41.5厘米。侈口,中腰渐缩,器体修长,平底无釉。胎体细白,底部可见刮削的刀痕,器口沿饰酱色釉一周,亦称“酱口”。主体纹饰分三层:底层饰倒垂蕉叶纹;中间饰二方连续的缠枝牡丹纹;上部绘松、竹、梅,山石、花草点缀其间。一轮明月当空,盛开的梅花被月光掩映,两只小鸟在梅梢上盘旋,欲栖息在梅枝之上。整体构图疏朗,简而有序,青花色泽浓重深沉,瓷绘笔意粗犷豪放,反映了顺治时期的制瓷风格,同时也流露出晚明时期的制瓷遗韵。

 

  

 

 

五彩描金荷塘鸳鸯纹将军罐(清.康熙)

  1987年征集,现藏河北省民俗博物馆。口径13、底径18、通高43厘米。直口,丰肩,鼓腹,平底。造型古朴,胎质致密。通体绘一塘荷莲,茎叶繁茂,荷梗缀满花朵,有的怒放,有的含蕾欲吐,花丛下一对鸳鸯嬉戏,水面上萍草沉浮起落。岩石间,水草野花迎风摇曳。采用红彩和墨彩线条,在白色釉面上勾画出装饰图案的外部轮廓和叶筋,再以红、绿、黄三色填色渲染,再用金彩勾绘点染瓣尖、花蕾及羽毛等重要部位,使画面光彩夺目,展现出富丽堂皇的艺术效果。

  将军罐因罐口上承宝珠顶盖,形似将军盔帽而得名。这种罐式初见于明代嘉靖、万历两朝,清顺治时形制基本固定,原为佛道僧盛敛骨灰的器物,至康熙朝逐渐成为厅堂居室的装饰品,且在北京地区十分流行。由于金彩的瓷绘方法复杂,耗金量也比较大,因此康熙朝的金彩描金工艺多用于将军罐等精细名贵品种。

            

   

  

黄釉青花折枝石榴盖罐(清.雍正)

  1989年征集,现藏河北省民俗博物馆。口径13、底径16、高35厘米。因器似成熟的莲子,又称“莲子罐”。直口,高领,溜肩,圆鼓腹,腹以下至底内敛,圈足略高外侈。口上承盖,盖面凸起呈蘑菇状,板沿,盖顶置宝珠钮。通体绘青花装饰,盖、领、肩、腹下部及圈足分别饰折枝花、仰形蕉叶、花叶组合、如意云肩、仰莲及忍冬纹。腹部装饰四组折枝石榴纹,青花着色浓重深沉,有刻意摹仿明宣德朝“苏泥勃青”晕散及渗入胎骨结晶斑点的发色效果,这正是雍正朝独具特点的时代特征。地色为深蛋黄色,色泽凝重鲜艳,比较匀称,是清雍正时期仿制前朝品种中的得意之作。

   

 

窑变釉胆式瓶(清.乾隆)

  1984年征集。口径3.7、底径14、高44厘米。小口,圆唇,细长颈,溜肩,垂腹,下承矮圈足。通体施窑变釉,由于釉中溶入了蓝釉氧化物的含量,加之在烧成过程中釉汁淌流变化,因而器物从上至下出现了3种不同色调,口部釉色为浅草绿色,颈上部为斑澜的玫瑰紫色,器身整体釉色为深红色,釉层中有深浅不一的斑点,深者作紫红色,浅者鲜红,红中微泛粉红色。圈足内露胎无釉,有深浅不一的火石红色。

   “窑变釉”是利用多种釉色施于一器之上,经高温焙烧后自然流淌,且相互交融,釉面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以清雍正时期最为成功,不但全面继承而且有新的发展,创烧了“仿钧窑的新色釉”。乾隆朝继续烧制,且量大,器形也多有变化。这件胆式瓶就是此时期比较典型的品种之一。其釉色变化似留有雍正时期的烧制特征。釉面凝厚亮丽,玻璃质感强烈,有细小如丝状的开片纹理和千变万化的交融色泽,犹如火焰般的色彩和图案,故也称“火焰红”。其为此时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也是乾隆时期民窑窑变品种的优秀代表。

 

 茶绿釉茧形水盂(清.乾隆)

  腹长径9、短径6、高5.5厘米。整体作椭圆形,腹中空便于贮水。器腹向两侧横延,酷似蚕茧。器上部随器形设贮水口,口圆唇,内敛。腹下承乳钉状三足。器内及三足施黑色釉,器外施茶绿色釉,也称“茶叶末”釉。釉色不甚均匀,有深浅不一的斑片及细小的斑点纹,深者为茶绿色,浅者微泛赭黄色,口部一周为橘黄色。这件水盂造型别致,制作精巧,是此时期不可多得的文房用具。

 

   

  

 

茶叶末釉天球瓶(清.咸丰)

  1984年征集。口径7、足径12.8、高34.3厘米。直口,长颈,球形腹,矮圈足。器表施茶叶末釉,器内及底部施白色釉,圈足中心位置饰青花双栏圈。这件天球瓶制作规整,胎体厚薄适中,色调匀净,釉面润泽且有橘皮釉的特殊效果,是清咸丰年间民窑瓷器中的精品。

  茶叶末釉是中国传统的瓷釉品种之一。唐代陕西耀州窑曾大量生产,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烧造较多,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釉色变化较大,其名称也各异,有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老僧衣等。

       

   

 

洒蓝釉白花如意双耳尊(清.咸丰)

  1984年征集。口径21、足径16.5、高34厘米。侈口,束颈,溜肩,垂腹,腹下部内收,圈足外撇,颈、肩处饰两凸弦纹及两个“S”形如意耳。器内及外底施白釉,器外通体以洒蓝釉作底色,釉层中布满细小匀称且深浅不一的蓝色斑点,状如雪花飘洒在器面之上,因此亦称“雪花蓝”。在洒蓝的地色上按图案轮廓堆砌较厚的一层白粉,而后在白粉上刻划出装饰纹样,颈部饰“暗八仙”中的花篮、荷花、阴阳板、宝剑。腹部两侧分别饰琴棋书画以及“暗八仙”中的扇子、渔鼓、葫芦、笛子。釉面匀净、光润明亮。白花凸起,隽永亮丽,蓝色深邃幽静,蓝白分明,充分体现了匠师巧妙构思和高超技艺。这件洒蓝釉如意双耳尊造型端庄秀美,装饰格调高雅,画意清新别致,刻划真实自然,既是此时期民窑瓷器中的精品,也是厅堂陈设中的罕见之物,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洒蓝是明代宣德时期出现的新品种,由于选料精细,工艺复杂,技术性强,因此烧成的精品相对较少。至清康熙时期日臻成熟,质量、数量也随之提高,成为清代时尚的瓷器品类。

       

 霁红釉侈口碗(清·咸丰)

  口径15.6、足径5.8、高6.4厘米。侈口,薄唇,弧腹,窄圈足。圈足及器内施青白色釉,器外施红釉,釉色深沉凝重,呈深紫红色,不甚明亮。釉面匀净,有细小的橘皮纹。口沿留有一圈细线形白釉,与口沿下红釉形成红白分明的对比,相互衬托,俗称“灯草口”。腹下部垂釉至圈足近底处,有一圈青白色足边,光润整齐,圈足内青花楷书“大清咸丰年制”6字两行竖式款,无圈栏。

  霁红釉,又名祭红、积红、宝石红、鸡血红、干血红等,均为同一种红釉的异称。明初已经烧制成熟,由于烧成的难度很大,自明永乐、宣德以后一度停烧,至清康熙时期才恢复烧造,清雍正、乾隆时最为盛行。清代各朝均有仿制,但烧成精品及合格率极低,清人龚鉽在《景德镇陶歌》中记述了霁红釉烧成的难度:“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良养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

  清咸丰朝执政时间较短,官窑瓷器烧制不多,霁红釉烧成难度又大,传世品就更为稀少。这件霁红釉碗作工精巧,釉色均为且有咸丰官窑款式,更为难得。

                     

  

 

 

乾隆款反瓷如意耳瓶(清.光绪)

  1983年征集。口径7、高29厘米。侈口,卷沿,束颈,圆鼓腹,腹以下内束,圈足外撇。通体以堆贴、浮雕及线刻手法表现纹样,口沿、颈上部及圈足外贴饰对称的忍冬纹、如意纹及海水纹,颈、肩相接处贴饰对称的两个如意耳,耳下分别吊挂两只长系镂空花篮。腹部两侧纹饰设两个圆形开光,开光内饰形同的二龙戏珠纹,双龙盘绕弯曲,眼、舌、均能活动,栩栩如生,堪称一绝。瓶身以牡丹作地纹,“暗八仙”点缀其中,即扇、剑、葫芦、阴阳板、花篮、渔鼓、笛、荷花。器底刻“大清乾隆年制”6字篆书款。这件反瓷如意耳瓶色调灰白自然,造型匀称,装饰格调高雅,雕刻技法精湛,实属罕见。

  反瓷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的一种素瓷,器物表面不施釉,以其自然烧成的色泽、精美的装饰图案和绝妙的雕刻技法著称。该件器物是光绪年间仿“乾隆”款识制作。

          

  

 

 

 

墨地五彩花鸟纹梅瓶(清.光绪)

  口径5、底径13.5、高30厘米。小口,圆唇,短颈,丰肩,敛腹,宽璧形底,底部中心上凹,内饰双栏圈。通体施墨彩地,墨中泛绿。器身用5道单线红彩弦纹分隔为6个装饰区,颈、肩及胫部以红、绿、黄、紫等色分别饰忍冬纹、缠枝牡丹、如意云肩、双重仰瓣莲纹及各种折枝纹。腹部主体纹饰为一只小鸟俏立芙蓉枝头,树下几株菊花、蓟菜枝繁叶茂,背后附加纹饰为几丛杂草分布在一组山石及一灵芝周围。山石上、花簇肩,群蝶翔舞,形态各异,活泼可爱。

  “五彩”是中国釉上彩瓷的重要品种之一,又称“古彩”和“硬彩”。以红、黄、绿、蓝、紫等为主。“五彩”始于元代,明嘉靖、万历年间已相当成熟,清康熙时最为兴盛。康熙至雍正时期五彩产品有所减少,雍正、乾隆朝以后被粉彩所取代。光绪时的一些文人雅士及古董爱好者崇尚前朝瓷器,谈古论今之风极盛,其中五彩瓷器备受青睐,古董商人为了迎合社会需求,仿制了大量的五彩瓷器上市。这件墨地五彩花鸟纹梅瓶就是此时期的产品。其胎质不如康熙时期坚致,底足露胎处有明显的旋制痕,釉彩光亮不够,绘画也较呆板,刻意追求意味太强,不够随意。这些现象给人们区别和鉴定康熙五彩瓷器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霁蓝釉水盂(清.光绪)

  口径8、高4.5厘米。敛口,溜肩,鼓腹,腹以下向内斜收,矮圈足。器表为洒篮釉,釉层薄厚匀称,且有深浅不一的斑点文。器内及外底部施白色釉,釉色白中泛青,圈足内饰青花双栏圈。

  水盂亦称“水丞”,为文房用具,以贮砚水。流行于宋元时期,以龙泉窑和景德镇窑青白瓷制品为最多见,其形制多变,有方有圆,或高或矮,明清以后更为盛行,以景德镇窑烧制的蓝釉、红釉及青釉最为多见。该水盂制作精巧,形体玲珑,是此时期的民窑精品。

                      

 

  

万历款青花五彩提梁壶(民国时期)

  口径14.5、高16厘米。壶体作扁圆形,弇口,壶体作扁圆形,盖扁圆,钮作瓜蒂形,肩上部贴饰二龙戏珠倒U字形提梁,腹部一侧饰龙首流。通体以白色为衬地,釉下青花表现外部轮廓,釉上五彩描绘龙凤纹,盖、肩、腹分别绘流云纹,腹下近底部饰海水波涛纹。外底部饰双栏圈,内楷书“大明万历年制”青花6字款。

  民国以来,由于社会上层人物的大力提倡,从各方面加以扶植,景德镇瓷业从清末的衰落开始复苏,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景德镇窑业记事》载:“人们咸称其技艺工精,风格之多样,仿古创新,各臻其妙”。这件青花五彩提梁壶是仿明代万历时同类器的典型作品,形制精巧别致,画面构图满密,釉面润泽光亮,青花色彩青翠明快,五彩中的红、黄、绿彩鲜艳亮丽。青花楷书款,字体结构严谨,工整清秀,青花色泽浓重。其书体、釉面及色彩与万历真品几乎相同,如不审慎辨识,很容易误以为真,反映了此时期制瓷匠师的高超技术,也从一个侧面突出了仿古之风的盛行状况。

 

其它类

                    

  

 

“千秋万岁”瓦当(西汉)

  1984年霸州中学遗址出土。直径15厘米。泥质灰陶质,圆形整瓦当,模制而成。当面内圈饰突起的半圆球纹,边轮为一周凸弦纹,羊角形云纹将当面分为四区,每区有一字,篆书,直读“千秋万岁”。窄边轮。当面以白色为地,羊角形云纹、凸弦纹及半圆球纹上涂红彩。

  瓦当是建筑物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流行于中国、日本和朝鲜。最初为半圆形,后演变为圆形。多带花纹,有的还有文字。在中国出现于西周时期,战国时期列国瓦当花纹各有特色,有饕餮纹、树纹、云纹、山字纹等多种纹样。其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云纹瓦当,隋唐多莲花纹瓦当,宋以后盛行兽面纹瓦当。西汉瓦当文字有篆书、隶书、鸟虫篆等字体,常见“常乐未央”、“与天无极”等吉祥语。“千秋万岁”吉语瓦当,出现并流行于西汉时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生息繁衍、太平安宁、康乐祥瑞的美好愿望。

 

 

   

 

大里北村武士俑(北朝)

  1976年大城县大里北村出土。通高21.3厘米,泥质灰陶质。武士立姿,头戴兜鍪,双重耳护,双眼圆睁,闭口,无胡须。身着明光铠甲,椭圆形护胸,内套窄袖衫,腰间束宽带,肩披长圆披膊。左手下垂,右手作执器状握于胸前。腿裹甲裾,内裙垂足面,足蹬圆头靴。铠甲上有朱砂红彩痕迹。此俑比例云晨报,体态健壮,形态生动,艺术水平高超。是廊坊市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北朝时期陶俑。

 

  

 

抄手式澄泥砚(宋代)

  1975年大城县郭底村宋墓出土。长16、宽9.8×8.8厘米、高3.2厘米。砚体作长方形,前端敞,后端敛,上下平齐,砚面微凸,由前向后渐行至深处即为池,底部前端“开口呈拱形,供抄手取用方便。底部承窄条形足,中心位置有“华第三羅土澄泥造”8字阳文印铭。砚质较为细腻,形制精巧,线条简洁流畅,通体呈青灰色,色调匀称,色调与形制达到了完美统一的境界,是澄泥砚中难得的佳作。

  抄手砚的形制,是唐代流行的簸箕砚(也称“風”字砚)发展演变而来,由于抄手砚砚式造型质朴,取用方便,实用性强,因此备受当时文人雅士的青睐,宋代以后抄手砚逐渐代替了簸箕砚的地位,成为最为流行的砚式之一。这件出土于宋墓中的抄手式澄泥砚,砚面有研磨使用的痕迹,应为墓主人生前的心爱用具,去世后又随葬墓中。它的发现,是研究北方地区澄泥砚发展的宝贵实物资料。

              

 

  

西永丰辽墓木桌(辽代)

  1999年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村辽墓出土。桌面长100、宽59、通高59厘米。以柏木制成。因长年浸泡在水中已轻度腐朽,表面呈浅黑色。桌面作长方形,为攒边打槽装板结构,大边之间以三横梁相连,桌面心板由3块薄木板镶成,心板与横梁用木钉相接。圆形腿足间分别以二枨连接,大边与横枨间以六根矮老支撑。

     

 

 

  

西永丰辽墓木椅(辽代)

  1999年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村辽墓出土。共两件。一件椅通高70、椅面宽41、进深41、高32厘米。另一件椅通高65、面宽38.5、进深38、高27.5厘米。均以柏木制成。座面四框卯合,方形腿足,大边与短抹直接与后腿足卯合,大边间有二横梁,两短抹内侧开浅槽以承托椅面心板。板与横梁以木钉连接,镶薄木板作内芯。靠背由两根横枨与后腿足连接而成。短抹下有一根竖枨,后大边下无枨。从前腿足的卯口分析,前端大边下原有宽薄木板镶卯装饰。二者的区别为:一件椅面前端大边与短抹相接处不出头,以45°夹角榫卯合,弓背形搭脑两端出头翘起;另一件椅面前端大边与短抹为十字榫卯搭接出头,一字形搭脑两端出头。

  宋代已基本完成了起居方式的转变,供垂足坐的高型家具完全代替了低型家具,形成了造型古朴、结构简洁的特点。为以后完美精湛的明代家具奠定了基础。西永丰村处于宋辽边境地区,该墓所出木桌椅与河北巨鹿出土宋代木桌椅、河北张家口下口里辽墓出土木桌椅、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出土木桌椅形制类似。西永丰村辽墓出土木桌椅虽非实用器,制作工艺也较简单,但保存较为完整,对研究中国古代家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廊坊地区亦属首次发现。

     

  

 

 

 

银鎏金佛舍利柜(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长20.5、宽11、高24厘米。槌楪而成,錾刻花纹。舍利函置于须弥座式基座上,上承长方形盝顶式盖。口沿微内斜,与盖以子母口相扣合,后侧亦以链相连,前面有司前和梅花、兽首形铺饰,其上带有长条形锁。

  盖顶面錾刻一对翱翔飞凤衔花图案,外有双线圆廓相围,圆廓外有游龙戏珠图分錾左右,四周和四角分别衬以梅波纹图案和花枝纹。盖四斜壁錾有大朵缠枝花,立沿和口部均錾刻莲花、莲子图案,均以鱼子纹为地。盖内侧面刻:“严村宝严寺西史毛贾三村邑众等共办此之佛舍利柜一所天会十二年五月一日永记”字样。

  该舍利柜制作于金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时代明确,装饰内容丰富,工艺较为精美,是金代金银制舍利柜中的代表作。

           

  

 

金银观音立像(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金质观音立像一尊,通高4.6厘米。金质,铸制而成。表现一立姿的观世音菩萨,菩萨头戴花冠,内着圆领衫,外披袈裟,胸饰璎珞,左手执莲花束,右手作说法印,赤足立于仰座上。像体中空。

  银观世音菩萨立像两尊,一件通高8.3厘米,另一件通高5.5厘米。银质,铸制而成。两件造型类似。均为一立姿的观世音菩萨,菩萨头戴花冠,胸佩璎珞,左手执佛珠,跣足立于束腰须弥座上。周身多处有绿锈。

          

 

  

 

 

双鸟纹玉佩饰(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佩长11.8、最宽处4.7厘米。由白玉片磨镂而成。原应为一对,两件相拼可成心形。玉佩下缘平直而厚,上缘和粗端圆弧,尖端稍薄。通体镂孔,其间表现双鸟对翔图案,凤鸟引颈展翅,形象生动。

                    

 

  

 仙人对弈故事镜(金代)

  1991年6月廊坊市人民公园元墓出土。直径17.7厘米,缘厚0.6厘米。镜作圆形,圆钮。镜背上部雕饰祥云、飞鹤。钮下雕饰二仙人饮茶对弈,左侧雕饰一株根深叶茂的松树,树干及枝条苍劲有力,疏密有致,树下一童子执扇伫立。右侧雕饰修竹,竹林旁为二仙人故事。缘内饰一周忍冬纹,缘上刻划“都右院官□”字样。宽平素缘。“都右院”为金代“右警巡院验记官”的省称,是当时掌管金中都(今北京)铜镜检验刻记的专门机构。据此分析,该铜镜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死后随葬于墓中。

           

 

  

 

金钵盂(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口径8、高3.5厘米。金质,素面。敛口,折肩,深斜腹,小圆底。胎体轻薄,制作简洁。器壁内外留有槌痕及少量斑剥痕迹。

 

 

 金鹊尾香炉(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通长32、炉口径5厘米。金质,以金片槌揲而成,器表光素无纹饰。炉身作宽缘高足杯形,足作三层阶梯状,逐层内收上承炉身。炉内香盂已佚,炉后接长柄,柄前端近炉口处装卷云纹饰片,尾端为圆形。

  这种香炉为礼佛时行香所用。《法苑珠林》载:“香炉有柄者曰鹊尾炉”。鹊尾炉造型源于西亚,后由印度传入中国。鹊尾炉最早见于甘肃永靖县炳灵寺169窟西秦壁画,南北朝造像中亦常见,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礼佛供养人也多执此器,至宋辽金时期仍使用此名,如北宋苏轼诗:“夹道青烟鹊尾炉”。现存出土及传世鹊尾炉极少见,且多为铜炉或银制,如河南洛阳龙门唐代神会塔基所出鎏金铜鹊尾炉、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唐代铜鹊尾香炉、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唐代银鹊尾炉等。而通体用纯金制成的鹊尾炉仅见此例,使我们更加确信唐代皮日休的诗句“鹊尾金炉一世焚”绝非虚妄之言。

                    

 

  

 

 

银八棱熏炉(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口径7.8、盖高3.4厘米。由器身、提梁、器盖和链索组成,钣金成形,锤錾装饰。身呈八棱形,敛口,圆唇,折肩腹,小平底。通体錾刻花卉纹样,肩、腹由下而上分别錾饰云状灵芝纹、飞蝶戏牡丹和多瓣花朵纹。沿下两侧焊接一对“人”字形云纹环以接提梁。器盖呈八角僧帽状,盖口为立沿子母口与器口相扣,平顶中心焊接八瓣半浮雕莲花和圆环,莲花周围及盖、肩8面分别镂葫芦形或三圆套连气孔各8个。盖沿四周围立16朵大小相同的云形灵芝纹银片饰。镂孔周围錾刻花瓣纹相衬。器身和器盖折棱两侧均錾饰花瓣为界。提梁中宽端细,呈拱状,两侧呈花朵状与器鋬相钩连,提梁中心有一圆穿,穿连盖上的提链。提链呈四棱麦穗状,分为长、短两段,短者连提梁与器盖,长者一端以圆环与提梁穿孔相连,另端与铆有圆环的正三角14面球体相接。

               

 

 

 

银凤纹团花盖盒(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口径6.2、通高3.5厘米。由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两者以子母口相结合,整体呈鼓形。盖顶、底面平直,盖顶面錾饰翔凤衔牡丹图案,盖口沿和器身各錾饰一周蔓草纹,并以鱼子纹为地。

   

 

 

 

银鎏金舍利函(金代)

  1976年固安县于沿村宝严寺塔塔基出土。高5.6、宽2.5、厚1.8厘米。银质,以银片槌揲而成,器表鎏金。对开双门,扇门各长4.5、宽1.1厘米,以门轴开闭。左右门扇正面各錾刻一护法力士立像,力士头戴冠,手持剑,足下刻有山峰纹,鱼子纹为地。

  

 

 

玉带具(元代)

  1984年廊坊市广阳区大伍龙村墓葬出土。带扣4.6×3厘米,扣舌长2.7厘米,椭圆形饰4×2.2厘米,长方形饰9.1×2.9厘米,铊尾7.7×2.8厘米,方形带环4×2.8厘米,豆瓣形饰1.5×2.6厘米,椭圆形坠饰4×2.5厘米,长方形坠饰2×1厘米,宽带坠7.1×3.4厘米。由带扣、椭圆形饰、长方形饰、铊尾等20个构件组成。青玉质,各构件均素面抛光,制作精整。

  带扣1件,呈不规则半环状,横断面作半扁圆形,缺口处两端有小圆孔。扣舌1件,曲身方扁,末端圆凸,中间有穿孔。椭圆形饰2件,背面有缝缀的圆孔。长方形饰3件,2件上端稍宽厚,身有长方形穿,下端凸有长圆形穿以系悬带饰;1件背面有缝缀的圆孔。铊尾1件,末端呈圭形,背面有缝缀的圆孔。另有一边稍宽厚的方形带环2件。豆瓣形带饰8件,背面有缝缀的圆孔。椭圆形坠饰1件,身有长方形穿。一边稍宽厚的长方形小坠1件。

            

 

 

天启元年敕命(明·天启)

  长170、宽30厘米。浅褐色织锦质。首端竖立两龙纹,两龙之间织有篆体竖行“奉天勅命”4字。敕命自右至左共36行,首行为一“奉”字,次行是“天承运”3字,第3行“皇帝勅曰……”,正文33行,每行10字,末行署:“天启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全文计345字。“天启元年”字样处钤盖御玺:“勅命之宝”。印面呈方形,长11.5、宽11厘米。此印向左8厘米,又盖一印,印文“广运之宝”隶体阳文,印长11.4、宽10.8厘米。

  敕命墨笔楷体书写,字体工整,笔力遒劲,笔锋峭拔,通篇如行云流水。内容为天启皇帝敕封山东济南府德州平原县知县李致敬,以褒扬其“政绩三年治修五事……以宽御众用惠临门……”,敕封其妻刘氏为孺人,褒奖其“迪德俭良……瀚濯之苦调兹琴瑟不忘……"

  李致敬是山东济南府德州平原县知县,是正七品官,按明制五品以下官员封典用敕封,因此,封典李致敬“文林郎”,其妻刘氏“孺人”用皇帝敕命授予,合乎体例。

  刘氏被敕封“孺人”封号,成为朝廷命妇。孺人在明代为七品官母、妻之封号,刘氏即成为七品敕命,显示了皇家恩典。

          

象牙笏板(明代)

  大笏长47.5、宽8~4.6厘米。小笏长46、宽7.3~5.5厘米。笏板上窄下宽,笏身呈弧形。象牙质,表面经抛光处理。笏即“手板”,亦名“朝笏”,是古代大臣朝会时所执的狭长板子,多以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一至五品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这种制度沿用至明代。《释名》:“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白,则书其上以备勿忘也。”《礼记·玉藻》:“笏,古代贵贱皆执笏,不执则插于腰间”。

                

 

  

乾隆五十五年诰命(清·乾隆)

  长126、宽30厘米。五色织锦质,由牙黄、淡黄、杏黄、绿、墨绿五色构成。首端竖立两龙纹,两龙间为篆体竖行“奉天诰命”4字,皆织于锦内。诰命全文从右至左计27行,汉文25行,满文2行。末尾署:“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末两行处盖有御印,印方形,长宽均13厘米,印文字迹已漫漶不清。自末行向左数厘米又两行满文,(为年号、时间、王体仁姓名),用满文御玺,印文阳文,印亦长宽皆13厘米为方形。

圣旨全文在五色织锦上以不同墨色宋体书写。字为楷体,布局严谨,书法工整,书写流畅,端庄大方。

  诰命内容为乾隆五十五年正月诰封当时江南寿春镇标左营守备王体仁之父王克宪为武德骑尉,王体仁之生母高氏、继母刘氏为宜人。

  诰封是明清朝廷对官员及其先祖和妻室授予封典的制度,五品以上用皇帝的诰命授予,称诰封。王体仁系江南寿春镇标左营守备,是正五品武官,所以其父母封典用皇帝诰命授予。王体仁父王克宪,诰封武德骑尉。武德骑尉—清代武阶官之制,为正五品阶。王体仁生母高氏、继母刘氏诰封为宜人。宜人乃宋代宋徽宗所改命妇封号,明清为五品官之妻母封号。高氏、刘氏诰封宜人成为朝廷命妇,享有仪节上待遇。

          

  

 

 

石砝码(清·道光)

  长73、宽32、高49厘米,重206千克。青石质,长方形,弧形束腰形穿鼻微凸,长60厘米。石砝一侧阴刻楷书“清道光二十九年/辅源店/北盐官砝”字样。砝亦称“权”、“锤”,与衡合用以称物平施。《顺天府志》载:“永清官盐局,在县治南,(明)洪武八年创盖。”此石砝码的发现对研究清代盐政管理及衡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白玉佛像(清代)

     1985年廊坊开发区梨园村出土,通高5厘米。白玉质。下设长方形须弥座,座上立一佛像,佛着袈裟,右臂屈于胸前,左臂下垂,莲瓣形开光,背光后面有缀孔。

         

 

  

 

“孟侯”款紫砂竹节方壶(清代)

  1989年大城县文物商店征集,高9.5厘米。以江苏宜兴紫砂原料制作而成,色泽紫中透亮。壶腹方形,壶腹、流、柄、盖钮雕作22根竹节。流、腹、柄顶部三点在一条水平线上。流内接腹处为独孔,流下方有一椭圆形小章,阳文篆书“孟侯”2字。

  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士人饮茶品茗之风日盛,有所谓“汤设”一类的品茗聚集活动。当时“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在宜兴为官,曾参与设计出18种新壶样,让当时的制壶巨匠杨彭年等人制作,这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制壶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孟侯”虽名不见经传,但其制作形制规整,用泥色泽深沉,格调高雅,做工精巧细腻,有取诸自然而高于自然之妙。

           

  

 

二龙戏珠纹易水石砚(清代)

  长36、宽22、厚5厘米。易水砚产于易州(今河北易县),所用砚石取自易水河畔一种色彩柔和的紫灰色水成岩,相传始于唐代。易砚雕作精美古朴,石质细腻,柔坚适中,色泽鲜明,易于发墨,是中国名砚之一。这件易砚为长方形,砚面中部雕圆形墨池,上部高浮雕传统的二龙戏珠纹,下部雕海水波涛纹。砚背浅浮雕一只麒麟。此砚但所选石质优良,砚体厚重,雕刻精致,堪称易砚中的精品。

       

  

 

 

  

渔樵耕读石插屏(清·光绪)

  宽48、高85厘米。整体呈长方形,以木质镂空座承托。通体采用浮雕手法,作全景式布局。远处峰峦叠嶂,殿宇楼阁伫立其间;翠树葱茏,层层林立,山路桥畔一樵夫身背山柴正欲过桥。中景一条河水自桥下飞泻而出,河面上几条渔船浮动,船上渔夫有的摇橹,有的撒网,呈现出一片紧张热烈的场面;近景两个农夫、一头耕牛正在树荫下歇息,河岸小亭内一少年正在读书。右上角落款“渔樵耕读,时在庚子年孟春之月上浣。仿清道人笔法。作于南轩之下”。作者把“四乐”即“渔、樵、耕、读”四种题意融合在一个画面中,表现出人们寄情山水之间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这件插屏选材为易州(今河北易县)石,石材取自易水河畔,质地细腻,体积硕大,色泽紫红,做工精致。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上一篇:龙凤文化卷

下一篇:没有了